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和试探中，领受从天而来的双重呼召 /徐志秋（93级法律系）

冲突和试探中，领受从天而来的双重呼召

/徐志秋（93级法律系）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幼年的记忆中满是文革的痕迹，“上帝”对我而言是一个陌生、遥远而又略带禁忌的概念。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与“上帝”这一概念相连的，不是正义与慈爱，而是荒谬与愚昧。我至今还记得中学《人类社会发展简史》课本上的一张插图，把“上帝”描绘为一个正在作坊里抟泥作人、头上长角的怪物。

我的家庭背景也与基督信仰相隔甚远。父母都是保守的中国农民，接受传统民间信仰，即便在文革那样的年代，他们仍然冒着被人告发的危险偷偷地祭祀祖先。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他们殷切盼望儿女长大成才。为了帮助我学习英文，他们省吃俭用，给我买了一台中短波收音机。

正是这台收音机，藉着空中的电波给我带来了天国的福音。

天降纶音

大约是198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在短波频道寻找英语节目,不期然碰到了一个福音电台。我很惊讶，“科学昌明”的时代，竟有人利用收音机这一科技产物来宣讲天国与上帝！其实，那时，全能的上帝己经开始在我心里动工。每当夜深人静，我离开书桌，步入阳台，沉沉的黑夜与满天的星斗，不禁激起我心灵深处的敬畏与赞叹。我总觉得茫茫夜空下有一双明澈的眼睛，慈样地透视我的身心。我不由屏气凝神，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方向。

渐渐地，我尝试着仔细收听福音电台的节目。当时我想，倘若不知道某种信仰的内涵就盲目加以反对，并不是理性的作法。

我初闻福音约在17岁的时候，那时年少气盛，播音员每讲一句，我内心可以涌出十句来反驳。可是，一段时间以后，神的话语逐渐在我心灵的土壤上扎根，一股莫大的能力与安慰在内心弥漫。古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原来宇宙间真有一双时刻鉴察的上帝之眼。我往哪里去，可以躲避这位无所不在的神？我感觉内心的隐秘和过去所有的心思意念完全曝露在这强光之下。

有天晚上，环球广播电台播出一个节目《抉择时间》，葛培理牧师以庄严激昂的语调，邀请凡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个人救主的人随他一起祷告。我不由得闭上眼睛，跪在收音机旁边，跟着牧师一起祷告，邀请耶稣进到我心里来作我生命的主宰。

从此以后，收听福音电台成了我的一种享受。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无论功课有多么忙，我总是先戴上耳机，打开无线电，一边听福音节目，一边做作业。每当听到触动心弦的地方，我就记录下来，渐渐积累了许多灵修笔记。每天清晨一起床，我默念和背诵这些警句格言，然后在上学的路上反复思考咀嚼。上帝的话语在我里面何等甘甜！

从此以后，我的生命和生活便与这位救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圣灵的光照下，我渐渐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与罪污，也逐渐认识到救主的伟大。刚开始时，我是坐着祷告，渐渐觉得像我这样的罪人怎能在全能者面前坐着与祂说话呢？于是我就站起来祷告；过了一个阶段，我觉得站着不足以表达对上帝的敬意，但又不愿完全跪下，所以就单腿下跪；又过了一个阶段，我觉得单腿下跪亦不足以表达对上帝的敬意，就开始完全降服，双膝下跪在上帝面前祷告。

后来我认识上帝更深，觉得自己那么渺小，即使五体投地伏在上帝面前也都是仰赖上帝的恩典和怜恤。在刚信主的时日里，我身边找不到任何一位弟兄姐妹，也没有《圣经》可以阅读。属灵生命就像旷野中的一朵小花，靠着空中的电波，领受从上面来的供应；天降纶音，滋养着刚刚发芽的幼小生命。

亲情的冲突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过：“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马太福音》5:15）最先觉察我内在变化的是我的家人，生命的最初试炼也从他们而来。触发这场试炼的，是一枚小小的十字架。

那天，我从街头小摊上买了一枚小十字架挂在胸前。母亲看见后惊奇地询问我为什么对十字架感兴趣，莫非是信了基督教？我向她承认自己已经信主。剎那间，一向柔和慈爱的母亲变得前所未有得严厉。她告诫我说，我们那个地方是片佛地，如果家中有人信耶稣，其他家人就都会失去神明护佑而遭灾殃；如果我坚持信仰，他们就不能认我这个儿子了。

