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到希伯来 ——我从理性探索到灵性追求的艰难跋涉 /夏彦才（87级法学系）

从希腊到希伯来

——我从理性探索到灵性追求的艰难跋涉

/夏彦才（87级法学系）

沉迷历史哲学，探讨中国出路

儿时做过很多梦，求学路上也曾多次立志改志，但从没想到我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1962年生于鄂东南乡村，十六岁那年懵懵懂懂考上省城一所大学时我还崇拜毛泽东和周恩来。进入大学后不久，适逢当时校园反思文革，这场反思让我看到了中国政治的不堪。因此大二时，我学的虽是英文专业，却立志要做个学问家，而不限于学习专业知识，也不再热衷政治。我开始博览群书。在研读中西方历史时，我发现中西历史发展轨迹有明显的不同：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有令人目眩的改朝换代但社会形态一直没有根本改变，而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到近代英法德美的历史发展却明显呈现出一种不断向前演进的态势。

我对中西历史发展这种态势的不同很感兴趣，因为随着人们对“文革”的否定，我不禁揣摩着该如何对毛泽东时代以及当时的后毛泽东时代所属的社会形态进行定性：它到底是停滞型的还是演进型的？到毕业时，我吃惊地发现，当代中国社会有停滞型文明的特点。这一认识深深触动了我，也吸引了我，使我下决心毕业后要继续研究这种历史现象，以便为中国社会的病象把脉，为中国未来社会的进步开出良方。这时，我想做一个思想家，一个用自己的思想推动中国甚至人类社会历史向前演进的思想家。当时我认同的思想路径是：古希腊是演进型文明的精神家园；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家是希腊精神的承继者和显扬者；英法社会的历史发展状貌是演进型文明的典型形式；中国社会的停滞是由于它缺少演进型文明所具有的某些精神要素。至于演进型文明的发展动力、具体演进型态的划分及划分的标准，则是我毕业后下一步要探讨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这属于历史哲学的领域。我当时觉得，这样的思想研究不可能在中国大学里完成。恰好那时我完成了对康德和黑格尔——他们都在希腊精神中找到了家园感——的阅读。这两个思想家都在大学毕业后当了七、八年的家庭教师，并在此期间形成了他们的思想。于是我定意效法他们，想苦心孤诣地走出一条思想者的路来。

于是我82年毕业时放弃了考研，而去到了鄂西北古城襄阳一个山区中学当教师。我制定了一个八年读书计划。走出校园后发现，当时中国学界和思想界很活跃，而且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在思考着中西文化不同发展路径的问题。当我在山间读着《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人心中的历史》和《兴盛与危机——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样的历史哲学书时，我有时不禁热泪盈眶。思不孤，必有邻。

毕业后不久，我顺着审视“文革”的思路延伸审视了国际共运史。结果发现了马克思与韩非、李斯的相通之处，也自认为找到了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停滞不前的原因和必须改弦更张的路径。关于文明演进的动力、形态和方向，都有了初步的结论。我就这样像一头闯进了历史哲学草园的牛一样，只顾低头吃草，而日常教学教研我并不特别卖力。

在那山旮旯待到第五年的时候，我的领导和同事对我长期耕耘自留地的做法有些微词。我感到了某种压力，于是决定考研走出那地方。

1987年秋，我来到了北大法学系。学的是国际法专业，但我的兴趣依然在历史哲学领域。那时正值大陆文化研究热潮涌起，北大各种文化讲座让我如鱼得水。我一方面利用北大的图书资源收集历史哲学方面的资料以便将来写出一部历史哲学巨著，另一方面，只要有机会，我就把我过去那些思考的结果作一番表达。

1989年春夏之交，学潮来了。5月4日，我在北大三角地贴出了题为《四项原则，杠杆还是栏杆》的长篇小字报。其时学潮已经涌起，又逢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在这篇长文中，我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认定它们是阻碍中国社会向前演进的四道栏杆。这篇当时被广为传抄的小字报算是对我此前那些年思考的一个小结。

