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理性的迷雾，经历生命的改变 /袁岱青（80级物理系）

走出理性的迷雾，经历生命的改变

/袁岱青（80级物理系）

寻求认识真理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在学校接受无神论、进化论的教育，虽未确信，也未怀疑。我的外祖母是基督徒，她的姑姑曾在宣教士开的医院作护士，因此信了耶稣。她对我说过：“以色列复国，天下大乱。”我虽不理解，但藏在内心。

母亲上过基督教教会中学，我不知道她是否是基督徒，因为她在我信主前就去世了。母亲对我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要努力学习，服务社会。”所以我一直都在寻求认识真理，找到可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个道路很长，我在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和政治等许多学科中试图寻求认识真理，最后在基督信仰里得到满足。

我通读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能找到的西方经典文学，得出的结论是人生是一个悲剧。因为如果没有崇高的追求，人就是平庸的；但是如果有崇高的追求，却一般会失败。我学写诗，文字越来越悲观，幸好人长大了一点，才没有走向顾城之路。

我在初中时与一些同学一起读哲学（康德、黑格尔等），我越读越糊涂。哲学家给出人喜欢的结论，却不告诉它们背后的假设。那时中国经历从文革到改革的转换，我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传抄诗文的活动，被同学泄密，又被老师保护，再学会赦免人，算是最早体验世界。

能上刚刚恢复的重点高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是我一生的幸事，那时人心清洁，又有极其优秀的教师。我还遇见了以后成为自己妻子的女孩，为了能和她说话，我开始认识古典音乐。当时有一部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它认为“真”属于科学，“美”属于艺术，“善”属于宗教。虽然我个人喜爱人文，但是老师和家长都认为我应该学理科。最终，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在那里学习了七年，拿到学士和硕士学位。

选择学物理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科学的皇冠，只要理解了物理学，就可以在那以上逐步建立可靠的世界观。但是学了几年之后，我对科学开始失望。物理学从三体问题开始就没有严格解，需要近似和统计；而且，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现象学定律，不能从基础学科推导。人不可能沿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的轨道直线发展上去，建立全然理性的世界观，每个层次都要加入新的假设。

在北大物理系作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全国人民的核心关注点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我自学了经济学，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论证建立政府资产委托人制度的必要。这篇文章被通过关系送到中央，节选发表在《经济日报》上，没想到国家真的建立了政府资产管理局，但是没有建立委托人制度。我曾经考虑从政，但因没有开门，转而出国留学。

有一位来自美国北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物理系的唐纳德·科比（Donald Kobe）教授来北大访问，他研究量子力学的基础，和我的硕士论文方向有关。我担任他的讲座翻译，又带他去旅游，因此成了朋友。他是一名基督徒，送给我一本中文《圣经》。我一看“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把它放在书架上，摆在《希腊神话》和《中国古代神话》旁边。他问我有没有考虑过物理学发现的自然规律是怎么来的？我回答说“没有想过。”他就说要帮我申请助教，来他工作的大学攻读博士。

理性的转变

我在1988年1月来美，头一次发现需要交学费。那时出国只能换40美金外汇，幸好一位中国留学生帮我付头款。我还发现租房、接电、接水、接电话都要付押金，那位把我从机场接来的大陆华人基督徒借给我600美元。我在一个半月后第一次拿到工资，开始还债，在学期结束时就买了汽车，可以不必走去买菜了。因为华人教会的朋友们帮我找房子、找室友、买菜，我觉得欠了人情，就去参加教会聚会。

在周五查经班福音组，牧师告诉我应该信耶稣得永生。我就问：“耶稣是谁？永生是什么？请先证明进化论有误，否则神的存在只是想像。”当时华人教会基督徒大多来自港台和东南亚，都是好人，但没有受过护教学训练，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的问题，总说“你信了就明白了”。但是我说：“我不知道该信什么和为什么信，如何能信呢？”我是教会里有名的“刺头”，但是他们继续爱我，等待我被神改变。

我的室友们不去教会，却问我教会讲了什么，我就把听到的转述给他们。他们自然而然地从不信者的角度批评，我就以信徒的角度辩护，结果是过了一个学期，我自己被说服了。考虑到宇宙里的规律既不可能自发产生（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矛盾），也不是从来就有（与大爆炸理论矛盾），只能是被设计和创造，所以我从不可知论转向有神论。下个学期福音班的学生提的问题与我以前提过的一样，我就举手说“我知道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情感的转变

