关心文革的博客
对文革的关心，超越其他一切。
假如没有林彪
没有了林彪，或者说，林彪不参与文化大革命，文革将会怎么样？中国将会怎样？“雄煞”说：
《推倒加在林彪头上的不实罪名——林彪研究专家丁凯文答问》2004年
在“文革”过程中，林吸取刘少奇倒台的教训，凡事从不先出头，一切要等毛同意后林才表态，也就是“主席同意我同意”“主席画圈我画圈”，林彪最后这五年，一直对毛保持这种低姿态。建议读者读一读本书收入的王年一教授等人《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一文，对这个问题说得较为详细清楚。
《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
周恩来介入文革的时间比林彪更长，林彪只趟了５年文革浑水，可周却趟了几近１０年。
《百年回首话林彪》（《百年林彪》2007）
林彪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乃是一个军事家，而非政治家。搅入文革浑水毕竟只占了林彪一生当中短短的五年时间，林彪影响力基本上也只在军队内部，并未进入政府部门，也未进入党务部门。
那么，如果林彪不“趟了５年文革浑水”，将会怎么样？
这个题目太大。一个大活人，没有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这不像本人假设假如飞机不坠毁，机率还是很大的。
对于林彪来说，如果假设成立，那么，八宝山的公墓是逃不了的，头衔会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勇敢的民族主义者，等等，等等。公子小姐，今天都是大富大贵的官二代了。四大金刚，不会有如此显赫的地位，也免了后来的囹圄之灾，旁人，譬如丁则勤，就会缺少了表演的机会，丁凯文之流，凭着一个“表”字，多少也能够升一下天，当然，能够把魔术玩遍世界的机会是没有了，舒云，也不会有装疯卖傻的机会。不过这样的人物不是太多。这些，似乎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要是林彪不参加文革，对林彪和他的家族来说，将是好事还是坏事，没有谁关心。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假设对文革，对国家的关系。
可是，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了，看样子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讨论一下。
陈小雅在《中国“牛仔”》（645页）说：
如果没有林彪,毛泽东至多是一个封建“大家长”,而恰恰是林彪的存在,把毛泽东推上了“极权制度”下的“独裁者”的地位。因此,他的抽身必然宣告“独裁者”末日的到来,但他也必将自己所一手造成的“迷信”所毁灭。
“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只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启之说：
有两件事明摆着，第一，没有林彪的支持，文革发动不起来。第二，在“造神运动”中，林彪功劳第一。
千秋说：
文革不是因林彪而起，也不会为林彪而止！林彪不知道也决定不了文革的大方向和目的地。
丁凯文说：
没有林彪的参与,毛泽东一样会发动文革,毛泽东绝不缺少军队中的追随者和支持者。
那种说毛泽东因为少了林彪就不敢发动文革者,显然是对历史的无知,未能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权力斗争运作的真谛。
“雄煞”说“毛泽东绝不缺少军队中的追随者和支持者”，“雄煞”能不能把他的“真谛”拿出来，找找看，除了林彪。“军队中的追随者和支持者”还有哪些？至少找一个。
有人发表高论，人的屁股的功能，就是用来挨板子的。照此推论，人的脸的功能，挨耳光的。中国的历史上，挨过板子的人也算不少了，不过，那都是被挨板子。譬如说，官老爷宣判。自己打自己板子的，没见过。世界上，历史上，确确实实，挨过耳光的人不少。不过，一般的，都是挨的别人的耳光。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不太多见。在这些不多见的人当中，“雄煞”就是一个。
《请跳出黑白两极的是非分野》（枫华园第四二四期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讳言林彪曾在文革中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
“毛泽东绝不缺少军队中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军队中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是不是都是“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除了林彪，还有哪些人“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笔者不知道，要问“雄煞”。
《找寻真实的林彪》（2011年7月，215页）：
林彪过分强调“突出政治”、“学毛著”造成了个人崇拜的泛溢。林彪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寧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等,实乃极左思潮在中共党内的泛滥。林彪大力提倡的“突出政治”运动,诸如在军队创造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第一”以及“学毛著”,“学老三篇”等,更是走向了极端。由于林彪的参与及支持,中共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深入到各行各业,渗透进千家万户,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效果之强使中国大地的精神面貌为之改变,使毛泽东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的最高“神祇”,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
这个耳光打得有点响。不是说了么？“那种说毛泽东因为少了林彪就不敢发动文革者,显然是对历史的无知,未能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权力斗争运作的真谛。”一下子又成了“由于林彪的参与及支持,……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又向启之靠拢了。如果没有了“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毛泽东会不会发动文革运动？发动的又是怎样的一场文革运动？要请不是“无知”，拥有“真谛”的“雄煞”解释一下。“雄煞”生存的目的，就是专门解释这样的问题的。想来不会装聋作哑。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原因是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找到了刘少奇的继承人---林彪。如果没有林彪，毛泽东还会不会打倒刘少奇？又是怎样的打法？实在也是个谜。
林彪一生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卷入文革的漩涡，虽然林彪被动地被毛泽东拉上了文革的战车，但是正是由于林彪的腾飞伴随着文革的兴起，以及文革爆发前后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和支持，致使文革运动如燎原之火烧遍全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林彪参与其中当然要负相当的责任。然而林彪责任是否如官方所言，林彪成立了反革命集团要篡党夺权呢？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文革当中一切重大的方针决策，每一项战略部署都是毛泽东一人决定，毛泽东从未找过林彪这个“副统帅”协商、讨论，毛泽东只是在作了决定后通知一下林彪，有时甚至连通知都免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唯一要求就是替毛掌管好军队，为毛泽东的文革大业保驾护航。林彪相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要小得多。因此，林彪与文革开始时众多的中共元老是一样的，他们在毛泽东的威权下，都不得不积极表态参与支持这场运动，所不同的是林彪被毛泽东硬拉上了“副统帅”的宝座，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分发表的讲话和指示对文革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风光程度远非其他中共元老所能比拟，因而也更多地为后人所诟病。
“林彪的腾飞伴随着文革的兴起，以及文革爆发前后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和支持”，这是“被毛泽东硬拉上了‘副统帅’的宝座”？“文革爆发前后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和支持”是“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分发表的讲话和指示”？
