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魔术13---丁凯文子承父业

丁氏魔术13---丁凯文子承父业

丁凯文的魔术出神入化，《不平系列》中已经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丁凯文自称是“学者”，他的专业是“研究林彪”，直白地说，就是“漂白林彪”，他的特长是变魔术。丁凯文便是用他的特长来为他的专业服务，而且能量极大，是哈林风的领军人物。

分析了丁凯文的一系列魔术之后，理应讨论丁氏魔术的起源。本期的《不平系列》是讨论丁氏魔术的终结篇，对丁氏魔术的剖析至此析暂时告一个段落。

在《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评析》中我们剖析了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同时也指出了，为什么林彪能够在拍马功的修炼上面能够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原因就在于林彪要“得天下”。自然也应该问一声：为什么丁凯文的魔术能够玩到如痴如醉的地步？这原因却是极其简单：家传。

“得天下”和家传，乃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的历史中几百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彼可取而代之也”，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要内容。文化革命中的老二，在其著名的“5.18”讲话中，就说得极为透彻。并且还点明了：千年如此，今更如此，这是中国人的宿命。千万上亿的百姓，就围着“接班人”谁当，皇位谁坐而纷争、杀戮，血流成河，尸堆遍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家传，是中国文化的又一特色。中国人，做一块臭豆腐，熬二两老白干，用的都是祖宗的老法子。只要某人找到了方子，从此便可以代代相传，子孙无忧了。

《新世纪》上曾经发表过丁凯文的文章《不彻底清算文革的后果》，其中有一节是“文革造成的灾难”，说道：

文革堪称是人类歷史上的浩劫。据有关资料披露,在文革期间武斗死亡12万3700人;被批斗的干部250万人;被关押的干部30万2700人;在关押批斗中死亡的干部11万5500人;全国各类反革命分子481万;城市死于文革人数68万3000人;农村死于文革人数250万,其中地主富农分子120万;文革中受到各种打击迫害人数1130万人;失踪人口55万7000人。

另据不完全统计,230万党政官员被立案审查,约占文革前全国官员总数1200万人的17.2%。近3万人国家机关各部委官员被审查,占部委官员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官员被审查或遭打压迫害的高达75%;军队8万多人遭诬陷迫害。经济上,十年动乱使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相当于1949年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年全国固定资產的总和。

文革期间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不仅迫害死了无数无辜的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而且各级官员也难逃其厄，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副统帅和党章明文规定的接班人林彪，还有很多普通官员也惨遭迫害致死。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1亿人被迫害，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元。此外，文革还使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其负面影响，恐怕几代人也难以消除。

文革最为严重的是，摧毁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几乎把数千年文明破坏殆尽。毛泽东提倡的“造反有理”导致红卫兵疯狂从事所谓“破四旧”活动，全国大量文物被损毁，古迹被破坏，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毁灭性损害。

著名作家秦牧曾感慨：“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可以说，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它的疯狂、野蛮、落后、以及愚昧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千年易逝，文革的罪孽难消！

看看丁凯文的文章，正是冠冕堂皇，大义凛然，坚决要“清算文革”。剥开他的画皮，却是一颗丑恶的用心：为林彪涂脂抹粉。在丁凯文的文字中，你看到林彪在文化革命起了什么作用？一篇五千字的文章，“林彪”出现了五次：

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副统帅和党章明文规定的接班人林彪，还有很多普通官员也惨遭迫害致死

邓小平有意识地着重强调毛发动文革只是犯了错误，将文革的罪责推到林彪和江青身上。邓说：“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许多文革重要人物的回忆录纷纷在海外发表，如《王力反思录》、《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相关的研究著述如雨后春笋，诸如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深入研究；

可见，在丁凯文的笔下，林彪和“文革的罪孽难消”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林彪是一个“惨遭迫害致死”者，是一个被甩锅者。在丁凯文看来，林彪真是双重的“受害者”：既“惨遭迫害致死”，又被甩锅，承担责任。那末，是丁凯文不知道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吗？丁凯文完全知道，在丁凯文，司马清扬合著的《找寻真实的林彪》中说：

林彪过分强调“突出政治”、“学毛著”造成了个人崇拜的泛滥。林彪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等,实乃极左思潮在中共党内的泛滥。林彪大力提倡的“突出政治”运动,诸如在军队创造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第一”以及“学毛著”,“学老三篇”等,更是走向了极端。由于林彪的参与及支持,中共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深入到各行各业,渗透进千家万户,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效果之强使得中国大地的精神面貌为之改变,使毛泽东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的最高“神祇”,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林彪对此不能辞其咎。

我们再来看看丁凯文的另一些文字，在《浅谈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记忆》167期）中说：

与此同时，林彪一贯高举毛的旗帜，对制造毛个人崇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文革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中说：

由于林彪在党内军内积极制造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连带着林彪自己也水涨船高，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誉为中共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不仅如此，林彪接班人的地位更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被写入中共党章，步上了其个人生涯的顶峰。

在《请跳出黑白两极的是非分野》（枫华园第四二四期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华夏文摘增刊第三六三期(zk0312b)）中说：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讳言林彪曾在文革中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

在《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2013年，26页）中说：

解放军树立起的这些英雄人物和学毛选的群眾运动把毛泽东送上个人崇拜的最高峰,通过学毛著,毛泽东更加被神化,毛泽东思想成为无所不能的精神武器,甚至于被称为“精神原子弹”,不仅指导全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成为指导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武器。军队走在神化毛泽东的最前列。它不但造就了千千万万狂热崇拜毛泽东的青少年,而且使解放军这支党军彻底变成了毛军。

突出政治的结果更加强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把学毛著、坚持四个第一,以及狠抓“四好连队”、“五好好战士”等工作推到了极端的程度,如此一来也使军队滑向“极左”的方向,更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综上所述,解放军英雄人物的树立,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个人崇拜,林彪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中宣扬的“突出政治”赋予“个人崇拜”更多的内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了个人崇拜的加持,毛泽东不仅在与苏共赫鲁晓夫的斗争中胆气日壮,气势如虹,而且在国内掩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并维护他树立起来的“三面红旗”和有些消弱的个人权威,并为其下一步发动文革运动作了最好的铺垫。

可见，丁凯文完全知道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及其和文化革命的关系。要“清算文革”，就要清算林彪在文革中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可是，眼睛一眨，丁凯文的魔术变出来了，林彪和文革没关系了，林彪成为“受害者”了。

为什么丁凯文会孜孜不倦的漂白林彪？至少已经付出了半生的精力，而且看起来并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估计是生命不止，漂林不息了。

据丁凯文自我介绍：

我是北京人，一直在北京生活。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大学时主修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还有一些主要国家的国别史，如美国史，苏联史等。记得我大学毕业时的毕业论文，就是利用美国官方解密的国务院档案，探讨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国与日本的秘密谈判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大学几年，对于我日后如何进行史学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我考进了北大国际政治系读研究生，专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特别是从中共的成立到共产国际的解散这一期间，共产国际是如何指导中共，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渊源与联系，这对我日后深入研究中共党史与“文革”史极有助益。我研究生写的论文，是关于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共产国际是如何指导中共的，以及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研究生毕业后我直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现代史方面的研究，直到出国为止。

笔者有点奇怪，北京大学有历史系，那是众所周知的，但就我所知，北京大学的历史系是不教魔术的。那么丁的出神入化的魔术功夫是哪里来的？“史学研究”的“深厚的基础”也变不出魔术来呀。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这是家学。经本人考证以后才知道，原来丁凯文的父亲乃是北大鼎鼎有名的教授丁则勤，无怪乎丁凯文有如此国学功底，与其父的提携、培养是分不开的。进一步的考证，叶群乃是丁凯文的表姐。至此，一切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南慎修的文章《丁凯文隐名为哪般？》说：“叶群是背叛家庭投奔延安的，直到５０年代初才‘回’丁家作了一次客，后来也再无往来。”估计并不确切，段一平的文章《丁氏兄弟的故事》便指出了叶群“深夜去访东北师大的丁则民教授家”，叶群既然同东北师大的丁则民有来往，怎么会同北大的丁则勤没有来往呢？丁则勤是一个趋炎附势之辈，叶群又是一个“好学不倦”之人，又有这一层“表”的关系，没有来往，不可思议。如果有来往的话，很可能当年丁则勤带着聪明伶俐的丁克迅去拜访二当家。从年龄上看，叶群生于1917年，文革应是五十左右，而丁克迅则正是一个乖巧的幼童，故而拉过来，抱一抱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的话，叶群对丁凯文可以说是有一抱之恩。丁凯文为了报答这一抱之恩，使出了浑身解数也就不奇怪了。

《流水何曾洗是非》一书中对当年的丁氏魔术有以下描述：

中共于一九六二年年底开始在农村推动「四清运动」（起初称「清分工、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改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一九六四年大规模进行，郝斌奉命下乡参加。「四清」运动被认为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奏，郝斌的大学弟接替他讲授〈中国通史〉现代部分。这个大学弟说他第一次讲这门课，恐怕准备不及，希望郝斌把讲稿留给他用。三年多以后，这位大学弟在批判会上竟然指控说：「黑帮分子郝斌反对毛主席不是偶然的，我手裡有他的新罪证！」只见他手上一抖，说道：「这是郝斌上课的讲稿！全是他的白纸黑字！我念一段给大家听。」原来是郝斌在二十几万字的讲稿中，有关引述《毛泽东选集》的话，用「毛说」，而不是写「毛泽东同志指示」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大学弟向在场听众说：「革命群众听听，他居然把伟大领袖像美帝、苏修一样，称作「毛」！他是多麽的反动！」