就这样，从大二到研究生，我一直在进行那种理性思考，万牛莫挽。“八九”的弹压不仅没有让我停止那种思考，反而使我更加执着，因为那场运动的结局似乎印证了我思考的正确性。那场风波的结局让我痛苦不堪又无可奈何，但我认定，没有人拦得住我继续进行那种理性探索。因此北大毕业后我回到家乡省城一所大学任教的二十年间，我那受伤的心灵也一直试图在希腊精神中找到慰藉，直到我后来与耶稣基督相遇。

儿子患上自闭症，昏暗人生觅出路

我能被上帝寻回归在祂的名下，完全出于主的大能和大爱。

2000年，在走出校园在社会上漂流了几年后，我在湘中地区买了一处山间房产，想在那里静心把我思考了多年的东西写出来，书名为《文明论》。提纲早已烂熟于心，绪论也很快写了出来。正当我潜心写书的时候，我儿子出世了。事实证明，我儿子的出世把我半生的计划完全打乱了。

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家人提醒我，要为儿子着想了，不能埋头写作了。没办法，我只好联系我此前离开了数年的武汉那所大学。恰好那时学校合并需要引进人才，于是，2001年我又回到了高校。

回武汉不久，当时两岁多的儿子开始出现异常：经常独自转圈，语言消失，原本超强的记忆力明显减退。后来才知道，这病叫自闭症。开始时，我们对这病一无所知，周围的医生也不能有效拿脉开方。我不知所措。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虽然对我来说，神的起头甚是艰难。

在我们为了儿子病得医治而四处求医问药的时候，一位基督徒通过网络把福音传给了我们。妻子先信了，但我没那么容易。在那以前，我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不敌挡，但也难接受。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基督教，我的藏书里还没有一本《圣经》。文化热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对学人影响不小，但我那时也只是从理性的角度看待基督新教在促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方面的某种积极作用。在我的《文明论》体系中，我所崇尚的希腊精神要素如协商民主、自由、法治等要素是一个独立的精神源头。按我那时的历史观察，在基督教兴起以前，这个源头已经存在，而且，当基督教成为西欧社会的主流信仰时，希腊精神似乎被压抑着。希伯来精神对希腊精神的这种压抑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发端时才告缓解。而我那时的结论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向前演进的东西同时又能维护特定历史形态相对稳定的东西是希腊精神要素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种紧张让我常常对基督教敬而远之。

那位传福音给妻子的姊妹第一次在网上与我交流时，我本着人本主义立场从理性的角度跟她辩论了好几个小时。       

但妻子信主后的某种变化让我渐渐对基督信仰刮目相看，她信主后不久就有了喜乐。自从儿子患自闭症后，我们家长期是没有笑声，我们脸上也难有笑容的。妻子的笑颜不是强装的，这让我有点震撼，因此我开始想了解一下这信仰。

于是我再次与那位姊妹网聊。这次我耐心地听她讲了比较全备的福音。从此我开始网上听道，也开始读《圣经》，进教堂。

在这个过程中，上帝继续在我家显出了祂荣耀的作为。

2009年年底，我家面临一个极其艰难的处境：长期看顾我儿子的岳父岳母要回家了，他们太累了。

平时，我们四个人围着小子转一天下来都很累，现在老人离开，我们夫妻俩是无法应付局面的。

我把我家的这难处告诉了那位基督徒网友。她建议我们让老人走，并把这事交托上帝。她说上帝会掌控这局面的。

老人走后的那个傍晚，我第一次无助地来到我还不太认识的耶稣面前，求祂保守我儿子能够安静度过那个晚上。

感谢上帝，祂听了我的那个祷告。那天晚上，我儿子安静得出奇。这让我又一次感到震撼，也让我看到了我家走出困境的希望。这次经历某种程度上让我越过了一些理性的藩篱而开始直面一个听人祷告、救人急难的耶稣基督。