原来“林彪与文革开始时众多的中共元老是一样的”，至少和几个在怀仁堂拍桌子的三老四帅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要说“林彪曾在文革中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为什么不说“众多的中共元老曾在文革中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众多的中共元老”有哪一些？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他们和林彪一样，“曾在文革中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他们“都不得不积极表态参与支持这场运动”？“在文革中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是“不得不积极表态参与支持这场运动”？
原来“曾在文革中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是“被毛泽东硬拉上了‘副统帅’的宝座”。
可以看到，“雄煞”一方面，表面上讲些冠冕堂皇的话，实质上，却是为漂白林彪而不遗余力。于是，就只能啪啪啪地打自己的耳光了。
其实，即使再愚蠢的人，也能够明白丁凯文的意思：有没有林彪的参与，对文化革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老大要搞，总是要搞的。没有林彪，还有张彪、李彪。这当然是屁话。不过丁凯文是以屁话混世，所以也不必感到奇怪。譬如说，你父亲死了，你不一定会饿死，张三李四会把你领回家，所以你父亲死与不死，与你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就是丁氏逻辑。
当然也有人说，有没有林彪，对文革关系大着呢。这个人又是丁凯文：
“913事件”从表面上看，林彪的确身死蒙古大漠，但是林彪在自己最不利的情况下，在毛泽东意想不到之处打乱了毛泽东的整人部署，使毛泽东的神话破灭，使毛氏文革走入穷途末路。“913事件”后毛泽东不得不检讨文革策略，解放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起用邓小平等人，由此埋下了文革彻底翻盘的种子。怎么能说林彪对此没有贡献呢？这正是林彪大智大勇之表现。
丁凯文前面说的是，文化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和林彪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曾在文革中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和林彪没有关系。当然，不知道这是林彪的“大智大勇”呢？还是“不智不勇”？说到“‘913事件’后”，关系又出来了。你老爸把你赶出家门，结果你冻饿而毙，村里人看了，不再让自己的孩子步出家门，从此再没有人冻馁在外，。于是“雄煞”发言论了：“怎么能说老爸对此没有贡献呢？这正是老爸大智大勇之表现。才使得他们免除了冻馁之苦。”
丁凯文说的是，文化革命的翻盘却是林彪的功劳。没有林彪的“大智大勇”，文化革命不可能翻盘。
丁凯文说的是，文化革命经过了“突出政治”，“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林彪开始了“大智大勇”。
丁凯文说的是，文化革命经过了“破四旧”，斗当权派，批“反动学术权威”，“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这时候，林彪开始了“大智大勇”。
丁凯文说的是，公子差一点就要把国色天香娶回家，林氏从此有了后，四大金刚牢牢地扎住了中国的大地，即将到手的九五之尊将是稳如泰山，这时候，林彪开始了“大智大勇”，奋不顾身，冲向了温都尔汗。
丁凯文说的是，如果没有林彪，毛泽东的整人部署就（永远？）不会被打乱，毛泽东的神话就（永远？）不会破灭，毛氏文革（永远？）不会走入穷途末路。
丁凯文说的是，如果没有林彪，毛泽东（永远？）不会检讨文革策略，（永远？）不会解放老干部，（永远？）不会重新起用邓小平等人，文革（永远？）不会彻底翻盘。
为什么？因为中国没有一个人有林彪这样的“大智大勇”。
丁凯文当然也知道自己在瞎说，即使没有林彪，永远，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林彪，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埋下文革彻底翻盘的种子呢？恐怕得等到“大智大勇”的丁凯文出世，勇敢地冲向温都尔汗。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李劼，我没有看到李劼讨论：如果没有林彪，文化革命将是什么样的走向；不过，我看到了李劼讨论，如果没有林彪，文化革命将会不会结束：
且不说这些权贵被打倒之前做过些什么，就凭着他们这付下贱的模样就可以想见，没有一个是冤枉的。只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林家父子的惨死，总算换得了“抓革命、促生产”这六个字。在革命的名义下，生产总算有了合法性。换句话说，在疯狂得不知如何了结的互相残杀中，大家总算有了活下去的可能性。
感觉上，李劼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多亏中国有了林老二，我李劼才“总算有了活下去的可能性”。正是：万物生长靠太阳，李劼“活下去”靠的是林老二。林老二成了李劼的救命菩萨。李劼的家里，实在是应该放上林老二的塑像、画像，每日晨叩晚拜。这种话，如果是四大金刚说出来，人们还能够理解，从李劼的嘴巴里出来，简直就是不伦不类。文化革命，有这么多的英烈站出来为刘少奇鸣不平，因为他们知道，三年灾害，饿殍遍野，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给了人们活路。估计李劼和英烈们有相通之处，不过李劼是预见到了：没有林彪，中国将饿殍遍野，而且不止三年。那时，我李劼到哪里去讨饭吃啊。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司马清扬：
这种性格决定了林彪最后给毛的一击是:一去不复返。历史证明,正是林彪事件,导致文革中的人们开始清醒,白纸黑字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都成了叛国贼,亲密战友都可以无情翻脸,谁还想跟着毛泽东走下去?于是毛泽东的神话彻底破产,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败亡。就是官方的《毛泽东传》亦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毛泽东传》的作者们说:“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历史的事实是林彪的反击造成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效果,这恰恰是周恩来等人的委曲求全所不能获得的。
无论林彪的主观意图如何,林彪在最后关头选择了与毛泽东彻底绝裂而出走的惊天之举,这一举动具有无与伦比的客观上的正面意义;他像一颗原子弹投向中共,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撼;他宣告了文革的彻底失败;对毛泽东是沉重的打击;也激发了人民对文革的反思。假设当时中共的开国元老中有几人用类似林的方法与毛分庭抗礼,历史肯定会是另一番光景。可惜文革十年,在中共的高干中,除林彪一人外,竟无第二人敢公开抗毛。
司马清扬说的是，多亏有了林彪，我才开始“清醒”，否则的话，我将糊涂一世，多亏有了林彪，文革才会“彻底失败”，多亏有了林彪，中国的历史才会进步。司马清扬没有回答的是：假设没有林彪，文化革命会不会是“另一番光景”？司马清扬看来，“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是“公开抗毛”，“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是“公开抗毛”，“由于林彪的参与及支持,……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这是“公开抗毛”，都是“在中共的高干中,除林彪一人外,竟无第二人”。
不能忘记的当然还有王年一，丁凯文编的《百年林彪》的序言：
林彪可以不走，但他走了。他可以到广州和香港，但他没有去。专机飞到了蒙俄边界，但又折回了。不妨说，足智多谋的林彪元帅要以一死粉碎该诅咒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使数千万鲜活的中国人的生命非正常死亡的毛泽东时代。以一死而拯万民，林彪堪称“伟大”，彼时彼地，林面对强大的毛泽东，作了最好的选择。他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以摧毁“文革”。“庆父不死，鲁难不已”，林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林在极其被动的情势下，与毛作殊死的争斗。万世骂名不足惧，但求苍生得太平。古往今来，林彪是中华第一大英雄。
王年一说的是，多亏有了林彪，我才能被“拯救”，多亏有了林彪，我才能“得太平”。王年一说的是，林彪选择了温都尔汗“以一死而拯万民”。当然，“使数千万鲜活的中国人的生命非正常死亡的毛泽东时代”，那是和林彪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众所周知，老舍选择了太平湖结束自己生命，王容芬选择了苏联大使馆去喝敌敌畏。老舍为什么选择了太平湖？老舍的儿子说：“父亲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王容芬为什么选择了苏联大使馆？王容芬说：“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第一个发现尸体，然后，我以死来反抗‘文化革命’的事会传遍全世界。”林彪为什么选择了温都尔汗？恐怕福尔摩斯再世也找不到答案。王年一应该知道，可惜他带着答案走了。虽然不是在同一地点，至少是同一天。
