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安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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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安游记《畅游祖国好河山》第二十六篇：风华正茂恰少年
今天是9月26日，是我小儿子“木匠熊”的49岁周年纪念，我的《畅游祖国好河山》末篇，就用来纪念他的生日吧。以前都是讲我18岁以后的经历，那么18岁以前呢？本篇文章就从我的家世讲起，题目暂且叫做“风华正茂恰少年”吧。
我的家世
我叫安长发，1944年5月16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安达县第三区的一个偏僻乡村，叫做朝阳堡（读捕）。上个世的纪60年代，地下发现了石油，于是居民迁移，房屋拆掉，村落尽毁，变成了大庆油田，下面的两图是大庆的地理位置和大庆油田的采油井。
图1. 大庆的地理位置
图2. 大庆油田的采油井
我的父亲安国忠，生于1911（辛亥）年，母亲蒋金童，生于1916年，都是出身贫苦的农民之家。我在家中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安长富，大我10岁），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安桂清，小我3岁）和两个弟弟（安长才，小我6岁，安长月，小我12岁）。
由于我家的家谱已经失传，我的先祖在文字上已不可考，只有父亲对我口耳相传，我才知道一些大概。我家的原籍是河北省昌黎县某某乡，五甲二舍八里庄。与邻县乐（读涝）亭，说话是一个口音，带拐弯儿，俗称 “老毯儿”。
前清年间（哪个皇帝不知道），有个老罕王（读han1，那个亲王不知道）扫北，带着许多人家从关内来到东北，我家先祖就是其中的一家。首先来到辽宁省（哪个县不知道），其次又到吉林省扶余县（我父亲的出生地），最后落户在黑龙江省安达县第三区的朝阳堡。
我的太祖父（名字不记得）有两个儿子，长子安荣（我的曾祖父），次子安福（我的曾叔公）。安荣有两个儿子，长子安凤海（我的祖父），次子安凤江（早夭）。安福只有一个儿子，叫安凤河（我的叔公，我叫他三爷）。
安凤海有四个儿子，长子安国忠（我父亲），次子安国臣（我二叔），三子安国清（我三叔），四子安国明（我四叔，早夭）。安凤河只有一个儿子安国纯（我叫老叔）。一个典型的农民之家，“忠臣清明纯”，很像朝廷的功勋大臣之家。下图是人到老年时的兄弟四人。
图3.（从右至左）安国忠，安国臣，安国清，安国纯
我的父亲安国忠，几十年来，都是一个穷苦的农民，依靠着给当地地主扛活（长工），耪青（短工）和租田种地（佃户）维持全家的生活。农闲季节到甸子打洋草，到水塘割芦苇，到盐碱地熬碱，除了自用还到集市出售，有时与人合伙做豆腐，做麻花沿街叫卖。
我家外屋除了锅台柴堆之外，还有一块空地，安装磨豆腐的小磨，大棚架子和豆腐盘子。我父亲负责外卖，“点卤水”的技术活由老麻头（不记得是麻脸还是姓麻）负责。每天早上，我一起来就喊着要吃豆腐边子，他就给我一大碗，养成了我一生爱吃豆腐的习惯。
1947或1948年，延安派遣大批干部到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24岁的共产党员刘根起被派到安达县第三区当政委。他是南方人，不熟悉环境，于是发展有威望的当地人入党，我的父亲被选中，成为安达县第三区区长，主要任务是肃清土匪和搞土地改革。
图4. 父亲当时是安达县第三区区长
当时共产党在安达县还是秘密组织（地下党），有自己的武工队，他们常常在我家开会，南北大炕坐满了人，都带着枪。那时我虚岁四五岁，刚刚记点事儿，就在炕上拖着长枪来回走，把炕席都给磨破了。
当时的土匪头子都被国民党授予头衔，团长旅长什么的，所以很猖狂，经常下山烧杀掠夺，对于共产党的干部更是凶残。我的父亲就曾经遇到过危险，因此我的母亲被吓成精神病，终生都没有治愈。我的妹妹刚出生不久，她就抱着到处跑，说胡子（土匪）来了。
我的父亲解放前参加革命，解放后成了执政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曾任安达县第三区区长，红色草原牧场场长，安达县林业局局长，林业站站长，林场场长，苗圃主任等职务。幸好文化大革命前已经退休，没有被关被押遭到迫害。
我的童年（1944-1950）
我出生于1944年5月16日，在我五六岁的时候（1949或1950），由于我的二叔没有儿子，把我过继给他当儿子。当时我父亲在红色草原牧场当场长，我家住在牧场的机关大院里，我的二叔住在程家窝棚，两地大约相隔二里地，于是我就两头住两头跑。
大人们让我把父亲叫大爷（大伯），把二叔叫爹，我都照做了。但是把母亲叫大娘，把二婶叫妈，我就不干了，嫌二婶太年轻（大约20岁左右）。所以，我大爷与妈是一家人，我爹与二婶是一家人，就成了我那时候的认知。
我二婶的娘家姓董，住在邻村，家中有几亩地，她的几个哥哥身强力壮很能干，所以自己种地不雇人。因为又有房又有地，不是贫农。又因为不雇人，没有剥削，所以不是富农，更不是地主，应该算是标准的中农吧。
我虽然与她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还是叫他们“舅舅”，时常去玩儿，几个“表哥”也很友善。记得春耕的时候，我们常常跟着大人们去田里玩。大人们干活耕地，我们打麻雀，打到麻雀烧着吃，大半天下来，每人吃了好几只。
在我过继给二叔的时候，正值朝鲜战争，上头说美帝在搞细菌战，投掷细菌瓶，我在两头跑的路上，看到一些闪闪发光的玻璃碎片，以为是细菌瓶，于是就绕道走。现在想起来，可能是破碎的热水瓶，当时我不知道，因为我家没有热水瓶。
大约1950年春，我虚岁七岁的时候，程家窝棚办起了一个小学校，女老师叫李月桂，孩子们都上学了，我也跟着上了学。课程只有国语和算术，“一个人，两只手，人有手，会做工”是启蒙识字，“一加二等于三”是启蒙识数。
但是本村的一些顽童认为我是外来人，经常聚众欺负我，我打不过一群人，就在他们落单的时候偷袭。有一次，用“土嘎达”打中了一个孩子，头上打起了一个大包，孩子的家长来告状，把李老师也叫来了。
我二叔护仔，但二婶训我，最后李老师说：“孩子太小，不懂事，明年再念书吧”。就这样，我在程家窝棚的小学生涯就告吹了。因为不上学，我两头跑得更勤了，在母亲家住的时间就更多了，对红色草原牧场的情况，也就了解的更多了。
我家住在红色草原牧场的机关大院里，有一次，一条小牛从附近的牛棚跑了出来，到我家门口，把窗户纸舔破了（当时没有玻璃，窗棂上糊着窗户纸），我母亲很生气，恨从心头起，怒从胆边生，拿了把菜刀跑出来就砍，把小牛的后腿给砍伤了。