亲情和信仰起了冲突，令我左右为难。我从小敬重父母，从不敢做违逆他们心意的事情，可如今该怎么办呢？这时，《圣经》上的话语突然在我耳畔回荡：“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9），“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马太福音》13:5-6）。我心灵的土壤，到底是土浅石头地还是好土地？就要看这株生命的幼苗是否经得住这次风吹日晒了。我向父母和兄长们解释，福音只会带来恩典，不会带来灾祸。在家人的催问之下，我除了承认自己的信仰之外一言不发。

感谢神的恩典和怜悯，家人渐渐接纳我成为基督徒这一事实。不仅如此，我二哥还特别有兴趣，希望我告诉他更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我就传福音给他，他和他一家就都信了主（我二哥比我大八岁，那时他己结婚成家）。我们几个成为村里最早的基督徒。

大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我父亲病重去世。家父幼年丧母，十来岁就辍学耕田，一生辛苦操劳。晚年生活稍有好转，不幸患乳腺癌，发现时已经转移，未到60岁就离我们而去，令我们异常伤痛！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在他老人家过世前的两个月，我正好放假在家，得以陪伴左右，尽了一点孝心。看到他被病痛折磨得日渐消瘦，我不停地为他祷告，甚愿替父亲承受这份痛苦。我是基督徒，不惧怕死亡，知道离世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的。而父亲尚未信主，除了承受病痛的折磨之外，还要面对死亡的恐惧。虽然家父后来让我为他按手祷告，我却无法确认他最终是否清楚得救。

在家父的丧礼上，我和二哥一家因信仰遭到亲友排斥。信仰冲突在丧礼上表现得最淋漓透彻。面对许多亲友、邻居，我们被彻底地孤立起来。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指责我们不孝。甚至有些亲友威胁要和我们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主的话语成为我们唯一的安慰：“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26）这些话语真切地发生在我们身上。神先爱了我们，用祂的恩典支撑着我们。我们的主并非不晓得我们的软弱和处境，祂也曾经被人弃绝。祂的恩典够我们用！经历这一次风雨，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虽然软弱，但神坚立我们，成为旌旗，为要传扬祂的名。

名利的试探

我1989年参加高考，从苏南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大二那年夏天，我在北京的一间三自教会准备受洗。照理来说，信主多年，受洗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我的内心仍然有些犹豫。我当时觉得，受洗之前，我和主的关系就像一般朋友；受冼之后，我和主的关系就如臂上的戳记、心灵的印记，主的爱将会伴随我的整个人生；可是以后填写档案，在“信仰”一栏必须清楚标注，这在无神论主导的社会环境下，无疑会给前途蒙上一层阴影。因此在决定受洗的那一刻，内心不无挣扎。

从我所住的地方到教会，骑自行车大约需要一个小时。一路上我不停地问自己，是否有必要动真格地去受洗？不受洗不也可以当基督徒吗？为什么要给自己将来的事业和前途设置障碍？如果我不受洗，将来前途光明，有所作为，岂不更能荣耀主的名吗？我为自己编织千百种理由，每一次红灯停车都会踟蹰犹豫。上帝不愿意我们仓促草率地顺从祂，祂让我们深思熟虑，直等到我们自己情愿，成为活祭，甘心乐意献上自己。我觉得自己如同那个少年财主，抓着这个世界不肯放手。但我怎能拒绝圣灵的引导、违背良心的声音？倘若失丧良心、违逆圣灵，即使前程远大、赚取整个世界，又于我何益呢？

洗礼是在官方教会举行的，所有受洗的人都登记在案，不少弟兄姐妹因此受到压力，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借故开除公职、学籍。而我自己，在毕业找工作时也四处碰壁。但谁能说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呢？祂关了其它的门，只留下一条窄路，让我们在祷告与信靠中更加明白祂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信靠上帝的人也许不会有太多的道路可供选择，但也绝不会走投无路。我们有可能因信仰失去整个世界，但我们将会因创造世界的主的救赎而拥有新生命。