三叉戟在温都尔汗到底发生了什么？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王年一给出了他的独到见解：原来是林彪选择在这里“求苍生得太平”。一到了温都尔汗就命令驾驶员往下冲：“快，快，我要在这里摧毁‘文革’，我要在这里拯救万民。”。
其他还有很多人，就由上面几个代表了吧。总起来说，丁凯文证明了，没有林彪，毛泽东照样搞文化大革命。丁凯文、司马清扬、李劼、王年一共同证明了：没有林彪，文化革命不会结束，中国人民再也不会觉醒，历史将永远地黑暗。正是：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林老二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为了拯救老百姓，他与老大殊死斗
为了拯救老百姓，一家老少往北飞
如果没有林老二，文革黑暗无止境
如果没有林老二，中国人民死光光
这些垃圾理论，当然不用把它当回事。其实，这些都是废话。一个拉着历史倒退的人，他死了以后，历史当然是前进了。把历史的前进，归结于他的“英勇就义”，世界上有这么荒唐的逻辑么？
不过，丁凯文和司马清扬也说了几句人话，而且不是在“私下”说，不是在笔记本上说，而是在大众面前说，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林彪过分强调“突出政治”、“学毛著”造成了个人崇拜的泛滥。林彪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等,实乃极左思潮在中共党内的泛滥。林彪大力提倡的“突出政治”运动,诸如在军队创造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第一”以及“学毛著”,“学老三篇”等,更是走向了极端。由于林彪的参与及支持,中共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深入到各行各业,渗透进千家万户,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效果之强使得中国大地的精神面貌为之改变,使毛泽东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的最高“神祇”,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林彪对此不能辞其咎。
如果林彪不参与文化革命，那么，他至少可以“辞其咎”。这对于林彪，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要请教丁凯文和司马清扬。这是说的对林彪个人，那么对于国家来说，没有了林彪将会怎么样？下面说说本人所见。
如果没有了林彪，很多的英烈便不成为英烈。舒赛还会去贴红报么？陈耀庭夫妇还会去寄匿名信么？石仁祥会去“于1968年10月先后书写油印反革命信件多份”么？
如果没有了林彪，会不会有《毛主席语录》？会不会有1966-1968年全国有两万多家工厂企业生产各种毛像章、语录章八十亿枚,耗用铝、铝合金、有机塑胶六千吨以上？会不会有语录歌、忠字舞？会不会有“句句真理”？会不会有“一句顶一万句”？会不会有“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会不会有“公安六条”？
英烈们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些问题。如果说，没有了林彪，这些人类的奇葩还照样存在，那英烈们用自己的生命去“打倒林彪”，岂不是脑袋进水？
好了，这些我们就暂时不说了。我们就来看看文化革命中的几个案例。看看如果没有了林彪，这些案例会不会有。为丁凯文和司马清扬的“林彪对此不能辞其咎”作个注脚吧。
下面的这些案例，大多和英烈无关，和勇士也不沾边，他们没有去拔虎牙，也没有横着眼瞧过这大虫。那么，为什么要在一本说英烈的书中谈到他们呢？就为了让读者看看“林彪对此不能辞其咎”是什么“咎”。丁凯文、司马清扬、李劼、王年一共同证明了：没有林彪，文化革命不会结束，中国人民再也不会觉醒，历史将永远地黑暗。可是他们没有说，文化革命是谁在抬轿子吹喇叭？中国人民的“不觉醒”是谁造成的？文化革命的黑暗历史，谁是“对此不能辞其咎”？看了这些案例，就知道为什么英烈们会喊出“打倒林彪”的最强音，就知道英烈们为什么会用螳臂一样瘦弱的躯体去挡文化革命的巨轮，就知道英烈们为什么会用自己的头颅去撞那铜墙铁壁的无产阶级专政。本书开篇就说明了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英烈：一反文化大革命，二反个人崇拜。丁凯文和司马清扬也承认，林彪对个人崇拜“不能辞其咎”。我们就来看看个人崇拜为祸之烈。
先来看官明华的案例。
官明华在日记里写了：“金黄色的太阳仍挂在防风林的上空,放射出金色的光彩。。。”
专案组发现了这些话,认为有了新的罪证。
“你写金黄色的太阳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看到傍晚的太阳是金黄色的。”
“反动!毛主席明明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你竟敢用金黄色的太阳来影射毛主席!还有,挂在防风林上空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快要落山的太阳是挂在防风林上空。”
“反动透顶!毛主席明明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你却用快要落山来攻击毛主席!”
“我没有攻击毛主席。太阳就是有出山有落山,这是自然规律。”
但是，专案组硬是向群众宣布,官明华在日记里写了“毛泽东思想日落西山”。他们要官明华交代“反动思想”。
历史上，雍正八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向皇帝上奏章。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看后，大怒，下令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查徐骏以前的诗集，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诗句，认为这是讽刺朝廷的诗句。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文字狱”。
而文化革命中，太阳只能是“红色”，你说太阳“金黄色”就是犯了罪，这文化革命正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当年所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点没说错。
正是：自从有了林二后，太阳从此不金黄，谁说太阳非红色，先把脑袋掂一掂。
自从有了林二后，太阳从此不下山，谁说太阳会下山，阎王殿里走一遭。
下面本人收集的文革中的一些案例。
【案例1】（网文<一句歇后语的灾难>）
辽宁省南芬铁矿往南有个山城子公社碱厂堡大队有一个叫张得宝的小伙子，大概是1968年的7月下旬,买了三张毛主席像，又去别的店里买东西。出店时大惊失色：“咦？我的毛主席像呢？”一个女售货员提醒他，“不就在你的胳膊底下夹着吗？”张得宝笑了：“我真他妈的骑驴找驴啊！”
“什么？你说什么？”售货员惊恐万状，怒目而视。“他胆敢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反革命太恶毒!”
“不，不，不，„„”张得宝也被吓得面如土色，急忙申辩，可是为时已晚，商店里已经乱成一锅粥，大家蜂拥而上，准备把张得宝推出去游街示众。谁知刚将得宝推出门外，外面的群众得知情况更是风起云涌，齐声呐喊：
“打倒反革命分子!”“恶毒诽谤伟大领袖，罪该万死!”“千刀万剐!”
......
霎时间呐喊声、棍棒声、脚踹声连成一片，只可惜那朝气蓬勃的小伙，仅三、五分钟就被打得七窍流血，命丧黄泉。后来本溪市公安局介入调查，在死者身上找出一封由山城子公社开出的介绍信，很快弄清死者的身份。不过打人的凶手大部已经散去，只有商店的林主任接受笔录：
反革命分子张得宝，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死有余辜！
1968年7月29日，反革命分子张得宝借在我店购物之机，公开污蔑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为“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革命群众义愤填膺，当场严惩了这个反革命分子。
本溪市彩屯区红星商店主任林德清1968年7月29日
后来有消息传出，张得宝1943年10月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县，家庭出身贫农，高小文化。死于1968年7月29日，年仅25岁。
【案例2】（《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一天，一个在学校茅厕掏粪的小伙子，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公社革委会的大门，把几个神情慌张的公社干部领到了公社小学校的茅厕旁……
原来，这个小伙子从粪坑里掏出了一本在当时被视为神品的《毛主席语录》。
把《毛主席语录》扔进臭哄哄的粪坑里?
这不是“恶性反革命事件”又是什么?
公社革委会负责人勒令手下“保护好现场”。
那位首先发现“敌情”的小伙子，立功心切，他捧起沾满粪迹的《毛主席语录》，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扉页。
这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赫然写着她的名字--那位受人尊敬的乡村女教师。
她被五花大绑着带进了公社革委会的一间专门审讯“反革命”的屋子里。
“这本《毛主席语录》是你的吗?”
