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我之所以介绍Why the West rules，只是希望说明文明不仅仅有不同，还有高下。对于文明的比较，是一个值得深入的课题，但是Morris却浪费了一个好题材。
也不奇怪，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不管你是斯坦福大教授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学者，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样，所有的观点都可以被人评论甚至批判。没有所谓的“主旋律”，尤其在社会历史政治学领域里，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因此，Morris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质疑。
首先，他对东西方完全以地理概念来划分，而且用中国一个国家来代表东方，这就很不合理。从这个起点，让地理因素来决定文明发展而完全忽视文化和制度，这显然是一个硬伤。
新月沃土为什么算西方，东方为现代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古印度为什么毫无踪影？如果地理能决定文明走向，为什么2103年“破产的美国将转向繁荣的中国”？美洲板块移动了还是美利坚合众国搬家了？读到这里，好似看到一个风水先生拿着罗盘在指指点点。
同属西方的东西德国，一墙之隔，为什么恍若两个世界？墙一倒，没有几年功夫便以同样的步伐向文明迈进？同属东方的南北韩，改革开放之前的大陆与台湾，为何天壤之别？大陆自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世贸后的巨大变化，是地理因素造成的吗？
最教人无法接受的是，虽然书名为Why the West Rules? 但是在长达645页的叙述中，截至第433 页，只有不到20页涉及西方历史。“走向全球”（Going Global）一章叙述了葡萄牙探险队和哥伦布，但重点却放在蒙古人和郑和船队上。Morris照搬了早已被否定的孟席斯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美洲的一年》 ：“郑和的下属前往大西洋、北极、南极洲、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更令人惊奇的航行”的可能性（p 410）。虽然他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之一”（p 419），但他更关注中国“在 11 世纪”就已经发生的文艺复兴（p 419 ）——“达芬奇的气息真的比沈括的气息更令人震惊吗？”
这种语气大有清代百科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自命不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沈括是否能与达芬奇相提并论，暂且不说。Morris应该知道，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涌现出的绝不仅仅是达芬奇一个人。仅在绘画领域，就有波提切利、布鲁内莱斯基、多纳泰罗、乔托、吉贝尔蒂、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瓦萨里和提香。他们创立了全新的透视绘画方法，而这又受到 15 世纪一群著名数学家的影响，他们发明的代数和三角函数计算远远超出了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成就。这些名字载入了数学史册：Scipio del Ferro, Nicolo Tartaglia, Johann Muller Regiomonanus, Giralamo Cardano， Luca Pacioli ，等等。
Morris将文艺复兴一带而过，该章节的主角是 12 世纪的儒家“理论家”朱熹与郑成功。Morris说，朱熹的成就除了发扬儒家伦理之外，还培养了“非凡”的学生和“新文艺复兴人”王安石，他“按照朱熹的建议，花了一周时间凝视一根竹子，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启发，反而生病了”（p 426 ）。这当然不怪王安石，竹子虽然人畜无害，但盯着它看一个星期估计谁都要精神错乱。
真看不出Morris在试图解答自己的问题：Why the west rules? 从该书的内容看，好像是在问：Why the Chinese not rule？
Why did British boats shoot their way up the Yangzi in 1842, rather than Chinese ones up the Thames?（p 11）
这正是新几内亚岛上居民对《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 Jared Diamond的质问：“为什么你们白人开发了这么多货物并将其运到新几内亚，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自己的货物？”
难道都是因为白人生在了“西方”？