周先生是个很博学的人,魏晋南北朝史是他做出成就的领域之一。《乞活考》是他一九四八年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一篇论文,纯属考据之作,讲的是西晋东晋之间,大量北方居民为避战乱,南渡长江,一时形成流民潮。其中一支带有武装的山西流民,约两万多户,走到黄河流域停了下来。他们自成一体,遥奉晋室正朔,抗拒胡族人侵,从公元三○六年,一直活动到四一九年,长达一一三年之久,称为「乞活军」。关于「乞活军」,史料中本来只有零星记载,语焉不详。周一良先生依据零星史料,拼缀出「乞活军」的大致面貌,填补了两晋流民史的空白。周先生在文章中还对「乞活军」作出一个评价,说他们是在「流民中团结最坚、活动地区最广、历史最久者」。一篇考据之作,不是专攻魏晋南北朝史的人,很难注意得到。我的一位大学弟,本以现代史为专业,平日雅爱博览,周先生的这篇文章,他不仅看了,还认真鑽研了。只因此文发表在一九四八年,正是国民党军溃散之际,南撤的脚步正停不下来的时候,「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此时此刻,周某人竟有这样的文章发表,在我的大学弟看来,其中隐含着一种不可告人的「反革命意图」,为国民党「出谋划策」—让南撤的国民党军找个地方「自成集团」、「凭坚乘险,保卫坞聚」,等待蜂迴路转的那一天。不然,怎麽说得上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呢!一九六六年八月之初,三院的虎皮牆上,贴出一份大字报,足有几十张。那个时候还没有「战斗队」,大学弟直接署名「丁XX」。大字报题目就是:「乞活考是一株大毒草—--周一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历史系的教师中,受过考据训练的原不在少,大家看了丁XX的大字报,觉得真是微言大义,敢于苟同的实在不多—--这就是《乞活考》的一段公桉。

前文说过，周一良先生起初发表在《读书》杂志，后来收入《郊叟曝言》的文章《还想说的话》，其中提到高海林的「军师」、「一名歴史系的教师」。此人就是我的这位大学弟。大学弟一九六六年七月贴出大字报,说周先生的考据文章《乞活考》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一九六八年还拉着高海林到「牛棚」去逼周先生承认这个「反革命意图」,周先生始终否认。这件事,直到出了「牛棚」,乃至晚年，周先生也未能释怀。

这样，读者对丁氏魔术的历史应该能有所了解了吧。顺便介绍一下，《流水何曾洗是非》由原北大教授郝斌所著。“郝斌是中国文革时期名噪一时的政治性人物。1966年7月26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在北京大学东操场群众大会上突然首次公开点出郝斌的姓名，并情绪激动、声泪俱下地‘控诉’郝斌‘迫害’毛主席的女儿李讷，致使他在一夜之间从北大历史系讲授中国现代史的一位普通助教，一跃而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反革命分子’。”“1978年始獲平反。后来曾任北大副校長。”“朋友，你想知道何谓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吗？你想了解中国文革的缩影——北大历史系在文革期间的是非曲折历程吗？那就请你阅读郝斌关于北大文革的回忆录吧！”（周南京）

在《抽掉林彪罪状第一块基石：丁凯文答问之三》中有如下文字：

虽然我们是小学生，学校里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所有小学生都要写心得体会，借以提高自己的认识觉悟。那时阶级斗争宣传之广泛，令人走火入魔。举个例子：同班一位女生发现一本少年读物里有一篇《大红马的故事》，讲的是红军的战斗经历，她竟然可以联想到此文就是“为彭德怀翻案”，而向校方汇报，得到校方好一通表扬。虽说那个年岁的我对“批林批孔”还是糊里糊涂，搞不懂林彪到底为何竟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有了瓜葛，但林彪是个“坏人”这一印象却深深地扎根于我的脑海之中。可以说，官方的宣传还是很成功的，这种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宣传，使得那个时代如我一样年龄的人，对当局的说法深信不疑。

丁凯文的观点就是：林彪不是坏人，“林彪是坏人”这一观点是“这种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宣传”的结果，说明“官方的宣传还是很成功的”。

“林彪曾在文革中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这是丁凯文自己说的。“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这不是“坏人”是什么？可见丁凯文又放屁了。丁凯文所会做的，就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用臭屁来污染环境，把世人统统熏到。读者知道，丁凯文有一本很出名的著作《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说一说这本书中提到的三个人：陈卓然、毛应星和朱守忠。文字如下：

1970年2月12日,南京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组织“马列小组”质疑时政的学生查金华。知青陈卓然愤然不平,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合成60多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由于有人告密,陈卓然被捕,4月28日公判大会后被处决。

当时各省、自治区的政权掌握在各地支左部队首长和军管会负责人手上,这些军人多为“大老粗”,大多没有现代化的知识,一味奉承上意,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因此常常草菅人命,製造了许多冤案。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建民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公开发话:“不服管教的,你们报上来,整掉十个八个。”“不服管教”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位原上海师范学校的副校长朱守中,因有一些“反动言论”被报到康健民处,朱守中于1970年2月21日被以反革命罪处死。

类似张坤豪的例子还有很多,诸如:1970年4月14日,“文革思想者”毛应星等,在甘肃被处决;5月8日,24岁的“文革思想者”女知青丁祖晓被处决;5月30日,“文革思想者”忻元华等,在新疆被处决。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不胜枚举。

以上文字中，陈卓然的罪行如同丁凯文指出的，标语的中有 “打倒林彪!”等。朱守中,因有一些“反动言论”。是些什么“反动言论”呢？丁凯文不会不知道，但是他打过门了。朱守忠的“反动言论”中有“林彪想偷天之功,据为己有,决无好下场!”“叶群若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挤不进中央。”判决书中有：“。。。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攻击‘九大’......恶毒攻击林副主席。。。公开为刘少奇翻案叫屈。。。死心塌地。。。判处无期徒刑。”“文革思想者”毛应星说的是“林彪是蒋介石式的卖国賊，康生、陈伯达等是资产阶级政客。”

有的人，虽然根据披露的材料，根据也就数百字的材料，并没有直接指向林彪，但是其实都指向了个人崇拜。张坤豪说的是：“我认为我们的国家被个人迷信充塞着。”丁祖晓说的是：“喊‘万寿无疆’是假，要‘永远健康’是真。”“打倒个人崇拜！打倒奴隶主义-------‘忠’字！”他们的矛头不是指向林彪么？

丁凯文有一句话说的不错：“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不胜枚举。”这样的例子包括山东的付春禄，把亲笔书写的题为“《炮打江青小贱妃，火烧林彪狗奸宁（佞）》”大字报放在天安门东观礼台下地面上，被当场抓住，押回山东审理。临沂地区公安军管会于1968年5月9日以现行反革命判处付春禄死刑，立即执行；青海的安文忠，于1969年3月9日，在青海西宁市街头张贴标语900多张，其中有“打倒林彪、江青。”“林彪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于1969年9月23日被判处死刑。

请教丁凯文，他们都是“这种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宣传”的结果么？你自己在你父亲的培育下，进了北大，享受到“这种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宣传”，如今，开花结果，玩起了世界级的魔术。可是，陈卓然、朱守忠、毛应星、付春禄、安文忠，“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不胜枚举”，他们并没有接受“这种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宣传”，他们和林彪的仇，是不共戴天之仇，丁凯文说他们接受了“这种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宣传”，那是对他们的恶毒的污蔑。

笔者以为，丁凯文至少在以下三点表现出严重的脑部疾病。

其一，丁凯文说：“举个例子：同班一位女生发现一本少年读物里有一篇《大红马的故事》，讲的是红军的战斗经历，她竟然可以联想到此文就是“为彭德怀翻案”，而向校方汇报，得到校方好一通表扬。”你知道不知道：就在北大，就在北大的历史系，你的老爹从《乞活考》联想到“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成为该系教授周一良的一个罪名。丁凯文先生对于如此的恶劣行径不置一词，却对一个小学生的从《大红马的故事》联想到“为彭德怀翻案”喋喋不休。你这不是得了偏脑瘫？

其二，林彪说：“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丁凯文绝对是视而不见，见而不议。《不平系列》中说了，贺龙明明说了：“谁拥护党中央，谁拥护毛主席，我就支持谁!”丁凯文愣是把它抹去，然后就说贺龙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那是在变魔术。而丁凯文对“得一人而得天下”不置一词，这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是丁凯文变魔术成性，读者也就可以见怪不怪了。

其三，《丁凯文其人其父》，丁凯文当然是见过的，不过，丁凯文把头埋在沙里，装聋作哑，未见有一词。丁凯文平日抡枪舞棒，凭着北大学来的一身本事，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一见有对林彪不敬的，立刻扬马挥鞭，冲上前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而对于《丁凯文其人其父》这样的直接点到了其父之作，却能沉住气，不吭声，不容易。俗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不能为父辩”，虽不为“大”，毕竟也是不孝之一，丁凯文忘记了自己如何来到这世上，忘记了是谁把自己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忘记了是谁把你送进北大，是谁让你拿到了硕士学位，忘记了是谁把这稀世魔术传给了自己，让你可以在当今世上丢人现眼。闷声大发财。丁凯文，你不能为父辩，是为不孝。虽然，说丁先生不忠不孝是不对的。丁凯文对林彪之忠，那是有目共睹，世上无双。看样子丁先生也是忠孝不能两全，有难言之隐啊。

丁凯文有一篇文章《实事求是还是曲学阿世？－－评叶晖南《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研究述评》》，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http://iccs.cass.cn/detail_info.aspx?sid=1357现似乎已删除）《记忆》总第二十九期（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其中说到：

叶晖南既然是写作有关林彪事件研究方面的述评，就应该对这一研究领域有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应当掌握当前学术研究方面的动态，分析各家研究之长短，指出其中之特点和不足，更应知晓这一研究领域的热点、疑点，加以分析、对比，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三、对海内外的林彪事件研究一知半解或予以回避

近几年来海外对文革史的研究有着长足的进展，所发表的文章、书籍很多，林彪事件的研究亦有重大的推进，实际上成为林彪事件研究的重要阵地。但是通观叶晖南文，海外的有关研究只不过是寥寥几篇无关痛痒的短文，和几本滥竽充数的稗官野史。对于那些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书籍，不是有意回避，就是一知半解。