女教师恐慌地点了点头。
“你竟敢将‘红宝书’扔进……扔进……扔进那个地方。”主审官没有敢说出“茅厕”两字，仿佛从他嘴中说出这两个字，也是对伟大领袖的玷污。“可想而知，你对我们心中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怀着多么恶毒的仇恨！”
“我是昨天上厕所时，不小心将揣在裤兜里的‘红宝书’掉进去的。”
“胡说八道，什么叫做不小心?如果是不小心，那你为何不将‘红宝书’打捞上来。”
“我……我当时是想将它捞上来，可是，我又有点怕……怕脏……。”女教师吓得张嘴结舌。
“不许诡辩，老实交代谁派你打入我们阶级队伍中的?把你的反革命同党都交代出来！”
女教师是初中毕业回乡任教的，她哪里有什么反革命同党啊！
“来人啊！快去厕所捞点稀屎，给她灌进肚子里去，看她招供不招供。”
还是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马上就跑着拎了一桶臭气四溢的稀屎回来了。
“是让我们替你动手？还是你自己动手？”
女教师反绑着双手，不知所措。
主审官令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用水碗舀出半碗稀屎，让女教师张开嘴，硬要全部灌进她的肚子里。
正是花季年龄的女教师竟紧闭着双眼，张口喝下了一口碗中的稀屎……
当时，她的心中只感到万分有罪于伟大领袖，以为亲口喝下半豌稀屎，就可以赎去自身的罪一样。
人体有一种不受主观思维支配的条件反射，当她刚咽下一点自己同类的“排泄物”时，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看来，还得给她点真功夫！先给她来一招‘火烧曹营’。”
几个如狼似虎的打手，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女教师的裤子扒光。
蒙受奇耻大辱的女教师只认为自己有罪，没敢有丝毫的反抗，一个打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报纸，卷成了一个纸筒，令女教师夹在阴处……
一个打手划燃一根火柴，“呼”地一下就点燃了报纸筒的一端。
含有大量木浆的报纸冒着蓝蓝的火苗，慢慢地向女教师的阴处燃去。
待蓝色的火苗舔上女教师阴处的阴毛时，一股毛肉焦糊的气味马上就游散了整个房间……
惊吓和灼痛使女教师昏死过去。
一桶冰凉刺骨的井水把她从昏死中激醒。
主审官恶声恶语地说，“从此以后．你每天要吃一顿抹着人屎的窝头!”
主审官将那个原本在生产队掏茅厕的小伙子抽调了上来，专门负责看守这位对“红宝书”犯下了十恶不赫之罪的女教师。
女教师果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中午向领袖的“红宝书”请完罪后，都要吃下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
刚开始，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还使她大口大口地呕吐。
接连受了几次诸如“火烧曹营”的酷刑之后，她竟然丧失了条件反射。她能很快地将一整个抹满人屎的窝头全部吃进肚里，而不会吐出丝毫半点。
那个看守她的小伙子可能是出自于对伟大领袖无限地忠心，每天都一丝不苛地住窝头上抹人屎……
【案例3】（《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在卫河西岸有一个小黄庄,村东头住着一个七十二岁的王奶奶。
“文革”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最时髦的摆设,就是一尊毛主席他老人家挥手致意的石膏像,每天全家人都要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王奶奶家中的桌子上,也像供神一样摆放着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
王奶奶有一个外孙子名叫晓东,当时只有二岁,晓东见东西就抓。一天,竟把那尊毛主席像抓在了手里,扔到了地下,摔碎了,王奶奶又让在县城工作的围女,捎回来了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没多久,又被晓东给摔碎了。王奶奶一不作二不休,亲自跑到县城的围女家,把闺女家那尊夜光塑料的毛主席像“请”回到家里。可是,不谙世事的晓东,还是抓住就往地下摔。王奶奶为了防止晓东再一次抓到手上,竟小心翼翼地用线绳将领袖像的头栓住,吊在了房梁上。一边吊着一边赌气地对着外孙子道:“我看你这个小东西还有什么本事再抓!”
此事马上就被一个“觉悟”高的老街坊发现了,老街坊一刻也没有敢耽误,就迅疾地报告了村里的红卫兵,整日高喊“捍卫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马上就将王奶奶抓了起来,因王奶奶岁数太大，红卫兵们没有向王奶奶轮皮带、动木棍,只是勒令王奶奶跪在村旁的打麦场上,让七月天炽热如火的太阳暴晒着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奶奶......王奶奶跪在坚硬的打麦场上,没有多少头发的头皮被烈日晒得火辣辣地痛,她那双原本就昏花的老眼,被刺目的阳光晃射得竞黑蒙蒙起来,老人当时把毛主席像朝房梁上吊挂时一点也没在意,现在被一群如狼似虎的红卫兵小将围在打麦场,越琢磨心里越害怕,越琢磨越觉得对不起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老人家一口气没有喘上来,就昏死了过去......
【案例3】（《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他是报社的一位校对,在冀南一家报社工作。
这天,他看一篇庆祝集会的报道。在这篇报道里,出现了好几次“万寿无疆”这个词。这个词也几乎每天见,太熟悉了。可是,一个“别”字从他眼皮下滑了过去。“万”字被错排成“无”字。
事故责任追查到他头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扣到头上,被送去服刑：劳动改造。
【案例4】（《云南文革史稿》）
云南大学有一个黄姓同学。性格开朗，一贯爱说笑，尤善吹笛拉琴。9日上午，黄正在宿舍吹笛，团支书王某手翻报纸低头回屋，黄想开个玩笑，遂将横笛作“枪”，大喊一声“缴枪不杀”，随即前刺。没承想笛子将王手中报纸戳了一个窟窿。那年月报纸天天都印毛泽东宝像，也活该黄生倒霉，这一“枪”正好洞穿了领袖“光辉形象”，性质很严重了。王书记和同室杨某当即表明严正立场，黄吓得连连检讨，没用。此事已用最快速度报至云南最高当局：共产党省委，下午4时，公安厅警车便呼啸而来，以“现行反革命”之罪将黄某正式逮捕。抓离校园，早吓得面如土灰的黄同学还被押进中文系党总支紧急召集的大会抓紧批判一通。知情人杨某情绪激动地揭发了黄同学仇恨伟大领袖的滔天罪行，称用笛子行刺时对伟大领袖如何之“咬牙切齿”“刻骨仇恨”，接着还有临时安排的积极分子揭发批判，还有未经安排而争先恐后者亦纷纷发言以向毛泽东表忠心者。同宿舍的周某也踊跃发言，言之凿凿，揭发某次黄曾向他打听从其家乡思茅到边境路有多远？要经过哪些地方？等，现在他才明白，原来黄早就想越境投敌！……
【案例5】（《《广州市志12卷》》）市机床研究所技术员邓某因用印有毛泽东画像的报纸裁制衣样，被判刑7年。
【案例6】（《河北省志审判志》）怀来县田生贵,1968年写对联时,无意中把“万寿无疆”中的“寿”字去掉,把“身体健康”中的“体”字写成了“休”字。为此,以现行反革命“恶毒攻击”判刑十年。
【案例6】（《赣州地区法院志》）信丰镇江小学教师曹冬林,在1968年4月按领导布置在上课时教育学生不要乱涂乱画,防止形成反标,在黑板上他写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后,对学生说:“如果把‘万岁'二字抹掉,无意中在前面加上‘打癸'二字,就成为反标了”。说着就做给学生看。结果被诬陷为“利用教学写反标”、“教唆学生写反标”,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5年。