我父亲回来后一看，这小牛废了，即使长大也不能干活了。于是就与干部们商量怎么处理。最后由我父亲出钱，买下了小牛，算是赔偿牧场损失。然后找人杀了，牛肉分给全场职工，我家也分得了一份，吃了好几天，因为平时吃不到肉，所以至今还记得。
大约1950年的夏秋之季，我们搬家了，原因是我父亲调离红色草原牧场，到安达县林业局当局长。但是我不知道，没人通知我，因为我是二叔的儿子。当我回到牧场大院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搬家的事，并且告诉我说，牛车刚走不久，我决定马上去追。
跑了几里路之后，还真叫我给追上了。我的父亲不在车上，他早已去安达县了，车上只有母亲和弟弟妹妹，还有赶车的老板。我毫不犹豫地跳上车。母亲说，她给我留一些粘豆包，放在家中没带走的柜子里，我说不吃了，跟车走就行。
就这样，我离开了二叔的家，儿子也不当了，回到我原来的家，从而结束了两头跑的童年生活。后来，我二婶还真的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就不计较我中途逃跑了，等到再见面的时候，已经十几年过去了。
我的小学，任民完小（1951-1956）
1950年夏秋之季，我家搬到了安达县第五区（任民镇），我紧赶慢赶赶上了搬家的车，在路上晃荡了一整天，终于到了新家，任民镇东南二道街一排朝阳面的大房子。共有四户人家，我家是最西头的一套房，西山墙外面还有一个小院套。
任民镇是安达县除了县城之外最大的一个市镇，是安达县第五区。在安达镇的东面偏北点，大约有六十里，不通火车，只有公路相连。安达县第四区老虎岗，第六区吉星岗，第七区火石山，都是呈放射线形状，以第五区任民镇为中心。
任民镇是个田字型的市镇，东西南北各五里，东西方向叫街（读该），南北方向叫胡同。四个小方块分别是西北域，东北域，东南域和西南域。除了中央街之外，每个域里又有二道街，三道街等。我家的地址就在西南域二道街的一个大排房子中的一套。
据说这个大排房子是伪满时期的“区公所”（即区政府）。解放后分配给当地居民。因为我父亲是革命干部，所以政府买下来一套给家属住。另外三套是当地居民，靠近我家的姓丁，是个赶车的老板，常年在外跑生意，很少见面，最里边的叫徐庆，也是赶车老板见不到。
任民镇有一所学校，叫任民镇完全小学校，简称“完小”，是四年初小和两年高小都有的那种学校。1951年春节之后学校开学，我又重新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涯，进入一年级。
任民镇的名字来源于一个革命烈士王任民。他和第三区的政委刘根起一样，都是延安派来的干部，到安达县第五区当政委，开展剿匪和土地改革。有一次，他带着一个警卫员从县里开会回来，中途在一片小树林里，遭到土匪的袭击，子弹打光后，二人壮烈牺牲。
他们死后被埋在牺牲的地方，建了一座烈士陵园，两个坟墓一大一小，作为纪念，第五区的名字也改为任民镇。我们学校在清明节为他们扫墓，老师给我们讲起他们的英雄事迹，我们都恭恭敬敬地献上花圈。
从我家到学校，要穿过两三道街，但是也不觉得远，边走边玩，路上经过小铺（小卖部），还可以买点零食吃，有时与同学搭伴同行。班级里的同学有20来个，同学名字记不全了，毕喜良，杨玉盘，陈亚群，曲录发等。
1951年，当我家刚搬到任民镇的时候，因为父亲不常在家，家里的常住人口只有四个人：母亲与我，还有妹妹和弟弟。当时三兄妹常在一起玩耍，1952年，虚岁年龄正好是三六九。下图是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在任民镇小学上一年级，还戴着学生的名签。
图5. 我在任民镇小学一年级
由于我母亲有精神病，家里吃饭不规律。有时做得太多，吃不完坏了，有时又常常不做。我父亲怕影响我们发育，就请他的一个堂叔来帮忙，就是我的叔公安凤河（叫三爷）来到我们家，时间大概是1952年的年初吧。
我这个三爷有个嗜好，爱喝酒，但是不多。父亲也知道，留些钱给我，帮助三爷打酒喝，我也可以留些钱做零花。除了吃零食之外，我最感兴趣的是百货商店柜台下面的小人书，还有小孩的玩具“pia4 ji1”，与同伴扇着玩，上画着古代的人物，秦琼罗成什么的。
“pia4 ji1”上的人物与小人书里的人物相对应，这些东西却成了我的第一次文化启蒙，几十年后还是念念不忘。还有一些儿童读物，印象最深的是《青蛙少年》，我常躺在被窝里，在昏暗的豆油灯下看，眼睛都看近视了，自己也不知道。
我三爷过去给一个团长当过马弁（勤务兵），那个团长是吴大帅（吴俊生，吴大舌头）部下，我三爷跟着那个团长东征西讨地打胡子（土匪），他讲得有声有色，我听得如醉如痴。
当时我家有南北炕，母亲带着弟弟妹妹睡南炕，我三爷睡北炕，两炕前都挂着幔帘。我积极主动地要求和三爷睡在一起，我给他打酒喝，他给我讲故事，前后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这些经历使我终生难忘。
后来他回到了他儿子的家，安达县第八区南来乡（区乡一体），据说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饿得受不了，上吊自杀了。我听到消息时，非常难过，那时我已经上大学了。
1952年中期，实行教育体制改革，由春季入学改为秋季入学。当时我在二年级，暑假之后，直接跳到三年级，是成绩好的一半，转到东南域的第二分校。另一半成绩差的，留在二年级再读一年，转到西南域的第一分校。就这样，一直到1954年夏，四年级初小毕业。
1954年暑假后，我升到高小五年级，回到了本校（完小）。好像这时期在搞普选，大人们在大操场上投票选举领导人。我也跑去骑在大树杈上看热闹，搞不清在选谁。还有一件事情“高饶反党联盟”，在黑板报上看到的，但是搞不清高岗和饶漱石是谁。
当时我的父亲是安达县林业站的站长，我三爷离开后，就托人时不时送些米（小米）和面（苞米面）。来人叫老匡大叔和老罗大叔，其实他们不老，也就二十多岁，是我父亲林业站里的职工。不过，自从三爷走后，我也能到粮店买粮，到市场买菜了。
图6. 父亲当时是安达县林业站站长
1954年，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是死胎。父亲不在家，母亲把他包好，叫我抱出去埋到后院的大坑里，这件事我不确定父亲是不是知道。1956年秋，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安长月），这次存活了，但是发育得很慢，很久以后才会说话。
还有一件事，我小时候有个玩伴，叫刘彩霞，是我家邻居张大娘的外甥女。张大娘是汉族，张大爷是回族，不杀生，连杀小鸡也到清真寺的阿渹那里。这个杀小鸡任务就落在小彩霞的身上，清真寺在东南域的边角处，要走二里多路。
她害怕不敢单独走，就拉上我一起去，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她父母家住在西北域的一道街，在拐角处开一个小杂货铺，我也经常光顾，买点铅笔，橡皮，笔记本什么的。一来二去，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玩儿。