2014年，台湾大塊文化出版了北大（也就是丁凯文的母校）前副校長郝斌所著《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丁凯文先生，身为文革专家，文章成堆，粉丝成群。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流水何曾洗是非》这样“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书籍”视而不见，有意回避？眼中只看到化妆师，剪辑师以及一些哈林粉丝的哈林文。为了有助于先生的学术发展，更为了先生能避免“不孝”之名，有必要将《流水何曾洗是非》的文字披露于世。

南慎修的文章指出，丁则勤“是那时北大历史系教师中唯一一个对同事大打出手的人，而文革中全国教师动手打人的例子是很少的。” 南慎修的文章还指出：“被他打过的其他人还包括：他自己的老师荣天琳，他同教研室的郝斌（当时已因被江青点名而成了‘反革命’），研究日本史的夏应元，已被北大造反派首脑聂元梓打成‘中统特务’、关入‘牛棚’并打得半死的吕遵谔，研究中国史的高望之，已靠边站的系干部许师谦等。”

丁凯文有文章《不彻底清算文革的后果》，希望清算文革，这个愿望值得鼓励。可以看到，丁则勤这样的例子是文革中一个典型的例子。紧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奉行着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文字狱的主角，锻人入罪，比小爬虫、“四人帮”更是棋高一着，更兼文斗、武斗，一手包办。丁凯文，你说说看，这样的恶棍该不该清算？

另外，网上有文《丁凯文其人其父》（360doc.com），也介绍了丁氏魔术，可以参考。有趣的是，文章的最后说到“华夏文摘抄CND消息树”。查“华夏文摘CND”，并无《丁凯文其人其父》一文。到底这是《丁凯文其人其父》的作者的一个障眼法，还是《华夏文摘》也学了共产党的招数，善于“和谐”？就不知道了。本人的建议，如果是“和谐”了，不妨找一找。共产党文革中这么多冤案都平反了，《华夏文摘》难道就不能反思一下？如果原来就没有在出现在《华夏文摘》，不如转载一下。看看文章就知道，这对于研究北大文革，研究整个文革都是极有好处的。

丁凯文如果《流水何曾洗是非》没有看过，【华夏文摘增刊】第九四一期（2014年05月05日）总应该看过吧，上面有郝斌的《宽宥和抹除》，便是从《流水何曾洗是非》摘录下来的，不妨往顾一下。这不过是举眼之劳，丁先生何必吝啬？你看看文章里面的丁则勤该不该谴责？该不该骂？

俗语说：要知文革，须看北大，到了北大，要看丁大。只要把丁大研究透了，文化革命怎么回事也就知道了。如此典型的文革案例，丁凯文不置一词，还称什么文革专家？一天到晚辨析来辨析去，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一个人都不敢辨析，身为北大硕士，不知道在学些什么东西。把母校的台都坍光了，脸都丢光了。

丁凯文写过文章《林彪的功过与林晓霖的浅薄》。笔者看到了丁则勤“在一次全系大会上突然发言，说‘我有罪，我要交代’”后，建议丁凯文去写一篇《林彪的亲戚和丁则勤的浅薄》。‘我有罪，我要交代’，这浅薄不浅薄？算不算“应声虫”？

笔者还建议丁凯文去写一篇《林彪的功过与丁凯文的忠孝》。在《林彪的功过与林晓霖的浅薄》一文中，林晓霖成了“应声虫”，那么丁凯文是什么“虫”呢？笔者一直想象不出，直到看了《流水何曾洗是非》才知道，原来丁凯文是“无声虫”。林晓霖为她的父亲谢罪，遭到了丁凯文的恶毒詈骂，林豆豆作了“口述”，得到了丁凯文的百般呵护。不管怎样，她们两个都发声了，都为他们的父亲发声了。可丁凯文有点奇怪，你就是把“丁则勤”贴在他脑门上，他也不吭一声。仿佛丁则勤和丁凯文是完全无关的两个人。丁凯文既不会为丁则勤道歉：他丁则勤是丁则勤，我丁凯文是丁凯文，我为什么要代他道歉？丁凯文也不会为丁则勤辩护：他丁则勤是丁则勤，我丁凯文是丁凯文，我为什么要为他辩护？我就奇怪，丁凯文是什么地方出来的？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么？

当然，也有可能丁凯文确实眼睛有疾，没有看到郝先生的大作。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丁凯文的不孝，郝斌先生也有责任。丁凯文的《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兼谈所谓“林彪集团”》中开首便说：

友人近日寄来史云、李丹慧合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以下简称《难》），拜读之余，虽感此书比国内版的官修党史教材有了某些长足进步，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依然显露出官史的痕迹。笔者不才，一些看法写出来就教于各位方家。

我相信，如果当时郝先生能够赠送一本《流水何曾洗是非》给丁凯文，一定可以激起丁凯文的无尽的灵感，丁凯文一定会文思泉涌，丁凯文一定又会有妙文佳作，丁凯文绝不会置之不理，而丁氏魔术一定会得到发扬光大。《流水何曾洗是非》不是也“依然显露出官史的痕迹”么？丁凯文一定会有“笔者不才，一些看法写出来就教于各位方家”，也可免了不孝之罪。

本人并且倡议成立“丁学”。丁氏魔术，在魔术界特树一帜，虽不及二当家“马屁学”对人类贡献大，但对于娱乐人类，也是必不可少。丁氏魔术乃是家传，且是传男不传女，至今已是岌岌可危。从“乞活考”到“丁凯文腰斩叶群”，亦是有迹可循。故有挖掘开发，拯救之必要。

话就说到这里。期望能看到丁凯文“不是有意回避，就是一知半解”的煌煌大作。

对于南慎修的文字，我是不大相信的。丁则勤，看看就是一副老实人模样，又是这么大个儿，会打人么？不可信。不过我说不可信不管用，最好还是丁凯文自己出来说一声。

所以我劝丁凯文：你呢，应该把精力分开一点，虽然说忠孝不能两全，你也不能只忠不孝吧。你毕竟是你老爹给了你生命。没有你老爹，你能在这世界上耀武扬威么？你老爹不仅给了你生命，而且在你学术的道路上，在你成长的道路上，都是一步步地教你，一步步地带你。终于带出了你这个个世界级的魔术师。

其实，丁凯文还是比较谦虚。家学，一般的人，如果有个当教授的爹，尤其是北大的教授，早就亮出来了。不过丁凯文从来没有拿他北大的爹拿出来炫耀过。和当年的老二的“谦虚”可有一比。丁凯文的文字功底甚为了得，估计一半得自于北大，一半来自于其父。当然，考虑到丁凯文的天才和勤奋，或许各占三分之一比较妥当。查看丁凯文在“官方”的阵地上发表的论文，查到的有四篇。

丁凯文，你可不能有了成就忘了爹啊。官方一直教你，北大一直教你，饮水莫忘掘井人，你不能因为这是“官方”就反其道而行之。

你为老二的辩护，文字已经是天文级了，为你老爹的辩护，无声无息，任凭着文字流传。这不太好，凭着你手中的这支笔，凭着你北大的硕士学历，只要你一出手，南慎修之流早就给你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了。莫非是因为南慎修不是“官方”，故而你手下留情，放他一马，宁可负了老爹，不对非官方下手？

咳，丁凯文，你也是有儿有女的人，如果你希望把丁氏魔术继续传下去，那末我劝你把《不平系列》好好保存，这里面有着丁氏魔术的全套解析，对他们来说是绝妙的教科书。有了这套教科书，他们将能很快地、熟练地掌握丁氏魔术。这对于他们成为你的传人，继承你的遗志，把漂林大业进行到底，将会大有好处。

可是，你想想，丁则勤的魔术已经彻底完蛋了，连他的亲生儿子都不愿意出来替他作一声辩护，你以为这丁氏魔术还能在世界上混？你难道真想把你的魔术传下去么？你难道不怕你的后代看到《流水何曾洗是非》？不怕他们看到《丁硕士语录》？不怕他们看到《不平系列》？

你今天不肯为你的父亲哪怕说一个字，明日当你被众人当落水狗打的时候，你能指望你的儿女为你辩护么？

咳，丁凯文，我只是没法预料，当你的孩子知道了你的魔术的奥秘以后，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欣赏你的才智，佩服你的功夫？他们会愿意继承你的事业？我只是没法预料，当他们知道了你的这一套魔术以后，他们会鄙视你还是崇拜你？

我劝你一句：放下魔术，立地成佛。改行吧，魔术该结束了，闹剧该收场了。笔者有《文革英烈》三册，你要好好研读，那末你的“嗜魔成癖”症自然能够痊愈。否则的话，只能看你的造化了。真是：

流水何曾洗是非，

魔术依然颠黑白。

横批：丁氏家传

斥“毛说”，殴同侪，丁则勤均谙其道

变魔术，漂“助毛”，丁凯文皆握绝技

横批：子承父业

半辈子“得天下”    马屁独步天下

遍海外护表姐        魔术冠盖全球

横批：林迹丁循

 

附一：郭罗基：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周末文刊》2012年第14期发表我的《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的同时，对此文的反驳也在屁股后面跟着来了。

我料定马悲鸣无法回答的问题，他请丁凯文来回答，说：“只好勉为其难，简单通俗地略答两个外围问题，主要问题还是转请丁凯文先生来回答。请郭先生和读者谅解。”“两个外围问题”以及其他“外围问题”，就不要纠缠了，直奔“主要问题”。