蒙福的路

人大本科毕业之后，我考入北大法学院攻读硕士。读硕士期间，我在北京的守望教会聚会。金天明牧师单纯而又火热，他大学刚一毕业，就毅然投入全职事奉，成为我们这批学生信徒的榜样。牧师夫妇待我们这些学生非常好。每次去聚会，就好像回到家一样。他们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让我们这些食量很大的学生吃饱。其实他们当时的生活也很艰难，有时我们吃的是他家里最后一包挂面、最后一袋土豆。他们的爱心，滋养了我们的属灵生命；他们的榜样，让我们看到全心奉献、服事主，是走得通的，而且是一条蒙福、喜乐的道路。

在1994年的一个主日早晨，我走上讲台，分享自己从主所领受的呼召。我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来安排我前面的道路。从此，我不再为自己谋划筹算，乃愿倾毕生精力、时间，荣耀主的名，传扬主的福音，建造主的教会。

现在回想起来，我所领受的是牧会和神学教育的双重呼召。回顾以往，这正是上帝一路引领所留下的生命轨迹。

北大硕士毕业那年，我遇到了赵天恩牧师。赵牧师是个有异象的人。他游离在学者和牧者之间，既能在大学讲堂上开讲座，也能融入农村去培训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赵牧师有一个梦想，就是在神州大地上开设福音派神学院，既培养基督徒学者，又为教会培养牧者。赵牧师把我作为未来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介绍我去他自己曾经就读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接受严格的神学训练。

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求学期间，我受到了生平最密集的强化训练，那是痛苦挣扎的一段时间，也是奠定根基、搭起框架的时期。神学院留给我的最深印象，倒不是近乎受虐的强化训练，而是神学院老师对学生的生命模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位叫哈维·康（Harvey M.Conn）的老教授，他在韩国宣教多年，精通韩文，他的韩文名字是简河培。我遇到他时，他已是暮年时分，他讲授教会论、宣教学及本色处境神学。我那时刚进神学院，英文不好，对他的讲课一知半解。但从他身上看到神仆人的风采，他能毫不费力地与学生沟通，即使和我这种当时几乎用英文说不全句子的人沟通，也毫不费力。神学院教授的工资其实不高，但他请我们外国学生吃饭，专注倾听我们的信仰见证。他内心充满喜乐，时常纵声开怀大笑，即便后来身患绝症，饱受化疗折磨，依然如是。

威斯敏斯特神学院道学硕士毕业之后，我又前往波士顿大学攻读神学博士学位。求学期间，在麻州中部的吾思德(Worcester)华人教会担任牧职约13年。2014年我博士毕业后，来到南卡的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在神学院担任系统神学教授，同时负责本校的中文神学项目。回顾以往的经历，我深深感受到牧会实践和神学教育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教会工人需要在神学上不断地接受装备，才能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喂养羊群、护卫真道、抵挡异端；另一方面，从事神学教育的人也必须有牧会的经验，有生命的见证，乐意为羊舍命，这样才能为教会培养合格的工人。神学老师若一味在象牙塔里作学问，只关心自己的学术成就和虚名，体验不到神国的权柄和能力，也可能把有心追求的人引入歧途。

一个人的生命往往受到周围许多生命的滋养，才能健康生长。真正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持久、深远影响的人，往往是那些有基督生命形象、样式的人。他们是符号、是象征，指向一个荣美的实体本身，那就是耶稣基督。

尾声

一路走来，我内心的目光越来越被基督的荣光所吸引。主耶稣的生命结构，祂完全倾倒的爱，祂里面神性的荣美、良善、真实，都不断激发我们毫无保留地奉献。唯有祂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祂为我们迷失的人生、失序的社会带来真理、带来光明、带来希望。我们跟随祂，是因为我们被祂吸引；我们爱慕祂，是因为祂的美丽；我们服事祂，是因为祂先服事了我们；我们愿意当作活祭奉献在祭坛上，是因为祂先为我们倾倒、舍命。

作者简介

徐志秋：笔名吕居，出生于江苏。1993-1996年，北大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现居美国南卡罗莱纳州。1987年因听福音电台而信主，1992年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目前在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担任神学教授。最喜爱经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