有一些顽皮的孩子就起哄喊：“小两口，不知羞”，她蹬起双眼：“就小两口，你管不着”，我赶紧拉她：“走吧，别理他们”。有时我到她家去玩，有时她到我家来玩，一天不见面，就很想念。她甚至不常回父母家，经常住在张大娘家。
我还有个邻居姓何，与张大娘住在同一排房子，但是开门的方向相反，是新婚的小两口。春节期间感到寂寞，就拉我们到他家打扑克玩，还开玩笑叫我们小两口，我们也不反感。其实八九岁的孩子，哪里懂得 “小两口”是什么意思。
我哥哥常年在外念书很少回家，我们也没有任何合影，大家好像忽略了他的存在。常在家的只有我们兄妹四人，我虽然是“二哥”，却成了事实上的“长兄”。下图是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兄妹四个人的合影。
图7. 1967年我们兄妹四个人的合影
我的初一，任民中学（1956-1957）
1956年夏，我高小毕业了，毕业前就有好消息传来：任民镇开始有中学了。中学地点就在“完小”西厢房，那里又建了几间房子，作为学校的教室，教师办公室和学生宿舍，教室后面还有学生食堂。当时也没有什么竞争考试，只要本人愿意，家长支持，就可以可入学。
我们几个从任民完小毕业的同学，为了庆祝升上初中，到校园西边的菜地埂上庆祝。老人们都说，现在的中学就是前清时的秀才。我们就朝东边拱手参拜了三次，那是学校的方向，算是我们进了“秀才”的门。
有些农村来的同学，家长认为孩子大了，可以帮助家里干活，就自动不念了，回乡生产。我的情况不同，父亲本来就不是普通农民，我也没干过农业活儿，这么方便的学校，理所当然地进入中学。同学中除了完小的毕业生外，还从安达镇和各乡招来了一些同学。
这时我们又要搬家了，父亲是安达县林业站站长，负责第四区的植树造林，所以我家要搬到第四区老虎岗乡（区乡一体）。但是老虎岗乡没有中学，任民镇不仅有中学，还可以住校，有宿舍有食堂。就这样，我家搬到老虎岗，我自己住校吃食堂。
学校的宿舍就在本校的西厢房，食堂就在教室的后面。虽然住房不花钱，但是吃饭要花钱。食堂的主食是小米饭和窝窝头，菜是豆芽汤，没有肉和蛋，但是很便宜，一两分钱一份。我没有问题，因为父亲有工资。
但是许多农村来的同学，买不起饭票，就从家里带来粘豆包和咸菜吃。有时我用饭票换他们的粘豆包吃，他们用饭票到食堂买豆芽汤喝。
当年同学的名字大多数都忘了，只有几个特殊的还记得名字。一个叫孙庆山，他大哥是个村干部，与我父亲相识。他的妹妹叫孙庆云，是我后来“相亲”的对象（1962年）。不知是什么原因，孙庆山的人缘不太好，有人说他贼眉鼠眼，姓孙，叫他“损贼”（谐音）。
还有一个同学叫李尊生（李也），是个“跩子”，左臂短，左手残，但右手却写得一手好字。我们开学时，学校发给每人一个墨水瓶和蘸水钢笔，我们小学时只用铅笔或自来水钢笔，不会用蘸水钢笔。李尊生却运用得灵活自如，显然是下过功夫的，可能还有高人指点。
那时的语文分为两门课：汉语和文学。李尊生不仅在汉语课上，字写得好，而且在文学课上，也很突出，会用很多“歇后语”。但是文学老师不喜欢他的风格，常常在课堂上当众点评，当然是贬损的，弄得他很尴尬。后来他好像离开了，不知去了哪里。
还有一个同学叫纪成仁，他的父亲叫纪义，是个老学究，家里有很多古典书籍。纪成仁经常偷偷地借给我们看，有《说岳全传》，《封神演义》和《隋唐英雄传》什么的。这些书籍就成了我第二次文化启蒙的读物。
我还有一个同学，叫冯秀山，后来成了任民镇的镇长，算是比较有出息的。这是我三弟告诉我的，三弟在任民镇当过广播站站长，在冯秀山手下工作。他还打听我的情况，三弟说我在上大学，他说同学中我是最优秀的。
同学中有几个从安达镇来的比较特殊。其中有一对男女同学，男的叫于发，女的叫霍桂荣。从安达镇到任民镇，大城市来的，有点瞧不起人。两人正在谈恋爱，也算是班上的奇闻了。我不大懂，也没费什么心思去想，反正不关我什么事。
同学中还有一个从安达镇来的，名叫高明岐。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在安达镇，大老远的跑到我们小镇上来念书。他自认为见过世面，行为举止有些特殊，比如照相时，我们几个前排的都挺直了腰板儿，他在第一排蹲着腰身弯的很低，看起来格外不同。
讲完同学讲老师，初中一年级开学后，班主任老师是教历史课的苗福田，他对学生很和蔼，镶着一颗金牙，总是笑呵呵的，大家都很喜欢他，后来苗老师调走了，大家感到难舍难分，于是照了一张欢送他的合影。
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们全班同学，第二排中间坐着的是苗老师，他的右边是于发，第一排蹲着的右数第三人是我，第五人是高明岐，第七人是霍桂荣，第三排站着的右数第二人是纪成仁，第三排站着的左数第四人是冯秀山，第四排站着的左数第四人是孙庆山。
图8. 任民镇初级中学欢送苗福田老师师生合影
苗老师调走后，来了个姓姜的历史老师，是个性格鲜明的人，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崇拜之至，尤其是岳飞和文天祥。他把《满江红》和《正气歌》倒背如流：“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我的人生观有着深刻的影响。
有一对男女老师，也是从安达镇来的，男的名叫林忠章，教数学，很帅，女的名叫寇秀文，教音乐，很漂亮，当时他们正在谈恋爱。其实并不奇怪，二十岁上下的年纪，郎才女貌，十分般配。虽然没有人说三道四，倒也成了同学们的谈资。
最后讲一下我的美术老师，姓唐，名字忘了。他叫我们画素描，物体是一片枫树的叶子，平放在桌面上，在阳光的照射下，叶梗棱角分明，立体感很强，与平时画的平面人物很不同。从而激起了我对绘画的兴趣，画得比同学好，人人称我为“大画家”。
我虽然平时住在学校，但是放假或星期天，常常回到老虎岗的家里。老虎岗是一个小镇，也叫“小房身儿”，离任民镇20多里，只有一条街，是通往任民镇的公路，十几户人家就在公路的两旁。我每次回家都先买几本小人书，路上边走边看，到家时就看完了。
有时在路上遇到马车，就上前请求搭车，多数情况会得到允许。唠起嗑来知道我是安站长的儿子，顿时热情起来。我的父亲是县里的干部，十里八乡都认识，也很尊敬。我也感到很自豪，觉得当“县太爷”的“太子”很有面子。
我对自己的启蒙读物小人书很爱惜，做个小木匣锁起来，免得被弟妹们弄破。有一年夏天，我哥哥从“江省”回来探亲，把锁撬开看书，弟妹们怕我回来挨训。但哥哥说，不关你们的事，要训训我，我当然不会去训大哥，长兄如父么。
就这样，我在任民镇中学度过了初中一年级的时光。到1957年暑假时，又有好消息传来了：秋季开学后，全校搬到安达县城，改为“安达二中”，原来的安达中学改为“安达一中”。于是，又有一批同学“退伍”了，我们这些毫无牵挂的同学又一次开始新的“闯荡江湖”。