丁凯文先生并没有替马悲鸣回答问题，而是反驳我的已经发表的和尚未发表的两篇文章。反驳也不要紧，就是不能忽略“主要问题”。

什么是“主要问题”？

我以为已经说得很明白，无奈有人看不明白，不得已，只好拎出来再说说。

我的第一篇文章《关于严慰冰的争议》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不是严慰冰违法，而是共产党违法；所谓严慰冰“反革命”案，实际是共产党违法案。有一位杜钧福先生，写了一篇《严慰冰匿名信案是何时侦破的》，说是“驳斥”了我的“谬论”。他的文章和我的“谬论”根本不沾边，更谈不上“驳斥”。还有一篇《读者来信》说我“为严慰冰的所作所为强作辩护”。这些，都是对我的文章还没有看明白就急于发表意见。要说“强作辩护”，我不是为严慰冰的所作所为“强作辩护”，而是为法和法的精神“强作辩护”。为了让人看明白，我又进一步展开。

共产党违法，制造严慰冰“反革命”案的根源在于：

第一，混淆伦理和司法，混淆善恶和罪与非罪，以道德裁判代替法律裁判；

第二，党权吞食司法权，罪和罚都是执行党的决定，实体法和程序法统统不起用。

这两个问题，不仅是产生严慰冰“反革命”案的根源，也是产生一切冤假错案的根源。我从理论上进行抽象，就是希望消除这种根源，避免一切冤假错案。

这两个问题，还是共产党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不良传统。许多人的思维也为传统所束缚。这是共产党在几十年中制造冤假错案的社会条件。所以，我大喊一声：“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

一个“主要问题”演化为两个“主要问题”。

丁凯文如果要对我进行反驳，就应该针对这些“主要问题”。

首先要证明，不是共产党违法，而是严慰冰的“反革命”罪罪有应得。

所以说不是共产党违法，还需要证明：

第一，不是混淆伦理和司法，而是……；

第二，不是党权吞食司法权，而是……。

丁凯文的反驳游离在“主要问题”之外，枝枝节节，鸡零狗碎，自己说过的话不断重复，没有新意，毫无长进，别人说过的话大量引用，没有分析，不辨真伪，十足摆了一个陈陈相因的杂货摊。

坚持混淆扩大混淆

丁凯文非但没有反驳的能力，而且理解的能力也很成问题。我说：“丁凯文的《不容青史尽成灰》，是以道德裁判代替法律裁判的典型。”“‘心态龌龊肮脏，手段低级下流’是道德领域的问题，‘刑事犯罪’是法律领域的问题，两者不可混淆。”他为自己辩护道：“严慰冰匿名信事件的基本事实是清楚的，笔者评论严慰冰‘心态龌龊肮脏，手段低级下流’并未说错。”这就是对我的文章没有看明白了。问题不在于这句话有没有说错，而是以此作为“刑事犯罪”的根据是荒唐的。我一再说道德领域的问题和法律领域的问题两者不可混淆。他却再三强调“严慰冰匿名信的丑陋、下流”、“不堪入目”等等，就是犯罪，坚持混淆。

丁凯文非但坚持混淆，而且还要扩大混淆。他说：“对严慰冰匿名信事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是非认识。”又说：“严慰冰无端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一事本身的是非与对错是很清楚的。”除了用善恶来混淆罪与非罪，他又用是非来混淆罪与非罪。是非对错是认识论范畴，罪与非罪是法律范畴；认识论领域的“非”和“错”并不是法律领域的“罪”，法律领域的“非罪”也不一定是认识论领域的“是”和“对”。这个道理，具有初级的逻辑思维的人都能明白。

丁凯文不知还会生出什么别样的混淆来，且拭目以待。

丁凯文坚持混淆、扩大混淆，如果主张混淆有理，应该讲出一点道理来。

刑事犯和政治犯

丁凯文在《不容青史尽成灰》中说：“严慰冰案属于以造谣诬蔑为手段破坏他人家庭幸福，是恶意人身攻击和诽谤，属于刑事犯罪，并非政治犯。”他的意思是说，严慰冰犯了“诽谤”罪，并非“反革命”罪；她是属于犯了“诽谤”罪的刑事犯，并非犯了“反革命”罪的政治犯。他自以为纠正了历史案件。殊不知恰恰暴露了本人缺乏常识。中国政府是不承认中国有政治犯的，“反革命”罪正是列入刑法的刑事犯罪。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判定严慰冰的“反革命”罪和“诽谤”罪，均不合实体法和程序法。在这一点上，丁凯文还不是没看明白，而是闭眼不看，又重弹老调：“严慰冰一案仅仅是简单的刑事案，而非政治案。”说得很轻松，“简单的刑事案”，法律根据何在？

法律根据没有。不懂法律的丁凯文，抬出同样不懂法律的“土八路”邱会作作为根据。丁凯文写道：“邱会作回忆说：‘严慰冰的做法，当时是触及刑律的犯罪行为，现在看仍然是触及刑律的犯罪行为。’”邱会作已经永远闭上嘴了，那么，请丁凯文回答：当时触及的是哪条刑律？“现在”触及的又是哪条刑律？按照马悲鸣的说法倒是省事，不必回答严慰冰触及哪条刑律、犯了什么罪，是周恩来为了保护老战友严朴的后代，把严氏姐妹放到监狱里的，那里“才是保全性命的最好去处”，否则她们就难免杀身之祸。马悲鸣的作品每有奇思，但正如一位网友的评论所说，只能当作“消遣”。认真不得的，若与之争辩，自己也沦为“消遣”的水平了。

丁凯文推而广之，说：“这种行为在任何正常的法制国家都属于刑事犯罪。”中国是不是属于“正常的法制国家”？国际舆论不认为缺乏司法独立的中国是“正常的法制国家”。丁凯文判定严慰冰为“刑事犯罪”，这样就轻而易举地把中国也列入“任何正常的法制国家”了。从马悲鸣到《读者来信》再到丁凯文，都拿“西方法治社会”、“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任何正常的法制国家”来说事。世界上的法治国家有几十个，实行法治有几百年，举出一个案例来说说如何根据匿名信判处“反革命”罪（法治国家没有“反革命”罪，但有暴乱罪、叛国罪）和“诽谤”罪，还不容易吗？我提了几次，你们就是举不出一个来！

我举出美国的案例来说明在“诽谤”问题上的法和法的精神。丁凯文说：“郭罗基先生洋洋洒洒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美国司法体系如何保护批评者云云，完全是文不对题”。他不懂法律，所以就不知道案例的意义，美国法治的进步就是靠许许多多案例的推演来实现的。我是故意“洋洋洒洒”，希望对不懂法律的人作一点启蒙。除了丁凯文这样的拒绝启蒙外，有人还要我多讲、多写。你们举不出一个案例，只是凭假设、推论来武断“任何正常的法制国家”的“文”，倒是“对题”了吗？

顽固维护党权吞食司法权

丁凯文对我的批判还进行一番定性，说：“郭基本上还是站在共产党‘政治正确’的立场上评判这么简单的一桩刑事案。”我在两篇文章中谴责“共产党违法”，指出中国“只有党治，没有法治”。如果共产党承认违法，承认党治违反法治，那共产党的立场与我一致了，也可以说我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了。很遗憾，共产党的立场是“党大于法”。我是反共产党的立场。丁凯文先生！还是对我的文章没有看明白，连正和反都搞不清楚。结果，正像澳大利亚土著的飞镖，飞出去的帽子又回到自己的头上。丁凯文说：“中共当时对严慰冰匿名信案的处理是非常严肃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处理的。”“中共中央在处理严慰冰案一事上颇动了一番脑筋。”这才是共产党的立场，这才是维护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我已经指出，对严慰冰的定罪、抓捕、收监，不经司法程序，没有法律根据，一切都是党的决定，这叫做党权吞食司法权。丁凯文却认为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处理”理所应当，“是非常严肃的”，“颇动了一番脑筋”的，可见，在他的头脑中，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维护党权吞食司法权的观念，何等顽固！

丁凯文所称赞的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决定处理”严慰冰案以及“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案时，完全是站在维护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林彪的立场上。现在的“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倒并不站在维护林彪的立场上了，严慰冰的“反革命”罪也平反了。而丁凯文美言“中共当时对严慰冰匿名信案的处理是非常严肃的”，是“颇动了一番脑筋”的，在严慰冰的“反革命”罪平反之后，还要追究她的“诽谤”罪，就是继续站在维护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林彪的立场上。

原来林彪是他的表姐夫

我在《周末文刊》上看到丁凯文的文章之前，未闻“丁凯文”其名（恕我孤陋寡闻）。丁凯文好像对我很了解，说“郭罗基先生曾在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郭罗基先生在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多年”，“号称马列主义哲学家”。错了，我从未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过，我在北大的工作单位是哲学系。哲学系没有一门课叫做“马列主义哲学”，也没有一个人“号称马列主义哲学家”。“马列主义哲学”、“马列主义哲学家”这些概念是不准确的，只有半瓶子醋的人才会使用。

丁凯文说，郭罗基是“可笑”的。好大的口气呀！

丁凯文究系何许人？于是，我上网搜索，方知丁凯文原名丁克迅，父名丁则勤。果真如此？丁则勤是我在北大历史系的同学。因文革中打人，他在北大不好处了，于是去了清华。他的太太、丁克迅的母亲王毓钟是我的无锡老乡。我还认识丁则勤的兄长、丁克迅的伯父丁则良。我曾看到丁则勤抱着儿子在校园里走动，孩提时代的丁克迅我应该见过，但现在没有印象了。不管怎样，顿时有亲切之感。又想起往事一桩。“九一三”事件之后，历史系传达讨论中央文件时，丁则勤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表现沉痛。众人莫名其妙，劝他镇定情绪，慢慢道来。他说出，叶群和他们丁家是亲戚，论辈分丁则勤还是叶群的表舅。那么，叶群是丁克迅的表姐，林彪就是丁克迅的表姐夫。原来如此，大有来头。其余，读者不要过分猜测。

