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与正邪

1963年2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毛泽东指挥，刘少奇做《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毛泽东插话：“……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据说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把中国的“兴”或“亡”与国家发展道路的“正”或“邪”分别划上了等号。  其后十三、四年，毛泽东继续坚持着“正”路，直到他去见了秦始皇。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总理在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称：“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按：此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重新定义】，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濒临崩溃，社会八方窳败，很难对老百姓说：那还算是“兴”。再以后国门渐开，中国人第二次睁开眼睛看世界（上一次是在鸦片战争前后），连老帮棍王震亲访英国工人阶级的家庭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人家那儿才是真“兴”。  至此，如果真诚恪守“兴即是正”、“亡即是邪”的中共官方公式，那就必然得出结论：毛老人家，硬是邪得很。 现在而今眼目下，中国人给自己的国起了不少诨名，曰“大”曰“厉害”曰“（有望奔一的）世界老二”等等，提“兴亡”二字，雅似危言，不祥。可是，国家发展的道路走得正或不正的问题，倒仍然常由当局领导和官方媒体或明或暗地触发，表明它无时无刻不在上上下下的脑瓜里出现。在上者手握权柄决定路线，硬是以为只要自己还在台上尚未亡掉就算在走正路，令人好奇他们是不是在装傻。如若领导者竟是真傻，而十亿国人或者也是真傻或者陪着装傻，套用孟子“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老话，上下交比傻，这国还咋个“大”法嘛！ 习近平承接江森破，祭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彷佛沾个“兴”字就算是踏上正路了，而其实未必——因为他没说清要复兴的东西是否包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即毛泽东认为必须坚守的“秦政制”，如果中华复兴的目标夹带着这货，则中国无论有多少公里的高铁，也开不上社会发展的正途，就如当年西太后虽然一腚坐上汽车，还是当时世界上最新的 model，但并不因而能令旧朝驶离败亡一样。 八十多年前，毛泽东曾经写过，“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可见那会儿对这事他还知道一点儿：中国应当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而所谓“光复旧物”也绝不容夹杂在禁苑皇宫里再弄出个朝廷的把戏。今天的习近平好像又不懂这件事了。 中国，这样打回旋，不觉得是瞎耽误功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