【案例6】（《赣州地区法院志》）兴国县枫边公社龙兴大队队长、民兵连长陈庄桂,1968年在一次游斗“四类分子”时,领呼口号,由于心情激动,误呼半句“打倒共产”口号。“党”字还未呼出便察觉错了,立刻停呼,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判刑三年。有的群众说:“半句口号三年刑,全家老小泪淋淋,天大冤枉没处诉,满身是嘴说不清。”
【案例7】(《吉林省志》)庞志贵32岁,原在辉南县日杂果品公司批发部工作。1969年8月22日被逮捕。其主要“罪行”是:(1)在其抽屉内有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上边放有三本帐,有人看见说这是用三座大山压着毛主席,还说是意味着让毛主席永世不得翻身。(2)1968年7月28日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游行时,庞志贵和另外几个人一起抬毛主席画像。游行结束后,别人让庞买西瓜,庞说“一个西瓜切三刀,切成七块八块皮,怎么个切法?答对了我去买西瓜。”众人答不上来,有人把西瓜摔碎了,要几块有几块。庞说“那不是‘抬杠’吗?”有人说他这是把指毛主席画像说成“抬大杠”(指抬死人),是漫骂毛主席。庞的父亲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民兵大队长,被迫害致死,原籍早已平反,但庞在政治上仍受歧视。曾写过几句顺口溜:“与人一比矮三寸,口内无言暗发愤,争气赌气努力干,怎耐人人另眼看。”有人说“发愤”是愤恨共产党,“努力干”是大干一场反革命活动。据此,庞自贵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案例8】（网文<评论:史海：文革妇女因误用图钉钉毛泽东照片被判>）
文革初期，一伙“红卫兵”到一解放前的资本家里抄家，家里的老人被红卫兵推搡摔倒，倒地前手臂一张碰倒了桌上“敬奉”的毛泽东石膏像，不幸石膏像翻滚落地破碎，红卫兵便群起殴打老人，说他对抗文革，故意毁损毛主席像，并把老人扭送公安局，当时即被警察逮捕。未经任何审判，隔天，该老人便被五花大绑，胸挂打着红叉的“现行反革命”黑牌，背揷带箭头的“亡命牌”，被武装警察押在卡车上游街示众，然后赴刑场被枪决。之后，公安局贴出告示，陈述其毁损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的反革命滔天罪行。
【案例9】（网文<评论:史海：文革妇女因误用图钉钉毛泽东照片被判>）
一个男生，玩弹弓不小心射到了教室里毛主席像上，大家也都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可还是批判他很多次，让他作了很多次检讨，最后还是没让他升高中。
【案例9】（网文<评论:史海：文革妇女因误用图钉钉毛泽东照片被判>）
文革中，我家烧煤炉时，总先把纸烧燃小木条，然后再加煤饼.有次我哥烧煤炉时，用了报纸.但旁边围观邻居的同年龄孩子看见报纸上有语录及毛头像，故意不做声，等烧着了报纸时，他们抓了个现行证据，把我哥抓到居委，幸好在我家人的努力说明下，同时考虑到我家是军人家属，居委法外开恩，没把我哥打成反革命.否则我哥命运可惨了，我也会是反革命家属成员，命运也将会很惨，在社会及学校，肯定会经常地被人毒打。
【案例10】(<文革妇女因误用图钉钉毛泽东照片被判刑>,《南方周末》)
禹县（现在的禹州市）不仅产煤，还是著名的钧瓷之乡，那里有很多瓷窑，盛产瓷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瓷窑不仅生产一般的家用瓷器，还配合政治的需要，生产了大量的瓷制毛主席像。这在当时可是畅销的产品，除了墙上挂着的纸质画像外，能在办公室或家里的堂屋中间放上一尊瓷制的毛主席像，那可不仅是一种让人羡慕的时髦，而且是“政治正确”的庄严标志，也是消灾避祸的圣物啊！
一天，一个姓王的农民在禹县的煤矿装了满满的一车煤以后，又在瓷器店门口停下来，进去买了一尊毛主席的胸像——话还不能这样说，不能说“买”，而应说“请”，就像马三立的相声所言。“请”来的主席像放在哪里呢？思量再三，他在车顶的煤堆上拍了块平地，把瓷像面朝前，稳稳地放在了中央的最高处，然后拉着车走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拉车，见到石头就躲开，见到沟坎就绕过，生怕颠坏了车顶的瓷像。
可还不到天黑，在经过一个村镇时，他就被一群学生拦住了：“你看，你看，你把毛主席弄成什么样了！”他停下车回头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一路上风刮得太大，车上的煤尘飞扬起来，把毛主席像荡得灰头土脸。他急急慌慌地向学生们承认自己太大意了，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然后，把瓷像抱下来，用毛巾清理干净，这才得到了学生们的原谅。
接下来怎么走呢？他犯了难：还放在车上吧，一会儿不是又要变成“黑老包”了？抱在怀里吧，可车怎么拉呀？
左想右想，也没有好办法。最后，他想出了个办法：用绳子挂在车把上，看到脏了，随时能收拾。可绳子拴在哪里呢？比划来比划去，只能拴在胸像的最细处——脖子上。于是，第二天，他就这样上路了：拉着一车煤，车把上拴着一根绳子，绳子下挂着毛主席的瓷像。
穿过许昌市的街道时，他又被拦住了。不仅拦住了，还挨了一顿臭揍。“你这个反革命，要吊死毛主席啊！”结果，他进了看守所。
【案例11】(<文革妇女因误用图钉钉毛泽东照片被判刑>,《南方周末》)
她在村中是个共青团支部书记，还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平时好玩好唱，无忧无虑，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阳光女孩”。有一天，她帮助邻家的大嫂抱孩子。孩子又哭又闹，怎么也劝不住。她就想了个办法：抓来一把图钉（就是那种带红红绿绿塑料顶帽的），用手指一捻，让它在桌上像陀螺一样旋转，以此转移小孩的注意力。果然，效果不错，孩子不哭了，只是专注地盯着那些彩色小图钉在不停地旋转。
她没有注意到，桌上铺着一张报纸，而报纸上印着一幅毛主席的照片。
她更没有注意到，有个图钉是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旋转……
她没注意到的事，有人在一旁注意到了。她玩完了就抱着孩子走了，有人把报纸和图钉捡起来当作“物证”，去报案了。
于是，几天后，她被捕了。罪名吓人：她要用图钉钉瞎毛主席的眼睛。
【案例12】(<文革妇女因误用图钉钉毛泽东照片被判刑>,《南方周末》)
他叫李伟森，是许昌豫剧团的舞台美工师。18日早晨上班时接受了一个紧急任务：立即替剧团制作一个大花圈，中午以前送到地委礼堂的毛主席追悼会会场。下午那里将和北京天安门广场同步举行追悼大会。
这可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非同小可，马虎不得。他连忙行动起来，搭架子，做纸花，裱宣纸，写挽联，终于精心做成了一个直径两米多高的大花圈。这时，美工师身上的艺术细胞活跃起来了，他想制作一个与众不同的、有创意的作品。别的单位的花圈都是周围几层纸花，再插上些松柏枝，而中间都是一个巨大的“奠”字，河南农村的花圈至今都是这样的。李伟森想做个独特的设计：他把那个俗气的“奠”字去掉，换上了一幅毛主席像，让他老人家围在花丛中，他觉得这才是给敬爱的毛主席献上的花圈。
花圈做好了，单位领导审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派人送进了地委礼堂。下午开会前，地委秘书长来审查会场布置，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不合规格”的花圈。一看下款署名是豫剧团，就派人通知剧团：立即来人现场修改花圈。
