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务实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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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系列之4 强人埃尔杜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021-04-10 10:15:25) 下一个

学习土耳其已经写了好几篇博文了,

上一个博客,我写了为什么要关心土耳其,

毕竟人家地理位置独特而重要,国土面积78万平方公里,不算小,人口8000多万,不算少。

有厚重的历史,曾经有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辉煌

经济有过奇迹,1980,90年代,GDP多年增速超过5%,累积翻倍了,后面在新世纪初也狂飙突进过,GDP总量跃升到8000亿美元的水平,进入全球前20大经济体。人均GDP也逼近过1万美元。

政治上,土耳其高速急弯,弃世俗而走向政教深度绑定,和欧洲,美国,俄罗斯,中东的关系都变得微妙。

高速急弯容易翻车,基础不牢容易塌楼,所以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久不久又看他楼塌了。

塌楼突出表现在货币的币值上。土耳其里拉从2014年0.56美元贬到近期一里拉兑0.1225美元,贬值70%+,三折不到。

以人民币去理解,2014年,一土耳其里拉还折合人民币三块多,2020年,一里拉已经掉到了人民币一块钱,短短几年时间里,持有里拉的土耳其人相对于外币,财富都打了三折,让人情何以堪!(所以我专门写了

土耳其系列之2--土耳其里拉就像雪糕,天天担心融化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802/202104/10646.html

土耳其里拉简直就像雪糕,分分钟都担心融化,某一天就好像雪糕突然还掉下来一块。

为什么里拉如此脆弱,说来话长,我们专门学习了

土耳其系列之3 土耳其的崛起:艰难探索,徘徊发展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802/202104/11756.html

但是里拉今天的问题既有历史的渊源,更在于一个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当年他好像是土耳其的救世主,但是今天似乎成了罪人(有争议,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从救世主到好像是罪魁祸首只用了十年。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 土耳其系列之4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土耳其总统埃尔杜安做了哪些大动作?阶段性增长之后,是领导人的任性与经济的大波动,政治上到处树敌,四面楚歌。

  1.  曲折前进,大起大落的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任首任总统,新生的共和国底子薄,问题多,一直危机不断。危机主要源自该国内在的冲突。短期缓解危机主要靠关门自保/多印钱高通胀收割百姓,但是治标不治本。

土耳其曾经是中东的老大帝国,对伊斯兰教有很深的感情

穆斯林世界有一个重要的称号:哈里发,被认为是真主派到人间的统治者,ISIS席卷中东时,也以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为目的。可见即便到了现代,哈里发这个称号在穆斯林心中仍然有相当的分量。

在ISIS之前,敢于自称“哈里发”的就是一战之前的土耳其苏丹(意指伊斯兰教国家的君主)了。他们不仅自称“哈里发”,还把自己当做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鼎盛时期,其疆域从北非经过埃及,囊括了现在的沙特、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希腊、东欧,将黑海变成了土耳其人的内海。

但另一方面,世界的潮流走向工业化,现代化。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凯末尔只想建立一个以突厥民族为主体,但是比较现代化,能够与西方看齐的现代中型国家。其中找到了一定的平衡。

到底是当穆斯林的领袖,还是成为现代中型国家,成了土耳其领导人/政治精英们翻来覆去的选择题。凯末尔优先选择后者。发展经济占主要,宗教保守在其次。特别是在军队中有大量的粉丝和拥趸。但是土耳其的传统势力依然很强, 有些地区甚至根深蒂固。

凯末尔活着的时代,由于他的强势地位和威望,没有人敢质疑他的道路。但他死后,土耳其形成了两个派别——世俗派、宗教保守派。

世俗派坚持凯末尔定下的世俗化理念,强调必须保持共和制架构,全力向西方靠拢,争取加入西方阵营。他们坚持现代化方向,想建立一个现代版本的突厥国家。世俗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以及军队之中,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但人数较少。

宗教保守派希望政府不要干预宗教传统,并想沿着一战之前的道路走下去,也幻想在中东地区重振雄风,当区域领袖。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他们思想保守,但人口占了大多数。

如果仅从这两个概念看,似乎显而易见——世俗派更符合现代潮流。但在土耳其,两个派别却还有其他的特征,错综复杂,让人们难以选择。

1950年代,民主党人拜亚尔和曼德列斯上台。要想依靠民主选举上台,必须捞够选票,民主党就将票仓定在了保守派集中的中小城市和农村。为了迎合保守派票仓,民主党人回归宗教政治。这让世俗派的精英阶层很不满,于是发动政变推翻了民主党统治,处死了曼德列斯。