Morris的观念与Diamond如出一辙，他们极力否认西方文化具有独特性与创造力。早年他在剑桥大学攻读考古学研究生期间，受部分人类学家影响，公开嘲笑希腊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古怪观念”。他认为 “西方所谓独特的经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有着多么强烈的相似性”（p 23 ）。这无疑和当今西方的政治正确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Morris认为；所有文化都令人钦佩，以至于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东方思想和西方思想一样理性和自由，西方思想和东方思想一样神秘和专制”（p 261 ）。甚至，Morris认为包括佛教在内的所有一神教都讲着“同一个真理”（p 325 ）。他一方面批判基督教的“极端主义”立场和暴行，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描述东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实用主义”、“理性”和“完美”信仰（p 324、362、372-3、472-3 ）。这似乎已不是什么政治正确了，一个严谨的学者不该犯这种低级错误。
那么，以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论基础，Morris是否会认同那个代表了东方的中国经验比之西方是否也没有什么独特呢？
既然所有文明平等，为什么在长达十页的“古典”（The Classics）一节中，Morris将希腊和罗马文明放在了大约一页纸上（p 260 ），而将中国文明放在了另外九页纸上（p 254-9 、p 261-3 ）。看来有些文明还是要比另一些文明更平等。
Morris非常热衷描述东方（中国）的非凡成就，他认为即便到了1773 年，当欧洲终于赶上中国时，欧洲也并不十分出色。“牛顿科学和启蒙运动的兴起仍然微不足道。牛顿本人……对炼金术的热情不亚于对万有引力的热情……”（p 470 ）。 “伏尔泰清楚地知道欧洲人应该在哪里寻找更开明的模式：中国”。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不同，是一种理性的信仰，没有迷信和愚蠢的传说。”事实上，“在他（伏尔泰）出生前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在挑战专制主义了”（p 472-3 ）。哇，Morris莫不是在指明朝的东林党，看来他对中国历史太不了解了。
尽管如此，Morris仍然意犹未尽：17 至 18 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思想运动，在各个方面都与西欧的科学革命相似（p 473）。Morris的根据只有一个：顾炎武。如果顾炎武的经史考证算得上思想运动，那么同时代甚至更早的欧洲文艺复兴算什么呢？
谈”思想运动“， Morris似乎忘记了明清的文字狱。相反，他认为，十八世纪，中国的印刷术为新思想创造了比西欧更广泛的读者群”（p 473 ）。且不说中国当时有多少文盲，即便有一点新思想，也是少的可怜的几本小册子。那些文人大都小心翼翼，用错一个字便可以掉脑袋的。有不完整的统计，单单清代文字狱就让超过 一万部作品被列入禁书，约 2,320 部作品被彻底销毁。
反观同一时期的欧洲，单单一个英格兰就被印刷品淹没：各类小说、杂志、报纸、哲学论文、科学手册、期刊等等。17 世纪 20 年代，英国出现了大约 6,000 种印刷品，18 世纪 10 年代增加到近 21,000 种，到 18 世纪 90 年代增加到约 56,000 种。1660 年至 1800 年间出版的书籍和小册子总数超过 300,000 种，售出 2 亿册。1750 年英国人口只有 650 万，而 1700 年中国人口约为 2.1 亿。到 18 世纪 70 年代，英国报纸的年总销量超过 1200 万份，当时伦敦有 9 家日报，50 家地方周刊。
当然，大英帝国还是日落江河。没有长盛不衰的文明，但有昙花一现的文明（玛雅），更有死水一潭的文明（印第安）。强势文明终究会衰落，但弱势文明不一定就能取而代之。西方文明之后，一定是东方文明的天下吗？东方就一定是中国吗？how about India? 伊斯兰文明呢（想想今天欧洲各国满大街的伊斯兰移/难民）？恐怕，在经历一次世界性全面核战之后，一种全新的文明将会取代一切陈旧的存在，要么人类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要么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Morris自己也承认，东西方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在东方有机会取代西方之前，天启五骑士（气候变化、移民、饥荒、流行病和国家衰败）将开启人类的末日。
不否认Morris是一个认真的学者。但是在人类面对无数不确定因素的时代，与其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考究几百年前谁祖上阔过，预测几百年后谁的重重孙子会发达，不如探讨当下：路在何方？
其实，无论谁rule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世界有没有普世的价值观？如果有，平等，自由，富强，博爱是不是人类应该共同追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