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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作者何丹蕾授权发布。
二战前后，美国中西部的许多老牌学校名声大起，人称“新常春藤”学校。加上它们学费和生活费用相对较低，也就自然成了大量亚裔精英才子来美国深造的优先选择。
本文作者何丹蕾的父母何国柱、刘豫琪都在战后留学美国中西部，归国后任职南开大学。他们的南开同事中，还有很多有着相同经历。为了追寻父辈的足迹，何丹蕾在今年夏天做了一次中西部之旅，这是她记录这次寻找之旅的第一篇第二部分。壹嘉将陆续发表她的寻找记录。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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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同道合
谈起五十年代留美回国来到南开任教的那八位学者，他们求学轨迹有三次重合。第一次发生在西南联合大学和辅仁两所大学。
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在昆明共同组成的西南联大，培养了众多一流学者。何炳林陈茹玉夫妇分别从广州和福建出发，陈天池先生启程北平，陈荣悌先生告别重庆，王积涛先生由苏州上路, 而查良铮先生则参加了三千里征程从长沙到昆明的步行团......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跋山涉水不约而同的汇集西南联大，那时杨石先先生是他们化学专业的“老“系主任。杨先生还是何炳林陈茹玉夫妇结婚时的证婚人。
1940年珍珠港事件后，燕京大学被日军关门，辅仁大学成为沦陷的古都北平唯一一家保持独立的传统教育的高等学府。正因辅仁大学在抗战时期坚持原有的办学特色，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把辅仁大学与后方大学一同对待，无条件地承认战争结束时辅仁大学的学历证书。而沦陷时期日伪控制的其他高校的毕业生，则必须参加补习和考试才能得到国民政府的学历认可。周与良先生和我父何国柱毕业于辅仁大学。
说起燕京被关，那时我父亲刚刚入学燕京大学一百天。转入辅仁之后，父亲和两个同学刘肇烈和郑孟苹自发地谋划起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重庆去的行动。暑期他们瞒着父母乔装改扮农民悄然离开北平，不幸偷渡黄河的时候被日本宪兵抓捕，被当作重犯押解入狱。非人虐待和残酷折磨持续了两个多月，后来被亲人碾转搭救，学校出面保释才得以生还。那时在辅仁他们的经历并不是个例。
战争的硝烟中这两座学校看护和栽培了他们，为他们打下雄厚的基础。
他们求学轨迹的第二次重合是在美国的中部地区。中西部学府包括芝加哥大学，圣母大学，普度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西北大学等。中南部有路易斯安那大学。在那片同样辽阔的土地上他们踏上了艰辛而卓绝的成才之路。在那个非凡时代里，他们见证并参与了二战后美国科学的腾飞与突破，也目睹并亲身经历了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给美国人民和侨胞带来的生活干扰和不幸。异国他乡，他们意气相投结下莫逆之交。最终他们都选择了回国，挑选了南开大学来贡献青春，营造家园。
在南开园，他们完成了生命轨迹的最后一次重合。
圣母大学
密西根湖东南边本德市有一个圣母镇，圣母大学就坐落于此。圣母大学由天主教徒创立于1842年，又译为诺特丹大学，是一所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带有浓厚的宗教和上流社会色彩。师昌绪和我父亲何国柱就是在此校获得的冶金学和物理学博士的。
1950 父母在圣母大学留影
普度大学
自圣母镇向南也是大约170公里，印第安纳州的西拉法叶市，坐落着创建于1869年的普度大学。普度大学是一家久负盛名的公立大学。美国著名的胡佛水坝和金门大桥便是出自普度师生之手。中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第一代火箭专家梁思礼、半导体科技的奠基人之一王守武都曾在该校学习。
1945年我的大伯何国栋来到此校读化工。在这里他与在校攻读制药专业的王积涛博士结为好友，又逢辅仁学友邓稼先先生。
左3 大伯何国栋 左4 王积涛先生
（王靖赠）
普度大学老主楼 （Union Building) （何丹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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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柱（后排左1 ）和普度朋友在普度大学艺术大厅前合影
何丹蕾站在父亲当年拍照的同一位置
我大伯何国栋（前排右1），南开教授王积涛（后排右3）
与其他普度同学合影 （王靖赠）
芝加哥大学
私立芝加哥大学创立于1890年 ，由石油大王约翰· 洛克菲勒捐助，坐落于美国金融中心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南部的密西根湖西南畔。该校诞生了芝加哥经济学派，是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世界级学术重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起大批科学家汇集于此，开启了人类原子能时代。芝加哥大学也是培养华人精英的摇篮和华人学者聚集地之一。它培养了李政道、杨振宁和崔琦三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数学家陈省身等也曾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南开大学查良铮教授和周与良教授也分别在1950和1952年在芝大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周与良教授回国前在芝大诺奖获得者James Frank的实验室工作。陈荣悌教授回国前也曾在芝大从事低温实验研究项目。我父于1951-1953在芝大费米实验室，放射性生物和生物物理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的研究。
