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声 毛泽东和他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二十世纪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样发生的？应该怎样认识它，评判它？它还会不会再次发生？至今，答案众说纷纭，笼罩在这些问题上的仍是一层神秘的面纱。笔者近读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将一些思考记录下来。这些思考并不成熟，也许离真相和真理仍很遥远，现节选部分，只是为了向对文革有兴趣的博友抛砖引玉，如能引起批评和讨论则更好。

 

（一）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由他本人的重大决策失误和“路线错误”引发的政治反弹的全面镇压；毛泽东在党的权力核心层建立新的平衡、并对全国各级党政权力构成进行重新洗牌的尝试；一场由一党政体的最高领袖为维护自己的最高权力而引发的全国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灾难。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过程都非常复杂，有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相混合，但其总的历史脉络的形成是由毛泽东为解除本人在党内面临的权力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决定的。顺着这条脉络，也许可以找到文化大革命内在的历史轨迹。

   1、缘起——七千人大会引发的“路线危机”。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继续实验“三面红旗”一路造成的恶果，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划上了一个句号。七千人大会是在全国饿死了两千万人、钢、粮、棉、煤等主要产品产量和国民经济各项指标急剧下降的背景下召开的。大会的初衷是解决迫在眉睫的饥荒问题。，这样一个将与会者延伸至县委书记和各重要厂矿企业的党委书记的中央工作会议，所要解决的决不仅仅是中央下面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问题，它必须对几年来实践“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进行反思，它必须解决这些严重恶果的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同时它还必须拿出一个摆脱困境、寻求发展的完整的思路和办法来。面对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毛泽东的确是头脑清醒的。他深知，全国饿死了上千万人，出现了“信阳事件”这样妇女几乎人人穿白鞋、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恶性事件，正如刘少奇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都是要“上书”的，下“罪已诏”的。作为这一系列巨大灾难的始作俑者，作为全党最高领袖，他无疑负有不可推卸主要责任。问题是，他以什么方式来承担这些责任，承担到什么程度，党的核心层中的其他人对他的错误和责任怎么看，党的各级负责人又是怎样想的，在“纠正”这些错误中，人们会怎样想，怎样做，怎样对待他，这些问题，毛泽东心里无底。毛泽东到底是毛泽东。他不想把这些尖锐的、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遮着、掩着，他不想让七千人大会沿着解决所谓分散主义和集中统一问题的方向走过场，他不想自欺欺人，他要把这些问题彻底弄清楚。当然，毛泽东这些想法很可能是在看了会前急急匆匆送给他审阅的大会报告稿前两部分后迅速明晰起来的。

    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负责主持起草的，为此，还专门搭了一个起草班子。这个报告怎么写？其实在大会前12月20日的小型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为大会定了调子，当然也为报告定了调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调子呢？即形势基本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过去的经验教训主要是有了总路线，但缺乏一整套完整的的具体政策，就是说，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不容怀疑；过去的错误中央要首先承担责任，其次是省委、地委、县委。（参照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8页）可见，按照这个调子，实验三面红旗引发的恶果不会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无法动摇。这是毛泽东坚守的底线，只要不突破这个底线，毛泽东是迟早准备全线退却的，他不仅要让中央承担三面红旗造成严重失误的责任，而且自己也准备承担主要责任，不这样做，他就无法继续维持在党内的权威和威信，就无法继续取信于党内广大的党员和基层干部，个中利害，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一方面向常委、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们吹了风，定了调子，亮出了自己的“底线”，另一方面准备进行最大限度的退却，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自以为留足了回旋余地，他不再担心大会报告会违背自己定下的调子，也不再担心大会会脱离预想的轨道发展。

    当然，总的看来，报告并没有突破毛泽东的底线，也是按照毛定的调子起草的，但其中一些“关键词”的斟酌上出现了某些模棱两可的倾斜，某些用意难辨的暧昧，使毛泽东感到意外和不安。而这一切，都和刘少奇在主持报告起草过程中的“强硬”态度有关。在报告起草中，刘少奇一反常态，多次要求报告要“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强调对“四年的错误、缺点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要下猛药”，并指出四年的错误和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党内过火斗争、缺乏民主生活、只批右不批左有关。刘少奇的态度，反映在报告初稿上，就出现了如下几个和毛泽东的“调子”不和谐的“音符”：如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或单独讲；而讲错误、缺点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等等。依毛泽东多年政治斗争磨练出来的敏锐的政治嗅觉，虽然也找不出什么明显的“大错”，但却嗅出了事态的严重，产生了“后院起火”的不祥的预感。于是，毛泽东决定把报告交由大会讨论。' g% m# M4 N9 e8 q6 c/ [6 R% j+ |  X

