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没有喊出“科大回京”的大会
许子明6005
一、背景
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教育事业百废待兴。曾经的高校样板北大、清华深受“四人帮”流毒影响,积重难返。党和国家寄希望于中国科技大学,希望科大成为高校改革的新的旗帜。
1977年8月5日至13日,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会议。
8月18日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科学院召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会议的消息,标题为“一定要办好中国科技大学”。
19日《人民日报》在刊登新华社上述消息的同时,编后按语称“在教育要大上的形势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迈开了一大步。”
是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该“先迈开了一大步”!
可事实是,在科学院方毅、李昌的阻挠下,会议没有提出大胆的改革方案,辜负了党和国家对科大的期望,更没有喊出科大全校希望“迁回北京”的心声。
科大命运的整个过程,都按方毅、李昌“扎根安徽”的路线图设计:通过科大工作会议统一思想,罔顾民意,骗得中央批示,把“扎根安徽”的紧箍咒牢牢套在科大的头上。
二、我记忆中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会议
1977年,科学院决定召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会议。这给正为科大回京而努力的广大师生员工带来希望,大家期待在这次会议上堂堂正正地提出科大返京的建议。
参加会议的代表共55人,包括校领导武汝扬、徐文英、黄英达、贾志斌、任知恕、包忠谋等,系、处及各部门负责人,学生代表,还有回京活动积极分子的群众代表。我就是其中一份子。
令人失望的是会议一开始,科学院就设下了“规矩”:不能提“科大回京”。在讨论大会纪要如何写时,面对不能提“回京”的禁令,主持会议的校领导武汝扬由于职务约束,不得不在会上限制代表提出回京的要求;可我们群众代表并不甘心,会下费尽脑子想对策,最后提出在北京办科大分校。
我们当时的设想是,既然回京不能一步完成,那就两步走吧——先在北京踏上一只脚,时机成熟了再把另一只脚挪过来。具体步骤是:先在科大北京管理处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科技大学分校”,开始承接科大高年级学生到科学院研究所实习,将学校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北京,到一定阶段再将北京的分校转成“本校”,合肥改为“分校”。我们的建议得到武汝扬等校领导的认可,并同意把在北京办分校的意见正式写到会议纪要中。科大回京,我们将一步改成两步。
但我们草拟的会议纪要并没有被认可。据说是当时有位副总理表示反对,说“如果科大要回北京办分校,那么其他学校如石油学院、地质学院、林学院等都来效仿,北京哪里有地方?”——这个说法没有得到证实。
科学院方毅、李昌他们的原定意图,是想通过科大工作会议 “统一思想”,断绝科大回京念头,彻底扎根安徽。所以,后来在9月5日方毅、李昌一手炮制的《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完全无视科大师生员工的意愿,硬是塞进 “扎根安徽”的私货。可以说,八天的工作会议只是“走过场”,科大的声音完全被压制和掩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会议后,设立中国科技大学分校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科学院决定设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官方说法是:科学院“委托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设立研究生院”)。刚开始,许多人还抱着幻想,研究生院也可以吧。实际上,科学院一开始就把研究生院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派到研究生院的第一副院长马西林,就是李昌原哈工大的老部下。历史后来正是按着科学院的意图演变:由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变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再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变成中国科学院大学。
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却真的按着方毅、李昌的意愿,老老实实地扎根安徽。把北京的地理优势让给了不认科大的科学院的“二胎”——国科大。今天(2018年10月23日)北京电视台传来了国科大成立40周年的报道。40年前的今天,正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成立的日子。国科大就是这么大胆地篡改了历史。
三、郭沫若校长接见与会代表是会议唯一“亮点”
从1958年建校起,郭沫若校长一直非常关心科大的前途。可那次会议并没有安排科大的法定校长郭沫若到会讲话,倒是郭老主动要求接见与会代表。
1977年8月11日在北京饭店,我们最后一次见到郭校长。他老人家身体已经很虚弱,但看到科大的老领导和代表们,非常高兴。当和原“延安公社”负责人黄英达、原“东方红公社”负责人贾志斌握手时,还高兴地交谈片刻。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的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竟然没有参加接见。


郭沫若校长与科学院、科大老领导

郭老和科大代表

郭老与郁文

郭老和严济慈

郭老和武衡

郭老和甘重斗

郭老和武汝扬

郭老和杨承宗

郭老与贾志斌(左1)、黄英达(左2)、徐文英(左3)亲切交谈。
作者许子明,科大6005级,1965年毕业留校,1981年调北京工商大学。照片系许子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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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的名声在文革后稍微正直一点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名声都是很臭的,且不说那时他身体很差了
记得有次郭女儿在郭铜像前讲话纪念郭老啥,听众一帮研究生听着都嘘声对郭非诚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