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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方励之先生

(2024-02-17 17:19:26) 下一个

《科大瞬间》| 方励之专辑

逝者斯人──我所认识的方励之先生

寿天德（5912）

方励之教授在 2012 年 4 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期间不幸逝世。世界失去了一位出色的天体物理学家，中国失去了一位爱国者，一位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的学者。海内外回忆和悼念他的文章和电文很多,据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些师生还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作为在科大期间与他有很多工作关系的我，在上海默默地悼念他的时候，写下了以下的文字：

他有科学家的直率，

他有爱国者的激情，

但他没有政客的心计和手腕，

于是先知先觉者终于落难。

历史正在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早就听物理系的老物理学家钱临照（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前中央研究院代理干事长）教授讲到过方励之的名字，他说方是一位很有潜力的年轻讲师，但真正认识方励之则是文革期间中国科技大学 1970 年由北京外迁到合肥之后。那时每日清晨，在原合肥师范学院的校园内，总是能够看到一位年轻人一手拿着一个馒头，边啃边走，急冲冲地从饭厅朝着教一楼“宿舍”赶去，他就是住在教一楼三层走廊转角上用破木头隔建的小屋内的一位教师，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方励之。就是在这个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他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地刻苦钻研。在 1972 年开始就组织了我国第一个理论天体物理研究小组，率领一批年轻物理学者长期坚持学术研究，在相对论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挺进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很早就被著名学术刊物 Nature 所专文介绍，为我国争得一席之地（该组成员中就涌现了至少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本人先后受聘为剑桥大学、罗马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大学的高级讲座教授或客座教授。 1981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即院士），1982 年成为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学术委员。

1984 年秋，中科院物理所所长管维炎到科技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方励之被任命为常务副校长。同年 11 月，他们提名我担任生物学系常务副主任（正主任缺），当副校长包忠谋和我谈要我担任该系负责人的时，科大生物系的情况很糟，系风不正，人心涣散，只有四位副教授和一些年轻教师，我抱着决心振兴生物系和“与其让差劲的人当权，不如自己来负责”的想法,作为年轻讲师的我也就答应下来。谁知第二天，方励之常务副校长便直接打电话给我，要求我 “组阁”，提出生物系领导班子的名单，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鉴于过去系领导班子空谈和扯皮现象较多、工作效率不高的教训，我只提出了和另一位年轻讲师两个人共同负责该系的方案，很快就得到他的批准。

后来，我发现科大的校级行政班子中的正处长(包括人事处、科研处、教务处、财务处和后勤处长) 基本上都换了，改由一些有实际教学科研经验的教授、副教授担任，以确保学校一切工作能够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进行。方励之曾经对这些处长们说过，我请你们担任处长，并不是要你们放弃教学和科研工作，你们至少必须参加教学工作，以便你们不当

行政工作时，仍然是一名合格的教师。正因为这种人事安排，科大教授们在行政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较其他院校显著得多。那时候，常务副校长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占据了方教授的全部时间，作为著名的科学家的他只能利用晚间和出差时做些天体物理的研究工作，这些都感动和激励着广大师生。他在科大师生中有很高的威信。

在实际的工作中，我和方先生在会议中接触较多。他给我的印象是，开会的目的明确，直奔主题，作风民主，鼓励各种不同意见之间进行讨论或辩论,也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工作一旦商定下来的事情，他勇于担当领导责任；他本人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在校园里碰到时，可以和他随便聊天、谈工作。在一次会上，我向方先生提出，今后生物系上报的报告如有我的签名的，我将负法律责任，然而光有公章无我签名的我概不负责，以杜绝滥用公章、逃避个人责任的做法。这个提议当场得到了方先生的赞同和鼓励。

方先生主政时期科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学校的学术活动如雨后春笋似地举行；教师们自发地组织起“中老年教师俱乐部”和“青年教师俱乐部”,经常在周末举行各种活动，有时邀请学校多位领导以教师的身份参加“神仙会”，请他们报告学校有关的工作情况，在完全平等的气氛中进行议论、建议和批评，方励之是该俱乐部的常客之一。与此同时，学校里的学生社团数量大增，学术和各类活动极为活跃，他也经常应邀出席。

