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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业秘辛：《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的风波

(2025-01-12 19:20:20) 下一个

《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的风波

李景端

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作《尼罗河上的惨案》首发于1937年，当年一经面世即广获好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纽约时报书评》等权威刊物纷纷对其大加赞誉，后者更称其为“一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侦探小说，……将悬疑推向新的高度。”

我国迟至1979年才由刚创刊的《译林》第一次全文发表这部杰作，当期杂志售出40万册，仍然不够满足需求。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部作品的翻译发表，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高层关注，差点导致一场ZZ事件。同时受非议的还包括《飘》《钱商》（阿瑟·黑利著）等通俗文学名作。幸而当时开明进步的社会思潮占上风，一场风波有惊无险，《译林》和李景端先生得以继续他们精彩的创业故事。

李景端先生是《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的创办人及首任社长，也是这次事件等亲历者。他回顾编辑生涯的作品集（商务印书馆，2017）中，记录了中国当代出版史上这一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

本文摘自《风疾偏爱逆风行》，经李景端先生授权在壹嘉公众号发表。略有删节。

一，冯至的“告状信”

1978年夏天全国影院正在放映英国侦探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我想，若把该片小说原著译出，一定会使观众了解到影片中疏漏了的许多细节。为此，我决定《译林》的创刊号，就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说全文。1979年11月出刊后，在长年看不到西方当代小说的广大读者中引起很大震动，两版印了40万册还不够卖。

没料到高兴不到几个月，一阵狂风猛烈地向我们袭来。1980年4月中旬，北京方面传出，胡Q木同志在一次讲话中，点了《译林》的名，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四处去打听。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于当年４月７日给胡Q木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江苏出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飘》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信中说：

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近年来有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当前我国印刷和纸张都很紧张，他们却翻译出版了些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丛刊《译林》1979年第一期，用将及全刊一半的篇幅登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这些书刊被一部分读者争相购阅，广为“流传”，印数达到数十万册以上。

侦探小说中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克里斯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开始写作，三十年代已大量生产，我见闻有限，过去却很少听人提到过她，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时兴”？从这点看来，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

……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的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1979年第一期创刊号《译林》封面和目录页，图片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胡Q木同志将这封信，加了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如果是“文革”期间或在此之前，像这种由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批转给省委“研究处理”的文件，那可是一件政治大事。幸好这事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正在拨乱反正，清算各个领域长期留下来的“左”的流毒，因此，江苏省委对待此事十分慎重。当时的省委书记许家屯在这封信上做了如下的批示：

……《译林》还是应该办下去，但选稿应当坚持党的文艺方针，要办得更好，要认真做到为社会主义四化服务，这方面建议认真总结改进。还应开展文艺评论工作。

江苏省出版局党组在接到上述文件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党组书记、高斯局长认为，在电影公开放映《尼罗河上的惨案》之后，《译林》把其原著加以翻译出版，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认识这部作品，这不是什么错误。如果要算是“大错误”的话，我作为局党组书记，当然应负责，撤职、党纪处分我都接受，但是我还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局党组在高斯同志所持观点的基础上得到了共识，强调对《译林》要实事求是，不要轻率地采取组织处理。随即党组责成我们编辑部对照党的文艺方针，认真全面进行自查。

二，我们的申辩

我们在自查报告中说，克里斯蒂一生写了110部作品，有侦探小说，也有戏剧等其他作品，已有15部小说拍成电影，17部剧作搬上了舞台。1971年受封为英国女勋爵，1979年以她的生平事迹拍成的传记片《阿加莎》，被美国评论界誉为最佳电影之一。国内许多报纸，也都对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发表了赞扬的影评。同名小说在《译林》发表后，戈宝权、杨岂深等老翻译家都认为克里斯蒂的作品，不同于早期侦探小说那种单纯叙述破案的经过，而是结合案件的侦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写作技巧也有特色，介绍一些像这样比较好的侦探小说，是有借鉴作用的。总之，我们认为，《尼罗河上的惨案》既不诲淫，又不诲盗，对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认识作用，《译林》登它没有错；惟一的缺点是，在当时纸张较紧张的情况下，印数多了点。

《风疾偏爱逆风行》插图。资中筠先生为本书撰写的书评《坎坷又幸运的创业》，已收入壹嘉出版的资中筠自选集《夕照漫笔》中，亚马逊、巴诺等网络书店均有销售。

在自查报告中我们还强调，所谓“高雅文学”同“通俗文学”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世界上许多保留下来的名著，早期多是以“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出现的，我国的《诗经》《水浒传》和《红楼梦》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当前西方的某些现代派作品，尽管是名作家写的，但是内容隐晦，写法古怪，一时不容易为我国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介绍一些外国好的“通俗文学”作品，对于打开“窗口”，了解世界是有好处的。

冯至的信中提到要继承“左联”时期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传统，这一点我们赞同。我们的理解是，主要的应该继承“左联”时期那种使文艺促进革命事业发展的精神，至于具体到介绍外国文学的哪些方面，恐怕不能不考虑到50年以来的时代变化。八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着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现在对介绍外国文学的要求和内容，显然要比三十年代更全面更丰富，何况外国文学本身50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外国比较好的“通俗文学”，也是符合党的“双百”方针的。对待“通俗文学”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以此就说我们“追求利润”，“倒退”，“堕落”，“有失体面”，“趋时媚世”，甚至“把外国人抛掉的东西也捡来翻译”等等，这些不实之词，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三、期刊会议上不同声音

