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利5802：“五·七指示”及其从中国科大走向终结

李福利5802：“五·七指示”及其从中国科大走向终结

李福利5802

今天是2021年5月7日。早晨一觉醒来，想起了五十五年前的“五·七指示”、“五·七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提出“五·七指示”，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五·七指示”，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吹响了破坏文化的大革命的号角。请注意，“五·七指示”与“五·一六通知”的制定密不可分，“五·七指示”与“五·一六通知”贯穿十年文革的始终，“五·七指示”与“五·一六通知”共同给中国人民制造了灾难。

“五·七指示”的起因，是林彪于1966年5月6月寄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那实际上是总后勤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林彪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因此有感而发，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的回信，就称为“五·七指示”。

总后勤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是讲军队从事生产的经验。军队除了进行政治教育、军事训练，也开展生产，包括开垦农田，在边疆搞生产，从事其他生产。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既提出了他理想的社会模式，又发出了文革动员令，也给大学投下了一颗炸弹。他要求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要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有条件的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有条件的也要由集体办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全国都要兼学别样，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军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请注意，中共中央是在1966年5月15日批转“五·七指示”，而第二天制定了“五·一六”通知。1966年8月1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这绝不是偶然。这充分说明，从理论到实践，“五·七指示”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纲领。自从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七指示”，与文革浪潮同步，走“五·七道路”、办“五·七农场”、“五·七干校”之风盛行，甚至超越文革全过程。

特别是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抢风头，把在庆安县柳河办的一个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抢了头功。人民日報突出报导了柳河的“五·七干校”，并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兵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掀起了办“五·七干校”和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据初步统计，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机关大约办了100多所“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的干部和部分家属达十万多人，各地下放劳动人员达数百万之众。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办在江西省的进贤县，据说有几千亩地。国务院直属机关在宁夏有一个专属的“五·七干校”。在河南信阳也有几个部合办的“五·七干校”。

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节目拍摄的“息县干校记忆”十集纪录片（我看过但未看完整），详细讲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者们集中在河南信阳息县“五·七干校”劳动，其中有钱钟书、杨绛、沈从文、俞平伯、何其芳、吴世昌、吕叔湘、胡绳、金岳霖、顾准以及当时还年轻的吴敬琏等。他们的任务就是种地、养猪、打坯、烧砖、盖房。钱钟书曾经烧锅炉，杨绛曾经守菜园，顾准曾住在仓库。据当事人回忆，曾有80个人同住一个大房间。息县的“五·七干校”曾占地1千多亩。

中国科学院在宁夏陶乐、河南罗山办过“五·七干校”。据说，著名女科学家何泽慧在罗山“五·七干校”的任务是敲钟报时，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每隔半小时敲一次钟。科学院的老太太准时敲钟，在当地群众中成为“美谈”。

另外，中国科学院在文革中撤销了综合考察委员会、心理所、北京植物园等4个单位，“一锅端”到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潜江是血吸虫高发区。

北大和清华的“五·七干校”在江西的鲤鱼洲，教授们在那里锻炼“鲤鱼跳龙门”。据说这是中国最大、含金量最高的“五·七干校”。据曾是北大校友的科大老师说，此地是雷暴区，也是血吸虫遍地，北京大学约2000多教职工在这所“五·七干校”，其中有著名学者张岱年、侯仁之、沈克琦、乐黛云、邓广铭等。原北大校长陆平放牛，侯仁之曾经穿着一个裤衩背水泥袋，乐黛云等女老师参加繁重体力劳动。

清华大学大约有3000名教师职工在鲤鱼洲“五·七干校”，不管是学部委员，还是女老师，都要种稻、种菜。由于那里有血吸虫，老师们下稻田之前要先在腿上抹上一种药，防血吸虫。尽管这样，还是有不少老师得了血吸虫病，大家自我解嘲地说这是“接受血吸虫的再教育”！

