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周去圣地亚哥游玩，很高兴与三十年未见的老同学莎拉重逢。莎拉是我四十多年前读硕士时认识的。她跟我同系，但专业不同，我的专业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国际政策研究”，她则主攻“公共行政”。八十年代初，中国年轻人追求的是诗和远方，凡是带有“国际”二字的专业颇受青睐。我也被这个专业的名称所打动，根本不知道学了泛泛的国际研究专业，能从事什么工作。而莎拉则不一样，来上学时已经有了几年工作经验，清楚自己要什么。她希望去政府或非盈利组织工作，故而选了“公共行政”。那个专业要学会计、统计、人力资源之类的课程。 

莎拉身材苗条，一头浓密的浅褐色披肩发，脸上总挂着友好的微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校园里，有个喜欢开玩笑的美国小帅哥跟我是同一专业的，我俩在打诨说笑，莎拉正好经过，小帅哥叫住了她。他俩都在修西班牙语课，把她拉进了我们的谈笑。他俩有点儿轻微的“化学反应”，你一言我一语，交谈甚欢。 

后来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常遇到莎拉，原来她住在离我两条街的公寓里。每次见面，她总是笑容满面，热情跟我打招呼。跟莎拉挺有缘的，三观接近，一拍即合，渐渐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莎拉跟一般的穷学生不同，开着一辆新车，我当时对车子的牌子型号价格一概不知，到了周末，莎拉会开车来接我去附近逛逛。 

那时住在我隔壁楼里有个美国男同学克里斯，他用100美元买了辆破旧的大车，到了周末常在车道上捣鼓他的旧车。他挺有本事的，捣鼓之后，车又能开了，但是开不多久，又需要捣鼓了。他跟我同修好几门课，因为是邻居，我们时而会一起做作业，边做作业边分享一下学校的八卦。克里斯的公寓破破烂烂，家具都是马路上捡回来的，地毯肮脏不堪，污迹斑斑。不过那时候无所谓，常常坐在地毯上聊天。 

有一天，克里斯问我，常来找我的莎拉是什么情况？看着像富家小姐。我当时对美国的贫富标志感觉迟钝，当然我知道，莎拉的公寓比克里斯的好多了，里边整整齐齐，有像样的家具，还有图片、常青植物、小玩偶等，给人温馨舒适的感觉，全然不像克里斯的家，到处写满了“混日子”。我问克里斯，怎么看出来莎拉是富家小姐？他说她开的是新宝马。实在说，我当时根本不晓得宝马宝牛的。后来得知，莎拉的父亲在南加州行医，车是父亲送的礼物。她家三个孩子，父亲很公平，一个孩子一辆宝马。 

硕士毕业后，我去另一所大学读博士，莎拉则在郡政府的人力资源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应该说是专业对口，很为她高兴。然而，她只在郡政府干了一年就离开了，嫌政府工作缺乏挑战性。 

莎拉后来去了圣地亚哥，在一家世界500强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工作，最后成为该部门的主管。由于她越来越忙，我也忙着读博打工，我俩的联系最后浓缩成一年一张圣诞卡。 

等我俩都安定下来，已经三十多岁了。她比我小三岁，结婚也比我晚。我被邀请去她的老家圣特芭芭拉参加婚礼，她先生波比是一家电脑公司的经理，男女双方才貌双全，且都是事业型的，非常般配。 

九十年代初，去圣地亚哥开过两次学术年会，由于莎拉抽不出时间，第一次只在电话里聊了几句。第二次，距离现在约有三十年了，我俩去饭店共进午餐。莎拉抱怨说，工作压力太大了，千头万绪，忙得不可开交。此外，公司的一些产品在美墨边境的墨西哥城镇生产，有时需要过境去分公司，披星戴月，当天来回。有一次，她的车在墨西哥被盗了，费尽周折，才由同事特意开车送她回来。那次见面也是急急匆匆，有太多的公务等着莎拉处理。 

莎拉的婚后生活安宁，夫妻俩很恩爱。不足的是两人都早出晚归，周末还常常去加班，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为此，夫妇俩特地做出决定，无论如何一周要有三天共进晚餐。那三天，他俩常在晚上七八点“提早”下班回家，到家筋疲力尽，家里冷灶清锅，冰箱里空空如也，不是因为金钱贫困，而是因为时间贫困，忙得没工夫为自己做饭。回家后，也不能脱去上班装，换上拖鞋，因为需要穿戴得像模像样去餐馆用晚餐。 

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圣诞节，莎拉寄来了圣诞卡，告诉我她辞职了。原因很简单，她都四十多岁了，整天工作，至今还不会做饭。一个人如果只是工作，工作，工作，人生就不完整了，缺了一只角。因此，她决定放弃工作，让自己松懈下来，专心致志学习做家务，体验一下另一种生活。 

那时我还处在积极向上的奋斗期，很佩服莎拉如此拿得起，放得下。当然，也因为有波比做坚强后盾。波比那时成了电脑公司的高管，收入颇丰，足以维持两人的生活。而且他是真心实意支持妻子辞职，去体验人生的方方面面。于是，莎拉成了家庭主妇，辞退了园丁和保洁阿姨，开始专心致志学习做饭，自己动手打理院子，清扫房屋。 

如此这般过了几个月，莎拉觉得生活过于单调，便又开始去修艺术史的课，还得到了古董鉴定的毕业证书。但是，她并未去古董行工作，而成了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的半时讲解员。莎拉的日子过得很充实，工作让她一直在研究艺术史。家里也安排得井井有条，波比下班后，不再需要穿得整整齐齐去餐厅吃饭了，莎拉准备好了富有营养的美餐，等他回家。 

大约是莎拉悠闲健康的生活方式感染了波比，十多年前，他也辞去了公司高管的职位，套现了公司股票，七位数的所得放入了投资项目。

跟莎拉不同，波比尚未退职，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他决定去高中当老师，教授自然科学。波比是因为看到美国学生普遍不喜欢数学，决定深入中学第一线，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能否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到下一代。之后的十几年，波比跟在公司上班时差不多，周末要备课，还兼任了中学足球队的教练，照样忙得不可开交。重要的是，波比内心感到特别充足，他喜欢教书，可以看到年轻人“天天向上”，自己的努力似乎更有意义。 

现在，两人都退休了，在圣地亚哥动物园野生动物联盟会做义工。莎拉非常享受做义工的经历，除了有为社会做好事的满足感和人生的意义感，她还能不时学到新知识。比如，安排她去讲解“爬行动物”，她需要了解各种各样的鳄鱼、蛇、蜥蜴、乌龟的产地、原生生态环境、生活习性等各方面的信息。 

这次见到莎拉，她依旧充满活力，身材纤瘦，行动敏捷，一头浓密的浅褐色披肩发，笑容满面。当我把莎拉的照片给朋友看，大家都说，生活对莎拉很仁慈，因为她的面容毫无饱经风霜、苦大仇深的痕迹。她的笑容一如既往地富有感染力，传播着来自内心的快乐和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