丁克迅本人，1983年进入北大国际政治系读硕士研究生。1982年，我被邓小平赶出北大，发配南京。从那以后，北大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与我无关。但虽无直接责任，还有间接责任。国际政治系的教师中有一些人是我的学生。我没有把我的学生教好，我的学生们又没有把他们的学生教好，以至出了丁克迅这样的不硕的“硕士”，都是属于“教不严，师之惰”。

如果一一指出丁凯文的文章中的差错，那就太繁琐了。

克迅贤侄，听我一言相劝：你的文章显示，做学问的基本功甚差。据说你还出过一两本书，有空我将找来翻翻。在校时没学好，现在宜加紧自学，特别要在逻辑思维的训练和法律常识的学习方面多下功夫。

2012年5月1日

《周末文刊》2012年第27期，最后一节《原来林彪是他的表姐夫》被编者砍掉

 

附二：宽宥和抹除——周一良晚年心境一窥（文革博物馆通讯（七七三））

作者：郝斌（原北京大学校长）

 

1966夏至1969年夏，时值周一良先生53－56岁，这几年的他，多半在“牛棚”里度过。三十多年过去之后，他快90岁了，“牛棚”的阴影，依旧萦绕心头，挥之难去，以致成为他晚年三大不快的心结之一。周先生留下的文字、遗物之中，对此都有明白的表征。

“文革”之中，北大历史系有过一个庞大的“牛鬼蛇神”队伍（1），是以周先生在“牛棚”里的境遇，目睹见证者不少。时光荏苒，屈指一数，这些人大部分凋零作古了；我当年30岁出头，如今也至耄耋之年。逝者如斯，说起来都是些前尘往事，一切全在可以宽宥之列。不过，宽宥不等于忘记，更不等于可以抹除。这个话应该这样两面说到、做到，才不至于偏废，偏废会招致负面的效果。今日回头反思“文革”，理性与不回避、不抹除，应该是亲历者用心把握的两点；或缺其中之一，恐怕难以完成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作业。交卷的时间已经耽延至今，答案及格才好。去年已是周先生百年冥诞，我把一些陈年往事，点点滴滴回忆出来，一作对先生的怀念，二让年轻的朋友当个故事听听，庶使这段历史不致完全成为灰烬。

周先生晚年的心结，究其所在，我以为，就是今天反思“文革”之时我们劈头遇到的问题：宽宥碰上了抹除，你该怎么办？

 

显现本尊

1966年，政治风云诡谲多变。4、5月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连结在一起，打成一个“反党集团”，霎时之间倒台了。这时节，斗争还只限于上层，广大工农并不知情，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日子。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对校长陆平不满，已非一日。这时的她，以高度灵敏的政治神经，觉察到上层的动向，再经与康生的一番上下互动（2），于5月25日，在校园给陆平贴出大字报。如今只看这份大字报的标题，就知道她真的费了不少心思：《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前有宋硕，后有彭珮云，把陆平的名字嵌在中间，音在弦外，是说陆平与刚刚倒台的彭真该有什么瓜葛－－因为宋、彭两位既是彭真手下的得力干部，又是陆平与上级机构中交往密切的人士（3）。拔了萝卜带出泥，政治斗争的学问，全在妙手一用。

 

上图：北大校长陆平

下属对上级有意见，公然以大字报方式表达，有点异乎寻常，当年也不被容许。仅仅一天功夫，聂元梓的大字报就被反对的大字报糊盖得严严实实，事情好像就此烟消云散，其实风暴刚刚到来。一周之后，即6月1日的晚间，北大校园里被覆盖的那张大字报一步青云，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语调铿锵，而且反复重播，直至次日。此时的陆平跌坐家中沙发之上，默无一语（4）。次日，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同时，另加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千字短文，说到“陆平及其一伙”的时候，用语不凡，呼之为“黑帮”、“黑组织”和“黑纪律”。这类冠以“黑”字的语词连续使用了6次。陆平随即被撤销一切职务，北京市委也被明令“改组”。到此一刻，人们方才悟到眼前的事态不小。这时候的北大校园，就像一口烧开的热锅，到处冒泡了。未名湖畔的铜钟，几十年来上课、下课都会准时撞响，在此之后，即长歇长弃。打钟的老人姓赵，燕大时期，人们称呼他“DearZhao”，他一分不差地打钟，几十年如同一日；“文革”事起，纷乱吵嚷的燕园，便再不需要他的准确性和责任感了。

这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历史系师生，大部散在农村参加“四清”；一、二年级的学生和少数教师，则在京郊昌平县太平庄搞“半工半读”。不论大家身在何处，大字报的全文都是听了又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北大虽然瘫痪，后勤事务好像还有人做主，星散的师生，都被校车陆续接回北大。6月5日返校那天，我刚放下行李，就听见有人在走廊上呼唤历史系师生到第一体育馆集合。那已是晚上，说是开会，却没有人主持。篮球场上的人们围了个圈子，空冷了好一阵，气氛凝重。这时候，人群里忽然有人高声喊话。

那是从太平庄回来的学生，当时他们疑窦满怀。因为三、四个月以前，太平庄的“半工半读”活动有过一个开学典礼，曾来出席讲话的，就有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他算是到会祝贺的最高级别人物。没有几天，他的《燕山夜话》就被拿出来批判，里面的所谓反党“黑话”，报纸上揭出一条又一条。如今，聂元梓大字报标题上赫然在列的彭珮云，又在太平庄蹲点，一住十天半月乃是常事，学生们总在食堂里遇见她。太平庄是一家“黑店”，这个想法虽没人说出口，但在学生心里已是油然而生。有个撚儿就是炮仗，当时校内的形势已经如此。

话说那天晚上在第一体育馆，先有学生当面质问几位班主任，不得要领，接着有人指呼系总支书记徐华民出来答话。徐有问即答，只是满脸的苦相和委屈；他答“不知道”、“不清楚”，语调无奈而真诚。接着，又有学生指呼周一良先生答话。周先生好像也刚从农村回来，但已经换穿了一件干净、褪色的中山服。他走入人圈，站定之后，先用两手抻了抻上衣的下摆，又抬起胳膊提了提领子，整衣昂首，面色肃穆。他的回答跟徐华民一模一样，但字字皆有音节。他们两位是历史系主要的党政负责人，对答如此，学生不满，但也提不出更多的质问。僵持了好一阵，大家泱泱而散。

后来的三年间，周先生被批被斗多次，算将起来，能够保持师长尊严的，大概这是唯一的一次。至于其他“牛鬼蛇神”如我等辈，人格辱尽，遑论尊严。那天晚上北大第一体育馆里的周先生，我以为，显现出来的正是他的本尊。

《乞活考》公案

随后，由海军和煤炭工业部抽调来的干部组合为一个“工作组”，来到历史系维持局面。师生人等俱被安顿在室内，顶着6月的酷暑，整天学习社论。周先生随同大家一起学习。

历史系所在的三院，墙内墙外，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多半是从报刊上批判翦伯赞的文章里抄下来的语句，只是在他的名字上多打了一个红叉，人们往来走过并不驻足。一天，忽然有长篇大字报贴出，占满了大门两侧的墙面，平衡对称，让人耳目一新。原来的虎皮墙上，因雨水常年冲刷石块松动的地方，全被遮盖起来。这篇大字报不但长，而且内容也耸人听闻，它指周先生的一篇文章内藏玄机，“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是一株反动透顶的大毒草”。

“大毒草”指的是周先生早年写的一篇考据文章《乞活考》。这篇文章讲的是，西晋东晋之间，胡族自北而下，北方人民为避战乱纷纷逃亡江南，流民一批又一批，形成一次人口迁徙大潮。其中从山西出来、被称为“乞活”的一股，约两万多户，行至黄河流域屯留下来。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拥有武装，自成聚落，遥奉晋室正朔，抗拒胡族，这种自存自保的状态，竟从公元306年一直延续到419年，长达113年之久。在这百年之间，他们有力地配合了司马氏政权的北伐活动。史书上有关“乞活”的资料，本来点滴片段，散在各处，人们但知“乞活”其名，不能窥其全豹。周先生经过穷搜苦检，居然连缀成篇，把“乞活”的面貌勾画出来，填补了两晋流民史的空白。这样的文章，没有点功力、读书不多的，是绝对作不出来的；周先生作出之后，能识货、能欣赏的人，也只限于狭窄的小圈子，三、五同行而已：专攻世界史的不用说，就是研究中国史的同仁，上搞秦汉、下搞明清的，也只是翻翻罢了。然而，这篇大字报的作者丁则勤，却是历史系专攻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青年教师。他平日兴趣广泛，雅爱涉猎，不知什么时候钻到图书馆旧期刊阅览室里，研究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48年，那正是国民党大军仓皇南逃、溃不成军之际，“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值此时刻，居然有周一良这样一篇文章刊出，大字报就说，《乞活考》作者的用心是要溃逃的国军，效法“乞活”当年的做法，相机止步，凭坚乘险，拥兵自保，以待来日－－果真如此，不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又能是什么呢？！读者朋友，周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只印几百份、向来没有多少人看的《燕京学报》上。国民党上层，漫说此刻已是惶惶不可终日，就是好整以暇之际，又有谁有闲心去看这种枯燥的文字呢？再说，真的看了，就能复制出一个现代版的“乞活”吗？您看，这样的事，今天听来匪夷所思，可在四、五十年前，不特有如此奇异的思维，它居然还能找到市场、被人接受－－跟大字报作者一起署名的，就有历史系二年级的几名学生，只不过他们使用了一个小组的名义。

 

上图：周一良1948年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文章《乞活考》

这个时候，周先生还没有被“揪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侧身革命群众之中”。稍有政治运动经验的人本该知道，话语权，对这个时候的周先生早已无缘无份，缄口不言，或许可以少惹麻烦。可先生偏偏勇气十足，“我也用大字报形式作了答复”（5），表明自己绝对没有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其实，历史系教师当中能作考据的本不在少，熟悉考据的就更多了。大家看了大字报，都心知肚明，谁会相信对“大毒草”的揭发属真？只是写大字报的这位拉来学生作大旗，形格势禁，谁也不好说他什么罢了！此时周先生自己站出来辩诬，句句全在理上，本来不说也明白的事，经此一说，大家都以为，“乞活”一场闹剧，就算挨过去了吧？