我的初二，安达二中（1957-1958）
1957年的暑假之后，我从老虎岗的家中出发去安达二中。行李很简单，一套被褥和几件衣服打进背包，背包是解放军的式样，三横两竖，布鞋打在背包上，脚上穿一双胶鞋。脸盆牙缸和毛巾装在一个网兜里提上。
从老虎岗到安达镇没有公共汽车，只有胶轮马车，乡里委派一个老板送学生，不用预约来车就上。由于是雨季，公路上坑坑洼洼有泥有水，车过不去的时候，还得下来推车。有些时候还下雨，没带雨衣和伞，就用外衣披上。就这样走走停停一整天，后半夜才到安达镇。
由于天黑，就在“票房子”（火车站）里呆了一夜。由于在火车站里，同学之间互不认识，还发生过误会：一个女生年龄比我大，对自己的行李看管得很严，见我靠得很近，以为是小偷，经过解释才知道我们是坐同一辆大车来的，于是尽释前嫌，大家耐心地等待天明。
来到了安达二中后，发现大多数同学都不认识，有安达镇本地的，还有外乡来的，原来任民初中的同学都不见了。幸好纪成仁还在，我又可以借书来看，记得我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继续我的第二次文化启蒙。下图是我在安达二中时的照片。
图9. 我在安达县第二中学时的照片
初二的课程比初一时要多，除了语文算术之外，又加上了自然，地理和历史。我对语文老师印象最深，他又高又瘦，身穿长袍，脚蹬皮鞋，第一堂课，走上讲台就说：“我叫吴殿甲，今年49岁，某某（忘了）大学毕业”，说完就把这些信息写在黑板上，显然是个老学究。
地理和历史是同一个老师，他在地理课上讲地球的时候说，喜马拉雅山在地球上，就像一个按钉按在一个西瓜上，同时右手拇指还在地球仪上认真地“按”了一下。他在历史课上讲了些什么，现在全都记不得了。
自然课里包括动物和植物，对我来说很新鲜，尤其是草履虫，即是植物，也是动物，是植物和动物的分界点。课上还带来了标本，恐龙，猛犸象，剑齿虎什么的。这个自然课大大的开阔了我的视野，至今都令我印象深刻。
1957年的夏天，是反右派的时候，虽然我们学校没有什么活动，但是广播喇叭里常常听到“右派”这个词，不大明白是什么意思。食堂里带肉的菜比较贵，需要购买特殊的饭票，叫“肉牌”（东北话“肉”读“右）”，于是我们就把这种饭票叫做“右派”（谐音）。
1958年的春天，是大跃进的时候，我们学校也参加了大跃进：到附近的地区挖运河，其实是个没有水的“水渠”。老师和学生班长都有“军衔”，排长连长什么的，校长郑万全的军衔最大，叫“司令”。他是个老革命，做过牢，受过电刑，后遗症是两手不断地发抖。
我当时被派去参加活动报导，是个“记者”，拿着个小本本到处跑，采访先进人物，写出新闻稿，送到广播站去，反倒没有干多少活。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课外的“社会活动”，让我觉得人生可以活得很有意义。
在安达二中的时候，我看了电影《南岛风云》，讲海南岛游击队的故事。主演是上官云珠，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明星，在电影里饰演游击队的指导员。据说在下连队体验生活的时候，很能吃苦，是个好演员，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
这是我第一次看电影，以前在任民镇的时候，只看过二人转和评剧，都是当地的文化站编排演出的。剧情，演员和道具都很粗糙，不像电影里那么逼真。所以，对这部电影的印象很深，在以后的初高中学时期，我都特别喜欢看电影。
1957年夏，我哥哥到老虎岗家中探亲后，到安达二中来看我。作为家长，他从教导处得知，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于是对我说：“明年到我那儿去念书吧，在这里会把你给耽误了”。在得到父亲的同意之后，让我转学到“江省”念初三，他是我人生的第一个“伯乐”。
下图是在1994年，我回国探望老父时，50岁的我与60岁哥哥的合影。
图10. 1994年我与哥哥的合影
我的初三，齐齐哈尔实验中学（1958-1959）
1958年的暑假时期，父亲给了我一笔钱，叫我自己到“江省”去上学。我们在安达火车站分手后，开始了我又一次的“闯荡江湖”。所谓的“江省”，指的是齐齐哈尔市。刚解放时，东边的哈尔滨是松江省的省会，西边的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的省会，简称“江省”。
后来两省合并，合并后的省名仍然叫黑龙江省，但是省会却设在哈尔滨。出于惯性，齐齐哈尔周围各县的人们。还是把齐齐哈尔当作省会，仍然把齐齐哈尔叫做“江省”。
火车在昂昂溪调换车头，开往齐齐哈尔，原来在座位上看是朝前开，后来在同一座位上看是朝后开。不过不远，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齐齐哈尔。下车后，我找人问去市立医院怎么走，人家告诉我乘公共汽车（当时只有一路汽车），在大鱼市（中市场）下车后再往西走。
我照做了，顺利地到达了齐齐哈尔市立第一医院放射线科，我哥哥的工作单位。哥哥不在，他的同事王志田接待我，并把我送到宿舍，他也是外县来的职工，与我哥哥住同一个宿舍。不久我哥哥回来了，说是去实验中学联系转学的事了，明天带我去实验中学。
第二天，我哥哥带我去实验中学，先到医务室去见校医王恩普。他与哥哥同在医务界工作，相识多年，这次转学，就是他帮的忙。他带我们见教导主任张学忠，张主任说到初三二吧。接着就带我们去见班主任老师史迹，就这样，我成了实验中学初三二的插班生。
与我同时转学到实验中学的，还有我后来的妻子杨素华，因为她父亲工作调动，从哈尔滨十三中转学到这里，被分配到初三一，班主任是数学老师李淑芸，这是我后来听她说的。
当时的实验中学以高中为主，每个年级有六个班，初中为辅，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初三一好学生多，初三二差学生多，而且普遍年龄偏大，有的学生谈恋爱，有的学生流里流气，在校外打架，还常常旷课，老师也管不了，学校也不爱管，因为初中不重要。
史迹老师看我学习成绩好，而且比较老实听话，所以对我格外青睐，出个黑板报什么的，都让我去做。1958年秋季到郊区查哈阳农场劳动，割水稻。史老师让我帮助搞宣传，刻钢板，每天出版一期小报叫《丰收》。他亲自编辑写稿，有时我也帮他写稿。
1958年的齐齐哈尔市与安达县很不一样，大跃进搞得热火朝天，到处都是大炼钢铁的标语口号，“1080万吨”和“超英赶美”什么的。我们初中学生参加得不多，一来年龄小，二来人数少，学校不在乎。我们班里只有一个崔增义，学习不太好，却是大炼钢铁的模范。
初三的中期，班主任史迹调走了，来了一个新班主任，李桂初，也是语文老师。他是个南方人，课堂上讲贺绿汀的诗“宝塔山”时，“… 心口呀莫要这么快的跳 … ”，口音听起来很好笑。他原来的是英语老师，因为当时齐齐哈尔市的中学都开俄语，所以改教语文。