从那以后，我决定尝试跟着耶稣走。

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经、听道。有时网上听道通宵达旦。

2010年6月21日，在一次家庭教会的聚会上，一首诗歌的几句歌词大大感动了我：“天父等待，浪子悔改，迷路的人啦，快回来！天国近了，日期满了，亲爱的朋友快悔改。”我当时像触了电一样被这歌词所表达的信息抓住。我认识到，过去几十年不认识神的时候我自以为凭自己的理性探索能够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却在诸多事情上肆意犯罪得罪神而不自知。当我这个长期流荡在人的理性旷野的精神浪子被带到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时，我根本站立不住。我不禁伏地痛哭，达半小时之久，求主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1:4）当这生命之光照进我里面并驱散我里面一切的黑暗时，我立时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我和妻子都归信了以后，我们的家就渐渐被基督的恩光照亮，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从此也完全被翻转。我个人的性情也变了：不再孤僻，不再愤懑，而可以笑对周围的人，并乐于与同事同行分享基督。

此后，我们不仅能自己带孩子，而且可以靠着主加给的力量开始在工作之余带着孩子在教会里服事。我的同事们因看到我归主后的变化就陆续有来到我家了解基督信仰的，后来我开始带人查经。从2013年到2016年，这个校园查经班先后吸引了武汉地区三十多位我的同事同行查考神的话语。

打破几十年视若珍宝的价值观

随着我归主后对基督信仰真理认识的不断加深，我渐渐意识到了我所领受的基督信仰启示性真理与我过去三十多年所探索的所谓“实证性真理”之间的一系列紧张关系。

首先，从路向上说，一个启示的是天路，一个探索的是地路。

《圣经》告诉我们，地上人的生命原本从天而来；人堕落后神人隔绝，但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地上罪人因信靠耶稣而罪得赦免，并再次获得从基督而来的属天生命。耶稣再临时，地上所有属神的人都会向天而去，并最终会在旧有天地废去之后在新天新地与神同住直到永远。这是一条天路，一条对于神的儿女们来说充满盼望的天路。

而我过去几十年所探索的世界各主要民族文明的演进之路则始终着眼于对地上不同文明的起点进行考察，对它们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对它们已经达到的或最终应该进入的理想社会形态进行揭示或憧憬。停滞型文明的停滞是地上的停滞，演进型文明的演进也是地上的演进。这种历史哲学的思考只能为已知的人类历史做出某种解释或为现实社会寻找某种有限的历史安顿，而无法为人类提供超世的指引或盼望。

这种天路与地路的划分其实早在四世纪大神学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就有揭示，阳光下并没有新鲜事。只是不信的学人在研究历史哲学时尽管绕不过奥古斯丁，却多半会对他所揭示的“天城”嗤之以鼻。我原来就是这种人。

其次，从主导人类历史的力量上说，一个启示的是上帝掌权，一个宣示的是人掌权。

《圣经》告诉我们，history（历史）原是His Story（祂的故事），即主宰万有的“上帝的故事”。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示录》22:13）。“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以理书》4:25b）世间万有包括人类历史都本于上帝、倚靠上帝并归于上帝（参见《罗马书》11:36）。《圣经》关于末世的信息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及其背景最终都消失以后，“上帝的故事”依然不会完结，而会在神人和睦同居的天城继续演绎，直到永永远远。这一点是不信的历史哲学研究者们永远无法参透的。

而在我原来构思的《文明论》体系中，完全没有上帝的位置，“history” 完全是人的领域。穴居的初民是人，遨游太空的宇航员也是人。民族国家作为人的集合体从实然有缺陷的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演进，然后终结于理想的自由民主时代，这就是我想为中国社会开的药方。至于人从何处来，最终往何处去，对不起，那不是历史哲学的研究课题。

