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一个小县城，从小也没人教我如何思考问题。但是我习惯于思考，思考的很多问题与自己并不相干。我在上班和回家的路上，在地铁里、公交里，校车里，就集中思考这些问题，因为这样思考，时间就会很快就过去，行程也变得很轻松快乐。我思考的问题很平常，就是看到一个平常的事情，然后就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英文有26个字母，我就思考，为什么是26个，不是27个，25个？如果要去掉一个，哪个可以去掉？
我有时候也把思考的内容告诉别人。有人信，有人嗤之以鼻，也有人告诉我，在我那本科毕业的二本师范毕业生里面，我就是个异数，我们学校毕业的人，想的无非就是晚上吃猪头肉还是白切鸡，只有我在想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我的成绩一直一般，大学读书期间也从来没有在中国拿到过任何奖学金。我也不认为成绩和奖学金有什么重要的，也不觉得成功只需要努力，我觉得思考也非常重要。
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开学的时候，就开始了思考。我听了老师念《小学生守则》，就琢磨里面的一句话“尊敬师长”。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尊敬“师长”。我自己琢磨，明明师长上面还有军长，总司令，为什么非要提“尊敬师长”；师长下面还有旅长、营长、连长，难道他们不需要尊重？我琢磨了几天，觉得也许尊重是有个最低阈值的，师长是最低的需要尊重的人，军长，总司令当然也需要尊重，因为他们比“师长”大。想明白了这个后，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倒是愿意尊敬师长，可是没见到他们来我们小学啊？我怎么表达我的尊重？”这是我小学时对“师长”的误解引发的思考。
后来就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有一天我看到“北京交通拥堵”的新闻，就会思考为什么会这样，自问自答，刨根问底。
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北京车多？”
自答曰：“是因为北京集中了很多的职能部门，权力集中在了北京，所以大家都要去北京办事，然后这里集中了太多人类的活动，所以导致了北京人多。”
我再问：“能不能通过修更多的环行线，来解决交通问题？“
自答曰：“不能！因为那些职能部门都在三环里面，你修再多的环线，大家还是要去三环里面，还是会堵上。”
我再问：“能不能通过从地理上分散职能部门，来解决问题？”
自答曰：“不能！因为办事情需要跑多个部门，而且部门之间也需要交流。如果部门在地理上分散了，就会加重交通的堵塞。“
我再问：“北京交通拥堵是GCD的问题吗？”
自答曰：“不是！北京交通拥堵的源头是中央集权，修环形路（内环、一环，二环）的根本思维来源也是中央集权，需要一个中心。中央集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GCD的发明，但是GCD确实是中央集权的集大成者。”
我再问：“北京交通拥堵能解决吗？”
自答曰：“可以缓解，但是不能解决！因为根本问题是中央集权，如果不能改变中央集权，就会一直堵下去。”
我再问：“为什么中国会选择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 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愿意放弃更多的自由和权力，来换取安全感和利益？” 这个问题还在思考中。
看到社会里很多违规的事情，也理解了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违规就做不成事。我就总结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点，我叫它“共犯性社会”，就是一个人如果想做成一点事，都必须做点违规的事，比如如果你想做成一家公司，那你就大概率的做过贿赂，偷税漏税，等等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你就挣不到钱。
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统治阶级知道这些不？”
自答曰：“肯定知道的。我都知道，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问我自己：“但是纵容这样的行为，有什么好处？”
自答曰：“这样的好处是，每个成功人士都有把柄抓在统治阶级手里，什么时候想拿捏他的时候，都可以合法合理地把他绳之以法。这种统治方式，可以称之为共犯性社会。”
我问我自己：“这种共犯性社会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吗？”
自答曰：“很可能不是，因为这个设计需要一个极其聪明、并且对人怀有深深恶意的人。很可能最初是源于社会设计的思考不周。但是后来统治者发现这个机制很好用，就使用上了。”
看到大学里的用发表文章的杂志的影响因子和文章的引用量，来衡量老师的业绩。我也思考为什么会这样？
我问我自己：“这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人用发表文章的杂志的影响因子和文章的引用量，来衡量牛顿、法拉第？”
自答曰：“因为科研的本质已经变了。牛顿、培根时期，科研是贵族的专利，一般人不会从事科研。贵族做科研都是出于兴趣，当然不需要别人来衡量。过去几百年科研的发展，最大的变化是：科研从一个贵族的兴趣，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职业，智力平常的人，也能参与的职业。而一个普通的职业，就必然需要对工作表现进行量化衡量，这就量化测评的来源。”
我问我自己：“如果才能提高科研的量化指标？”
自答曰：“第一：可以提高科研的智慧含量。但是智力顶尖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个。第二：就是提高科研的数量，这个可以通过堆积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来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实验室那么多的博士、硕士生的原因，他们是用来堆积人力资源的。他们做着合格的科研，能发表，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但是他们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导师一般并不关心。”
我问我自己：“为什么要使用量化指标评价科研？”
自答曰：“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如果不使用量化指标评价科研，就会更不公平。这和高考存在的必要性是一样的，高考很多问题，但是至少目前却偏偏无法取消。”
后来，我们实验室，有些硕士生回来我们：“X老师，你看我适合读博不？”对于这个问题，我都是一个标准答案，“你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合适的人根本不会问这个问题，他自觉自愿地就去读博了。既然你已经是硕士生呢，也见识了科研这个行业的情况，如果你还问这个问题，说明你并不适合。
我还有很多的思考，但是犯忌讳，就不写了。
我就把自己很多的空闲时间，花在了思考上，我也常看阎润涛的文章，但是我万万比不上老阎。我读老阎的文章，但是从来不盲从老阎。我也不是人精，我能看懂人际之间的猫腻和复杂，但是我从不算计人，反而主动吃亏的时候很多。遇到权力分配的时候，我都躲开了，我不愿意接受权力的原因是，我认为社会中有一个定律：权力与义务成正比，你享受了多少权力，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如果你只想享受权力，不想承担义务，这是不能长久的。这也就是君王必须死社稷，老百姓反倒无所谓，反正都是打工。我不愿意承担这些义务，当然就不能去拿权力，就这么简单。
我也从不瞧不起人。我妈有次说起：某某亲戚的孩子是做厨师的。我都严肃的说道：“如果当年我没有在美国的大学找到教授职位，也许我也在列治文的饭馆里做厨师呢？做厨师没有任何丢人的地方，做教授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我认为众生皆有可怜悯之处，每个人都有其无奈和痛苦，也有其挣扎和彷徨，我选择尊重、理解、怜悯每一个和我有交集的人，我也感激他们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让我对人有更深的理解。对于我不喜欢的人，我就是敬而远之就行了。
说明文学城目前形成的人情世故和价值观是现实社会的翻版，说明中国人的根子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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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儿后悔对逝去的人那么评价，但内心里就那么想的。现实中碰见不平事儿，与己无关，楼主可能会不care人情交换，直言几句。老阎，不会这么干。网络中，老阎分享智慧，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