在土耳其,最能代表精英的是军队,军官们一直以凯末尔的共和理念为目标,容不得宗教倒退。

但由于宗教保守派掌握了老百姓选举票仓,只要是选举,他们就改头换面组建新政党获得多数选票。这样的模式就成了土耳其的常态,一般一个政治周期包括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步,宗教保守派通过选举上台,放松经济管制,但试图回归宗教;第二步,世俗派通过军队政变推翻保守派,建立新的非民主制的政府;第三步,军队主导的政府搞不好经济,只好向人民屈服,举行新的选举,于是,宗教保守派又通过选票上台。

这样的循环已经好几次,1971年、1980年、1997年,军队都发起过政变,有的政变并不流血,只用军队发一封信给政府,政府就乖乖辞职。这也可见军队在土耳其的控制力。也正因此,土耳其才没有重新回到宗教统治的怀抱。但也因为两家的争执,政治和社会不够稳定,土耳其的经济一直不太好,货币超发问题严重,通货膨胀失控。

就在这时,一个打破循环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2. 埃尔多安横空出世

就在土耳其苦苦寻找道路时,在东亚一些国家已经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经济体系。

这个体系是一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包括了几个要素:

1.政治上保持超级稳定性,只要政治足够稳定,让人们对生活有所期待,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自发形成不竭的动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民间自然会形成一定的发展;

2.在不影响控制力的前提下,在大部分领域实行自由经济;

3.在经济命脉部门,实行国家控制,以保证政府掌控力;

4.政府实行财政赤字,扩张债务,政府将主要的钱投入在基础设施上,这个方面是计划经济中浪费最少的方向,当然过度举债会带来通胀压力。但是在一定阶段,适度举债会产生利大于弊的效果。

这种模式在东亚取得暂时的成功后,迅速向世界铺开,在俄罗斯和非洲,都有不少效仿者。(俗称“东亚模式”,有点象国家资本主义,也是让美国比较慌的地方,对美国的实力威胁倒还谈不上,关键对灯塔的威胁。原来他们一直坚信只有一种正确的模式)

埃尔多安等人认为:土耳其的问题正好也可以借鉴东亚模式。

在成为土耳其总理之前,埃尔多安是伊斯坦布尔的市长,在他任上,伊斯坦布尔如同很多中国城市那样,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招商引资、经济开放,以及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在这种政策下,古老的伊斯坦布尔面貌发生了剧变,变得光鲜亮丽,又恢复了青春与活力。

但是,与伊斯坦布尔的欣欣向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土耳其经济的紊乱。

1997年时,军方又发动了一次不流血政变。当时是一个叫做繁荣党的党派执政,这个党派有着强烈的保守和宗教倾向,当军人们感觉到它有可能开倒车违背凯末尔的道路时,再次送了一封信,请求该党辞去总理职务。但这之后,土耳其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府,到2001年,更是爆发了经济危机。

埃尔多安原本属于繁荣党,但在繁荣党被禁之后,脱离出来,组织了一个叫做正义发展党(正发党)的新政党。为了让军人接受这个新政党,正发党宣称自己是中右的,主张经济自由的同时,在政治上承认政教分离与世俗制,这就和之前的繁荣党形成了区隔,也让军队更容易接受。2002年,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埃尔多安于次年出任总理。

埃尔多安出任总理后,土耳其立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土耳其的GDP从2001年谷底的2000亿美元,猛增到2013年的9500亿美元,增长了四倍还多,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2014年是一个大拐点)之前,由于政治不稳定,土耳其里拉曾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货币。1946年,一美元等于2.8里拉,到2001年,一美元等于165万里拉,对美元贬值贬到废纸都不如。

埃尔多安重建了里拉。2005年,他引入了一种新里拉,也就是现在所用的里拉,一新里拉兑换100万旧里拉。这次重建十分成功,从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里拉对美元汇率只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几,这对于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中等国家已经非常不容易。埃尔多安可以骄傲地说,他成功控制了国内的通胀与汇率的贬值,解决了土耳其经济的痼疾。

(当然十年不贬,不等于后面不贬,从2004年到2021年7年时间,又发生了疯狂贬值。)

从当时来讲,埃尔多安是怎么做到这些成就的?这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他上台后给土耳其带来了足够的稳定性,之前人们不断地受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困扰,没有办法好好做生意,现在终于有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能够好好考虑如何发展,他还缓和与国内库尔德分裂主义者的关系,更是增加了国家的稳定性;