生命科学很重要，但科大生物系的师资力量薄弱，亟需提高和加强，这就更需要自强自立，不拘一格举人才，鼓励年轻人快速成长。在当时系里没有一个正教授的情况下，我曾经提议将一位比我年轻五岁的讲师陈霖破格外送材料评审教授，最后在六位外评专家一致赞成下,他被批准晋升为当时科大最年轻的教授，这极大地鼓舞了生物系师生。事实上，后来陈霖在认知科学方面的成就，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年轻院士。方先生在工作中坚持原则，但也有灵活性。如1986年的提职工作中，生物系上报的几位副教授候选人在学校初筛时全部落选，我深感这将对发展中的生物系的士气有极大的打击，为此连夜专门到方先生宿舍，对他详说生命科学在科大发展中的重要性，要求对生物系实行一定的特殊政策加以扶持，当说到此事对系的发展极为不利时我不禁失声。最后，他同意作为特批将生物系的两位讲师材料送外单位专家评审，这两位女讲师最终得以晋升为副教授。她们在为科大生物系由一个不起眼的小系成长为科大的举足轻重的生命科学学院早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

方先生具有极强的爱国热情，渴望祖国早日文明富强。他曾对师生们作报告时，以个人体会谈到他在合肥长期工作的意义时说，当年如果他大学毕业时留在人才济济的北大当理论物理学教师的话，未必有今日的学术成就，正因为到了科大工作迫使自己奋斗不已，才促使开拓了相对论天体物理研究的学术新方向，他以此鼓励师生要立足合肥，将科大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为祖国的现代化多做贡献。上世纪 80年代初，每当他从国外参加学术活动或访问回来，经常会应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的邀请在晚间给师生作报告，一些闻所未闻的见闻，对于几十年国门紧闭造成的对外界世界一无所知的师生，真犹如茅塞顿开。看到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以及产生差距的社会、政治、思想根源方面的原因，激起了科大师生解放思想，改革向上的巨大热情。方先生曾经饱含深情地讲道，每当他从国外回来时，深深地感到祖国进步之缓慢，真恨不得踢它几脚！荒唐之极的是，这句发自内心的恨铁不成钢的、充满爱国激情的话，竟然会变成后来对他进行批判的口实！

方先生认为中国进步缓慢甚至倒退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不受制约的权力高度集中，没有建立民主的公正的社会制度，必然产生各种社会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之初，他以理论物理学家深邃的眼光，在改革之初就提出，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两个体制中的价格机制差别极大，必然会产生贪污腐败的极好土壤。他直言不讳地当众举出一些高干子弟和官员利用特权，倒卖外汇和批文，在香港买进各类物品在内地以高价出卖，赚取高额利润；军队甚至利用军舰走私汽车……这在当时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啊！但遗憾的是，历史完全被方先生不幸而言中，现在中国普遍存在的贪污腐化现象和惊人案例早已大大地超过了他所讲到的这些事情了！

方先生认为民主是制约集权的良方，但民主是要靠争取得来的，不能依靠恩赐。因此他一直鼓励和支持为争取民主权利而进行的合法活动。据说，他甚至在合肥稻香楼宾馆的一次会议上，和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争论起来，他坚持民主要靠争取得来；而万里认为民主是要从上而下实现的，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此消息传出来后，大家都很吃惊，因为万里可是以思想解放、勇于改革出名的共产党干部啊！但他仍然无所畏，方先生科学家的直率可见一斑。其实，在我看来民主是靠民众争取、经过立法自上而下形成制度而实现的，两者没有矛盾，缺一不可。可是，后来人民日报（1986年 12 月 17 日社论）为此批判方励之，就说他要用“激烈的手段”自下而上地来争取民主，据在场参加那次会议的管惟炎证明，这完全不是他的原意，而是“故意的扭曲”[第 338页，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李雅明主编，何淑铃整理，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台湾新竹，2004]。

