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篇文章来自国内的一个文友
作者:桑海,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没想到这波疫情突然严重起来,全国各个城市严正以待,不敢有半点松懈,而疫情肆虐的城市如吉林市,长春,上海至今还没有控制住病毒,反而不断出现匪夷所思地次生灾害。
有人求救无门,上海东方医院的护士周盛妮因哮喘发作没有得到及时医治不幸去世;另一位哮喘病人也因救助不及时而故去;吉林独居老年不会用微信购物,发出“可怜可怜我”的求救声;幼儿们在集中隔离时缺乏照顾;还有突然被封闭在博物馆等处的人们的无措和恐慌……
这些事让人揪心,朋友们说别看这些,安心过自己的日子吧。可是真的能不关心吗?他们遭遇的不幸和困难焉知不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这几天,网上流传的上海疾控中心朱科长的电话录音,几乎所有听到的人都被她直接,清晰的解答震动了。她从自己的专业以及了解的情况出发,给出了中肯的意见,没有官话,套话,她真诚的态度得到了求助人的认可和感谢。从录音中听得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说的真话,她是一位豪爽的人,她也愿意为自己的话负责。
她的这段录音瞬间传遍了转个网络,她成了上海的艾芬,甚至被称为英雄。但是很快疾控中心给出了通报,人们开始为她捏把汗。
随后大量文章出来声称要“保护她”,她真的需要保护吗?曾经我们要保护很多人,结果呢?张文宏没动静了,罗翔退出微博了,李玫瑾刚说了一句公道话就消声了,王圣强不见了,江雪的文没有了,方方老师闭嘴了。
有一个算一个,那些敢说真话实话的人都不说话了,世界安静了,天下“太平”了。
问题是他们做错了什么?朱科长说错了什么?实事求是,襟怀坦白不是一贯提倡的吗?为什么草木皆兵地要保护她?要保护她和他们不觉得非常不正常吗?是不是人们集体患上了PTSD或是被害妄想症?
看到下面这个帖子我很悲哀。老师们如履薄冰,不敢给学生留下一点口实。
前几天我在亲友群里发个疫情的帖子,我那70多岁的叔叔立即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发这些。我明白他的意思,保护自己,这种害怕的情绪已经进入全民的心理,上至退休老人,下至中学生,都知道歌颂的重要,都明白提意见的风险。人们对真实的躲避如同躲瘟疫,实在要说,也是高度统一的语言。
所有的人都很难。被逼无奈的时候,总还是能听到一些真话的。
昨天,一个居委会书记接听小区居民的电话时直接在电话里哭了,因为她面对居民的质问,实在没有权利和资源解决居民的问题,他们是最小的行政部门,基层的基层,他们一切都要听从上面的指挥与安排,可是往往上面的资源分配和支撑都不到位,他们怎么办?她哭着说她也干不动了,连日奋战,筋疲力尽,自己的孩子也是一个人在家没人管。
今天,也是一段网上录音,上海宝山区大场镇的居民想找镇领导反映问题,公开的办公电话就是打不通,好不容易打通一个镇政府的电话,接听的工作人员支支吾吾,左推右挡,说不出一句有价值的话,也不能提供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更不答应求助人反馈问题的要求,整个通话就是浪费时间。
他的腔调我很熟悉,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不多都掌握这套话术,顾左右而言它,太极打得炉火纯青,越是棘手的事让他帮助,他们越是推三阻四,即使职责内的也是能拖就拖,能推就推,总之,你只能对这些圆滑油腻的干部哭笑不得,这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除了愤怒和忍耐,你还能如何呢?
基层工作人员在这次抗疫工作中,我相信是用力的,但是效果如此,始料未及。我能理解他们,也同情他们。因为他们大多就是传声筒,他们早就把自己的想法抛弃了,要不揣着明白装糊涂,要不睁眼说瞎话,在这套等级分工的管理体系里,基层人员对上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变通的权力,他们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按照领导的交代办,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出了问题就自担后果,正因为如此,作为人类第一需求的“安全”需求当然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模式,这在医院保安,小区执勤人员身上有具体清晰的体现。
保安严格地执行了没有核酸报告不能进入医院的要求,小区执勤人员在下雪,天气寒冷的情况下,不顾母女的奔波哀求,一晚上也没有放行。在他们身上,只能看到机械地执行的威力和冷漠。
这些人,你能如何批判?当我们处于那个位置,会怎么做?能保证我们一定做得比他们好吗?所谓枪口抬高“一厘米”并不容易,因为这个“一厘米”不好掌握,一个闪失,可是要赔上自己的饭碗的。没有安全感的事谁愿意做?而且是为了素昧平生的人去承担风险?将心比心来说真的很难。
工龄20年以上的人都会明白,不管制度和流程多么完美,一把手交办的事一定要执行,不执行可能就会被调离,甚至被穿小鞋。
我的一位朋友是某央企部门主管,他对我讲过,六年前一个投资项目一把手让他着手推进,他看合作单位的资质和能力明显不符合项目要求,一直没有去办,一把手催促几次,他始终没有行动,他觉得这个项目不能做,做了准出问题,后来他也把自己的想法向一把手汇报了,结果不久他被调离了那个岗位。接替他的人迅速落实了领导的想法,项目很快上马,那个主管也得到了一把手的器重。
当时我这个朋友不无失落地说,看来自己太耿直了,觉得是为公司负责,为领导负责,其实领导不需要他负责啊。后来他觉得前途暗淡,辞职离开了原单位。后来的后来很有意思,前年那个一把手因为这个违规项目被免职,开除,虽然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但也丧失了大好前途。
由此推理,那些被查出来的大贪官,哪个违法的事是他自己亲自办的?他的下属都做了什么?如果他的下属都敢于反对,敢于提出异议,是不是就会阻止很多违法乱纪的事发生?然而,偏偏下属们惟命是从,没有人提出异议,这才是可怕的。
当所有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都丧失了说出自己观点的意愿,可想而知,对决策人的能力要求得多高。他的正确就是福气,他的错误就是灾难。
最后,我们真心想保护那些敢说真话,肯说真话的人,然而我们又觉得他们没有错,他们本应该得到褒奖,谈到保护不是一种悖论吗?如此拧巴的一个事实,让我心生沮丧。
算了,朱科长还是交给上海人民吧,你们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