我们中国科技大学的“五·七农场”比北大、清华的鲤鱼洲“幸福多了”。科大有一个“五·七农场”在安徽寿县，另一个在董铺水库附近。

我去寿县那个“五·七农场”，真有点戏剧性。1971年的一天，本来前一天晚上专案组还逼我交待“反林彪”的罪行，却突然被恢复自由而有资格到“五·七农场”。一到寿县农场，马上由物理系的军代表张长耕传达中央文件，第一句话就是“叛徒内奸卖国贼林彪叛党叛国”，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我们听传达是在一个敞口的大棚里，地上散满稻草，我们就散坐在乱草上，也有人逍遥自在地躺在乱草堆里。一听到这晴天霹雳的爆炸性消息，大家都像被雷击触电一样，顿时似僵尸一般。原来躺在乱草中的逍遥者，却像“炸尸”般一下子站了起来。这是我到寿县“五·七农场”的第一天。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就参加收水稻的劳动。我们在稻田里捉到一只黄鼠狼。我见了那黄鼠狼，立刻想起关于“黄大仙”的许多故事，吓得心惊肉跳。也许在“五·七农场”接受再教育的缘故吧，人们觉悟提高到敢吃黄鼠狼了！几个人，包括校医院一个女护士，竟然把那只“黄大仙”烹吃了！

在寿县“五·七农场”，也该批资产阶级吧？是的！批谁呢？就批林彪的“小爪牙”、“小爬虫”陈述慧。她是物理系江书定老师的爱人，说来真是不可思议。原来陈述慧开始在科大中关村分部被专案组专政几年了，又带到寿县“五·七农场”。恶毒的专案组不向陈述慧传达林彪出事的文件，却故意在陈述慧面前说林彪的坏话。陈述慧不知这是奸计、陷阱，便反守为攻，说专案组的人反对毛泽东的接班人。陈述慧本已被整得精神有些失常了，又不知林彪出事了，她便乘机歌颂林彪，称林彪是“父帅”。这一下，便成了陈述慧的新罪行。于是便开了陈述慧的批斗会。在寿县“五·七农场”的批斗会上，陈述慧仍然“大义凛然”，称林彪是“父帅”！我们茫然，感到不对味，对那专案组的流氓行为感到气愤，却也不敢发声！

我后来在董铺水库附近的“五·七农场”呆了半年多时间。一起去的有物教的蔡锡祜、邓祖夷，物理系的方容川，生物系的余明坤等。那时“五·七农场”的骨干是李斌、伍润生、周春荣，他们成了专家一级的。初春，水田有冰，化学系的老师就赤脚下到布满冰块的水田里，用水牛犁田。我们后来插秧，在稻田薅草，疏松水田。

本来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地的贫下中农却经常到我们“五·七农场”偷东西。为了对付我们的贫下中农老师，我们“五·七农场”养了二条大狗。一条似德国牧羊犬，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尼克松；另一条稍小一些，全身黑色，我们给它起名叫黑格。因为那时美国总统名字叫尼克松，美国国务卿名字叫黑格。把 “五·七农?” 的二条狗起名为尼克松和黑格，也是在“五·七农场”批资产阶级的实际行动，是“政治正确”吧！

有一天半夜，农场领导招呼我们有紧急行动。原来是农场的领导杀了农场的一头猪，据说是病猪，就埋在了农场里，周围十多个农民持锹来“掘墓抢猪”。我们这些老师，本来在“五·七农场”就要“学军”的呀，立刻抡起棍棒，展开军事行动。那些农民想不到我等“白面书生”经过他们的“再教育”和“五·七农场”的锻炼，有这样的进步和神勇，也就不敢冒然“掘墓抢猪”了。结果，经过一番对峙，双方鸣金收兵。第二天，方容川对我说，我们这些老师和周围农民都被耍弄了。那里埋的根本不是病猪，因为他调查了，近来农场没猪生病。应该是农场的头头们秘密杀猪，好肉留给自己，废物“入土下葬”。你们看，我这样“家丑外扬”合适吗？

在“五·七农场”学政治，还真不是一无所获。比方说，马克思主义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总搞不明白，还跟政治老师辩论。我说现实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呀，不然那红头文件起什么作用？经过“五·七干校”的锻炼，一次顿悟让我明白了这个大道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一次我们偷偷议论，讲农民的坏话，说农民怎么总来“五·七农场”偷东西呀，太不像话了！想到生物系那位受人尊敬的女共产党员，余明坤说：“我若是这附近的农民，我也来偷！”余明坤这一句话，对我来说“胜读十年书”，我瞬间顿悟，一下子明白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道理。

科大在董铺水库附近的“五·七干校”还有奇闻异事。一是科大“五·七农场”的大公猪免费为农民的母猪配种，大家围观。二是科大一位学生当着我的面，徒手捉了一条蛇，并当场吞了蛇胆。据说蛇胆护眼，不知此人视力还好？

要说“五·七指示”怎样配合文化大革命，造成多严重的后果，还一时找不到全面的统计。人们看到，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五·七指示”也寿终正寝了。要说起“五·七指示”的终结，还真是有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蝴蝶抖一抖翅膀造成的蝴蝶效应。