刚去教会时，我喜欢基督徒和圣乐，但不喜欢宗教仪式，觉得像文革时的个人崇拜：《圣经》像毛选、赞美诗像革命歌曲、祷告像“早请示晚汇报”，教会像党支部。当时不知是谁“山寨”了谁，所以我在祷告时从不闭眼，总在看别人在做什么。

我当时关心中国前途，仍在试图回答“为什么近代中国会落后于西方？”（北大毕业生都有些“爱国主义综合症”）。我在学物理之外又读西方思想史，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现代文明（基督教民主资本主义）能超越古老文明是因为有三个支柱（自由、正义和仁爱），来源于《圣经》里的神的道德属性（圣洁、公义和慈爱）：

1、人若信圣洁的神，就会有内在的道德感；社会的平均道德感高，就可以有小政府、大社会；社会自由度高，人就寻求改善自己；

2、人若信公义的神，也会信正义，即人不能通过伤害他人来获取，只能使用已有的资产、脑力或体力，去把原来对人无用的变成对人有用的，这样就创造了财富。自由交换的结果是各人都比以前好，这样就有了进步；

3、人信慈爱的神，也会信博爱，在先的帮助在后的，就有了整体进步。

这三个支柱缺一不可，因为只有三条腿的桌子才能站立，所以中国真想步入现代文明，基督信仰是必须要素。既然中国是我所爱，对其有益的就被我喜欢。于是我的情感开始转变。

我去参加得州物理学学会的年会，在得州大学奥斯丁分校主楼上看见一句话——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我心灵被震撼，就问带我去的科比教授：“这话是谁说的？”他说是耶稣。我又问：“《圣经》里还有没有别的讲到关于自由的话？”他说还记得一句——“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3:17）。于是我就去得州大学旧书店，花一美元买了一本新国际版《圣经》，从头到尾一气读完。我先前读中文《圣经》，字都认得，概念却不理解；英文《圣经》反而可以读进去。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开始明白《圣经》大意。

我去参加唐崇荣牧师的布道大会。他讲东方人寻求道路，但是不求终极真理；西方人追求终极，但是不知何为道路。耶稣基督来自世界的地理中心，宣称祂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我们所求的都在乎祂，但是祂给我们更多的，就是永生。我觉得有道理。他邀请愿意接受永生的举手，到前面来。我犹豫，一个坐在旁边的来自香港的学生拉我下楼，于是我被祷告和被陪谈，但是回应只是“对基督教更有兴趣”。

意志的转变

我经历了三大难事，需要更高的力量帮助。

第一件事是在我来美一年半时。我在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就跟高中最好的朋友结婚，准备一起出国。不到半年我就走了，她被留在国内，被多次拒签。我们的电话和信件越来越短，我很担心。那时国内有运动，我就决定回去考察和探亲。同学把我的计划放到当时刚刚开始的互联网上，阴差阳错，我竟成了给运动送捐款的人。

我在北大读研时参与领导一次学生运动，认识到群众运动不可控制，领袖会越来越激进，结果总是导向暴力。在我飞回去那一天戒严，我就决定祷告，大意是：“上帝，若你能保我平安回美，我就信你。”这其实是一次交易：祂给我所需的，我就信靠祂，好像信仰是一个商品。

回国后我作了答应的事，随后就是如何回美。我需要签证，但是使馆关门了。在我乘坐的飞机起飞的前一天，使馆开门，我拿到签证和出境卡，顺利回美。妻子对这次分离比上一次更难过，因为不仅她出不去，我可能也回不来了。

回美后我参加建立全美独立学生会，发现回国和我作过类似事的人都曾被捕和被打，唯独我没事。我问自己这是否是因为我的祷告，最后我认定这大概是因为幸运，就忘记了当时的承诺。

不久就有第二件难事：我妻子的护照被没收了。当时私人护照都要上交，经检查再发；因为我，她的新护照被拦下。以前美国不给她签证，现在中国不给她护照。于是我只好再次祷告，大意是：“上帝，如果你能让我的妻子与我团聚，我就信你。”

祷告了，人还要努力。我妻子通过熟人把旧护照拿出来，仍然有效。我请我们选区的众议员Dick Armey写信给美国驻京大使馆，但是副领事Karen Stanton说不能改变签证官的决定。我找北得大物理系副系主任Dr. William Deering，要求给我妻子助教，申请学生签证，因她本是清华工程物理系的；教授说今年没钱了。我正要走，他说愿意写信，但是不要期待真有工作。我说已经非常感激了。他就写了信，我快递回去，妻子居然得到了签证。