    从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形成的一贯思想和作派来看，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可能有如下几种心态：其一，报告初稿中出现的不和谐“音符”决不可能局限于政治局常委中个别人的想法，它在党内各级干部中肯定有相当的市场，必须把党内各级干部的真实想法弄清楚，才可能为坚守“底线”作出相应的对策；其二，仅仅在中央核心层解决几个常委或政治局委员的思想分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引起党内广大党员干部的不服。相反，如果大部分与会者的意见拥护他的思想路线，那么这对中央核心层中少数人的反对意见，将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而对于绝大部分与会者的“愚忠”和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对他的拥戴，毛泽东是坚信不移的。这种撇开中央核心层而直接求助于党内中高层干部的支持，也是毛泽东独到的政治谋略之一。其三，在广大与会者充分发表意见之后再让常委逐一表态，不失为摸清他们真实思想状况和真正政治立场的最佳良机。摸清“敌情”，辨清“敌友”，一切就好办了。但有一点张素华的猜测是对的，在七千人大会上，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毛泽东只打算退却，不打算“进攻”，退，而且要退够，这一方面是对自己重大失误的“赎罪”，一方面是继续取信于党员干部必须付出的代价，还有一方面是坚守自己政治底线所必须作出的让步。

 

（二）

 

   毛泽东的预想是对的。28天的大会完全脱离了预定的轨道，且波澜迭起，惊涛复现。对毛泽东来说，大会进程中三个戏剧性的转折和高潮，特别耐人寻味，也特别刻骨铭心。下面不妨简要地回顾一下。

     第一个转折：“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的讨论。据张素华在《变局》一书中的记载，在大会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稿进行广泛讨论的同时，大会又组成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稿进行重新讨论修改。这项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与大会讨论同步进行。起草委员会成员主要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起草委员会讨论形成的意见和结果对大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毛泽东的最终判断也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五个问题：1、报告初稿要不要推翻，从头再来？2、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3指标是高了还是低了？4、犯错误的原因和责任；5、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对毛泽东来说，五个问题中自然是后两个问题最敏感。而恰恰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果然有人放了炮。在几年来的错误和责任问题上，刘少奇和陶铸都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只反右不反左，是错误的主要根源。刘少奇还认为，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而刘澜涛则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他还露骨地说，这几年忠臣受到迫害，对立物是“风马牛”，即看风使舵、吹牛拍马。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错误都是因为这种情况造成的。忠臣受迫害，奸臣便嚣张，刘澜涛不仅真的把毛泽东比作了皇帝，而且斗胆要追究皇帝的责任了。但在这个问题公开点名向毛泽东叫板的，要算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彭真放胆直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彭真的话，得到邓小平、刘少奇委婉、含蓄的支持。尽管后来陈伯达对彭真的话进行的反驳，使讨论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周恩来又巧妙地打了圆场，讨论最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下去，但这种“胆大妄为”的公然叫板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他老人家心里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文革开始毛泽东第一个拿主持北京市委的彭真开刀，并以此把火引向彭真“幕后”的“后台老板”，就不奇怪了。在讨论三面红旗问题时，至少常委中的四个人，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是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态度的，但碍于毛泽东的威信，他们不便深说，只有抽象肯定，具体保留，或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委婉”过去。如刘少奇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什么意思？就是“人民公社还是有点一大二公，将来会看出来，现在难讲。”言下之意，人民公社搞早了，超越了阶段，并表示允许人们怀疑。陈云在讨论中讲得直爽些：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周恩来虽然有想法，但他对中庸之道的运用永远都是妙到毫巅，当人们对三面红旗颇多微词时，他却提议：报告中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至于邓小平，干脆把人民公社比做早产的婴儿，“生不逢时”和“呵护有加”两种意思都有了，既有抱怨，又能从感情上讨得“母亲”的欢心，这就是邓小平的狡黠之处。

