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 我不能说, 可我不得不说” 这是王朔在《顽主》里的一句贫嘴,我得用这句话说说我对王朔的感受,因为看到在网上贬王占了多数。
王朔挺谦虚的(或者叫自知之明吧), 他从来都管自己叫“码字儿” 混饭吃的。他的出名可不是因为他的那些爱情小说, 那时他成名后的副产品。 王朔真正成名是靠他那些所谓的“痞子文学”。
啥是痞子文学,他那些小痞子的爱情故事算是一部分但不是最核心的, 最核心的应当是 “顽主”, “一点正经没有” 这些插科打诨的故事。在北京, 他开始吸引人眼球, 大概是从87-88年开始的。那个时候, 北京青年报(当时以思想前卫著称)围绕着王朔有一个大的辩论。好像题目我还记得 “不是顽主不真诚”。探讨题目还是老东西, 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干什么, 向王朔这样的描写小痞子的文字应不应该出现, 什么是真诚与虚伪等等。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争论, 得从哪时的人和时代结合起来。
其实他所吸引的人也有限,大概是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的生出来的一代。这一代人算是生活在红旗下, 但是没有前面那些大哥大姐们造反,上山下乡的经历, 没受过共产党的骗, 所以没有他们那么深的伤痛。 就算89年上街,心里头还真希望共产党好好治理贪污,让祖国更富强。 毕竟“爹亲, 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嘛!而当时的社会还是体制下的社会,干什么都要有个组织,上班要进国营,集体。就算从80年代流行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再伤痛, 再反思, 你也要在体制内, 不然的话就得落白桦,刘宾燕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下场。
然后是大家众所周知的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89年天安门那档子事。 就在这期间, 前前后后的年轻人们不断的经历对共产党的破灭, 而那些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离自己又太远。这时候蹦出两人,王朔和崔健。
俩人的共同特点—-不参加(或不屑于参加)进体制之内, 并对这个体制进行无情的嘲讽与挑战。
如果你看王朔的那些痞子文学,借着臭贫,装疯卖傻,把当时的体制痛骂一遍。 比如在顽主里把青年思想工作着“赵老师”损了个底儿掉,拿那时候被人们高看一等的作家与作协开涮,对老革命的不恭敬态度,对共产党教育的观念无情的反讽。 就连那些痞子的爱情故事也不是通常的“好人”的故事。无论是方言,吴迪, 还是石岜。
在经历了86,89之后, 心里不仅愤怒无法排解并且更增前了许多困惑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个人告诉年轻人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人家教育你的, 也许你所接受的那些教育大部分是谎言,是虚伪的,这个世界不只是一种形态, 一类人, 而可以有令类的思想与人存在。
崔建唱出了年轻人心中的愤怒与疑惑, 而王朔让当时的年轻人有了一个新的思维方法。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看王朔时, 心中的念头是“这人太牛逼了,什么都敢开涮” 并且以后再去看曲啸之类的演讲, 心中就多了一个疑问。而王朔的思维也一直没有变,那就是“挑战传统” “挑战权威”, 所以在有他后来挑战老金,评论鲁迅的那些文字。 我想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不要去人云亦云。用自己的脑子而不是用别人的脑子看事物, 看人。
王朔的成名绝对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是时代造就了他, 因为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把他的文字放在今天绝对不会有多大的动静, 因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比20年前在思想上有更多自由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痞子文学显得不伦不类。 要是他的文字再早个20年出现, 估计得落个魏经生的下场。估计他在42岁往上的人群中, 70年代末出生的新新时代中不一定找得到市场, 惟有靠他的幽默与爱情故事继续码字儿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