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1 刘达与科大

【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刘达与科大

戴开元（653） 华新民（625）

编者按：2002 年，两位旅居美国的科大校友合写了一篇 《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的文章，在网上刊出后引起很 大反响，一时出现了多篇回忆刘达的文章，跟帖更是不计 其数。值此中国科大五十华诞之际，本刊邀请这两位作者 再次著文介绍刘达同志主政科大期间的若干事迹。此文披 露了一些鲜为人知并为官方报导所忽视的事实，而绝非前 述文章的翻版，请读者明察。

科大已经 50 岁了。

50 年来，科大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筚路蓝缕，艰难 创业，经历了狂风暴雨的打击，终于成长为一所中外知名 的中国一流大学。回顾科大的 50 年沧桑，不能不提到为科 大早期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学校第二任党委书记──刘 达。

科大建校后的头 20 年，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 调，屋漏逢雨，命途多舛”。科大是“大跃进” 的产物。 自 50 年代初中国教育科研体制 “全盘苏化”，教育与科 学研究分家以来，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门经常为争夺人才 而发生矛盾。大学往往把最好的学生留在本校，中科院却 为得不到优秀人才所苦。1958 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场 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中科院决定“借大跃进的东 风”，自己办大学培养科研人员。5 月 9 日，中科院向中央 打报告要求创办大学。6 月 2 日，中央书记处批准这份报 告。9 月 20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在北京西郊八宝山脚 下正式开学。

科大的原校址（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东临解放军政 治学院和七机部二院，西面是八宝山公墓。当年北京高校 有句顺口溜：“穷北大，富清华，不怕死的上科大”。北 大倒不一定真“穷” ，清华校长是教育部长蒋南翔，教育 部的经费，清华捞到的最多，确实很 “富” 。科大的经 费主要来自科学院，也不穷，但它与死者为邻，这是科大 人 “不怕死” 的第一层含义。

科大在三四个月内从无到有，的确是“一天等于二十 年”的“大跃进速度”，为中外教育史上罕见之举。当 时，中共中央和科学院创办科大的主观动机不能说不好， 但由于缺乏经验，不懂教育规律，匆忙上阵，仓促办学， 给科大带来先天不足的严重缺陷。尽管科大的学生素质不 错（1965 年，清华新生的平均每科高考分数为 82 分，北大 为 79 分，科大是 81.9 分），中科院也抽调了一批科学家和 科研人员来科大任教，但科大却相对缺乏经验丰富的从事 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学的讲师和助教。与北大、清华等 老牌大学比较，科大图书馆的藏书量不多，尤其缺少社会 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图书期刊。另外，科大的校园非常简 陋，除校门附近的几幢小楼有几棵树，整个校园光秃秃 的，几乎没有绿化地。体育运动场所也很有限，到 1965 年 郭沫若校长才用自己的四万元稿费，为学生修建了一个露 天游泳池。

科大从创办之初，也和当时中国的其他大学一样，受到 “极左”政治路线的严重影响，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 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科大的校 歌有这样的文字：“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 来……红旗要红过九重……在党的温暖哺育坚强领导下， 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先锋，又红又专……学习伟大领袖毛泽 东”。在 1958 年 9 月的科大开学典礼上，陈毅、聂荣臻就 明确指示：科大应该按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来办。 科大属于理科院校，其所有专业招收学生的 “政治条件” 与国防院校相同，要求全部达到“机密”（当时大学考生 的“政治条件”分为绝密、机密、一般和不得录取四类）。 各年级配备“又红又专”的党员教师担任“政治辅导 员”，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非常紧。四 清、反修、军训、支农、修运河等各项政治活动，一个不 少。不过，由于有科学院这颗大树的支撑，科大比教育部 直接管辖的其他大学相比更重视“专”。

1966 年 6 月，科大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遭受文革风 暴的猛烈冲击。全校停课，学生造反、武斗，干部、教授 和教师被批斗，学校元气遭受极大损伤。雪上加霜的是， 在 “备战”和中央命令外迁有关单位的背景下，科大于 1969 年底从北京下迁外地。全校师生员工像一支狼狈逃跑 的败军，流离转徙，先跑到当时不通铁路的河南南阳，后 去了只通公路和水路的安徽安庆，最后在合肥落脚。下迁 过程中，教师流失一半，仪器设备损失一大半。科学院把 科大推给三机部，三机部还不愿要这个“包袱”，勉强与 安徽省共同“接收”科大，此时的科大就像一个失去爹娘 的苦命孤儿，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刘达与科大的不解之缘发生于动荡不安的六七十年代。 刘达（1911－1994）原名刘成栋，黑龙江肇源县人，1935 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时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 运动，次年加入中共，1937 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 雁北地委书记等职，1945 年赴东北任陈云秘书。次年，哈 尔滨解放，刘达任首任市长。以后，他先后在东北农学 院、黑龙江大学等担任校长、书记等职。1955 至 1956 年， 刘达任林业部、森林工业部副部长。1959 年，刘达到黑龙 江农村调查后，认为大跃进运动“劳民伤财”、“破坏生 产力”，被黑龙江省委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 罢官，从行政六级降为七级。1962 年，在刘少奇干预下， 刘达的“右倾”之罪得到“甄别”。据说当时的中央组织 部长安子文，要刘达在驻外大使和大学领导职务之中任选 一个，刘达挑选了后者。1963 年初，刘达接替郁文，出任 科大党委书记。