方先生很早就提出，改革开放不能够只限于经济领域，而应该是“全方位的开放”。在当时竟然也成为被批判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 30 多年后的现在，“全方位的开放”、“与国际接轨”的观点已经成为从媒体到老百姓都广泛接受的说法。

1986 年冬天，我因胆-心综合症做了胆囊全切除手术，出院后在家养伤。这时合肥市西城区进行人民代表普选工作，科大学生因不满候选人名单完全由上级指定，而在校内贴大字报、游行，要求实行自下而上地进行提名。一些激进学生甚至提出在图书馆门前集合，上街游行，扩大影响。在学生们要出发前，方先生赶到图书馆前，站在台阶上向学生们喊话，肯定学生们争取民主的权利，但不同意学生们上街游行，影响社会秩序。他对学生们说，你们在学校怎样都可以，就是不要上街；在学校大礼堂举行民主讨论都可以，我陪你们。当时我也赶到了现场，以老师的名义登阶劝阻学生们上街游行，并特别指出“你们的行动只会给方校长增添麻烦”。学生中有一半听从我们的劝告，就没有上街。可是,还有一半正在火头上的年轻人，根本不听我们的劝告，仍然涌出了科大校门，上街游行去了。谁知就是这次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游行，竟成为方先生落难的起点。很快，北京最高层认定学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由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和方先生所鼓动起来的。立刻免除了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派出中央工作组宣布免除了管维炎的校长职务和方的常务副校长职务，并开除方先生中共党籍，由工作组全面接管科大的领导权。方先生立即被调回北京任北京天文台研究员。从此方先生便离开工作近 30 年的科大。值得注意的是，方励之被开除党籍的决定不是按党章的常规由他所在的党支部开会投票通过的（因为怕通不过），而是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的。

1989 年震惊世界的北京“六四”事件后，我从传达的中央文件中得知，北京市委（陈希同等人为首）关于北京市出现“动乱”的向党中央的报告中称方先生是“六四”民运的根源，使我感到十分惊异，因为方先生在北京早已是处于被“特别关照”的人物了，他有多么大的能量可以掀起数十万计的民众起来反“官倒”，反腐败？后来，又得知他到美国驻京使馆政治避难一年多，被当时某些文章谴责为“卖国贼”，尽管中国政府在国际的压力下，最后还是正式决定放他出国，在南苑机场开出临时海关出境，坐美国专机飞到英国剑桥大学做客座教授了。

时隔七年后的1996年,在我到美国犹他大学做第三次合作研究期间，作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天文系的方励之教授应该校物理系和政治系之邀做学术报告。我去听了在政治系所作的关于中国政治与学术关系的报告，他主要运用统计数据说明每逢政治运动时中国的学术就萧条乃至停顿，知识分子遭殃，学术刊物停刊或检讨等等。会场内人满为患，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听众似乎更感兴趣的是来听他回答问题的。记得当时有些尖锐的问答令我印象深刻。例如，有人提出,“六四”后许多“精英”流亡美国，有不少人很快就露出了不争气的原形，现在群龙无首，希望方教授出来举起海外的“民运”旗帜，将运动领导起来。方先生当即表示拒绝，说他是天文学家，不是职业政治家，只是一个十分关切祖国的命运的学者。又有人提问他为什么在“六四”期间跑到美国大使馆避难，而不是挺身而出与当局抗争时，方先生坦然地回答说，当时也有好友向他提出，到外地去避一避，免得受到无端的牵连，但他婉拒了这种建议，因为这将移祸他人。由于他和美国驻京使馆文化处的人认识，所以采用了直接去大使馆要求避难的做法。方教授回答说，这不存在爱国不爱国的问题，当年中共的缔造者李大钊为躲避北洋军阀的迫害也曾到苏俄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过，我采取了与他一样的做法有何不可。还有人提问方先生在美国大使馆一年多时间里，做了些什么事情时，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家当然做自己天体物理的学术研究，事实上他曾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作为地址的作者名义，投稿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篇论文。这些话语充分表明方先生是位光明磊落的人，一些不实之词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