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周去圣地亚哥游玩,很高兴与三十年未见的老同学莎拉重逢。莎拉是我四十多年前读硕士时认识的。她跟我同系,但专业不同,我的专业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国际政策研究”,她则主攻“公共行政”。八十年代初,中国年轻人追求的是诗和远方,凡是带有“国际”二字的专业颇受青睐。我也被这个专业的名称所打动,根本不知道学了泛泛的国际研究专业,能从事什么工作。而莎拉则不一样,来上学时已经有了几年工作经验,清楚自己要什么。她希望去政府或非盈利组织工作,故而选了“公共行政”。那个专业要学会计、统计、人力资源之类的课程。
莎拉身材苗条,一头浓密的浅褐色披肩发,脸上总挂着友好的微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校园里,有个喜欢开玩笑的美国小帅哥跟我是同一专业的,我俩在打诨说笑,莎拉正好经过,小帅哥叫住了她。他俩都在修西班牙语课,把她拉进了我们的谈笑。他俩有点儿轻微的“化学反应”,你一言我一语,交谈甚欢。
后来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常遇到莎拉,原来她住在离我两条街的公寓里。每次见面,她总是笑容满面,热情跟我打招呼。跟莎拉挺有缘的,三观接近,一拍即合,渐渐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莎拉跟一般的穷学生不同,开着一辆新车,我当时对车子的牌子型号价格一概不知,到了周末,莎拉会开车来接我去附近逛逛。
那时住在我隔壁楼里有个美国男同学克里斯,他用100美元买了辆破旧的大车,到了周末常在车道上捣鼓他的旧车。他挺有本事的,捣鼓之后,车又能开了,但是开不多久,又需要捣鼓了。他跟我同修好几门课,因为是邻居,我们时而会一起做作业,边做作业边分享一下学校的八卦。克里斯的公寓破破烂烂,家具都是马路上捡回来的,地毯肮脏不堪,污迹斑斑。不过那时候无所谓,常常坐在地毯上聊天。
有一天,克里斯问我,常来找我的莎拉是什么情况?看着像富家小姐。我当时对美国的贫富标志感觉迟钝,当然我知道,莎拉的公寓比克里斯的好多了,里边整整齐齐,有像样的家具,还有图片、常青植物、小玩偶等,给人温馨舒适的感觉,全然不像克里斯的家,到处写满了“混日子”。我问克里斯,怎么看出来莎拉是富家小姐?他说她开的是新宝马。实在说,我当时根本不晓得宝马宝牛的。后来得知,莎拉的父亲在南加州行医,车是父亲送的礼物。她家三个孩子,父亲很公平,一个孩子一辆宝马。
硕士毕业后,我去另一所大学读博士,莎拉则在郡政府的人力资源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应该说是专业对口,很为她高兴。然而,她只在郡政府干了一年就离开了,嫌政府工作缺乏挑战性。
莎拉后来去了圣地亚哥,在一家世界500强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工作,最后成为该部门的主管。由于她越来越忙,我也忙着读博打工,我俩的联系最后浓缩成一年一张圣诞卡。
等我俩都安定下来,已经三十多岁了。她比我小三岁,结婚也比我晚。我被邀请去她的老家圣特芭芭拉参加婚礼,她先生波比是一家电脑公司的经理,男女双方才貌双全,且都是事业型的,非常般配。
九十年代初,去圣地亚哥开过两次学术年会,由于莎拉抽不出时间,第一次只在电话里聊了几句。第二次,距离现在约有三十年了,我俩去饭店共进午餐。莎拉抱怨说,工作压力太大了,千头万绪,忙得不可开交。此外,公司的一些产品在美墨边境的墨西哥城镇生产,有时需要过境去分公司,披星戴月,当天来回。有一次,她的车在墨西哥被盗了,费尽周折,才由同事特意开车送她回来。那次见面也是急急匆匆,有太多的公务等着莎拉处理。
莎拉的婚后生活安宁,夫妻俩很恩爱。不足的是两人都早出晚归,周末还常常去加班,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为此,夫妇俩特地做出决定,无论如何一周要有三天共进晚餐。那三天,他俩常在晚上七八点“提早”下班回家,到家筋疲力尽,家里冷灶清锅,冰箱里空空如也,不是因为金钱贫困,而是因为时间贫困,忙得没工夫为自己做饭。回家后,也不能脱去上班装,换上拖鞋,因为需要穿戴得像模像样去餐馆用晚餐。
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圣诞节,莎拉寄来了圣诞卡,告诉我她辞职了。原因很简单,她都四十多岁了,整天工作,至今还不会做饭。一个人如果只是工作,工作,工作,人生就不完整了,缺了一只角。因此,她决定放弃工作,让自己松懈下来,专心致志学习做家务,体验一下另一种生活。
那时我还处在积极向上的奋斗期,很佩服莎拉如此拿得起,放得下。当然,也因为有波比做坚强后盾。波比那时成了电脑公司的高管,收入颇丰,足以维持两人的生活。而且他是真心实意支持妻子辞职,去体验人生的方方面面。于是,莎拉成了家庭主妇,辞退了园丁和保洁阿姨,开始专心致志学习做饭,自己动手打理院子,清扫房屋。
如此这般过了几个月,莎拉觉得生活过于单调,便又开始去修艺术史的课,还得到了古董鉴定的毕业证书。但是,她并未去古董行工作,而成了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的半时讲解员。莎拉的日子过得很充实,工作让她一直在研究艺术史。家里也安排得井井有条,波比下班后,不再需要穿得整整齐齐去餐厅吃饭了,莎拉准备好了富有营养的美餐,等他回家。
大约是莎拉悠闲健康的生活方式感染了波比,十多年前,他也辞去了公司高管的职位,套现了公司股票,七位数的所得放入了投资项目。
跟莎拉不同,波比尚未退职,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他决定去高中当老师,教授自然科学。波比是因为看到美国学生普遍不喜欢数学,决定深入中学第一线,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能否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到下一代。之后的十几年,波比跟在公司上班时差不多,周末要备课,还兼任了中学足球队的教练,照样忙得不可开交。重要的是,波比内心感到特别充足,他喜欢教书,可以看到年轻人“天天向上”,自己的努力似乎更有意义。
现在,两人都退休了,在圣地亚哥动物园野生动物联盟会做义工。莎拉非常享受做义工的经历,除了有为社会做好事的满足感和人生的意义感,她还能不时学到新知识。比如,安排她去讲解“爬行动物”,她需要了解各种各样的鳄鱼、蛇、蜥蜴、乌龟的产地、原生生态环境、生活习性等各方面的信息。
这次见到莎拉,她依旧充满活力,身材纤瘦,行动敏捷,一头浓密的浅褐色披肩发,笑容满面。当我把莎拉的照片给朋友看,大家都说,生活对莎拉很仁慈,因为她的面容毫无饱经风霜、苦大仇深的痕迹。她的笑容一如既往地富有感染力,传播着来自内心的快乐和安宁。
海风姐的文总是很有深度。祝龙年吉祥!
谢谢分享好故事。“她的笑容一如既往地富有感染力,传播着来自内心的快乐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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