1966 年 6 月初，文革风暴兴起后，科学院的工作组进 校，刘达先被停职，后被打倒。戴高帽，挂黑牌，挨批 斗，游校园示众，清厕所，扫马路，关牛棚，自是家常便 饭。1972 年，在老上级王震、科大学生张腊狗等帮助下， 刘达官复原职，时年 61 岁。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他仍想在科大做出一番事业。但四人帮还在台上，学校一 些干部处处制肘，使他有志难伸。科大下迁合肥后，与北 京的中科院研究实体距离遥远，对学校发展极为不利。于 是，刘达给周恩来写信，向郭沫若登门求援，要求把科大 迁回北京，却碰了一鼻子灰。上压下挤，加上文革中受迫 害而导致健康不佳，使刘达在 1975 年不得不黯然离开科 大，到北京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

从 1963 至 1975 年，刘达在科大一共呆了 12 年。其中 五年蹲牛棚，实际主事仅六年多。在这短暂的数年内，刘 达至少为科大做出两大贡献，在科大校史上留下了光辉灿 烂的一页。 

刘达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竭尽全力为科大培养和保护 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才。60 年代初，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公安 部长罗瑞卿决定把北京变成一座没有“阶级敌人”的“水 晶城”，下令各单位和居委会把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 象”清理出北京。在科大青年教师中，不少人是从中科院 各研究所和其他单位调来的“政治处理品”，包括在“反 右”等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内控“右派”等各种有“政 治问题”的人。接到上级命令后，科大也清理出一百多名 教师，准备调到外地。当时并非党员的科大副校长严济慈 先生，拿着被清理教师发表的论文，向党委书记刘达提出 “异议”。刘达居然敢对抗北京市委和公安部的命令，下 令人事部门中止清理这批教师的调令，为科大保留了一批 优秀的中青年教师。

文革前，教育部宣传北京航空学院“又红又专”的优秀 学生范兴言。全国各大学争先恐后学习之，刘达却在科大 印发南京大学高材生温元凯的材料。范兴言的突出“成 绩” 是 “活学活用”毛选。温元凯的特点是在大学二年 级就学了数门外语，写出颇具专业水平的科研论文。文革 中温元凯被分配到浙江一家小型化工厂当工人。1972 年， 刘达获“解放”后，把温元凯调到科大任教。

文革后期，刘达以大无畏的胆略和魄力，顶住极左派的 压力和攻击，举办“回炉班”，充实学校师资。科大的师 资力量原先就很薄弱，下迁合肥后，许多教师离开了学 校。1972 年，刘达利用林彪集团垮台、极左路线稍微收敛 的机会，在全国挑选了三百多名 1967－1970 届科大毕业生 返回母校培训两年，然后担任教师。次年，四人帮在教育 界大搞“反回潮”、“反复辟”，刘达又成为极左派斗争 的对象。一些投机分子和“工农兵大学生” 借机发难，通 宵围攻刘达，逼迫他签署文件，把全部 “回炉生”退回原 单位。刘达却愤然回答：“你们就是整死我，我也不签 字。”后来这批“回炉生”成为科大教学科研的主力。

刘达对人才的爱护，还体现在对一些所谓“反动学生” 和“反动教师”的处理上。近代化学系青年教师邵良衡， 原在某保密研究所搞科研，在“暴露活思想”运动中承 认，曾到苏联大使馆附近转悠，想去苏联，遂被定为企图 叛国的“反革命分子”。刘达就把邵要回科大“监督改 造” ，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力学系 60 级学生江建 铭，毕业前给中央写信，反对批判苏修，被定为 “反动学 生”。刘达认为这只是思想认识问题，照样让他毕业，并 分配到保密工作单位。该单位发现江有“政治问题”后， 把江建铭退回给学校。刘达让江留在科大，还把江建铭给 中央的上书印发给马列主义教研室“批判”。听了那些教 员的“批判”后，刘达说，你们这些马列主义教员的水平 还不如江建铭。以后，江建铭一直留在科大，文革后任科 大校刊的编辑。 文革期间，物理系教师方励之等人在艰难条件下研究天 体物理，在学术刊物上介绍外国的“黑洞”、“宇宙大爆 炸”等新理论，被“上海帮”控制的《自然辩证法》批为 “伪科学”。刘达不理睬上海帮的大批判，鼓励和大力支 持方励之等人的研究，使中国科学家在天体物理学领域占 有一席之地。