李桂初老师与史迹老师一样，对我也是青睐有加。因为班里的问题学生太多，学习成绩好又比较听话的学生就显得很突出。所以在初中毕业时，决定把我保送到本校上高中，不必参加升学考试，下面是我们初三二的毕业纪念照，全班同学都在照片上。
第二排坐着的左数第六人是校长韩书文，第五人是教导主任张学忠，第三人是班主任李桂初，右数第五人是原班主任史迹，第三排站着的左数第一人是我，右数第六人是王守信，他哥哥与我哥哥是同事，都在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工作。
图11.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初中三年二班毕业纪念
由于不必参加升学考试，就让我填写全班的成绩表，所以我们班毕业证书背面的成绩表都是出自我的手笔。这也是我的第一次获得毕业证书，以前都是“跟班走”，没有毕业证书。
图12. 我的初中毕业证书（正面）
图13. 我的初中毕业证书（背面）
第一学年的成绩是空白，任民初中的成绩没有转过来。第二学年的成绩是从安达二中转过来的，只有一个4分，11个5分。第三学年的成绩是实验中学的，只有两个4分，8个5分。毫无疑问，我的成绩全班第一。
但是暑假后李桂初老师也调走了，因为齐齐哈尔第三中学将要开英语课，他去三中教英语。后来我在高一的时候，突然对英语感兴趣，就请他教我。他说每星期三下午有时间，于是我就自发地给自己开了一门新的外语课。
再后来上大学时，发现他的发音满口是英式英语，我费了很大劲才习惯了美式英语，原来他是在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学的英语。
1958年秋，我刚到齐齐哈尔的时候，我哥哥觉得应该给我一个“家”，安排我住在他女朋友王力的家里。王力是同一个医院里的护士，两人恋爱多年，他们十分浪漫，照了很多相。还都有笔名：晓黎和晓明，就是拂晓黎明的意思。
我在安达二中读书的时候，她寄给我很多书，有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等等，所以我对她的印象还不错。
1956-1957年，我哥哥去北京参加中央卫生部举办的放射线科培训班，相当于大专的水平。这期间，王力耐不住寂寞，移情别恋，钟情于本院的一个医生，还发生了关系。这在当时可是大事情，作风不好，开出团籍，下放到“查哈阳农场”劳动。
我哥哥回来后，她痛哭流涕，发誓改过，我哥哥原谅了她，仍然保持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现在我来了就把我安排住在她家里。她还在查哈阳劳动，家里只有三口人：寡居的母亲，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在市京剧院跑龙套，弟弟在杂货铺当搬运工。
王力的母亲是个极端刁钻自私虚伪的人，当着哥哥的面，对我很慈善，转过脸来就翻脸不认人。走路嫌我声音大了，吃饭嫌我吃多了，洗脸嫌我喷到墙上水了等等。我几次都想告诉哥哥，但是怕影响他与王力的关系，我都忍住了。
最后当父亲来看我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了，告诉了实情。父亲看到我穿一条吊着腿的棉裤，非常生气：当初买了足够的黑布，白布和棉花，她却偷偷剪下来留下，剩下的做成了一条“七分裤”。一个冬天下来，我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炎，于是，父亲决定让我住校。
当时实验中学是全齐齐哈尔市唯一的一个能住校的中学，有学生宿舍和食堂。学生中有一半家在本市，是“走读生”，一半家在外县，是“住校生”。于是我从走读生变成了住校生。后来，哥哥与王力的恋爱关系也断了，我就再也没去过她的家。
我在齐齐哈尔实验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家又搬了，从老虎岗搬到林场，原来叫“尹家屯儿”。由于只栽种树苗，上缴国家，不种庄稼，不交公粮，所以叫林场。通信处写老虎岗乡林场，我父亲是林场场长。我在学校住校，节假日到哥哥那里，所以很少回家。
1959年初中毕业后，我第一次去林场的新家。我家是一套朝阳的正房，东厢房是刘大娘家。有时我到她家去玩儿。还有个邻居叫修建，是林业部门的女职工，我父亲的属下。她有个妹妹叫修晶兰，也放暑假，到姐姐家小住，有时也到刘大娘家来玩儿。
刘大娘是个热心人，见我俩年纪相仿，就要给我们“保媒”，就是介绍对象。女孩子好像挺乐意，我却不太上心，心思都在实验中学的课业上。临走时，她送我到村口，眼睛红红的，有点不舍，但还是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面。是没有正式开始“谈”就结束了的“恋爱”。
图14. 父亲那时是林场场长
听我妹妹讲，我父亲那时负责植树造林，造防风林，以阻挡风沙，保护庄稼。他主管安达县东面的几个乡，老虎岗，吉星岗和火石山。有一年，上边派人来拍电影，叫《绿色长城》。那些年我父亲经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下面是他在授奖大会上拍摄的照片。
图15. 父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我的高中，齐齐哈尔实验中学（1959-1962）
1959年，暑假过后，我进入本校高中，分配到高一五。班主任是数学老师李淑芸。她仔细认真地挑选了一整班的“好学生”，我后来的妻子杨素华也被挑选到这个班。
从高一开始，我成为住校生，宿舍里上下床住十来个人，都是各县来的：周景林，刘达午，苏强等同学。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社会经验也比我多，但是学习成绩都没有我好，上进心也不大。有些方面我受到他们的影响，比如晚上归宿迟，早上睡懒觉等。
周景林家在附近的甘南县，由于离齐齐哈尔不太远，所以常回家，还带来一些粘豆包给我。我们的关系也一直比较好，毕业之前还去照相馆照了个合影作为纪念。
图16. 高中一年级的同班同学，周景林
刘达午是个孤儿，与姐姐相依为命，姐姐是解放军某个医院的护士，非常关心她的弟弟，常把节约下来的解放鞋和袜子给她穿，刘达午也经常去他姐姐那里度周末。
图17. 高中一年级的同班同学，刘达午
梁义芳是“走读生”，家住在齐齐哈尔市南边的郊区，每天走路到学校来上课，我也曾经到过他家，他的父母热情地招待我，有时星期天我们还一起去看电影。
图18. 高中一年级的同班同学，梁义芳
苏强是河南人，哥哥在解放军某部当兵，常把军大衣，大头鞋等给他用。苏强对我很关怀，曾经给过我一双旧军用大头鞋。后来他转走了，不记得他去了哪里。
图19. 高中一年级的同班同学，苏强