送别朋友
那是1952年底，芝加哥火车站人群熙攘，各路车辆来往如常，清脆的汽笛和车轮转动声响此起彼落。那是查伯伯和查伯母他俩在美国的最后一个冬天。那天送行的人不少。每个人都为查良铮夫妇的成行欢喜和庆幸，他们夫妇俩也祝愿大家不久相聚在大洋彼岸。但我父母脑海里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不知何时自己才如愿以偿（见下图）。当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司法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发布“限制拥有专业知识人员出境令”，中国学者大多面临难以回国的困境。
周与良先生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微生物学，先后读完硕士和博士，一边准备回国，一边从事研究。周与良先生的丈夫查良铮笔名穆旦，是当时有名气的新诗派代表人物，一年前也在芝加哥大学读完英国文学和俄国文学，获得硕士学位。由于当时美国政府的限制，经过了足足两年多的艰苦周折，他们夫妇才被放行。那两年中，同情他们的导师提供亲笔证明，一名犹太裔律师帮他们向移民局反复疏通，亲属为他们办妥了香港入境手续（摘自陈伯良著的《穆旦传》）……谁能一一说清，他们还克服了多少困难，才最终获准出境。（摘自陈柏良编著的《穆旦传》）
欢送查良铮和周与良夫妇回国 (查英传赠）
摄于芝加哥联合火车站
一排：左1.周与良, 最后排：左1.刘豫麒，左4.查良铮，左5. 何国柱
芝加哥联合火车站 （何丹蕾摄）
这座古老堂皇的火车站，当年不知迎来送走多少华夏精英学子
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教堂（何丹蕾摄）
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何丹蕾摄）
印第安纳大学和西北大学
印第安纳大学是一所著名的老牌公立研究型大学，它的分析化学在全美排名第五。何炳林陈茹玉夫妇和陈荣悌教授从这里取得博士。
这次旅行中，我从何炳林陈茹玉教授的幼子何振宇那里获悉，此校1986年颁发给曾在那里学习工作出色的南开人杨石先、何炳林、陈茹玉和陈荣悌四位院士以托马斯哈特班顿奖章。杨石先先生是著名化学家，曾任南开校长。他先后在康奈尔和耶鲁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又在1945年第三次赴美，在印第安纳大学对一种中国植物所含的抗疟要素进行了完整的化学性能研究。
温和儒雅的振宇大哥，是高我几年的南开附小和附中校友，毕业于南大物理系，85年留美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电子工程。振宇的母亲曾经在西北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参观此校路上，他有声有色地讲起他和哥哥振墀小时候的一段故事。
振宇哥俩出生在芝加哥，那时父母工作忙只好把他和哥哥寄养在一家美国人家里。那家的父母亲照料他们就像看顾自己的亲生儿女。振宇全家回国时，怕惊动他们只好说是度假。多年后振宇振墀回到美国，哥俩赶来探望这对夫妇。女主人掉着眼泪诉说了得知他们回国消息时的情形：起初他们对何家不辞而别感到无以名状的不解和思念。可当他们了解到何家四口经过了如此之多的困难回到祖国后，他们心情转变成为何家庆幸和高兴。
几年后，男主人病危，何家哥俩赶到医院看望，当他们走进病房时，本已神智不清的老人家居然认出了他们，他喜出望外，口中重复着振宇的英文名字 “Norman！Norman！”
1950年何炳林陈茹玉及其子何振墀（左），何振宇（右）印第安纳合影
西北大学位于伊利诺伊州，距离芝加哥大学只有二十多公里。该校以化学专业排名全美第四而扬名四海，还有一个碧水湖光风景如画的校园。振宇的父亲当时已经完成学业，进入一家名叫纳尔的化学公司工作。那些年，何伯伯何伯母还在日夜思念着另一个人——留在国内与爷爷奶奶生活的，振宇的大哥何振民。
西北大学校园拱门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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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松柏
这九位回国时仅仅三十出头的学者，把自己生命里最旺盛的年华献给了南开大学，其中八位出任教授，在艰苦的条件下，加入了开创新南开的行列。
可天有不测风云，频繁的运动令正欲大显身手的他们忍辱负重，饱经身心摧残。陈天池伯伯竟未能在浩劫中幸存，查良铮伯伯也没能熬到迟来的春天。一直到1970年代后期，这批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五十年代回归学子，才终于得以尽情施展才华，其中周与良、何国柱分别成为南开微生物学和核物理专业的创建人。他们已经成为那一棵棵高耸在南开园中，永远看顾着南开一代代新英杰良才的百年松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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