1977 年，刘达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人在 清华，却没有忘记科大。他亲自写信推荐，帮助流散全国 各地的许多科大毕业生得以返回科研教学战线。厦门大学 天体物理学家卢炬甫就是在刘达帮助下得以返回科研单位 的。

刘达对科大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他在 1965 年底大胆 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推行学分制，开共和国高校体制学 习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

1949 年后，中国全盘采用苏联教育制度。旧大学或解 散，或解体，或合并。清华、交大等变成纯工科学校。北 大、复旦等 “综合大学”仅剩文、理二科。其余钢铁、石 油、地质、航空、化工等校，专业面更为狭窄。学生一进 校，即被分派某一专业，按照指定课程学习，毫无选择余 地。

1958 年大跃进的惨败，导致 1962 年的调整。国民经济 稍有起色，毛泽东即号召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1963 年以后，教育界“左风”愈刮愈烈，实行“阶级路 线”，批苏修，读毛选，学雷锋。1964 年，毛泽东指示 “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学制可以缩 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刘达 1963 年到科大上任后，用三个月时间拜访科大的 教授和科学家，结合自己就读辅仁大学的经验，对办好科 大形成自己一套想法。1965 年他以贯彻毛主席指示为名 “偷天换日”，开始教育改革。

刘达的教改，可归结为“三化”：自由化，英语化和西 方化。 一、以学生为中心，推行西方.

一、以学生为中心，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大搞“自 由化”。大幅减少必修课，每学期仅规定三门必修课（包 括外语），每门主课三个学分，学生完成规定学分即可毕 业。学生可自由选修全校任何专业、任何年级和任何教师 的任何课程，可以跳级、单科升级和提前毕业，可不去听 课，完全自学，只要期末考试及格即可。据文革中大字报 揭发，刘达还打算取消全校低年级学生的专业划分，新生 进校后，先学两年基础课，再按学习成绩和学生的意愿定 专业。

二、重视英语。文革前，除了外语院校，科大是全国最 重视外语的大学。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 毕业。刘达的教改，尤其强调英语。1965 年新生入学后， 无论原来学过何种外语，必须首先学英语，英语过关后才 能学其他外语。未学过英语的新生，编入英语慢班；学过 三年英语的，进入快班；学过六年英语的，进入特快班， 由外语教研室主任田雨三教授亲自用英语授课。

三、直接采用英美教材。过去科大与其他大学相同，采 用苏联教材和中国其他大学或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1965 年，科大一些课程开始直接采用美国教材，例如化学物理 专业的普通物理学，就采用的是李重卿翻译的美国哈里德• 瑞斯尼克的《物理学》

这场教改极大地调动了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竞争意识。科大的大多数学生原是各中学尖子生，个个 雄心勃勃，人人争先恐后，都想多选课，多修学分，除了 吃饭、睡觉和体育锻炼，其余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饭 堂吃饭排队，掏出英语单词本念念有词的人不是个别。不 难想见，这场极有战略眼光、极具前瞻性的教改，如不是 因文革而中途夭折，必将为中国科学事业培养出更多的科 学人才。

文革一来，教改不仅半途中止，而且遭到严厉批判。但 刘达的教育思想却在科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科大后来搞 学生“回炉班”，在全国高校外语评比中多次独占鳌头， 创办全国第一个少年班，建立全国第一家研究生院，考研 和出国留学的比例全国第一，甚至进行低年级生不分专业 的试验，皆与刘达当年教改留下的遗产密切相关。

刘达在文革中被“专政”期间，发生过不少“趣闻”。 一天，他向专政队“汇报思想”，说他打扫教学大楼一至 六楼的厕所，发现使用人数最多的一楼厕所最脏，六楼厕 所最干净。他建议今后设计楼房，一楼厕所应该大一些， 楼层越高，厕所面积应该越小，使专政队头头哭笑不得， 却表现出他观察细致和办事认真的态度.