岂料，此后的事态正好相反。

周先生在他后来写的《毕竟是书生》里回忆，那几年里，只要是小会批斗，《乞活考》和另一首寄内诗，即他写给夫人邓懿信中的一首诗，总是没完没了的逼讯题目，“关于《乞活考》的审问就不止一次”（6）。笔者沦为“牛鬼蛇神”、与周先生同棚作囚的时候，曾见大字报作者丁则勤和一个叫高海林的历史系学生来到我们中间，单独喊出周先生，进入一个房间呆了很久，好像就是这类“审问”。

1989年6月，“文革”结束十几年之后，周先生到美国探亲。大概一是闲不住，二是身在异域、脱离尘嚣可以静心沉思之故，他开始回忆“我的前半生”。写这种回忆文章，无需查看太多文献，有点空缺，回家补上，也算方便。这就是他写《毕竟是书生》的空间环境。在这本回忆录里，周先生单立了“《乞活考》招来灾难”一题，其中写道：

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和一个红卫兵，抓住《乞活考》大做文章，硬说此文乃为蒋政权出谋划策的“大毒草”，对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肆批斗。……穿凿附会、歪曲解释的细节还有不少，手边无书，不复省记。（7）

又过九年，到了1998年，大概是在年初吧，北大百年校庆将至，历史系散在各地的64级学生，已经工作整三十年了，每人各就自己的专业写了一篇文章，结集成书，委托代表商请周先生作序。周先生一看书中有高海林的名字，脱口便对来人说：

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其态度之凶恶、手段之粗暴，我是至今难忘。尤其奇怪的是，直到1968年的下半年，炮兵营营长还带着他的军师－－一名历史系的教师，来到劳改大院，一再强迫我承认《乞活考》的反革命意图，说我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我当然坚决予以否认。请你们告诉他，我至今不能谅解。但是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搅坏了一锅汤，我仍旧要给你们写序，以示鼓励。（8）

周先生所说的“炮兵营长”，就是高海林。时隔三十年了，周先生一见高海林的名字，就如此火冒三丈，可见他受伤害之深。这个高海林，何止是对周先生，他对向达先生（9）、对杨人楩先生（10）也都如此。那时候他一出现，我们“牛鬼蛇神”一众，人见人怕，个个对他印象深刻。

到1967年，北大校园里的学生、教师，不论身属哪派，都三五成群，纷纷成立“战斗队”。所谓“战斗队”，就是观点相同、彼此说得来的人，或三五、或七八，组合在一起，共同参与“文革”活动，对校内、校外大事共同表态的一种组织单元。比起1966年夏天出现的“红卫兵”，它显得更为宽泛和普及，几乎人人可以有份，即使是出身不好的学生和“黑帮”子女，也可以游离在其边缘，干点抄抄大字报一类打杂的事，只是“牛鬼蛇神”没份儿罢了。至于“战斗队”云云，那是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的一种表示；废除班级而代以“战斗队”，更是革命化的标榜和张扬。可是，个个都叫“战斗队”，彼此又如何区别呢？那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年代，不知谁在“战斗队”前面加了一个“姓氏”，而“姓氏”乃从《毛主席诗词》里面取来，不仅上口好听，而且极富情趣。姓和名连在一起，那就别成一种味道－－“漫天雪战斗队”、“不争春战斗队”、“从中笑战斗队”等等，一时满园效法，贴出大字报的时候，就这样落款。同一个年级之内，看到某一“战斗队”的大字报，大略可以知道其中各是谁人等等；至于外系同学，最多只能识别其为何系而已。因此可以说，“战斗队”只是一个半透明的组织；它贴出的大字报里，也是半不负责的言论；若论同声同气，群胆群威，那就是富富有余了。像这样的“战斗队”，北大还有“看今朝”、“慨而慷”、“从头越”、“橘子洲”、“同心干”、“冲霄汉”、“虎踞龙盘”、“浪遏飞舟”、“长缨在手”等等，不一而足。取名的时候，各有寓意，但都不乏浪漫。唯独这个高海林，不知道是旁人不愿同他搭伴，还是他不肯与人为伍，寡人孤家，一个人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名字很直白，就叫“炮兵营”；此前此后，“炮兵营”也确实干了不少隔山打横炮的事，在历史系内有了名气。周先生在“牛棚”与高海林结“缘”不浅，所以才有了上面这段直呼“炮兵营长”的愤愤气话。

序言写过之后，周先生心情却不能平静。隔了半年，虽然年届85岁、已经卧病不能执笔，他还是烦人代劳，写了一篇《还想说的话》（11）。他先把上面引用过的那段发泄火气的话形诸文字，而后，他对高海林的态度，却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他在同一篇文章之内写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应该是每个人具备的美德”，接着又说：

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与红卫兵的情况只是上当受骗的程度不同，又有什么理由坚持不肯谅解呢？因此，我在这里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12）

看来周先生心回意转，要把这件事情放下来了。不想这个时候，又平添出一段插曲。北大另一位教授、与周先生相熟的吴小如，看了周先生的“喊话”，不表赞同，也写了一篇文章《有感于“一笑泯恩仇”》。吴先生说：“这样的事如果被我摊上，我尽管不与那个整人的红卫兵计较，但序言我是绝对不写的。应该坦率承认，我没有一良先生那样宽容大度。”（13）从行文来看，吴先生的这段文字，大概写在1998年的秋天（14）。

 

上图：《郊叟曝言》封面

三年之后，即2001年8月，周先生出版他的《郊叟曝言》时，又在《前言》里说：“我对红卫兵的喊话，吴小如先生有不同看法，见《莎斋笔记》260条《有感于‘一笑泯恩仇’》。现征得吴先生同意，收录此文以供参考。”（15）

事情真是曲曲折折。笔者以时间为序，把《乞活考》这段公案三十年间演绎的前前后后，一一罗列如上。但写到这里，笔者心中早已产生几点疑问：

1对高海林，周先生真的宽容了吗？

2周先生对历史系64级前来索序者说：“请你们告诉他（指高海林－－引者），我至今不能谅解。”这段话，周先生说出的时候，自己何尝不知道，闻者近为高海林的同窗，也未必真会转达无误。既然如此，周先生烦人代笔写《还想说的话》时，为什么又把自己早先做的棒槌再当针纫（当真认），以它充做由头，衍接下来，才做一番宽容的文章呢？

3吴小如先生有不同看法，乃是仁智各见，不属学术之争。既然谅解了，那就一切全该了结，何必又回过头来把吴先生的意见收为“附录”，作这种拖泥带水的事？再说，周先生写出“一笑泯恩仇”的时候，载有吴先生那篇文章的《莎斋笔记》还是手稿，离正式出版还有十年呢（16）！正因为如此，周先生才不得不有一番饶舌，说他附录这段文字乃是“征得吴先生同意”的，不然，引用已经出版的文字，何需去征求作者的意愿？君不见，周先生的这段引文只是“引自《莎斋笔记》260条”，而没有按照常规标出它的页码吗？

以上几点存疑，放在心里一久，笔者慢慢生出一些觉悟，感到这些觉悟尚可自圆其说，趁此共同怀念先生之际，写在这里，请了解先生品格、习性的家人、同事，给予评论和指正。

1对高海林，周先生念他是个“年轻的孩子”，确有宽宥之心，因此才会表示谅解。周先生以受害者之身、长者之尊，主动表示谅解，确是有容乃大。再说，《乞活考》的始作俑者，并不是高海林。他大学二年级刚刚念完，《乞活考》一文怕是读都未必读过，不过是受人蛊惑，跟屁虫而已，后来跟得久了，改当了炮手。若说“深文周纳，罗织罪名”（17），就连周先生自己赴美探亲之际，都曾因“手边无书，不复省记”（18），那么这种本事，能是念大二的高海林所能具备的吗？

2周先生改变态度，确定谅解高海林之后，用什么方式转达这个新信息为好呢？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再把索序的学生找来，说明原委，把前番的气话一笔勾销，该知道的、该澄清的，一次说明，一举两得，才是常情！而周先生呢？他却大费周章，“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这个隔空喊话的做法有点夸张，与周先生平日为人做事的风格不甚相符。喊话当然也无不可，不过笔者以为，他这个喊话另有文章，他是喊给另一个人听的——那就是周先生每次说起高海林时，都要提到的“历史系的一位教师”（19）、“他的军师－－一名历史系教师”（20），一句话，始作俑者－－带头张贴大字报的丁则勤。作俑者装药，高海林放炮；作俑者是教师，高是学生；作俑者是成人，高是“年轻的孩子”（21）。唯此之故，周先生稍一平静，就不再同高海林做计较了。而作俑者呢？

事情说来凑巧。周先生在北大燕东园24号（北）住了四十三年，居室终日不见阳光，直到晚岁乔迁，才得从阴山背后搬出，这本是让他高兴的一件事。没想到，迁入朗润园，却与作俑者相毗为邻，楼前楼后，相距不过几十米，正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您想想看，窄路相逢之际，那个场面该是何其尴尬！“喊话”当中有如下一段，初读起来，觉得语出突兀，不免生硬；再读之后，笔者以为另有深意：

“文革”灾难开始后，他（指陈寅恪－－引者）的一位得意弟子奉命在报上公开发表批判陈先生的文章。后来，这位弟子在陈先生面前跪哭请求原谅，陈先生只是说：“你走吧！”

