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永福

-京城寻亲记

 

文革中期，曾有位忘年交，一个流落在沪的京藉旗人。只知道他叫永福，个子不高，戴副深度近视镜，长得像溥仪。因为之前还没读过《我的前半生》，所以更准确的说，看到溥仪的照片，便联想起永福。

 

永福是地道老北京，讲一口儿话音。对人轻声细语，恭敬有加。说起满人姓名，入关前，其汉名只取其声、不介意用字。如努尔哈赤曾译成弩儿哈奇，多尔衮作多里哄，巴雅喇(号兆里兔)写成把牙喇。因怕被汉人讥为“化外夷狄”，以后将儿改尔, 兔改图，牙改雅。康熙时始用雅字，如顺治帝二、五子名福全、常宁。康熙诸子承祜、承瑞、承庆、长华、长生、万黼。乾隆诸子为永璜、永琏、永璋、永珹、永琪、永瑢、永琮、永璇、永瑆、永璂、永璟、永璐、永琰(太子)和永璘。皇子取名用意永久康平，上行下效，永福应是满人常用汉名。

 

50年代后，相比在上海人数稀少的北京人，在京沪籍人士像东晋初年的南京，“过江名士多于鲫”，大都能讲咬文嚼字的普通话。永福是此生见到唯一一个长居上海、会讲上海话的老北京，还是旗人。一次暑期在沪时，他邀请我去他家聊天，这边同我讲北京方言，不时回头与家人来几句“上海艾话”，那场景真有点幽默。永福的话题，大多是早年北京的记忆和生活，也时常念叨着要回北京寻找家人。他上海的家在山阴路积善里，五口人挤在石库门尽头一个小间。石库门是中西合壁建筑，比北京四合院的门脸气派，不过里面几十家人挤在一起，只有一条窄巷，没有四合院的适居和鸟语花香。

 

永福大约在1927年从京东通州来上海，时年16岁，在教会当木匠，大概也打些零工。一直没有弄清楚他为何离家出走。算起来他出生在1911年，正是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后来在上海娶妻生子，一直没有再回来过。时光如梭，一晃就到了70年代中，如火如荼的运动也到了强弩之末。

 

隐约感觉永福并非通州人，通州话虽然混有北京天津河北方言，但说出来有点”垮”，一听就不是带京腔的北京胡同用语。50年代以前，通州属于河北，清民时也曾在京城河北间变更管辖权，49年后，名称数变，先是通县，后来叫通州区。通州城离北京长安街东建国门不过十余公里，清末时交通不便，没有直通的路。永福在京那会，还没有建国门。门是日本人占据北平时，为了方便修路扒出的一个豁口，但从未建过门楼，也不属于京城城门“内九外七”之列，后来叫“建国门”是没有办法，总不能叫“建国豁口”吧。还有这建国两字，原指的不是新中国，而是中华民国。

 

文革时盛行的唯血统论，并非红卫兵新发明，其实早就深植华夏传统中。近代太平天国有之、辛亥革命发扬光大，到了文革已轻车熟路。

 

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所到之处，不分老幼，杀尽旗人，有记载的超过20万。南京和江南苏杭重镇，旗人绝迹。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重新调集旗人驻军南方。这些旗人在辛亥革命中，大都没逃过被杀噩运。辛亥革命由民族主义发展成种族仇杀，武昌革命士兵在起事前公议“禁令十条”，其中即有“勾结满人者斩”、“私藏满人者斩”。起事之时，各队先秘密处决朝夕相处的满族袍泽。辛亥年对满人的杀戮一直都被有意隐去。

 

满清是唯血统论的变本加厉者，遍布各地的满城和八旗就是明证，只是到了清末，“排满”呼声四起，清廷意识到危险，才开始考虑将旗人融入汉族。1901年慈禧懿旨废除“满汉不通婚” 祖制，实行满汉通婚，让旗人尽快融入汉族，以免有朝一日被种族灭绝。1902年再次宣布准许满汉通婚，但为时已晚。辛亥革命爆发时，武昌起义蔓延各地，满人在多个城市被虐杀，《纽约时报》记者描述南京惨况，数以千计的满人，不分老幼，都被无情残杀，在现代史中前所未见。各地满城陷落，革命军要求长得像满人者念六六六，有口音的立刻处决。武汉西安广州旗人被杀十万之众，几无幸存者。