科大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派张腊狗（后改名张恒 烈，曾任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等学生监管刘 达。刘达身处逆境，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地叙述自己的经 历，这种态度令张腊狗等人肃然起敬，觉得刘达一身正 气，关心国家前途和民众疾苦，认定他是“好干部”，并 成立“干部问题联络站”（简称“干联站”），决心保刘出 山。但 1967 年底，康生、杨成武等人，说刘达一直追随刘 澜涛、彭真等 “坏人”，一贯“右倾”，于是，刘达被定 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971 年，刘达仍在牛棚关押。 张腊狗修书王震，陈说刘达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区同刘 达共事，对刘达印象不错，称刘是“与工农兵结合得最好 的大学生”。王震随后打电话给时任安徽革委会主任的老 部下，刘达终获得“解放”。

刘达“解放”后，在科大官复原职，不仅没有打击报复 那些文革初期整过自己的人，反而以宽阔的胸襟，尽力团 结反对他最力的那一派。首先“解放” 数名“打倒刘达” 最坚决、后来因其他事挨整的干部教师，为“反刘派”的 主要头头安排重要职务，并介绍其中一人入党，还住到反 刘人物最多的近代化学系的单身教师宿舍，与教师朝夕相 处，以图化解恩怨，共同办好科大。对于在文革中保护过 他、想要调回科大的学生，他从不干预他们的调动事务， 甚至劝说保他最力的张腊狗不要调回科大，以免落下“任 人唯亲”的话柄。

1960 年代的中共高干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竭力讨 好、吹捧最高领袖及中央当红权势人物，以便往上爬。林 彪、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可谓此类典型；第二类，循规 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上级指示从不怀疑，或明 知有错也不敢抵制，此类人物为数甚多；第三类，仍保持 革命初期的理想，关心民众疾苦，从不计较个人升降得 失，敢于抵制上级甚至最高领袖的错误指示，在无力改变 政治大环境的情况下，力争多做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彭 德怀、刘达就是这类干部的代表。

然而，和彭德怀不同的是，刘达是一个受过英美式教育 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有一套更 系统、更成熟的理念，因而对极左路线的抵制更自觉、更 坚决，对“最高指示”更不迷信或盲从，更敢于推行和坚 持自己的理念。1959 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 后并没有认错。文革前，林彪把最高领袖吹上了天，刘达 却在科大全校大会上公开地说：“有人说，主席的话一句 顶一万句，难道主席吃饭、喝水、上厕所说的话，也一句 顶一万句吗？”“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有错误，你到 革命博物馆看主席的手稿，涂涂改改很多，没错误为什么 要涂改？”文革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他竟敢在天子脚下， 偷梁换柱，推行以西方教育制度为模式的教改。文革中被 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关进“牛棚”之后，他并不 像当时一些被整的干部那样，为了自己“过关”而做违心 的“检讨”，或者胡乱“揭发”他人的“罪行”。文革后 期，他获得“解放”后，并未吸取“教训”，又在科大采 取了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回炉”行动。

抗战时期，张春桥、马天水是刘达的下属，直到文革前 夕，马天水来北京，还经常探望这位老上级。刘达被关入 “牛棚” 后，如果给当时大权在握的张、马写信求援，不 仅可能提前“解放”，而且还可能升官，但他从未有过这 种念头。文革结束后，他也没有去攀附位高权重的王震， 谋求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世人看来，刘达在官场上也许 “不合时宜”，“不识时务”，总是得不到当权者喜欢。 但笔者认为，刘达像顾准那样，是中共干部中罕见的“异 类”，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先知，是顶天立地的“大写的 人”，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樑。

刘达去世已经 14 年了。在科大庆祝建校 50 周年之际， 笔者在异国他乡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这些文字，以表达对 这位中国杰出教育家的深切敬意。纵然科大的校史可以只 字不提刘达，但他的光辉形象却永远铭刻在笔者的心中!

参考文献 戴开元、华新民：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 http://tieba.baidu.com/f?kz=222707261.

刘 祖 平 ： 我 心 中 的 刘 达 同 志 . http://yuqiang.blogdriver.com/yuqiang/977148.html.

阮 耀 钟 ： 科 大 永 远 不 能 忘 记 刘 达 . http://q.blog.sina.com.cn/ruoshui/blogfile/4e5f987f 01008hy0&dpc=1.

王 允 然 ： 吃 刺 猬 的 年 代 —— 科 大 的 创 世 纪 .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gtang/library/fangli zhiciwei.htm.

张永谦：刘达. http://arch.ustc.edu.cn/story/ld.htm

作者简介： 戴开元，1946 年生于四川江津，1965 年考入中国科技 大学现代化学系，1978 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曾在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现定居美国； 华新民，1945 年生于江苏无锡，1962 年考入中国科技 大学近代力学系，1978 年调中国科技大学任教，1986 年在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物理学博士，现在美国宇航 局工作。

原载《科学文化评论》 第 5 卷 第 5 期 (2008):

本文网上来源：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8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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