    讨论是一回事，形成文字又是另一回事。相信起草委员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当彭德怀第二。讨论中口无遮拦说出的那些有损毛泽东“威信”的尖锐言辞不是统统收回去，就是含蓄委婉地换上一种说法，当然，更多在报告中出现的是言不由衷地继续肯定他们内心已经否定的东西。如“修改后的报告在叙述毛泽东对纠正错误所做贡献的时候，加写了以下的内容：‘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地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以上有关引文资料均引自张素华《变局》一书）可惜，这样的阿谀之词，毛泽东是再也不会相信的了。从这个委员会16个人的发言讨论中，毛泽东已大致摸清了哪些人很久以来就已开始对他进行“腹诽”，哪些多年的“亲密伙伴”或同僚已经和他同床异梦，哪些所谓“忠诚的”同路人已经开始向他的政治敌手演变，或者终究要和他分道扬镖了。

 

（三）

    第二个转折：常委在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大会前就提议，每个政治局常委在大会上都要讲讲话。但几个常委的讲话，都是安排在大会的后期。对毛泽东来说，常委们在讲话中讲出了什么，是真话还是假话，讲出了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思路，对他至关重要。因此他不主张照本宣科那一套，要即席讲，随意讲，讲出真心话，讲出自己的观点。在常委们的讲话中，有三个“亮点”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一个是刘少奇的讲话；一个是林彪的讲话；最后一个亮点，是最应该在大会上讲话的经济工作的“行家”陈云，在毛泽东的邀请下却拒绝讲话。

    先看刘少奇的讲话。。概括起来，刘少奇的讲话中有多处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但最让毛泽东难以接受和不能容忍的是他对“三面红旗”错误性质的尖刻评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刘少奇直接作出的，而是通过借用老百姓的口说出来的。从刘少奇下面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是十分赞成老百姓的这个评价的：“……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的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加上那个“水塘有水”的验证，基本上表明了刘少奇是赞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的。这和毛泽东用指头比喻成绩和错误，显然是背道而驰，大相径庭的。另一个“至于某一个省……”在毛泽东看来显然又是玩弄的那种“全面肯定，局部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惯用伎俩。然而，刘少奇慷慨激昂的讲话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已经不满足于“含蓄地唱出反调”，而要“直抒胸臆”了。且看他是如何把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指头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总之，刘少奇亮出的这一系列观点，使毛泽东一眼看清了这个跟随他多年的搭档、他预定的接班人的真实面貌：从建国初两人就产生的关于坚持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分歧，多年来不仅没有弥合，裂痕反而越来越大，已经到了是否考虑分手的时候了．

     而林彪的讲话恰好成了刘少奇的对立面。和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暧昧态度不同，林彪旗帜鲜明地强调三面红旗的正确，强调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正确，强调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连措词都让人感到突兀和反常，但在大会引起的反响几乎和刘少奇的讲话一样强烈。请看他对毛泽东的曲意奉迎，如何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这类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式的曲意奉迎，在中国皇权历史上倒是屡见不鲜的。但此刻已经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毛泽东，极需要有人撑他一把，林彪的讲话，无疑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其他常委讲话后，毛泽东不做任何评价，惟独林彪讲话后，毛泽东则赞赏有加：“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0 E/ C  ]5 i0 D' K6 a# J

    林彪瞅准刘少奇因情绪冲动暴露出他在思想深处和毛泽东产生的分歧、并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的最佳时机，跳出来和刘少奇唱对台戏，是有极深用心的。他当然知道，如果毛刘近20年的联盟出现裂痕的话，那么分裂的结果总要有人对刘取而代之。可以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因必须承担全国性灾难的责任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孤立。这种孤立并不是有人有意地想排挤他，否定他，而是绝大部分人因为良知而无法绕过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和他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其时，只有无视事实、颠倒黑白、良知尽失、信口雌黄的人才会用阿谀之词把毛泽东的罪责推得干干净净，并能把脓疮说成灿若桃花。但当时只要能这样做，在获得毛泽东信任这一点上，就能取得奇效。毛泽东后来终于以林彪取代刘少奇“接班人”的位置，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应该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然，林彪吹捧毛泽东，绝不是从这次大会才开始，毛泽东对林彪的赏识，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总之，林彪的讲话，如同在开始倾斜的天平上，往毛泽东这边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大会前毛泽东布置几个常委讲话，大会中毛泽东又亲自提请陈云讲话，陈云却以“工业调查没有做完、没把握”为由，加以婉拒，没有讲。陈云是党内经济方面的专家，曾长多年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自称他没有陈云懂，还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没有陈懂，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陈云是党内经济工作的一号“权威”。既然七千人大会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全国性急需解决的经济困难问题，那么作为党的核心层的经济工作的一号权威，陈云当然是最应该讲话的了。然而，偏偏是最应该讲话的人没有讲话，这多少有点蹊跷。陈云不讲话，对其他的常委或与会者来说，也算不上什么，顶多有点遗憾，但对毛泽东来说，就不是遗憾的问题了，这里面有戏。