第二,土耳其采取了与中国类似的做法,面向欧洲发展低端制造业,土耳其成了欧洲人梦寐以求的A货市场(品牌有点假,质量有点次,但是很实用,价格很便宜),人们到土耳其旅游,总是带一大堆土耳其产的便宜货回去,从欧洲到非洲的广阔空间内,土耳其货与中国货一样,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第三,埃尔多安采取了经济威权主义的做法,利用政府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大量借债,同时增发钞票,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之中,普通民众暂时也不会感觉到货币问题/债务问题。

在这个阶段,埃尔多安还是一个表面上的欧洲主义者,不断地强调要加入欧盟,并与欧盟展开了正式谈判。

也是在这时,欧洲帮助埃尔多安完成了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将军队的世俗主义者镇压下去。土耳其军队一直扮演世俗化的守护神角色,任何人想要回归宗教,军队都会毫不留情将他推翻。但是军队也有弱点,军队的高级官员都是欧洲派,也渴望加入欧洲,欧洲在谈判中却要求削弱军队的力量。一个随时发动政变的国家不欢迎加入欧盟,不可能融入欧洲。

从2007年开始,埃尔多安开始指责军队中有一个秘密组织(Ergenekon),试图推翻现政权,并牵连了大部分世俗派高级军官,将他们抓起来审判。军官们由于被加入欧洲的相关事务绑住了手脚,没有来得及反抗,就让埃尔多安得逞了。这个秘密组织很可能是子虚乌有,却起到了抹黑军队、清洗军队的作用。

这次对军队高层的清洗,基本上完成了历任领导者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遏制军队的政变能力。到这时,埃尔多安已经成了继开国总统凯末尔之后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也是最能保持稳定的统治者。在他的带领下,土耳其一派欣欣向荣,充满了希望。按照思维惯性来考虑,他的经济政策之前是奏效的,社会又足够稳定,还消除了军队干政的能力,那么接下来,土耳其似乎应该进入更好的发展阶段。但事情恰恰相反,任性之后就是惩罚。专制独裁者的命运往往如此,可悲的是国家和人民会跟着遭殃。

  3. 晚节不保埃尔多安

随着执政时间变长,暴露的问题在增多。埃尔多安执行的政策以及埃尔多安本人面临的争议/质疑日见增多。2013年发生了全国范围的抗议埃尔多安运动,主要是因为腐败,民主倒退,贫富分化和回归宗教。

在大城市里,特别是年轻人和出过国的群体中,对埃尔多安的反对已经成了主流,他们接触过西方情况,明白土耳其应该继续民主化进程,不应该重新回归到东方威权统治。特别是埃尔多安通过修改宪法,将在2015年把土耳其从议会制变成总统制,他期望在做了十几年总理之后,再当选总统,继续控制土耳其的政治。如果一切得逞,他就可以连续执政二十几年,与俄罗斯的普京一样成了长期不下台的“不倒翁”。

人们大都看到了其中的危险,从而反对他。

但他们的选票并不足以动摇埃尔多安的根基。因为埃尔多安的大票仓在中小城市和农村,那儿的人们由于思想更加保守,只要他采取一些宗教化的措施,经济上过得去,就愿意让他长期执政。

埃尔多安位置做得很稳,但是指责声日隆。

现在有个流行的词叫“不忘初心”,但是十年后的埃尔多安和刚上台的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他通过修改宪法,变相延长了任期。人们之所以发明任期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认为长期执政必然导致腐败,在一个人刚上台时,总是会向腐败开刀,这时的社会风气可能是最好的,但随着执政期的延长,他的裙带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就形成了新的腐败圈,这时就需要换上新人来斩除新腐败。如果一个人任期过长,对于腐败的清理工作就无法进行,导致社会腐败的沉淀,从而影响经济。经过十几年的执政,埃尔多安已经定于一尊,“鸡犬升天”,他的老友成了总理(在他当选总统后),女婿成了财政部长……“执政党已经丧失了自洁能力”,成为人们对他最多的指责。

再者,一个人通过修宪长期执政,人治的局限性就会暴露出来,一个人再优秀,总会有局限性。人老糊涂了怎么办?形成长期依赖以后,他死后空白怎么填写?