宿舍的舍监是美术老师张春光，此人对学生极其严格，每天早操时都站在大门口，看谁早操迟到。他的记忆力很好，谁迟到几次，他都记得。一次警告，二次记过，三次开除宿舍。我们都很怕他，每天小心翼翼生怕被开除，弄得我高一的成绩，也没有初三好了。
据说1957年反右时，张春光画过一套连环漫画，叫《阿关外转》，批判划成右派的关老师。我转学来时，关老师不知道弄到哪儿去了。但是，从北京的某个大学又弄来一个右派学生，来劳动改造，当勤杂工，姓张。大家叫他“小右派”，后来也不知道弄到哪儿去了。
高一时的俄语老师叫张冬群，家住中俄边境的黑河镇，有俄语的语言环境。他讲课很幽默，比如俄语单词的“星期天”（Воскресенье），被他说成“袜子搁在鞋里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还爱好打冰球，后来好像又调回黑河镇了。
接替他的俄语老师叫项强，比张冬群的俄语语言环境还好。参加过抗联（东北抗日联军），在黑河对面的苏联呆过几年，俄语讲得很地道，还带着拐弯儿口音。后来我与苏联小朋友所通的第一封信，就是他给正规翻译的。
我们没有音乐课，但是音乐老师于大中很出名，尤其是小提琴拉的好。1959年国庆十周年，在工人文化宫集会庆祝。实验中学全体师生表演大型团体操“太极拳”，于大中用小提琴伴奏“良宵”，悠扬悦耳的音乐旋律和刚柔并集的太极拳舞步，把庆祝大会推向到高潮。
体育课的老师姓王，名字忘了，五短身材，但很结实，对学生也很严。我们几个年龄小，体育差的同学，暗地里叫他“王老狠儿”。他的儿子王大中也与我同班，长得极像了一个缩小版的“王老狠儿”，不过我们的关系并不坏。
1960年春季，李淑芸老师带领我们到查哈阳农场劳动（铲地）。不知怎么的，我虽然没干过农业活，但是铲地比谁都快。于是李老师把我树立为标兵，叫大家向我学习。我诚惶诚恐，更加努力，回来之后不久，就加入了共青团。
代数老师高义臣，个子不高，课讲得好，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排列组合，当人多房子少时，排列组合的思维比较困难。他说：“你可以想象，把房子往人头上扣”。果然，逻辑关系清楚得多了。还有一些其他的精彩例子，所以他每年都被评为优秀教师。
物理老师叫李秉仁，眼睛好像总是睡不醒，头脑可是清楚得很。尤其讲到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其夫人何泽慧，对他们的贡献钦佩有加，这使得我第一次对科学家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他的弟弟李秉诚是我们同级的学生。
几何老师叫谢群，是个老学究。把几何中的公理定理讲的清清楚楚，深入浅出，很易理解。他的拿手好戏是画圆圈，不用圆规，右手一转，规规矩矩的一个圆圈就出来了，然后在中间点一个点，算是圆心。
化学老师叫谢飚，是个从泰国回来的华侨。讲课时带有一种特别的口音，但是神气十足，能把有机化学中的分子式，甲烷乙烯苯环烃基什么的，长长的分子式分子链，能在黑板上一口气背着写出来。
政治老师张若力，是个很能理解别人的人，见我们住校生接触社会较少，对时事政治缺乏环境，就列举出当时国内国外发生的大事，印成讲义让我们背。到现在我还能背出“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干了些什么，“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蜡”干了些什么。
语文老师潘一鸣，教文言文。在课文“卧薪尝胆”中，他告诉我们，伍子胥是吴王阖闾的“兵部尚书”，是当时的“国防部长”，越王勾践的“宰相”文种，是当时的“政府总理”。他把古代的国家机构，形象地与现代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加深了我们的理解。
另外，他在讲李白的“蜀道难”时，神情激动地引颈高歌：“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 …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 … ”。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把我们引入李白的浪漫狂想之中。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又换了，从齐齐哈尔一中调来一个俄语老师王洁敏。她是山东人，讲话略带山东口音，把我叫做“俺长法”。我的俄语课成绩好，就让我当俄语科代表，不久又当学习委员，这使我更加努力，她成了我人生的第二个“伯乐”。
图20. 我的高中班主任老师王洁敏
有了这些优秀的老师，再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我的学习成绩急速上升。到了高二下学期，我的成绩在班里已经名列前茅。在全年级的六个班里，也总是排在前五六名，几个班的学习尖子轮流坐庄，有时候这个班的第一，有时候那个班的第一。
就这样，我的成绩除了体育和三角之外，都上升为5分。三角课的老师高述义，是个油头粉面，吹吹呼呼，讲课玄乎的人。把三角课讲得乱七八糟，我们根本得不到要领，以至于一些基本知识都没搞懂，直到上大学时才自学补了上来，不然高等数学课就跟不上。
前面谈了班里的“住校生”，下面再讲班里的“走读生”。张锦龙是上海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齐齐哈尔一中转学到实验中学。长得白白净净的，又有一口白牙，还写得一手好字。后来又转学到别校去了，听说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学院，以后再也没见到过他。
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叫杨维芝，是个思想早熟的学生。在我申请入团的时候，经常找我谈话。后来听别人说，她对我有点好感，在高三时，写过什么字条给我，但是我没收到过。后来她考上了大连工学院，分配到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不久提升为中层干部。
王亚光是班长，小个子，八字脚，为人比较油滑，家住昂昂溪，后来考入黑龙江农业机械化学院。高中时，追求同样家在昂昂溪的崔瑞芝（考入哈医大），后来又追求殷艳芹（考入黑龙江中医学院），两个女生在哈尔滨一碰头，才知道他脚踩两只船，所以两边都告吹了。
张凯清是团委委员，学习不太好，但是会拉手风琴，没考上大学，成立了一个家庭小乐队，婚丧嫁娶演奏为生。姜声年龄大，会唱歌，学习成绩不太好，大学没考上，到青年宫工作。吴宝琪擅长拉小提琴，曾经在市文工团工作过，没有考上大学，后来不知去了哪里。