    张素华分析陈云不讲话的三个原因，即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观点、陈云不想说违心话，以引起毛泽东的难堪、以前因“反冒进”挨过毛泽东的整，加上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教训，怕毛泽东秋后算账，都是言之成理的。但陈云的这些想法完全是从自己角度考虑的，他没有揣摩、也没有摸透毛泽东的想法。其实，既然陈云是党内经济工作的权威，1961年他又对工业、农业作了长时间的调查，那么如果他讲话，对大会定下的形势估计和解决困难思路的调子有着举足轻重的压轴作用。毛泽东希望陈云讲话、希望他讲出自己完整的意见，至少有如下几个心理因素：其一，尽管在大会上他承受了较大的压力，但大会定下的调子却没有离开他的总体思路，即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并开始回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接下来应该制订一个10年规划，大干起来。对这个基本估计和总体思路，虽然毛泽东很有信心，但心里没有底，实际上是很不踏实。因此，他希望陈云讲话，支持他的判断和观点，有了党内一号经济专家的赞成，就如吃一颗定心丸，他的底气要足得多。同时，更重要的，是能镇住党内那些不赞成、不支持他的人，让他们心服口服；其二，毛泽东有没有想过陈云会不赞成他的判断和思路？当然想过，而且肯定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即使这样，毛泽东也希望陈云把他的反对意见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其实作为党内的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讲话已让毛泽东难堪了，再来一个陈云算不了什么。如果陈云的反对意见真有道理，毛泽东还可以调整自己的思路，修正自己的判断，还可以掌握主动权。几年来毛泽东在全国性经济工作的总路线上走了麦城，留下了诸多教训，他绝对不会继续执迷不悟，把麦城走到底。因此，如果陈云在大会上真的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估计毛泽东是会倾听他的意见，在坚守自己底线的前提下对原来的总体思路作一些调整，而不会像后来发展的那样，陈云在大会上不讲，竟在半个月后的西楼会议上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且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定的调子大相径庭，结果把毛泽东搞得很被动，很恼火。其三，无论陈云是唱赞歌，还是唱反调，在与会的党内核心层、高层和中层干部中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一部分人的反对。党内两种思路、两种观点、两种判断的阵线分野、力量对比，就会一目了然地出现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一点，对毛泽东如何坚守自己的底线、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威、如何调整自己的策略，如何展开党内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可是，陈云偏偏拒绝讲话，这使毛泽东感到非常意外，也忐忑不安。在他意识深处产生的党内一场新的权力博弈即将来临的预感中，陈云不讲话，是一个令人不安、扑朔迷离甚至高深莫测的盲点和未知数。

（四）

    第三个转折：“出气会”。开“出气会”的提议，是毛泽东在大会即将结束时突然提出来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开出气会，是因为关于“三面红旗”的实验运动是由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省市委具体执行的，在执行过程中，“天灾”和“人祸”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对各级党员干部造成的伤害是深重的，引起的逆反心理和情感上的怨愤也是强烈的。但是，按常规，他们并不把账算在路线政策的始作俑者身上，而是算在强迫他们实施的具体执行者头上，他们的顶头上司头上。把这一部分人心里的气放出来，可谓一箭三雕:其一，可以缓和这几年党内斗争所造成的紧张空气。避免“树敌过多”；其二，可以打掉高中级干部的霸气、骄气和官僚主义习气，进一步强化中央和他本人在全党基层、中层、高层党组织中的威信；其三，进一步弄清楚全党基层、中层领导干部几年来对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路线及其威信的真实想法，情感态度，政治立场，以作应变。