话说中国科大从首都北京下迁安徽合肥，教师流失严重。安徽省工宣队、军宣队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及“清查5.16”中，残酷镇压教师学生，严重影响教学与科研，师生们怨声载道。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改组安徽省委，万里、顾卓新、赵守一主政安徽。万里是大家熟悉的，顾卓新原是中共东北局书记，赵守一是原陕西省委书记。他们在合肥稻香楼办公。人们都知道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支持包产到户，开了农村改革的先河。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正是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率先决定终止贯彻“五·七指示”，解散“五·七干校”。这是一个影响深广的政治事件，是万里等人功德无量的勇敢壮举。

我作为中国科大的一个普通教师，无意中成了终止“五·七指示”、解散“五·七干校”的见证者。那是1978年前后，有一天我被突然通知开会，没告诉是开什么会。我到达中国科大东区图书馆，可能是三层，一个不大的房间坐了二三十个老师。突然，安徽省委的顾卓新进来了。他的讲话内容，我几乎都忘了，但他讲的一件大事，我却八辈子也忘不了。只听见顾卓新不快不慢、不愠不火、一字一板、平静地说：“省委决定，教师和干部不再去五·七干校劳动”，“五·七干校”不办了！当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脸茫然。我不敢相信这个决定是真的。这个决定的宣布太突然了。这样宣布的方式也太奇特了。这么终止“最高指示”也太胆大包天了。顾卓新根本没念文件，也许当时还根本没形成文件。我茫然地看看四周，大家也像我一样，一脸茫然，半信半疑，也看不出谁有什么高兴的样子。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我当时的感受和想法。我感到突然和半信半疑，心想这可怎么走路？我有这样奇怪的想法，是因为我小时候养过小鸡。你若按住小鸡的背，把它按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钉鸡钉狗，钉得小鸡不敢走”，那样你即使松开手，小鸡也一时不会走路，得过一二分钟才会欢蹦乱跳起来。背后是什么科学机理？不知道。实践出真知。这是我奶奶教给我的，又是我实践证明了的。我当时就想，我就是个小鸡仔，被人按着背，按在地上，被按地时间长了，你一松手，我就真不会走路了，或许要过一段时间才会走路。

事实证明，“五·七指示”真的要终结了，“五·七干校”真的要解散了，干部和知识分子要从劳动改造中解放了。虽然在中国科大宣布了终止执行“五·七指示”、停办“五·七干校”，要在全中国各地落实执行，尚需时日。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真是改革开放的先锋，拨乱反正的先锋。

直到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才停办。从1966年提出“五·七指示”，到1979年终止执行“五·七指示”，先后达十三年之久。当年的“五·七战士”，历经沧桑，垂垂老矣。历史的教训，还是留给后人吧！

2021年5月7日于北京

 

作者后记：

不知还有哪位老师记得顾卓新在东区图书馆小型会上宣布教师干部不再去五.七干校。我估计校史中不一定有这记彔。当时我就奇怪，顾卓新到科大，为什么不在全校大会做報告或做什么宣布。当时他手中没拿任何文件，更不是宣读任何文件。在我印象中当时也没校长书记陪同。肯定没有科大官方致欢迎词之类一些仪式。

现在我想，顾卓新这次到科大，可否是属于调研、摸底性质的。

顾卓新那次到科大，我记得特清楚。首先，我有个嗜好，背苏联的苏共主席团成员的名字，有的是背全称。我还背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有时新选出的名单一公布我就可背个八九不离十），背各省大员名字，背军隊高级军官名字。有一次我与徐帅女儿聊天，她睁大眼睛吃惊地问我说“李老师，你怎么连我爸过去的勤务员的名字都知道？）。因此，我也早注意到顾卓新的。第二，文革初，东北局丑事爆光。我知道写顾卓新大字報的一些内容。因此，顾卓新这名字在我头脑中已掛号了。第三，万里刚到安徽，我就注意到与他搭班子的顾卓新和赵守一，也早已知赵守一曾在陝西。第四，顾卓新形象突出，绝对不会张冠李戴。第五，每当媒体上讲到万里带头农村改革，我就想到万里顾卓新决定终止执行“五.七指示”，并想把这事写出来，有多次欲写的冲动。万里去世时，我又想写此事。总之，这事不断在我心中翻腾，因为我认为终止执行“五.七指示”，与支持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有差不多的重要意义（我这想法可能太片面）。

总之，我保证此事记忆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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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的害人精们断子绝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