而且破坏了秩序,践踏了规则,这种对制度的伤害/影响也是无可估量。

其次,为了长期不下台,他必须讨好那些数量更大的保守派选民,他开始有计划地破坏掉凯末尔树立起来的世俗化方针,实行宗教回归。于是,伊斯兰教从民众自主的宗教选择堂而皇之登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影响日盛。这和他刚上台时坚持的政教分离形成了对比。

另外,加入欧盟的运动也遭遇了失败。平心而论,狭隘的欧盟永远不可能接受一个足够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加入,即便欧盟总部有心,但最终拥有决定权的是各个成员国,这些成员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基本上断绝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可能。特别是经济不如土耳其的希腊,更是因为宿敌关系坚决反对。由于亚洲威权主义在土耳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埃尔多安也已经不再羡慕欧洲,而是采取了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寻找平衡的新政策,并且越来越向亚洲靠拢。

在经济上,亚洲威权主义的另一面也逐渐暴露。在这种模式下,要想发展,必须由政府主导大量借债,大量花钱。而这很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并且,当经济快速发展一定时期之后,容易因为债台高筑导致突然地汇率崩溃和经济断档。

作为一个信用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要想避免经济陷阱,必须有一个透明的政府,遏制乱发钞票的冲动。但威权政府由于强调维稳,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走的是加强权威、政府控制一切的道路,所以,亚洲式威权主义可以暂时解决发展问题,但在某一天,可能会突然维持不住发展成果,进入新一波的麻烦。

在外交上,凯末尔主义原来奉行向西方靠拢、学习西方、不做出头鸟,和我们邓爷爷的韬光养晦一个道理。但埃尔多安位置坐稳之后慢慢转向,特别是修宪就任总统之后,土耳其选择自我膨胀的大突厥主义。在各项中东/伊斯兰事务中积极发声。为了图谋伟大复兴,仅有的国力还大力度发展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

这些转变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土耳其人并没有感觉到太突兀,但对于外界来说,埃尔多安却从当年的改革者和经济专家,变成了一个带着沙文主义的狂人,他和欧盟对骂,与美国论战,还曾经打下来俄罗斯的飞机,几年后还采购俄罗斯的S-400系统,遭到美国警告和制裁。由于埃尔多安执政太久,他在国内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政治对手,已经一尊了,已经丧失了韬光养晦的能力,变得认不清自我了。在一个新兴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最佳策略永远是低调,政治上少出头,优先解决经济问题,多着眼于国内民生,夯实基础。一旦放弃了低调的作风,就容易被大国遏制,甚至成为靶子被吊打。

2016年,土耳其的军人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发动政变推翻埃尔多安,但由于军队在之前的清洗中受到了太多的削弱,政变失败了。这次事件导致了另一轮的清洗,军队更加被削弱。另外,扑朔迷离的是,除了军队的的世俗主义者之外,可能参与政变的还包括了更加保守的教士葛兰。葛兰原来曾经与埃尔多安联手对付军队,但由于权力争斗而分道扬镳,埃尔多安借助对军队的镇压,顺便也打击了右翼的葛兰,更加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与此同时,国内的票仓还在,保证了他每一次选举的大获全胜。

不管怎样,基础大票仓保证埃尔多安长期不下台,但经济规律在某一天还是会找上门来惩罚他,以及用选票来支持他的他们。

由于结果的滞后性,在2019年之前,埃尔多安常常有惊无险,但到了2020年,这些恶果慢慢开始产生“效应”,形成一次比一次巨大的风暴。

他对于欧洲、美国的排斥,导致了与西方的交恶。他对于葛兰派的镇压,扣押美国公民,直接导致了美国的报复。当特朗普基于“美国优先”对全世界飞舞大棒时,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低调,但土耳其由于过于高调(埃尔多安太膨胀了),被特朗普锁定为靶子。

国内经济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借了太多的外债,导致里拉汇率恶化,恶化的汇率又加重了外债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长期的大规模基建投入导致了太多的浪费,换不来经济效益,到了经济的下坡档,这些浪费都显现了出来。突出表现在土耳其股市和汇率的崩盘。当人们只看到表面时,实际上更应该去追究它为什么变成这样。

总结起来,土耳其的教训可以有几个:

第一,尽管埃尔多安很能干,但是没有执政期限,让他陷入了自我膨胀;

第二,一个经济政策即便再好,也必须另一拨人来做调整/对冲/修正,因为再好的政策也有副作用,当副作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出现问题;

第三,东亚式威权的确是发展经济的利器,但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却存在着很难转型到自由经济继续发展的问题,这很难避免;这正是杨小凯当年所说的经济后发优势转化成后发劣势。

第四,一个社会必须存在制衡,当一个执政者将所有制衡都消灭了,看似更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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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战略 回复 悄悄话 务实兄:您的现代土耳其系列资料详实,逻辑清晰,点赞!和愚作“突厥人,突厥种,土耳其人”系列(以古代历史为主)正好相互补充!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065/202101/90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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