   但是，虽然中央各部和各省省委变成与会代表们出气的对象，绝大部分代表们也真的相信出错主要出在具体执行中，毛泽东和中央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中央各部和各省委毕竟是代人受过，代表们打在他们屁股上的板子，最后终究要通过“隔物传力”的原理，击在毛泽东的伤疤上。结果，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委被代表们逼出来的检讨，远比刘少奇的报告和讲话更露骨、更深入、更尖锐、更本质地指向了他几年来思想路线的根本错误。更让毛泽东深感忧虑的是，出气的绝大部分是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这样一层领导干部，尽管他们怨愤的对象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尽管他们对他毛泽东还在顶礼膜拜，奉为至尊，但实质上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不赞成他的思想路线的，是对他的严重失误心怀不满和忧愤的。而一旦让刘少奇这样的人以“经济调整”“渡过困难”的名义在党的工作中唱了主旋律，并和他分庭抗礼，这些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包括省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恐怕都要离开他毛泽东，跑到刘少奇那一边去。

     毛泽东深谙党内权力斗争的明潜规则。在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党的最高领袖要想牢牢控制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要想保持自己在全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一个起码的先决条件是他用以指导这个历史阶段党的主要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思想理论必须是“正确”的，得到实践证明和全党公认的。建国前武装夺取政权时期，党内的主要工作是军事斗争，而正是在军事斗争上他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所代表的路线方针的“正确”，奠定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和全党“公认”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建国后，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包括制度改造）成为党内工作的两大主题，其重要性可谓并驾齐驱。可以说，在建国初期的五六年内，他在这两大主题上采取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和提出的理论成果，是基本成功的，实践上也是“卓有成效”的，这对进一步巩固他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政权的巩固及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巩固政权的工作逐渐退出前台，经济建设的工作要唱主角，这已经势不可免。他敏捷地作了调整。从1957年反右斗争“胜利”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在指导路线上实现了一个重大转折，即由经济制度的改造转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三面红旗”，即是他为实现这个重大转折而隆重推出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体思路、实践途径和理论方针。

     然而，四年的拼搏和狂热，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破灭了。他在党内经济工作这个主战场上走了麦城，败下阵来。其中虽然几经挣扎，但除了给全国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外，几乎徒劳无功。尤其令他感到痛苦和绝望的，他精心打造的三面红旗，是他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总体设计，凝聚了他对这个历史阶段建设发展的思考、决断、胆略的全部结晶，是他过渡时期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如果三面红旗被历史否定，被事实否定，被全党否定，被人民否定，那么就是说他作为党内最高领袖，在党内主要工作的指导路线和理论方针上是根本错误的。这意味着：一，腾出指挥员的位置，党内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建设工作让别人去抓；二，前一个结果形成的连锁效应是腾出党内最高领袖的位置，道理当然是不言自明；三，最终的结果是大权旁落，乖乖下台。当然，由于他的历史功勋和崇高威望，最好的结局是再当一回“太上皇”。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之际，毛泽东即使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了危机的到来。而半个月后的西楼会议和当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则使这种危机顿时清晰和逼近起来。

（五）

 

   西楼会议是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在这个会议上，在七千人大会上坚辞不讲话的陈云却发表了长篇讲话。请看张素华在《变局》一书中对陈云讲话时的描绘：“会上陈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对七千人大会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大胆的修正。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然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六条重要措施。陈云的讲话，引起大家强烈的共鸣，全场疯狂地鼓掌！陈云也很兴奋，脸孔通红。大家认为这次真是讲透了，知道了应该干什么，怎样去干，心里有底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请陈云亮相，陈云偏偏不愿亮相，他的借口是他的调查研究没有搞完，心里没有底。仅半个月后，陈云却在毛泽东不在场的情况下偏偏主动亮了相，而且胸有成竹，滔滔不绝，拿出来的竟是一个收拾残局、全面调整国内经济、大刀阔斧清除“三面红旗”障碍、全面克服经济困难的宏观战略性纲领。毛泽东上了陈云的当。令毛泽东感到震惊和突兀的倒不是陈云骗了他，而是他意识到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因大踏步退却而让出来的党的经济工作的主阵地、主战场，正在被他人大踏步地占领，并大有喧宾夺主、取而代之的势头。毛泽东的直觉没有错，这个势头来得的确汹猛、迅捷。