李伟森匆忙赶到会场，硬着头皮聆听了地委秘书长的一顿臭骂，然后赶紧动手修改。怎么改呢？回去重新制作一个“奠”字吧，时间来不及了，离开会只有一个小时了。灵机一动，他用一张宣纸把毛主席像覆盖起来，然后，匆忙制作了一朵特大的纸花，缀在花圈的中央。地委秘书长看了，并不十分满意，但由于时间紧迫，也只得如此了——李伟森终于擦着满脸的冷汗，松了一口气。
下午，追悼会开完，他回到家里，才端起饭碗，门就被踢开了，几个警察进来，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地区公安局，立马就开始了审讯。
原来当他用宣纸覆盖了毛主席像，又缀上了一朵大花的时候，那朵花的铁丝穿透了宣纸下的毛主席像，正好在毛主席的鼻子上钻了个大洞！
这还得了！在举国哀痛的追悼日，你居然敢在他老人家的鼻子上钻个窟窿！何其猖狂，何其反动？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就这样，李伟森在被审讯了半夜以后，被扔进了监号。
1978年初他获得“免予刑事处分”的“宽大处理”，被释放回家。到1979年，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才最终获得“平反”。
【案例13】说“共产党不是人”的奶奶死在狱中
文革时在中国大陆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悲惨之事。一天，奶奶领着5岁的孙女玩耍，聪明伶俐且好奇心极强的孙女总是缠着奶奶问这问那，而奶奶也总是耐心地回答著孙女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孙女问完天上问地下，问完老虎问大象，然后又指著墙上张贴的毛泽东的画像和两边的对联问道：“奶奶，这边的对联上写着什么字？”奶奶说：“这边的对联上写着‘毛××万岁！’”孙女又问：“那边呢？”奶奶说：“那边写着‘共产党万岁！’”孙女继续问道：“上边呢？”“上边写着‘社会主义好！’”“中间是谁的像？”“中间是毛××他老人家的像！”“奶奶，为什么只有毛××的像而没有共产党的像呢？”奶奶答道：“因为毛××是个人，所以就有像，共产党不是人就没有像！”。
俗话说的好“隔墙有耳”，奶奶还真就倒楣在这最后一句话上了。奶奶的这句话被在门外乘凉的邻居们听到后，立即报告给了公安机关。第二天奶奶就被公安机关传讯，此时的奶奶是百口莫辩，因为她的确说过“共产党不是人”这句话。最终，奶奶被判刑，并死在狱中。
【案例14】（网文<文革中那些荒诞事>）文革期间，新疆焉耆县回族妇女马玉芳，文盲，家境贫寒，没有卫生用纸。一天例假来，为擦经血，随手扯了一张破旧报纸，用完随手扔床下，后被人发现，指控其污染了毛主席像，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枪决。
【案例15】（网文<文革中那些荒诞事>）1967年1月28日，南疆李亚长在向毛主席表忠心会上，豪言惊人“我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活，我活，毛主席死，我死，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铁打江山”。因这句“毛主席死，我死”，被认定为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案例16】（网文<文革中那些荒诞事>）赵承恩，系新疆阿勒泰地区某单位职工，平时不拘小节。文革中，他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毛主席像旁边，被人告发。认定为赵某怀有政治野心，“企图与毛主席平起平坐，想当领袖”，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判刑20年。
【案例17】（网文<文革中那些荒诞事>）70年5月某天，新疆七一纺织厂于姓女职工，与邻居吵架，骂了一下午，仍觉不解恨，次日晨，邻居上班后，她将夜间尿泼向邻居窗户，尿散落在邻居桌上的毛主席瓷质雕像，被举报，当天乌市正开公判大会，于遂被逮捕，判处死刑，幸复查改正，免死。
【案例18】（<一句口头禅引起的杀身祸>，《“文革”洗冤录》375页）
玉门油矿,有个叫赵培元的普通干部。他是个老石油工人出身。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测井站技术员、队长、副站长等职,在我国最初17年的石油建设中,赵培元年富力强,工作出色,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鼓励和嘉奖,曾荣获锦旗和“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1967年10月1日。赵培元、田生华夫妇携挽着3岁的小女儿兰兰, 来到父亲亲赵旭斋家。和父母、胞弟赵亥元相聚。
兰兰是个天真烂漫的稚童,见屋内墙壁正中贴着毛主席的挂像,但欢跃地爬上桌子,站在上面挥动小胖手,金雀般地连连呼喊:“毛爷爷、毛爷爷......”桌上有块玻璃板,祖母陈桂英怕孙子踩坏了,就爱抚地哄她下来玩,不料孙女却任性地撒起娇来。赵培元夫妇见状,就以西北一带惯常用以吓唬小孩的话说:“快下来,再不下来猫老虎要咬啊!”赵旭斋、赵亥元也以同样的话语吓兰兰...这本是一句随随便便的地方惯用口头禅,但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犯下了亵渎圣人的弥天大罪,成为一家三代“阶级敌人”的罪证!
赵培元的父亲赵旭斋原在职工医院工作,因其历史上有一般政治问题,首先受到冲击。在逼其交待历史和现行问题中,挨打不过就言不由衷地讲出了国庆节家中吓唬兰兰的那件事。他原想用此搪塞过关,少挨毒打。可哪想到专政人员如获至宝、惊喜若狂,认为揪出了一个“头号”阶级敌人。于是,新帐老帐一起算。1969年2月5日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1972年12月16日又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他的老伴陈桂英成为“反革命家属”,言行受到监视限制。赵培元、赵亥元兄弟俩因父亲赵旭斋问题的牵扯,也相继受到冲击。赵培元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赵亥元成为写反标的嫌疑分子,受到隔离审查。赵培元的四子一女,均沦为“黑五类”、“狗崽子”、“反革命世家的坏苗苗”,倍受歧视。从此,这一家人在压抑、屈侮、凄惨的境遇中,开始了漫漫十年的痛苦生活。
赵培元自信无罪可认,态度强硬。“赵培元反革命气焰狂妄嚣张!......”他不肯低头认罪的态度，把当时专政队的头目激怒了。他们除了用“杀威棒”,“专政拳”痛刹赵培元的“气焰”外,也开始变得“聪明”起来。知道光凭口号棍棒难以制服赵培元,重要的是要拿到定罪的凭据,于是他们辛辛苦苦地研究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认认真真地探索什么是对敌斗争的总方针。他们意外地发现,赵培元的反革命罪行，大都是在与其家人谈论中形成的。只要在赵家的任何一个人中打开缺口，就可以互相供证,一同定案。
他们来到赵培元的家中。照例一顿阿斥教训后,拿出几份材料,要赵培元的妻子田生华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好,连杨符号也不能错,最后还要按上自己的指印。并训示说这样做就是揭发了自己的反革命丈夫,就可立功赎罪,让她和孩子们活下去。周生华虽是个识字不多的家庭妇女,但懂得这些东西都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整她丈夫的“罪证”,她愕然中愤怒了:天下哪有妻子在枪膛中填上子弹,让他人射向自己无辜的丈夫!迫于淫威,她答应照抄,但拒不按手印。专政队的人对这不肯就范的女人采取了高压手段,他们威胁说:“你们这些反革命家属,日子过得还不错,国家还给你们供应着口粮。如果你还执迷不悟,坚持反动立场,我们就卡了你们的口粮,让你的狗崽子们都饿死!”