李宝福的母亲开了个月宫小吃部，所以1960年困难时期没饿着，经常带烧饼来吃。后来考到东北林学院。1963年，大学的第一个暑期，我们三个人（还有高三六的秦鸿兴）曾经在龙沙公园一起玩了一整天。
郭金锁是“走读生”，家住铁路员工住宅，每天骑自行车上学，腿力炼得很结实。1962年，也考入哈军工，在航空工程系。他的平均分数是78，比哈军工的最低分数线差2分，属于破格录取。不巧被家在哈尔滨的同学看到了，弄得他压力很大，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淡化。
李秀芝的姐姐李秀琴是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的护士，嫁给了王志田，我哥哥的同事，关系显得比别的同学近一些。她家住在西大桥的东边，叫西下坎儿，有时候我也去她家坐坐，但是没有发展出任何进一步的关系。
张慧敏是团支部委员，我在申请入团的时候，曾经与她谈过话。她与杨维芝一样，都是比较早熟的学生，能够遇事不乱，对我也有过思想上的帮助。但她是否上大学，我记不住了。臧学君学习很认真，也是个中等生，不知她是否考上大学，或者到什么地方去了。
陈继先在班里的学习中等，后来考到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我在哈军工的第二年，曾经与几个同学一起走访过几个大学，包括她的学校。李素兰是个“小不点”，一年级的时候，跟着班主任李淑芸的身后转。后来好像考到哈医大，毕业后分配到齐齐哈尔第一医院。
1962年，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全校的中心任务是全力应付高考。由于实验中学是重点中学，追求高考升学率，全国的主要大学都寄来了招生广告，花花绿绿，十分精美，挂在教学楼的天井大厅里，非常显眼，这是外县的中学没有的条件，我在安达二中从来都没见过。
从高三开始，差不多每周都有各科的模拟考试，成绩还张贴出来。共有六个班，每班都有成绩最好的，我是五班第一名，与其他各班的第一名分享全年级的前五六名。在近200名的同学里，第一名是什么感觉，别人可能不知道，我自己却认为名列前茅是理所当然的。
高三下学期，我们班自发地组成学习小组，找个小教室，埋下头苦读。我们小组五六个人，我自己一直都是信心满满的，从来都没想过考不上怎么办。我们小组还来了两个实验中学的往届生一起复习，但是高考时，他们好像又落榜了，他们的名字我忘了。
高考前，实验中学照例给毕业班同学合影，下面是高三五的全体同学的合影。
图21.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高三五班毕业合影
第二排中间坐着穿白衣服的是校长盖亚麟，他的右边是班主任老师王洁敏，他左边隔一个的是教导主任张学忠。第二排最右边的是数学老师高义臣，第二个是化学老师谢飚，第二排最左边的是政治老师张若力，还有些老师的名字记不住了。
学生中第三排最右边站着的是王亚光，接着是王朝志，再接着的是梁义芳。第三排最左边的是我后来的妻子杨素华，第三个是崔瑞芝，第六个是杨维芝。后排最左边的是刘达午。第二个是我，第六个是张凯清，第九个穿白衣服的是郭金锁。
后排右数第一个是李宝福，第二个是杨子占，第三个是李非，第四个是杨建声，第五个是姜声，第六个是周景林，第七个是张中祥，还有些同学的名字记不住了。
然后是高中毕业证书，又是由我来填写全班的毕业证书和成绩单。下图是我的高中毕业证书（正面），再下图是我的高中毕业证书（封面与成绩单）。
图22. 我的高中毕业证书（正面）
图23. 我的高中毕业证书（封面与成绩单）
从成绩单上可以看出，我的高一成绩不太好，高二成绩大有进步，只是体育成绩差些，绝大多数都是5分，高三是全5分，不然怎么能全班第一？从盖章上来看，班主任是王洁敏，教导主任是张学忠，校长是盖亚麟。
其实，我的数理化和外语的5分是实打实过硬的，体育，语文和政治的5分都有点水分。任课老师都不愿意因为他的课程，把本校的“优秀学生”拉下水，所以才给了我5分。
后来我设法得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数理化和外语都是90多分，语文和政治才60多分，所以把平均分数给拉下来了：六科总分是510（当时每科满分都是100，没有加权），平均分数是85。不过这在当时已经很高了，哈军工与北大清华一样，录取分数线都是80分。
毕业证书弄完了，该是准考证了，下图是1962年齐齐哈尔考区的准考证，从照片上来看，几个月的埋头苦读，弄得我几乎“蓬头垢面”，但我还是自信满满地去应试了。
图24. 1962年齐齐哈尔考区的准考证
高考之前，有一件事让我又难过又感动：我母亲随父亲来齐齐哈尔，但在半路上走丢了。于是，我哥哥在齐齐哈尔的报纸上和广播里，登寻人启事。我们班里的“走读生”家里有收音机，听到了消息，有的“住校生”也知道了，只有我不知道。
他们怕影响我高考，不约而同地向我保密，所以我是考完试之后才知道的。我后来知道了，非常感动，我的成绩那么好，他们也不嫉妒，希望我能考好。后来听说团支部书记杨维芝做了工作，叫大家对我保密，免得影响高考，我心里默默地感激她。
再后来，我母亲被找到了，直接送回安达老家，不去齐齐哈尔了。在她丢失的那些日子里，饿了就吃生土豆，生玉米，渴了就喝沟里的水，把肠胃都弄坏了，身体变得越来越差了，老得也越来越快了，我知道之后非常难过。
高考结束后，我没有回安达老家，仍然呆在学校等待发榜。有一天在解放门遇到了杨维芝的姐姐杨维霞，她也曾经在我们班，后来不念了，出去工作养家。她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他的父亲热情地接待了我，说哈军工管吃又管穿，毕业当军官，是中尉（东北话读“玉”）。
呆在学校等候高考发榜，太实在无聊，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决定找个地方去做义务劳动，一来可以消磨时间，二来可以免费吃饭。同年级有一个同学，父亲是某个农场场长，我们决定到那个农场去铲地。睡大炕，吃窝头，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倒也痛快淋漓。
在齐齐哈尔实验中学高中的时候，我看过很多电影，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出去看，除了解放门的《群众电影院》（最近），中市场的《大光明》，龙沙公园门外的《青年宫》，还有比较远的《工人文化宫》。
记得看过的中国电影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洪湖赤卫队，寂静的山林，红色娘子军，女蓝五号，护士日记，甲午海战，林则徐等等。
还有一些外国电影：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牛虻，英国的雾都孤儿，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德国的科伦上尉，捷克的好兵帅克，印度的流浪者和大篷车等等。