    西楼会议以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任副组长。刘少奇决定将财经小组由过去的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3月，在第一次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除重申把“十年规划”分为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外，提出了1962年国民计划的调整问题，而调整的核心，“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4月，中央财经小组的扩大会议上，把1962年国民经济的各项指标降低，并起草报告提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实行全面收缩的方针。5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中央财经小组的调整报告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调整报告对形势的分析、所下的决心和采取的重大措施。”毛泽东不得不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于5月26日发到全国贯彻执行。 面对对方咄咄逼人的来势，毛泽东深知，再用“三面红旗”作为党内经济工作的主体思路和路线方针，是无论如何支撑不下去了，但除了“三面红旗”，他又能拿出另外一套什么路线方针来救急吗？他拿不出，作为党内具有最高威望的领袖，他也不屑于走了麦城之后再改旗易帜。然而，上面已经说过，退出党内经济工作这个主战场，就意味着把这个主战场让给别人，就意味着同时要让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头衔和桂冠，让出党内第一把交椅，让出领袖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让出手中至高无上、生杀与夺的最高权力。

    毛泽东是绝对不会让出这些东西的。既然在经济工作领域里他已无法“重整旗鼓，卷土重来”，那么为什么不能在党内打造另外一个由他的“正确路线”指导的“主战场”，并以此把经济工作的主体地位打压、位移到次要地位，或者把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加以淡化甚至湮没，把全党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这个“主战场”上呢？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也是毛泽东惟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但是，在当前经济恢复工作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温饱活命的关键时刻，作这样瞒天过海的“位移”能成功吗？这一点，毛泽东倒是胸有成竹的。其一，他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有“正统君主”的心理地位；其二，打造另外一个主战场的时机、条件、靶子都是现成的，如国际上苏联修正主义的教训、党内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出现的一些主张“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他从建国初就一直喋喋不休的关于阶级斗争、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关于在文化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等等。其三，也是根本的一条，就是共产党改造社会的实践，说穿了就是把每一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现实强行压进一个预定的理论设计、路线方针的模子，尽管那个社会政治现实的本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它被模子挤压成的形状，似乎就真的像模子制造者设计、想像的那么一回事了。就是说，只要毛泽东打造出另一个“主战场”的模子，把眼前的社会现实统统挤压进去，只要不像前几年那样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就能制造出符合设计要求的“政治斗争的现实”来。

   文化大革命这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开始在毛泽东的神奇的模具中酝酿了。

　 发轫——四清运动明确了靶子。上文已分析了毛泽东建国以来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内容特征。但是，毛泽东政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过程。这个过程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不同，原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可以说是马克思在书斋里通过数十年的潜心研究产生的。毛泽东则不同，他的政治理论成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从他对党内外政治斗争的直觉和敏感中产生的，并且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场合，是作为重型武器向他的政敌开火的。在这里，理论的客观性、科学性已不重要，甚至已完全沦为政治策略或权术运用的工具。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正是党内权力斗争和政治策略的需要。其时，“西楼会议”精神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决议正在紧锣密鼓地落实之中，一个由党内“一线”领导主持、在全国经济领域进行全面的国民经济调整、清算“三面红旗”“左倾”错误的局面开始形成。国民经济的调整毛泽东是阻止不了的，他深知，如果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这样的“一线”人物顺利地抓几年经济调整工作，那么国民经济很快就会出现转机，出现一个良好的新局面。这样当然好，但刘少奇等人以纠正他的“路线错误”为基础形成的新的思想路线，将在党内占据主体和领导地位，由这条路线的实践和执行所形成的庞大的党员干部队伍将不再会听命于他的指挥，那时或根本不要到那时他就将大权旁落，或作为被架空的偶像被人顶礼膜拜，或落得个王明博古的下场。因此，毛泽东一步也不敢怠慢，他必须在刘少奇等人主持的党内经济工作还没有最终占据主体地位、党内新的“路线”和“领袖群体”还没有成形时抢先行动。请看，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夕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迫不及待了：“北戴河开始按原定计划的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就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但到8月5日，毛泽东参加华东组和华中组的会议上开始提出新的问题。6日，他正式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随后又在中心组上多次插话，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于是会议也就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并逐步开始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阶级斗争问题就成为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压倒一切的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523页）关于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继续革命等一系列理论，上文已经作过交待。这个日趋完整的理论体系终于在全国经济调整工作的关键时刻“霸占”了党内中心工作的主体位置，并被当作党的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被八届十中全会奠定下来，这一着棋对毛泽东在党重建领袖权威至关重要。但是，一条新的思想政治路线要在党内确立，必须具化为可操作性的行动和实践，必须在党的全盘工作中形成实际运转、并占主体地位的“实体”。也就是说，实施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政治路线，必须有具体的目标、靶子，必须有具体的“阶级阵线和阶级敌人”，同时必须与之真枪实弹地“交火”，才能形成一个实践这条路线的主战场，也才能动员全党投入到运动中去。否则，这条路线只是空中楼阁，很快就会被党内的实际工作轻轻推开。