为了孩子们的生存,为了丈夫少吃皮肉苦,过多的也顾不得了。她只好忍着满腔的冤屈,和着悲愤的泪水,在亲手抄好的、揭发自己丈夫的“罪证”上,盖上了指印......。
祸不单行。赵旭斋的老伴陈桂英,境遇比儿媳妇还要凄惨。自老头子被抓走后,儿子赵亥元被隔离起来,她也失去了人身自由。陈桂英已是一把年纪的人了,她亲眼看到一家老小的不幸遭遇,饱经风霜和屡经世故使她把什么都看淡了,她以为好端端兴旺旺的一个赵家被作孽了。于是,她豁出老命横下了心,来个闭口不语,一问三不知,随你看管人员的追查审问,只是一个劲儿地做鞋,一气做了十几双,当人们问她做这么多鞋干什么?她答道:“我是小脚,去劳改队劳改没我穿的鞋......”后来,她终归在忧愤和抑郁中,溘然离开了人世。
赵培元身上的“反革命罪行”，除了那桩“恶毒地诬蔑和攻击红太阳”的政治笑话外,还有这样几条重要的“罪状”:
1960年,赵培元参加四清运动时,回家与家人闲谈中,谈到农村社员缺吃少穿,有的地方甚至还有穿不上衣服的。父赵旭斋听了后感慨地说:“解放前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有穿不上裤子的,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有穿不上衣服的?”据此,赵培元及赵家人氏就犯下了散布今不如昔的反动言论,含沙射影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行反革命罪行。
1967年12月的一个晚上,赵培元在家听到了武斗的枪声后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成这样子了?弄得群众之间对立起来搞武斗。”据此,又犯下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一个共产党员的同事,突然发难说赵培元某年某日曾给他讲过苏修电台广播的内容。这是事关收听敌台的反革命罪状呀!可此时此地此境,赵培元有口难辩,因为事实上却恰恰是这个揭发人曾一次给他讲苏修电台广播的内容。赵培元当时出于好心,以同志的热忱善意地批评了他。可万没想到在这种时候,他却反咬一口,落井下石,栽赃诬陷!
赵培元到后来一概认可“罪行”,就连指控收听敌台这件卑鄙诬陷,他也“供认不讳”。
1978年7月,赵培元所在单位的党委给他作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干部职称,并任命他为测井站副站长。
【案例19】《云南审判志》：据1978年2月13日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法院系统揭批“四人帮”的情况》记载:路南县一个9岁的儿童,晚上在墙壁上烧小虫玩,无意中烧坏了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就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交群众管制。在宣布时,这个孩子天真地对宣布的干部说:“叔叔! 我不与地主、富农一起开会。”
【案例20】《云南审判志》：《云南日报》当时有一天的报纸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印成了“敬祝毛主席无寿无疆”,排字工人和校对的人均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刑罚。
【案例21】《云南审判志》：据省公安厅材料载:西畤县一女社员1968年在地里劳动,见插在地边的毛主席像牌被风吹倒了,脱口喊了声:“毛主席倒了! 毛主席倒了!”即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当时有些地方社员出工收工都要抬着毛主席像)。
【案例22】（《云南审判志》）玉溪县张明轩,1970年因嫌篾帽上的毛主席语录的字写得不好,他就将语录刮掉,即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
【案例23】】（《云南审判志》）据思茅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73年审判工作总结》记载:余定平用毛主席语录牌做木箱,王里乔错呼了一句口号,一审法院均以“现行反革命”定罪,中院改为“严重政治性错误,予以批判教育”。
【案例24】】（《云南审判志》）1973年2月15日思茅地区人保组、办案组《关于办案工作座谈会议情况报告》记载:景东县刘昌兰1969年与妯娌吵架,刘为了陷害对方,就用猪屎抹在对方家门贴的毛主席像上,先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后被改定为“现行反革命”行为,不戴“帽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案例25】】（《云南审判志》）蒙自县人民医院女医生卢某“站错了队”(云南两大造反派“八二三”和“炮兵团”,军队支左不支持“炮兵团”,在“划线站队”中人们称“炮兵团”为“站错队”的人),对立派要整她,苦无材料,但并不放过她;1968年12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时对立派又叫她在某天下午的学习中念十二中全会公报。她在未念之前,思想极紧张,心里想:千万不能把刘少奇念成毛主席。所以,午睡也没有睡好,结果,到念时,果然念错了,即念成“把毛主席永远开除出党”。这样一来,马上被对立派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扭送看守所关押。
【案例26】上海红卫兵蒋小毛在大串联时到了杭州，半夜时分，杭州立即召开批斗蒋小毛的现场会。红卫兵从登记本上查出他的名字，认为存在有损毛主席威信和抬高蒋介石身价的严重政治问题，在批斗以后，勒令“蒋小毛”立即改名为“毛小蒋”。蒋小毛本人曾在报上回忆此段经历。
不平按：上面案例选自姚监复编的政治笑话，说是政治笑话，其实是夹真夹笑。我想，这一则案例应该是真实的笑话。
下面几则案例取自《中国文革浩劫受难者纪念园》。
【案例27】何慎言，女，北京第四女子中学教员，在教室黑板上把毛泽东的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写漏了两个字，写成“千万不要阶级斗争”，学生说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她被斗后自杀。
【案例28】陈正清，男，40多岁，新华社摄影记者。文革开始后，新华社“斗争”了一批中层干部。陈正清和妻子何慧也被斗争。陈正清作为摄影记者，曾经拍摄“开国大典”，并且给许多中国历史人物摄影。他在影集中保存自己的摄影作品时，按照作品摄制时间的先后排列。所以，蒋介石的照片被排在毛泽东的照片之前，被指控为“反动”。1966年8月27日夜里，陈正清和何慧不堪侮辱，一起服安眠药自杀身亡，留下四个未成年的孩子。
【案例29】韩光第，男，私人牙医，家住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镇第二居民段。在1968年夏天因说毛泽东送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芒果“像一条红薯没什么看头”被逮捕，长期关押之后，在1969年或者1970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他在富林镇郊被枪杀，被枪杀前在镇上被“游街示众”。
【案例30】王祖德自己是医生，父母是医生。在医生圈子里，王祖德听说，毛泽东因中风瘫痪，曾请上海名医陆瘦燕去北京为他针灸治疗。他对弟弟讲起过这件事。弟弟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无意间告诉了朋友。这件事被“揭发”出来。不仅他弟弟成了“反动学生”，而且追查到王祖德。王祖德只是说到了毛泽东的健康问题，却立即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先是学校里贴出了有关此事的大字报，后来又“揭发”出他1957年的“漏网右派”问题，再“揭发”出他平日有过的一些对文革不满的“反动言论”。1968年一月，他被关进同济大学“学六楼”，遭到当时的所谓“隔离审查”。
【案例31】阎骥离开北京不久，来信说他在吉林那边干得很不错，学生们都喜欢他。可是不久，意外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身上。一次他在判作业时，发现一个学生写的“LongliveChairmanMao”中的“Chairman”拼写错了，于是不假思索地在错处打了个叉。这下子，他犯了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罪，立刻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学校里的师生们轮番批斗，而且手表等珍贵物品皆被抢去。没有经历过什么风浪的他受不了这等冤枉和屈辱，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于是便患上了精神病。重病中的他才被允许回家。