举出这个事例之后，周先生紧跟着明白表示，他自己不能与陈先生相比，因此绝不会像陈先生那样做。这段话是说给高海林听的吗？说实在的，高海林与周先生没有这份交情，周先生的文字也犯不着这样凭白浪费。他这段拐弯抹角的话，实在是包含着另外一番苦心。自打迁居，他与当年始作俑者的尴尬窘遇不是一天了。冬天的北京，老人家总要出来晒晒太阳，初一碰不上，十五总会碰上，回到家来难免心生膈应。自己膈应，对方呢？宅心仁厚的周先生，冥思苦想，遂想出了这个法子，隔空喊话喊给这位近邻，而且，先给他打了保票：只要你肯来，我必定“相逢一笑”，绝不会给你半点难堪。

周先生的喊话，远在河南的高海林听见了。1999年4月，周先生就早年留学美国一事接受采访，当访问者顺带提及此事时，周先生回答说：“那个学生（指高海林－－引者）后来给我来了长途电话，他说很感谢，也很后悔当年那样说话。要到北京来找我。”（22）仔细一查，从喊话到受访，前后相隔7个月，由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推断，应当是高海林听到喊话不久，就作出了回应。可近在咫尺的高邻呢？高邻却没听见。这位高邻真称得上是位豁达慷慨之士，他大概把周先生看做敬亭山，每次相遇总是“相看两不厌”吧！老人家等了他足足三年，一份好心，全被当成了驴肝肺。您想想看，周先生心里该是什么样的感受呢？真是吃个苍蝇也不过如此。

3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挚友吴小如先生的文章拿来，周先生的心结又一次被触动－－喊话一通，不甚在意的那个，来了，真正在意的这个，却没来；尽管日日相逢，恩仇却未能泯除。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怪不得本想宽大为怀的周先生改变初衷，把吴先生的文章收作附录了。他这样做，多少可以消除一点心中的块垒吧！

不过，话说回来，道歉原来并非易事。听说，高海林在一所大学教书，口碑不错。我在出差途中，偶遇一个年轻人，他刚好在这个学校，说起高老师，十分佩服。他的话证实了我的耳闻。还听说高对当年的自己，也有悔恨，但他只是自悔自恨，迟迟多年没有登门面对的勇气，直到周先生喊话。“文革”中的整人，是个社会问题，整人和被整，涉及了一干人众。当年有浓重的整人气氛，把人推上那个暴力平台。如今，也该有个道歉的氛围，把整人者和被整者，推上一个道歉和接受道歉的平台，才是正理。多少年了，我们见过有谁来搭建这个平台吗？本来还有的三、五个台阶，后来也无声无息地全给拆除了。顽石点头，原来也有难处。

上图：顾廷龙为周一良题字“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

1989年，周先生曾与顾廷龙一起赴美出席《国际中国善本总目录》顾问委员会会议。顾是一位书法家。周先生晚年迁入新居，客厅里挂出他请顾廷龙写的宋人方岳的一副联语，上联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下联是“可与语人无二三”。下联“可与语人无二三”后来在明清小说里又衍生为“可与人言无二三”，另成一种意思。周先生向顾先生索字，索的不论是原生、衍生，恐怕都是晚年心境的一种反映吧！周先生把《乞活考》当作“我在文化革命中的三件公案”之一（23），心里始终有道不尽的伤痛。顾廷龙的小篆写得极好，周先生就让这副联语陪伴自己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几年。

 

众跪与独跪

还需要向读者交代的一笔是，“文革“期间，周先生在“牛棚”里的遭遇，颇有一些曲折。

从“文革”初起，到1966年的8月1日，短短两个月间，除被钦点的系主任翦伯赞之外，北大历史系还揪出28人。这29人中，除长年重病卧床者3人、自杀者1人、求死未成伤残就医者1人之外，其余24人，包括周先生，都被编入劳改队伍，每天有学生押到校园的空旷地方拔草，实际上是去示众。整个8月份，校外来人平均每天近10万人次，与北京西客站的日均客流量相差不多。那时我们被围起来，甚至说不上是挨批挨斗，只是被人推来搡去、随意折磨和辱骂罢了。有一天，在历史系所在的三院二楼阳台栏杆外面的排水槽上，我们被喝令成排跪倒，齐刷刷一片，阵容可观。我们逐个向校外围观人众口报自己的姓名、出身和“罪名”等等，回答革命群众的质问。水槽只有75公分宽，跪下去，膝盖已到水槽边缘。这时候，坐跪不许，长跪又会重心前倾。虽说二层不算很高，若真的栽下去，也难免有骨折之虞。这时的我们，在区区75公分的距离内，既要保持长跪，又得努力后倾重心，您看看，这姿势该有多么难拿。那天前后折腾了近一小时，才曲终人散。当看押我们的学生喝令我们出去拔草时，向达和杨人楩两位先生还是跪着不动，原来他们竟站不起来了。这一年，向先生66岁，杨先生63岁。其他人如邓广铭、商鸿逵、周一良等几位长者，都还勉强支撑下来。这是我们被斗以来的第一跪。不怕读者见笑，事后我们竟然悟到，这群体一跪，原来还有预热功能。语曰：独跪愧？与众跪愧？曰：当时都愧，愧得抬不起头来！后来一想都不愧！该愧的应有人在，我们何愧之有！在“牛棚”之中，向达、杨人楩、周一良等我们多人，都获有二跪、三跪的“殊荣”，即便是独跪，也能含羞忍辱，度过难关。西语系的俞大絪教授首次就是当众独跪，她忍受不了这份屈辱，不就随即告别了这个世界吗！

周先生的左手无名指上曾有一枚戒指，我1953年一入学，上课时就看见过。他在课堂上抬起手来，总有一个亮点。那是他与夫人邓懿的婚戒，佩带多年了。到了1966年拔草时节，阳光之下，那枚戒指常常闪出亮光。当时正在破“四旧”，旗袍、长发、墨镜，蓄须、祭祖、拜佛，都在破除之列，戒指能幸免吗？好几天了，周先生怎么还不摘下来呢？果然有个学生前来责问，周先生答：“二十多年了，骨节变粗，褪不下来了。这是‘四旧’，我一定想办法！一定！”还好，那个红卫兵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集合，周先生的手上果然不见了那枚戒指。当晚，汇报改造体会的时候，周先生说，昨晚我到海淀一家铁匠铺，请师傅帮助，用锯子锯断戒指，破了这件“四旧”，我感谢这位工人师傅。言下不胜释然。其实，这段往事周先生一直耿耿于心。二十四年之后，他在《郊叟曝言》中，才把当年的惋惜和无奈，像“吐苦水”一样倒了出来（24），可是那枚婚戒已经不能重圆了。

1966年的9月26日，周先生随同历史系一干“黑帮”，被解送到京郊昌平县太平庄关押劳动。这是一个封闭式的“劳改营”，虽然距我们最近的村庄只隔二里，虽然那里农民的身影我们可以看到，但人家与我们保持了绝对距离。不久，向达先生患上重病，因不得医治，送回学校时，医生已经束手，他遂成为继汪篯之后死于“文革”的历史系第二位教工。转过年来，约在1967年的1月间，包括周先生在内的几位年长先生，被准许回校劳动，我们几个年纪轻的则继续被扣在太平庄。

依我推测，那个时候的历史系“文革”委员会，还不像后来，他们或因向先生之死，受到一点震动，遂发此慈悲。到了1968年，那就进入一个人性完全泯灭的时代，病只恐你不死，打只怕你不伤了。以向先生一死作代价，才换回周先生等人的返校，果真如此，这该感谢向先生吗？这个“感谢”抑或“多亏”，从那个时候直到如今，时时在我心里滚动，可我怎么说得出口呢？！

进入1967年的6月，北大的“红色权力机构”势力渐衰，监管我们的学生自行散去，一时间，再没人来看管、派活，可也没有谁宣布免除对我们的劳动管制。历史系的“劳改队”暂时算是悄没声地“聋子放炮－－散了”，用邓广铭先生的话说，叫“松绑”。与此同时，“解放干部”的声浪渐起，《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说，全国干部可以分为四类：好的、较好的、犯了错误和严重错误的，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叛、特、反，其中只有第四类该打倒，他们是少数。不少大字报说周一良先生是“二类”，即“较好的干部”。当时眼看他快“解放”了，我们都个个由衷期盼，因为只有他得以“先行”，我们才出头有望。这时候，校园里反对聂元梓的声浪滚滚，一波高过一波。一天晚上，“五四操场”有个批聂大会，教职员工和学生个个争相登台，周先生也上去讲了话。谁知道，这次讲话又改变了周先生的命运，在此后足足两年的时间里，让他和他的全家受尽了磨难。

一掴一掌血

聂元梓的势衰与全国大局紧密相关。1967年春，隐忍多时的一批党军元老，一齐发声，指责江青等人以一场“文革”乱了党、乱了军、乱了社会。江青等人只有招架之功，退缩到角落里。由春而夏，由夏而秋，毛主席出面发话，站在江青一边，老帅、重臣受挫，形势急转直下。江青随即改守为攻，反讥对手为老保想翻天，聂元梓于是也咸鱼翻身，实行秋后算账，在校内大抓“老保翻天”。

“松绑”大概6个月之后，“历史系文革”一声令下，我们被二次打入“牛棚”。这次重新押回太平庄，一关二十个月，其中约有半年，可称得上是暗无天日。监管学生人数大增，手里还添了用自来水管加工改制的短棍、长矛。一天之内要七次列队集合，七次背诵“语录”。其中的晚点名一场，总要喊出一、两个人，轻则张口斥骂，重则动手殴打。

周一良先生此前已有两顶政治“帽子”：“走资派”和“反动权威”。这回二次进宫，我们照例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请罪，听他自报姓名和“罪名”的时候，发现“帽子”又加了另外三顶：“反共老手”、“美帝特务”和“老保翻天急先锋”。五顶“帽子”一一报齐，他占用的时间最多。其实，最后一顶才是送他二进宫的真正缘由，其他几顶不过是几味添加剂罢了。不然的话，一个昨天公认的“二类干部”，怎么一转眼，就成了“四类”呢？如今他不但是“反共”分子，而且还是“特务”，因此凡要革命的，对他只有敌忾同仇，如何能有异声！这些堵人嘴巴的小把戏，对当时的周先生来说，却有千钧之重。