　　 那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痛斥的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能不能作为“阶级斗争”或“反修防修”的具体目标和靶子，或反“三风”能不能形成党内外一场新的政治运动的主战场呢？不能。主要原因是这个靶子还有点模糊，有点虚无飘渺，无法具体确定，且“反”的条件不具备、不成熟。何谓“黑暗风”？不就是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讲话中对形势和困难估计得有点悲观吗？不就是“西楼会议”上陈云关于两个五年（五年恢复，五年发展）的规划和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不太吻合吗？事实上全国的困难极其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老百姓连命都快保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些，把经济调整和恢复的时间计划得长一点，有什么不对？你能以此就把刘少奇、陈云以及赞成他们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以及党员干部都当成修正主义者、当成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当成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去打倒？何谓“单干风”？不就是邓子恢、田家英等人所支持的农村实行的生产责任制，即“包产到队，包产到田，责任到人”吗？这个主意得到了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中少数人的首肯或默许，但你能以此就发动一场反对邓子恢和支持他的一些人的政治运动？何谓“翻案风”？不就是彭德怀的两封要求平反的信吗？彭德怀已经是被打入冷宫的人，他能翻得起什么大浪？七千人大会上是有人对反彭德怀的右倾不满，但刘少奇的报告不仍然给他加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吗？党内谁也没有公开站出来为彭德怀喊冤，要求为他平反。另外，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线领导”并没有公然反对毛泽东业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三面红旗，并且至少在表面上还在支持他，拥护他；二是国内形势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解决困难，这个大局只可扰乱不能颠覆，否则又要出滔天大祸。

　　 既然按照毛泽东的理论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很严峻，但具体的“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的目标又不很明晰，那么，就针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先来一个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吧。这个运动是毛泽东几年前就想搞而一直没搞成，现在搞正好可以用此占领他刚从经济工作领域退出来的阵地。

　　 然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并没有达到毛泽东的预期效果。一是这个运动开始的内容没有什么新意。如城市的“五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十年前就搞过类似的运动；而农村的“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无非是整农村基层干部和“地富反坏”，类似的运动如“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1960年就开始在全国农村进行了。二是经济调整工作仍是摆脱困境的当务之急，解决吃饭问题比什么都重要，至少大部分省委负责人是这样看问题的。因此，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许多地方并没有立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只有湖南、河北的省委负责人向他汇报了社教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当然很着急，如果社教运动不能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就无法吸引全党的注意力，党的主体工作就无法实现必要的“位移”，以紧紧围绕他的有关阶级斗争理论及其形成的思想路线进行。于是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5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点火和落实工作。在对彭真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文件草稿提出的修改意见中，毛泽东再一次申明了运动的核心内容：“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实录》第510页）要点是有了，阶级斗争的具体靶子仍有语焉不详之嫌。直到前十条（《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时，其中虽有“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基本估计，但如此严重的“敌情”仍无法锁定清晰具体的目标，只是用一些夸张的、耸人听闻的字眼进行含糊的判断，如“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经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同上）众所周知，自中共建国初期实行土改、在农村划定成份后，“地富”分子早已被打进十八层地狱，且每次政治运动来临他们都无一幸免地成首选的靶子，农村的这个另类群落不知被政治运动的篦子篦了多少回，连说话走路都要处处小心，天知道他们是如何“篡夺”了一些社队的领导权？如果说基层党员干部中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成了他们的代理人，那最多也只能在百分之五这内，因为运动已提出了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群众和干部），既然蜕化变质分子和地富代理人不到百分之九十五，那么运动还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