这份自查报告上报以后，我们处于等待处理的状态。1980年5月上旬，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译林》作为刚创刊的新刊物也被指名邀请参加。省出版局党组决定派陈立人副局长和我两人代表《译林》去出席。报到后领文件，发现每人文件袋里都有一份冯至先生所写的那封长信，听说会议日程中还要安排他在大会上发言。陈立人和我都预感到《译林》“备受关注”的压力。因为经过认真的自查，我们确实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有了这个底，陈立人同我商量，头两天我们只听不说，到该说的时候就理直气壮地表明我们的观点。

当时《译林》才创刊，到会的文艺界人士我都不认识，可是在发言中，他们都不同意冯至信中对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看法，也不同意介绍侦探小说太多“已形成一种倾向”这样的估计。如冯亦代说，他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去年他参加过在烟台召开的美国文学会议，也看了江苏出版社送请代表提意见的3本美国小说，这些书的作者是严肃的，书的内容也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的现实。这几本书都是著名翻译家推荐的，译文质量也是好的，把它介绍过来是件好事。为什么要借一个美国人的话，指责这些书是“红红绿绿”、“随手抛掉”的呢？他还说，《读书》杂志（注：冯亦代当时任《读书》副主编）下一期就要登一篇怎样看待外国侦探小说的文章，大家争鸣嘛。还有同志说，浙江出了一本《飘》，难道就能把社会主义飘掉吗？

看到会上的气氛比较活跃，我也就坦率地谈了我们的看法，主要内容是：

（1）估量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形势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出了一两本有争议的书，就认为出现了什么倾向，更不能因此把出版界、读书界都说成是“倒退”。

（2）对外国通俗文学、侦探小说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应当提倡讨论、争鸣，不要简单地下个“堕落”的断语。

（3）“左联”时期的革命精神要发扬，但时代已变化了，今天介绍外国文学的视野，应该比50年前要有发展，这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需要。

（4）《译林》是江苏省委指示办的，它的办刊方针和宗旨也是经过上级党委审核批准的，刊物定价并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因此不存在唯利是图的问题。

（5）老前辈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我们欢迎，但采取向中央负责同志“告状”的办法代替正常的文艺批评，这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

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行达一听了我的发言后，认为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同冯至信上反映的不一样，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领导同志了解。于是一散会他就约我专访，并连夜编发了一篇内参专稿，题目是《江苏省〈译林〉编辑部副主任李景端谈当前外国文学出版情况》，刊登在新华社1980年5月8日《国内动态》第1194期上。这篇内参主要是反映我的观点。大意是：

第一、有些同志对当前文学方面出现的问题，认为已形成了“偏离社会主义”的右倾倾向，显然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左同右”是个政治概念，加上“四人帮”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动不动把不属于右的东西都说成右，其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第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些同志认为是出版社为了赚钱。我们觉得不能这样简单下结论。《译林》每印张的定价，比国家规定的标准还低。实践中，有些虽能畅销但内容不很健康的译稿，我们宁可退稿；有些好作品，明知要赔钱，我们还是照出版。

第三、要注意把方向性同学术性区别开来。应该提倡讨论、争鸣，而不宜用行政办法轻易肯定或否定。我们很赞成Y邦同志讲的，对文艺问题不能性急，要慢慢来。要允许不同的实践。内参最后还说，李景端同志恳切地希望保护作者、编辑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积极性，拥护对文艺立法，既要立禁止的法，也要立保护作家、翻译家和编辑人员积极性的法。

四，王R重一锤定音

会议上多数人类似的看法，主持者肯定是会知道的。后来通知说，原定冯至先生的大会发言不讲了。与会的外文所陈冰夷副所长，也主动找我们交换意见，说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冯至那封信只是个人意见，难免有片面性等等。这时，我们感到面对的压力，比会议刚开始时仿佛减轻了许多。到了5月9日下午会议闭幕总结时，我们的这种感觉，果然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那天向会议做总结报告的，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王R重同志。我们根本没有料到，他会在会议总结中，就《译林》问题讲了那么多的话。他在讲到不能认为党委领导同志过问文艺界的问题，就说是粗暴干涉时，特别举出了《译林》做例子。他讲了冯至先生给乔木同志写信，后来批转给江苏省委，以及江苏省委非常慎重地处理这些经过之后，特别指出：

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写的按语，我和Y邦同志都看了。Y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同志们，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方法，对不对呢？《尼罗河上的惨案》印得多了一点，这一件事，要追究责任？要进一步处分？不会嘛。及时指出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为了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以便今后改进工作，这叫做打棍子吗？不能叫打棍子。至于冯至同志的信，这位同志七十多岁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为了文艺事业搞得更好，信中有些话可能说得过于尖锐了一点，个别论断不够适当，但出发点是好的。我们认为，江苏省委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妥当的。

担任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评委时与季羡林、陈建功等其他评委合影

五、与冯至不打不相识

谁也没预料到，这场因《尼罗河上的惨案》飞来的“横祸”，竟然以这种明确了当的方式做了结论。更令人没料到的是，会议结束的当天，冯至先生特意派车接陈立人和我上他家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外国文艺》主编汤永宽也随车一道去。

进门寒暄之后，冯至先生首先对我们说：“由于我的那封信，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此向你们表示歉意。信里有些地方有片面性，有些提法不大妥当。”见老前辈当我们一进门就做自我批评，我们深感意外。陈立人说，有些情况由于不沟通，难免有些误会，不过这次中央、省委处理这件事的方法非常好，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是一种促进。

大家聊着气氛缓和多了。冯先生接着说，建议北京、上海、南京三家外国文艺刊物更好地分工；《世界文学》主要介绍名家名作，《外国文艺》主要介绍外国流派，《译林》可以多介绍一些有社会意义的外国通俗文学。他还主张，适当时候可以在江苏召开一次外国通俗文学讨论会。

真是不打不相识。在这件“风波”之后，冯至同我、乃至《译林》之间，反而建立起友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