我买了一打红玫瑰，身穿西装革履，和一群同学去机场接我妻子，随后到达拉斯的重逢塔（Reunion Tower）上喝酒跳舞。她因为病毒性感冒得了心肌炎，痊愈后，还真有了工作。这一切都静下来后，我考虑了这是否与祷告有关，但是我觉得人的努力仍然是主要因素。

几个月后我遇到第三件难事。一位中国女生住在美国家庭里，男主人出国讲学，女主人邀请一些中国男生去把游泳池盖子揭开。我去帮忙，没想到被火蚁（fire ants）咬了，急性过敏，被送到医院后又被耽搁，直到休克，像木头那样跌倒，后脑撞在地上。医院把我救活，照了X光，但是因为没有放射科医生读片子，就送我回家。

那天晚上我四肢麻木，被送到医院，他们却说找不到我当天来过的文件，又差我回家。第二天中午，医院来电话说我颅骨破裂、颅内出血、压迫神经，有瘫痪和生命的危险，要立即来医院。去了以后，一架直升机把我送到达拉斯最大的公立医院Parkland Hospital，我在那里住了十天。因为保险不够作开颅手术，就吃稀释血液的药，希望身体把血块吸收。

前七天里我多数时间都在昏睡，醒来时，看见基督徒朋友们问我有没有信主。我就说我大概信了，不过没有受洗，死了会得救么？他们说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人信了主，却没有机会受洗，但是耶稣说他会当日与主同在乐园。

第八天是星期日。当时我们因为认识了一家朋友，在一间美国教会聚会。我妻子的英语还不够好，只记得刚听过的复活节讲道，认为上帝若能让人从死里复活，定能让未死的活人恢复，所以她在聚会结束后上前跪下祷告。 会友Mrs. LaRue Dubose和牧师来问有什么需要，她就转述。他们建议她先祷告接受基督，然后全教会一起为我祷告。她说什么都乐意。

随后三天我明显好转。原来我已经无法走路，有康复中心来准备接我；那三天，我伏在妻子肩上学会走路。到第十天完全恢复，医生说这是神迹；我在第十一天被送出院。只有一个后遗症，就是短期记忆丧失综合症，一年后也基本好了，只是不再有立即记住名字的能力。

当我在医院里醒来时，记起来需要祷告，大意是：“上帝，如果你让我身体康复，我的生命就属于你，由你使用。”我恢复以后想起我与上帝的关系，以前祂对我只是个概念，只有这三次求助祷告才是个人的关系。前两次神都给了我所需的，我总找理由不归功于祂。神对我一直很好，我却一直不守诺言，因此我对自己有点羞愧。那以前我可以承认自己有罪——如果“罪”的定义是不完美；但是我不觉得自己是罪人，因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从我不再与人比较，而是从神的眼光看自己，我就知道自己是罪人，需要被救赎，以前听过的基督救赎信息开始对我有个人意义。

重生的过程

那时我想成为一名基督徒，但是不知道如何成为一名基督徒。我记不清几次跟着广播电视上的牧师祷告接受基督，不知道一次真心的就足够了。最后一次我感觉到身体发热颤抖，心里有平安，知道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或许那以前我已经得救，但那以后我更加确认自己已经得救。

我的妻子虽然先祷告接受基督，但理性上仍克服不了进化论的障碍，读经卡在《创世记》前三章，就问我如何看待进化论。我建议不要把进化论当成是被科学证实了的真理，因为过去的事不能被实验。进化论和创造论都是关乎起源，都有各自的假设，需要凭信心接受。应该把它们放在平等地位，用理性衡量哪个更合理，再用感性衡量更希望哪个为真。

她立即说：“我当然更愿意作神的儿女、而不是猴子的后裔！”这以后，她的理性障碍被攻克，我们开始在灵性上同步成长。

那时，我们高高兴兴地作神的儿女，参加聚会，唱诗班和小组查经班。在一次学习《以弗所书》时，读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我觉得好像被闪电击中一样，一下子就通了。

教会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就来问我们是否愿意受洗；我们在1991年1月同日受洗。不久之后，我们就开始看见别人的需要和服事的负担。

作者简介

袁岱青，生于北京。1980-1984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1985-1987年，物理系硕士研究生；现住美国得州爱比邻市（Abilene TX）。1990年在美国得州丹顿市（Denton TX）信主，1991年1月受洗于该市的艾斯贝利卫理公会（Asbur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目前任得州爱比邻市爱比邻圣经教会（Abilene Bible Church）的主任牧师。

最喜爱的经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