这些电影使得我大开眼界，知道在中国之外，还有更广泛的世界。那时我的零花钱不够了，我就“节衣缩食”，少吃零嘴，省下钱来买电影票。
另外在高中时期，我对俄语的兴趣扩展到校外，在第一百货商店附近，有一个新华书店，一楼是普通图书，二楼是影印外文书，即未获版权的“盗版书”，价格很便宜，那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高尔基的童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都为我打开了向外看的一扇大门。
从一条不起眼的消息中，我得知一位苏联小朋友想要结交中国小朋友。于是我就用有限的俄语，写了一封信寄出去。一两个月之后，还真的收到了他的回信，里面夹着一大堆邮票，还说，下次会寄来一些照片。他是苏联远东一个工厂主的儿子，比我小，大概十二三岁。
我把信给俄语老师项强看，他给我做了标准翻译，劝我回信，我照做了，也寄去一些邮票，但是再也没有收到回信。原来那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两国的民间通讯中断了。虽然如此，这些活动依然为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另一扇大门。
还有一年的冬季，齐齐哈尔市欢迎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滑冰代表团来访问，这是我第一次参观滑冰的正式比赛。在悠扬悦耳的音乐声中，男女花样滑冰运动员双双起舞，让观众们陶醉在这美妙的艺术氛围之中。
这一切的一切，使得我从国内联想到国外，心情都的激动起来了，这应该算是我的第三次文化启蒙。人在高中毕业时，人生观和世界观，理想和愿望，应该是都确定下来了，以后的道路，只是如何实现这些理想和愿望罢了。
1961年的国庆节，我哥哥结婚了，嫂嫂王焕云是第一医院理疗科护士，婚后分到一间住房，邻居是王志田，是我哥哥科里的同事，我同学李秀芝的姐夫。哥哥有了家，我去得更勤了，嫂嫂对我很好，像亲弟弟一样。
有时我去哥哥家时，家里嫌麻烦不做饭，就到医院里的食堂买饭吃。困难时期，粮食都是定量，我不能吃他们的口粮，于是我从学校换点粮票给他们。记得有一段时间，医院食堂里的白面馒头特别好吃，雪白松软又筋道，据说是从加拿大进口的面粉。
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加拿大总理，承担着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压力，坚持与中国通商，既帮助中国克服饥荒，又出口过剩的小麦，各取所需，合作双赢。那个总理的名字叫约翰-迪芬贝克尔（John Diefenbaker）。
也是在1961年的困难时期，中国从伊拉克进口了一些大枣，不像山东大枣那样干巴巴的，表面有一层黏黏的甜甜的包皮，吃起来非常爽口。但不幸的是，这种伊拉克大枣给中国带来了肝炎，以后人们再也不敢吃了，中国再也不进口这种伊拉克大枣了。
1962年的高考完了，考后的义务劳动也完了，还没有等到发榜，于是我回家了。是安达县老虎岗乡林场。这时，又有人来“相亲”了，是我初一同学孙庆山的妹妹，孙庆云，牵线人是我妹妹的同学杨凤英，杨家与孙家是什么亲戚关系，我也不太清楚。
在杨家人的催促下，我们在杨家见面，我倚在南炕沿儿，她倚在北炕沿儿。我说上哈军工要六年，她说可以等，并愿意照顾有精神病的母亲。我说未来变数太多，我不愿意耽误你。我上军工之后，再也没回过林场的家，就这样“相亲”之后不了了之。
最后哈军工的“入学通知书”终于来了，是我哥哥专门从齐齐哈尔送来的。于是我与哥哥一同回到齐齐哈尔，准备行装去哈尔滨。下图是我的哈军工“入学通知书”，再下图是我自己预先填好通信地址的信封。
图25. 哈军工的入学通知书（左正面）和（右背面）
图26. 我自己预先填好通信地址的信封
哈军工到齐齐哈尔招生有个工作组，住在解放门附近的卜奎大旅社。组长是张政委，陆军少校，副组长是徐指导员，空军上尉。他们早就拿到我的档案，看到我的成绩，心里已经认定我是哈军工的新生了。
但是体检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近视比较厉害，二是患副鼻窦炎，按正规程序可能被淘汰。但是张政委说，近视可以佩戴眼镜，哈军工有许多学员都戴眼镜。副鼻窦炎请医生再检查一次，如果能够医治，也可以录取，他坚持到医院再复查一次。
就这样，我到齐齐哈尔第一医院又去复查。首先是眼科，两眼近视程度0.5，佩戴500度的眼镜，可以矫正到1.0，算是过关了。这是我第一次配戴眼镜，以前不戴眼镜，对体育课和美术课都有不良影响，这下好了，我可以戴着眼镜上大学了。
其次是五官科，耳鼻喉，检查副鼻窦炎。我哥哥推荐第一医院的五官科主任，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关教授。关教授一听是安长富的弟弟，还是实验中学的学习尖子，报考的是哈军工，马上表示愿意帮忙。在诊断书上说，经过治疗，可以痊愈，也算过关了。
最后皆大欢喜，我高兴，哥哥高兴，关教授也高兴，张政委更高兴了。其实，我的嗅觉一直都不灵光，人家说香，我闻不出来，人家说臭，我也感觉不到。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当军事工程师，体检过关之后，就等新生全部到齐后，出发去哈尔滨了。
1962年，全齐齐哈尔共招11个哈军工新生，实验中学有四个，高三五的我和郭金锁，高三六的秦鸿兴，高三三的殷修安。齐齐哈尔一中有王有为等两个，八中的张泰，铁中有一个，还有几个忘了是哪个学校的了。
就这样，1962年8月20日，我们跟着张政委和徐指导员，从齐齐哈尔坐火车来到哈尔滨，开始了哈军工第一年的大学生活。
谢谢你的欣赏，才回复，有点晚了。
从10月19日至11月9日，我到欧洲作了三周的河轮游。回来后整理记录，今天才完工。
准备再写几篇游记，欢迎阅读与点评。
谢谢补充，满语，涨知识了。
安主 发表评论于 2022-09-26 10:52:32
回复 denggzc1971：
“小房身”是对当地村落的俗称，不是正规的通信地址。长春的机场叫“大房身”，
我还真不知道，谢谢。
谢谢你的鼓励，我还担心时间过去太久，大家不感兴趣。
我父亲有句口头禅“一人难得众人好评”，非常重视群众关系。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小房身”是对当地村落的俗称，不是正规的通信地址。长春的机场叫“大房身”，
我还真不知道，谢谢。
写得也好。
请问地名的小房身是什么意思，长春的机场叫大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