再次，从人的性质及其作用上说，一个启示的是所有人都是有罪的，因此任何人都靠不住；而另一个则认定，多数人的统治比少数人和个别人的统治更可靠。

我在接受福音的过程中有一个悔罪的时期。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也愿意在上帝面前忏悔己罪。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认识到我过去几十年一直信奉的自由民主信条在《圣经》真理面前似乎站立不住。就“民主”来说，既然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那么民主原则所强调的多数人治理模式就有问题，因为多数人不过是众多罪人的集合，因此他们的决定也完全可能受他们罪性的缠扰和牵引。按民主原则议事决事的话，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会回到埃及；彼拉多审判耶稣时，正是因他听到了多数人的喊声才决定钉耶稣于十字架。就“自由”来说，圣经所启示的自由指的是人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免于罪辖制的恩典，而世俗自由主义理论所认同的“自由”则多指人的法定权利或自主自决能力。当这样的法定权利和自主自决能力不断拓宽范围时，基督徒们会愕然发现，享有这样“自由”的人不仅没有摆脱罪的辖制，而且落入了更多罪孽的辖制。

我过去历史哲学理论学体系是建基于民主自由这个核心价值的。这个基础一摇动，我的整个历史哲学大厦就立不住啦。

其次，从人类不同历史时代的划分上说，二十世纪《圣经》时代论者所划定的乐园时代、良心时代、应许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和最后的国度时代与我信主前长时间绞尽脑汁思考这问题后所作的诸时代划分有天壤之别。

我信主后首次看到时代论者的文字时，不禁眼前一亮。此前我曾长期被社会形态划分这个问题所困扰。我对历史哲学的兴趣原于大二时的这样一个困惑：“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比“资本主义”的欧美还显得落后而又与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如此雷同？我当时就认定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划分有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后来我尝试着按照一个社会政治权力的来源和组成结构的不同把自古至今的人类历史形态划分为神权社会、君权社会和民权社会。但当我这样划分时，我遇到了两个无法解释的问题：曾经是古代世界典型的民主的雅典城邦竟然被专制的斯巴达征服，而此后的希腊社会又不知道陷入了何种社会形态模式；已经民主的欧美社会也有它们自身的问题，因此如果如福山所说，自由民主社会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的话，那么人类历史的终结处显然并不理想。而《圣经》所启示的人类失乐园之前和复乐园之后的光景都是神人和睦同居的圣域。而应许时代、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则是上帝为堕落后的人类预备救恩和施行救恩的时代。我们因此知道人从何处来，现在正位于何处，将来要往何处去。而在这整个过程中，上帝都在做王掌权。哈利路亚！

最后，从个体和群体在历史中的作用上说，一个启示的是圣徒及由圣徒组成的教会成为道成肉身见证的使命与使命感，一个寻求的则是个体的自我实现和群体的自治。

《圣经》告诉我们，神在永恒中的计划是要得着一批人并最终把这些人模塑成祂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些将来的天城居民在赴天国筵席之前必须先走在一条渐渐摒弃旧我而填充基督的成圣路上。他们在世上的时候要成为世上的光和盐，要在人前人中活出基督的性情，从而成为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而以前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则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充分自我实现和群体的充分自治。灵眼看来，个人的自我实现不仅意味对个人老我的维护，而且意味着老我的尽可能扩张和放大。基督徒的成圣过程是一个赦罪除罪弃罪的过程，而自由主义者的自我实现过程则本质上是一个护罪养罪任罪的过程。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因此放任的自由主义者是与天国无缘的。

二者之间存在着如此根本的紧张，我怎能兼得呢？最初意识到这种紧张的那两年，我是很痛苦的。毕竟那些世俗的思考我为之辛苦了几十年，也珍视了几十年。但感谢主，后来渐蒙圣灵光照，我要珍视金玉宝石的东西了。现在我已完全放弃我那打了二十多年腹稿且写了绪论的《文明论》。曾经想写完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宝贝”，我现已弃如敝屣。保罗说，我曾经看为于我有益的东西，现在因基督都看为有损的（参《腓立比书》3:7-8）。阿们！一切的草木禾秸在见火之前就尽都丢弃了吧，现在与今后要竭力靠主建造金玉宝石的工程。

作者简介

夏彦才，出生于湖北浠水。1987-1990在北大法学系国际法专业念硕士。现居美国，在密苏里州一华人团契服事。最喜爱的经文：“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