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谈《河殇》

《河殇》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于1988年6月11日首播。在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摒弃传统，支持改革开放，向往工业文明)，《河殇》被一些人认为是继承了191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脉络，对诸多中国文化符号辨析和评判，包括黄河黄土文明、长城和龙等，同时表达了对工业文明，海洋文明的向往。约2亿至3亿中国观众收看。

该片第一次用电视媒介总结了中国困局的原因——困局源于中国文化有太多传统包袱。

1988年的《河殇》在80年代的中国学生运动史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是当时社会中“反传统”思潮的一个代表，客观上与八六学潮和八九学运的思潮悉悉相关。

《河殇》以类似报告文学的风格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论点是：中国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色文明”导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后；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蓝色文明”学习，并应该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为了令这套系列片的论证更加权威，作者引用了众多西方理论，包括魏复古的水利文明、东方专制论，黑格尔有关中国陆地文明趋于保守的说法，小汤恩比的一个早期观点——“除基督教文明外，所有其他文明，不是已经湮灭，就是步向死亡”。

苏晓康和王鲁湘为《河殇》总撰稿人，夏骏为导演，学者谢选骏为全片的主要内容最初策划者，金观涛和厉以宁作为该片顾问。

《河殇》片名出典于屈原《九歌·国殇》，一曲礼赞为黄河献身的中华志士仁人的乐歌。纪录片分为六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在批判赵紫阳的同时，也对《河殇》抨击。该片被认为是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虚无主义”思想的典型和“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该节目自此被禁，该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和王鲁湘亦被官方称作为“动乱的幕后推手”，均被中央高层点名通缉。八九学运期间苏晓康与北京作家上街游行支援学生，后苏晓康逃往国外，王鲁湘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而导演夏骏亦被央视开除公职和编制，调至广告部工作。

作者表态

2014年，总撰稿人之一的苏晓康表示，以现在的眼光看，《河殇》的思考水平有限，并且很肤浅，表示西方文明也有毛病。

2015年，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指出，《河殇》并非对中华文明抱有敌意、或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而是针对80年代各种旧观念对国家发展的束缚，进行一种文化批判上的策略安排，就是要用非常激昂的措辞，故意达到一种“片面的深刻”，因此才会鞭笞自己的祖先、传统和历史，憧憬甚至夸大西方文明的优点。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一个现代文明的“梦”，希望中国像开放的海洋一样，建成一个开放、现代化的国家。但同时他也承认，《河殇》以及当时的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

两位作者亦均否认该片有政治意图和背景。 实际上是市场化的产物（为了追求轰动和收视率），当然也是思想探索的产物。苏特别指出，河殇根本谈不上什么理论，只是一种激情。因为激进，出格，反传统，这种激情影响了许多人。）

（附：新启蒙运动和80年代文化热

在1983年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大获成功后，中国国内掀起“河流片热”的风潮。1986年，央视和日本NHK电视台耗时三年合拍了另一部“河”的纪录片《大黄河》。然而这部影片在一开始并没有通过央视高层的审批，仅在日本单方面播出。为重新带出该片，时任央视副台长陈汉元委派导演夏骏拍摄一部新的有关黄河的纪录片，重新带出对黄河的拍摄。

夏骏亲自邀请了苏晓康和王鲁湘来为影片撰写解说词。原先该片曾以《大血脉》作为片名，在王鲁湘的建议下，最终片名确定为《河殇》。

1987年9月，《河殇》正式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立项。央视聘用了《走向未来》主编金观涛和经济学家厉以宁作为该片的顾问。）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在批判赵紫阳的同时，也对《河殇》抨击。该片被认为是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虚无主义”思想的典型和“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该节目自此被禁，该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和王鲁湘亦被官方称作为“动乱的幕后推手”，均被中央高层点名通缉。八九学运期间苏晓康与北京作家上街游行支援学生，后苏晓康逃往国外，王鲁湘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而导演夏骏亦被央视开除公职和编制，调至广告部工作。）

六集电视片《河殇》解说词 - 对风忆尘的日志 - 倍可亲 (back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