上图：北大“校文革”的机关刊物《新北大》1967年11月2日刊登整版文章《撕破反共老手周一良的画皮》。“反共老手”是周一良再入“牛棚”时被加封的“帽子”之一。

任何一个监管学生可以随意打骂、处置任何一个“牛鬼蛇神”，这是“牛棚”的伦理和常规。可实际状况常常是，某个监管学生往往特别眷顾某个“牛鬼蛇神”，他要是跟你结了对子，与你做了冤家，那你就一天到晚都有毛病可挑了。谁摊到这份冤家的“眷顾”，谁就该着倒大霉受大罪。不幸的周先生，竟一下摊上好几个！其中一个叫聂玉海，也是历史系的学生。

一天晚点名，聂玉海拉着长声喊：“周——一——良！”周先生赶忙答应：“到！”聂又喊：“出列！向前三步——走！”周先生应声跨出队列。聂接着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事后我们“牛鬼蛇神”私下互道感受，那天是1968年的6月还勉强知道，至于几号，就大半说不上来了。“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那个时候，我们只问星期几，隔周盼来个星期天，才有半天休整，得以洗衣、理发；几月几号，几乎与我们不相干了。不想，周先生还真回答出来是6月×日。聂玉海说：“去年今天，是你在‘五四’操场辱骂红卫兵小将的日子！”一个嘴巴随着话音抽过去，周先生的嘴角立即流出血来，跟着是左右开弓，周先生满脸是血。您看！那个时候的北大是谁家之天下？说了“小将”的不是，就成了罪名吗？“小将”就可以这样还手？何况周先生那天在“五四”操场批判的并不是小将，乃是一员大将！

这次挨打前后，周先生还被拉回北大，“单兵教练”了一回。

“单兵教练”，这是太平庄“牛棚”监管学生当时的用语，意思是从众多“黑帮”之中拉一个出来，送回北大，单独批斗。单独的批斗，不同于以往。以前还真是以批判为主，最后才上拳脚。“单兵教练”则是三言两语一带而过，随即开打，而且用上种种自制的刑具。关押在太平庄的历史系师生吕遵谔、杨绍明、罗荣渠、周一良都被这样“教练”过，我是最后一个。高望之是否被“教练”过，我记不清了。被“教练”过的人，送回太平庄来，行动都有不便，想是有伤在身；除此之外，精神更要低沉多日。一人消沉下来，物伤其类，我们整个房间，也都笼罩在一种“不知明日”的气氛之中。周一良先生被“教练”，还有一段插曲。从太平庄回北大，先要走过一段河滩地，那天押解周先生的，又是聂玉海。他喝令周先生边走边弯下腰，把同等大小的鹅卵石捡拾起来，装满挎包，一路背到北大。从太平庄出发，徒步、乘车、再徒步，将近40公里，周先生背着石头，不堪其苦。当时校内武斗正酣，这些鹅卵石，用到自行车内胎做成的强力弹弓上，恰是最好的子弹。在周先生晚年写的回忆文字里，这件事曾有提及，但只三言两语带过，语焉不详。

正是：噤声人无语，

青史恐成灰！

注：

（1）“文革”初期，历史系先后揪出三批“牛鬼蛇神”，共34人，占全系教职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2）见《百年潮》2001年9月，王效挺：《康生曹轶歐与“第一张大字报”》

（3）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彭珮云是该部办公室主任兼北大党委副书记。

（4）《陆洁回忆陆平：父亲是知识分子》，见《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21日。

（5）《毕竟是书生》，第6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6）同上，65页。

（7）同上，125页。

（8）周一良著：《郊叟曝言》，第92页。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

（9）见《向达学记》，第244页。三联书店，2010年6月。

（10）见《万象》，2012年11月号，郝斌：《断崖夜斗杨人楩》。

（11）见《读书》，1998年8月号；又见《郊叟曝言》，第92页，周一良著，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北京。

（12）同8，见第92~93页。

（13）见吴小如：《莎斋笔记》，260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14）吴先生的文章开头说：“周一良先生在最近一期的《读书》上更口授一短文……”周先生的短文发在《读书》1998年8月号，由此推断。

（15）见《郊叟曝言》，第7页。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版。

（16）见11。

（17）同5。

（18）同7。

（19）见《毕竟是书生》，第125页。

（20）见《郊叟曝言》，第92页。

（21）同上，第93页。

（22）见袁明、董正华、刘一皋主持编写《中国留美学人口述史·周一良先生访谈录》（未刊稿），第19页。1999年4月13日。采访人：田杰亮、傅傳侃。

（23）见《郊叟曝言》，第99页。

（24）见《周一良集》第五卷，第379页。辽宁出版社，1998年。

原载《北京大学校友通讯》57期，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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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

我的朋友中，有几位周先生的学生和熟人，他们看过这篇文稿之后，提出一个问题：你既然专说此事，该说的几乎都说到了，却何以漏掉了丁则良先生？

是的，没有一个字提到丁先生。完稿好久，我也觉得骨鲠在喉，不能去怀。

丁则良是周一良的挚友，也是丁则勤的二哥。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丁先生先后就读于清华和西南联大历史系，后来留学英国，1950年回到母校清华史学系，与先他两年到来的周一良同台执教。他们年纪相近，经历也相仿佛，只是，周先生的研究偏重在魏晋，丁先生的研究偏重在宋史罢了。1952年，中国的高校有过一次结构性的大调整，引发出众多的人员流动。周先生从清华改任北大，丁先生则远调关外，到了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这时期他们暌违两地，间有书信相通。不过，两年之后，又一次机缘，使二人重新走到一起，而且成为同行同业，过从更为密切。当时，高教部鼓励各高校尽力开辟亚洲史的研究和教学新园地。周、丁二人都因底子深厚、路数宽广，较之他人更易改换研究方向，而被优先选中。当然，在其背后，首先是上面看中了他们两位乐于服从需要，割舍原来的喜爱，另起炉灶，从头搞起。旋由高教部组织人力，编写亚洲各国史大纲（搁在如今，就叫做****工程），周一良先生受命主持其事、并负责古代部分的编写；近代部分的编写则落在丁先生头上。这个工程搞了几年，从丁先生手里出来的文稿，大受周先生的赞佩。反过来，丁先生又介绍周先生加入了民盟，并对他要求参加共产党的意愿从旁给予鼓励。两个人不但有共同的学术语言，也有共同的政治语言，友谊更深了一层。

1957年5月丁先生离开长春，公干来京，跟着又奉派出国，赴苏联塔什干出席东方国际学术会议。8月回国，刚到北京，就听到学校传来的消息，他被划入“三人右派反党集团”，并被要求回校接受批判。其实，整个“鸣放”期间，即他有机会说话的时段，他并不在学校，何来“反党言论”？丁先生闻讯，白天与周先生等一干熟人往来如旧，夜里就自沉于北大未名湖中。他留遗书说：“我出此下策，是因为实在记不起自己所说过的话……”。那个时候，还不时兴火葬。送葬的时候，周先生有会，不能离身，他遂到停灵处绕棺一周，作为告别。跟着北大民盟支部开会批判“右派分子”丁则良，周先生身为支部负责人，得坐在席上主持会议。可他开口嗫嚅，只是说丁“辜负党的信任与重用”，这个话的分量显然不够。类此之事，还有一两件，周先生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也因此落了“温情”、“立场不坚定”两项“罪名”而获批。这个时候，周先生还是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满，一开支部会，他的预备期延长一年。

此后若干年，丁则良的家属备受株连，度日艰难。丁先生受冤时节，丁则勤刚念大三，他们兄弟的年纪相差几近二十岁。1959年，丁则勤毕业挣钱，开始按时接济孤嫂幼侄。那时，他的工资50多元，二十年分文不长，他每月从牙缝里抠出几块钱来，也不容易。

“文革”结束之后，触发周先生怀念老友的事情时时来袭。最先是为丁则良追悼大会的举行，继则是丁先生在台湾的友人要为他出一本书，周先生应约作序；还有丁夫人李淑蓉多次向他谈起乃夫的生前身后，以及抚孤的艰辛，中间大概也说到丁则勤的接济等等[1]。繁言简叙，一句话，这些事，加上高海林的同学找周先生为他们的文集作序，都与周先生与丁则勤为邻期间的那些尴尬事相间发生。一面是要怀念的老友，一面是可恶的乃弟。周先生想出“喊话”的法子，悠悠此心，正是顾念到这层关系的缘故吧！我们做出这样的推断，应在情理之中。不然，周先生举出陈寅恪的弟子跪哭乞求原谅的例子，这本同高海林全不搭嘎，又是为什么呢？周先生是从旧式家庭出来的人，忠恕之道是他的遵循。我猜想，他老人家是用自己的伦理、观念忖度他人，生怕丁则勤产生赔情行礼的顾虑，先给他打个预防针。他老人家事前想到此事，早早付出了一份情感，后来却渺无回音，您说说，这该是个什么心情呢！

我在初稿中，所以没有提及此事，只是因为没有周先生自己的片言只语可以佐证。现应朋友之问，全写出来，供大家参酌。

至于丁则勤在“文革”中对待周先生何以如此那般，今天想来，匪夷所思。但过来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之中，这也是一种“常态”：正因为周先生与他二哥当年有一层扯不清的关系，现今周先生沦为“黑帮”，铁板钉钉了，而运动的火势正猛，烧到哪里尚不可料，丁则勤生怕沾包，急忙跟周先生划清界限，作为自保之道。有了这一念之误，才有了他后来的种种行为。只是他做得太过火，超越了底线，以致弄得自己日后难以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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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周启博《关于父亲周一良及其他》一文，其中有“丁伯伯的弟弟……在以后数十年中每月能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十元接济孤儿寡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