 

北京的满族人，五十年代慢慢恢复身份，文革时没有再受到系统冲击。原因很简单，他们已经身无长物、远离政治、长年隐姓埋名，对社会无足轻重，红卫兵才懒得理他们。21世纪初，一项基因研究发现满族人血统中的汉族基因已超过30%。清廷和慈禧担心的事，成为过去。回想清朝初期采取的各种种族隔离（将汉人赶出北京）和禁止通婚政策，真是反讽。

 

文革后读《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讲述 17世纪清军入关时，汉民族面临灭族时的绝望。辛亥革命将所有满人当作代罪羔羊，任人宰割的满人竟没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现在能看到的文献，只有少数欧美传教士的记载。如英国传教士在西安目睹旗人士兵放下兵器，跪在地上，哀求革命军放过，仍被无情残杀。汉人抓满族女孩做奴婢，强占满族女子为妻。满族家庭把女儿扮成汉人，由于没有缠足，很容易就被发现。仅在西安和武昌，就有3万满人被杀，各地如广州荆州和福州，都有大屠杀记录。 汉民族对满族的虐杀，淹没在历史中，从没受到追究。 1911年北京60多万满人，到1949年只余3万人。与南方相比，北京旗人已算幸运，虽如惊弓之鸟，仍能易服剃发（一如270年前的汉人）、隐姓埋名、流落异乡。

 

如果还有机会，一定会与永福谈谈他早年的生活，和旗人在辛亥后的遭遇。现在只能想像当时的景像，1912年初，他母亲抱着他从旗营出逃到通州乡下，衣食无着生活艰难，仍给他起了个美好的名字。永福、永福，永远福康、幸福。

 

辛亥后留在京城的残余旗人，成为城市贫困人口，生存都成了问题。宣统二年时京城满蒙汉军二十四旗有67万人，占京城人口近半。辛亥后俸银停发，旗兵原来"不农不工不商"，导致贫薄者借债无门、谋生乏术；前清王公贵族靠典卖祖产度日，生活凄惨；知道的有荣寿固伦公主生活窘困，将凤冠送进当铺；顺承郡王后裔以卖画为生；前清王爷，靠拉洋车糊口。1924年的报纸提到旗人家中无物典卖者，到粥厂领粥充饥，军阀混战致粥厂停止放粥，靠领粥糊口的满人陷入生活绝境。当时北平从娼者，大多为满族，满人生活艰难贫困潦倒，或"流为窃贼、或堕为娟优"。1931年9月报刊曾有铁帽子王拉洋车，倒毙城门下的新闻，报道满人生活的悲惨，"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无完，困苦万状"。历史循徊，北宋靖康之耻，押解至东北的汉人宗室受尽金人侮辱，这回落在了金人后辈的满人身上。

 

满人长期隐姓埋名，连老舍也多年不敢提及他的身份。满人入学、就业中备受歧视，民国时期公司雇人，不录取有满人姓氏者。以后慢慢理解了永福为何16岁时，头也不回的离家而去。他一直在教会里做工友，兼干木匠活。教会大概是唯一能平等待人之地。永福没上过学，解放初期在上海上扫盲班，字写得很漂亮，做木匠活时，总是将方案画在纸上。

 

文革最后一年，在离开50年后，永福来京寻亲。经长辈安排，任务层层落实，由我负责带他寻找失去联系已久的家人。永福乘火车来京，住在家里。周末一天，我们从永安里出发，换乘公交车到通县农村，按照村名找到地址，记得正值炎炎夏日，村前村后没有几棵遮荫的树木。我们一家家的打听询问。很遗憾，只有两家人还能想起永福的兄弟和母亲，好像许多年前就离开了，他在村里已经没有一位亲戚和朋友。他没有心情在北京多待，很失落的回了上海，以后再也没来过。自永福返沪后，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我也上学工作出国留学，再没有机会见到他。

 

人生憾事，是没能完成长辈交待和期盼的事情。遗憾之处，不仅是事情没办成，还在于以后再没机会补救，因为人都不在了。回忆起永福失望的样子，让我感慨终生。他翘首指望多年的事，最终没有办成，让他抱憾而去。

 

 

 

 

英意籍摄影师菲利斯·比特于1860年拍摄的通州燃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