【案例32】陈步雄,男，40多岁，上海复兴中学制图教师。陈步雄老师是工人出身，因而进入“校革委会”。1968年，学校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他制作了一个剪纸，图案中毛泽东像在上，“一月革命”火炬在下，被同为校革委会委员的女红卫兵检举为“现行反革命行为”，是要“火烧毛主席”。继而又有人揭发，在文革前，他在黑板上用图钉钉一张没有边框的毛泽东像时，曾经把两只图钉钉在眼珠的部位，认为这样眼睛闪光，当时大家都没有感觉不对，这时揭发出来，却成为“反革命行为”。陈步雄老师因以上原因，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揪出”。复兴中学从文革开始后，屡屡发生红卫兵残酷殴打“批斗对象”的事件，因此，在预定的“批斗大会”的前一天，陈步雄老师在恐惧下逃离学校，从此失踪。他患有严重糖尿病，必须依靠存放于冰箱的胰岛素注射维生，离开医药途径很难生存。文革后，学校判定陈步雄老师已在逃亡中死亡。
以上只是一些案例，文化革命中这样的案例不知有多少，用成千上万来形容也不过分。各位要知道这些悲剧是如何产生的么？丁凯文和司马清扬说得确切极了：
林彪大力提倡的“突出政治”运动,诸如在军队创造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第一”以及“学毛著”,“学老三篇”等,更是走向了极端。由于林彪的参与及支持,中共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深入到各行各业,渗透进千家万户,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效果之强使中国大地的精神面貌为之改变,使毛泽东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的最高“神祇”,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
谁对两位的所说有异议么？为了证明两位所说不差，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老二的“系列定理”：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洋人、古人那里有毛主席高？那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
如果没有林彪，就不会有老二系列定理，如果没有老二系列定理，如果没有林彪哄起来的个人崇拜，会有这些案例吗？对于成千上万的冤案，林彪“不能辞其咎”。
文化革命，有多少人为了忠于老大而杀人放火，开枪放炮，置老师、同事、同学于死地，最终自己为了忠于老大而成了炮灰？文化革命中有多少人为了忠于老大而兽性大发，把人变成魔鬼，把人变成无脑儿？文化革命中有多少人含冤而死？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数得清吗？
这些，就是丁凯文和司马清扬所说的“林彪对此不能辞其咎”的含义。
丁凯文和司马清扬说明的就是：林彪的双手浸满了人民的鲜血，当然，说“双手浸满了人民的鲜血”并不妥当，林彪他没有亲手杀过人，他是用话语杀人:“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是最反动的法西斯言论。所以，确切的说法是：林彪的嘴上染满了鲜血。“接班人”的桂冠就是用人民的鲜血换来的。林彪为了“得一人而得天下”不惜把全国推入火海。
这也正是为什么英烈们以生命为代价喊出了“打倒林彪！”的时代最强音。一个王八蛋的去世，伴随而来的往往是历史的进步。可是，在丁凯文、司马清扬、李劼、王年一看来，这个历史的进步是王八蛋的“大智大勇”的结果！
林彪的摔死，是因为林彪的北逃，林彪的北逃，是因为林彪在与老大的权争中失败。居然有人会将林彪的失败，说成是林彪“大智大勇”的结果！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奇葩：他曾经找到了“句句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而最后寻求失败，寻求北逃，寻求烧死，
屈原，因上谏不纳，投江而死，千百年来，为人们所纪念。在林彪的孝子贤孙看来，林彪可以同屈原同列。屈原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林彪有“句句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可以媲美。屈原投江，林彪扑向温都尔汗。也有相似之处。据说“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那是炎黄子孙提议的，林氏子孙也应该有一个提议，提议林彪成为某一年的几大名人。
笔者相信，林彪的孝子贤孙天良还是有的，他们希望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浩劫能够早点结束，而文化革命的结束，只有依靠着“接班人”的“大智大勇”，所以，他们实际上都希望“接班人”能够“大智大勇”，勇敢地冲向温都尔汗。而且，他们还希望林彪能够早日去死，因为林彪能够早死一日，人们便能够早一日觉醒。林彪是他们的“英雄”，他们却希望自己的英雄去死，而且希望他早日去死。这样的人，是不是有点变态？
我们来讨论一下另一个假设：如果林彪不是9.12出逃，而是9.11出逃，结果将会怎样？按照王年一的说法，林彪“以一死而拯万民”，林彪“以一死粉碎该诅咒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如果林彪早一天北逃，就可以早一天“以一死而拯万民”，就可以早一天“以一死粉碎该诅咒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林彪早一年北逃，就可以早一年“以一死而拯万民”，就可以早一年“以一死粉碎该诅咒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林彪早五年北逃，那么，丁凯文所说的“由于林彪的参与及支持,中共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深入到各行各业,渗透进千家万户,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效果之强使中国大地的精神面貌为之改变,使毛泽东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的最高‘神祇’,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也就不会有了。这该是多大的好事啊！其实，王年一和其余的林彪的孝子贤孙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的逻辑中包含着这一点，只是他们不肯说出来。
诸位，知道英烈们，包括舒赛、贾正玉、陈卓然、马绵征、张开元、石仁祥、李富元，为什么要用生命去“打倒林彪”了么？这就是为了中国能够早日“粉碎该诅咒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充分认识到：只有林彪倒了，人们才会觉醒。他们终于以生命为代价，喊出了“打倒林彪！”的时代最强音。虽然他们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终于在林彪“大智大勇”之后得到了平反昭雪。他们应该感谢林彪的“大智大勇”，如果没有林彪的“大智大勇”，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被平反。区别当然还是有的，他们是在老二的势焰如日中天的时候，认识到唯有“打倒林彪”，中国才有希望，林彪的孝子贤孙是在林彪葬身温都尔汗多年之后才认识到，是林彪的“英勇就义”促使了人们的觉醒，
有人说，老二的出逃是老大逼迫的结果。所以，老大逼迫林彪北逃，实在也是一个英明的举动。按照王年一的说法：
老大可以不逼，但是他逼了，他可以晚一天逼，晚一年逼，但是他选择了在71年（哪一天？不清楚），他要以这一“逼”，粉碎该诅咒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使数千万鲜活的中国人的生命非正常死亡的毛泽东时代。老大堪称“伟大”，彼时彼地，毛面对自己亲手扶持上来的“接班人”，作了最好的选择。他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以逼得“接班人”北逃，才会出现温都尔汗的火光，才可以摧毁“文革”。“庆父不死，鲁难不已”，毛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在自己的名誉遭到彻底的摧毁的情况下，逼走了老二，万世骂名不足惧，但求苍生得太平。古往今来，老大是中华第一大英雄。
“九一三”以后，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把林彪说成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那是在胡扯蛋。不过，如果说丁凯文、司马清扬、李劼、王年一，当然，还有舒云，是林老二的孝子贤孙，倒是确确实实，如假包换。而且，想来他们也不会否认：作为一个“大智大勇”之人的孝子贤孙，多光荣啊！如果没有“大智大勇”之人的“大智大勇”之举，他们将永远不会觉醒，他们将永远活在黑暗之中，对于他们的启发者、引领者，他们不应该顶礼膜拜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