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达6103：关于中国科大下迁的点滴回顾

黄英达6103：关于中国科大下迁的点滴回顾

 

图片说明：1977年8月11日科大工作会议期间，郭老接见黄英达、贾志斌。

 

一、“代拟稿”的起草依据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持了清华、北大等教育机构和系统。在其后期，抓全面整顿的邓小平同志和当时分管科技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要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抓基础理论研究必然涉及教育，涉及后继有人问题。为了落实毛主席、周总理的相关指示，冲破“梁效”为马前卒的“帮天下”，就指示当时中科院的负责人胡耀邦、李昌等同志，让中国科技大学提出整顿教育工作的设想。

为了帮助科大把握好设想，按照李昌同志的指示，中科院赵云生于1975年8月17日将所整理的周总理关于办教育、培养科学人才的指示摘录报请李昌审阅，李当即在8月19日批示“可送他们（中科大的同志）参考”[1][2]。这些指示是科大1975年为中科院起算关于整顿教育工作 “代拟稿”的指导思想。

1972年10月14日，周总理在接见李政道的谈话中指出：“学生中学毕业后定期劳动一个时候，比如一、二年，然后选拔好的上大学。另外如果中学生中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中学毕业后直接上大学，每年劳动一个时期。这两种办法是平行的。毛主席说，在一切事业上都是二条腿走路。”

周总理还指出：“这几年中学出来的，七五年才能进大学。这样七十年代还有六年，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研究人才出来。大学毕业生尚未分配或分配不恰当的丢掉了不如回炉，再回到研究机构深造，在研究机构多呆一个时候搞研究。”[3]

1974年5月24日，周总理又一次接见李政道。在谈话中李提出：“基础科学也要有连续性。效率最高是在年轻的时候。所以应在年轻的时候开始训练。也许在13岁。”“培养基础科学人员，可以从十三、四岁开始。也许是两万个，也许是几万个，相当少数。选择不能用考试制度，因为考试制度只能测验他们已有的知识。选拔基础科学人员，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理解力，然后是斗争性，再次是记忆力。理解力是必要的，斗争性也是很重要的，记忆力比较次要，前二点则非常重要。而这两个条件并不是反映已有的常识。……这就一定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来培养。也许六年，或者五年，七年。这里面没有天才。”

周总理很关心培养这些人才在科学方面要学习的科目，李政道认为：“开头三年，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也可以有一点，是综合性的。后三年可以专一些。”

周总理在接见中对李政道说：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你的信和建议书我已经送呈毛主席了。5月30日，毛主席接见李政道说：你的那个东西（指李的建议书）我是赞成的，应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4]

周总理接见李政道的这些谈话的文字材料，中科大同志虽然1975年才看到，并据此提出了教育、科研工作的整顿建议。但谈话的精神刘达等领导同志也许更早就知道。1972年开始招收“老三届”毕业生返校回炉进修，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前招收几届的工农兵学员，以及之后提出创办“少年班”都是据此而来。

1977年，以‘梁效’为代表的‘四人帮’势力在清华、北大等高校依然盘根错节。为了在教育战线上冲破阻力、闯出新路，中央很重视在75年提出‘代拟稿’正确设想的中科大。8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中国科学院召开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会议的消息。之后，中央批准科大在国内率先成立北京研究生院，率先恢复硕士、博士生的招收培养，率先让学校中的优秀师生出国交流学习。这些建设性的举措，在我国回归正常教育制度中发挥了排头兵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从北京下放

为了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1969年7月，科大“教育革命组”受“左”的思潮影响，以江西共大为样，起草了“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由于报告脱离科学技术学习、研究的实际需要，提出像共大一样，把学校办到农村去的设想，在校革委会讨论中遭到很多同志的批驳反对。在其后也没有更深入的讨论、修改。我回忆不清是否有科大同志参加刘西尧主持召开中科院革委会常委讨论该报告，和刘西尧、石煌到校讨论修改的情况。

长期以来，我认为这是一份在不当的时刻仓促提出的错误报告，但正符合知道时局背景的军宣队领导、特别是刘西尧等同志当时的心意和需要。因此，在校革委会存在着严重分歧，不少人提出尖锐批评意见时，却不再修改，由军宣队做主上报中科院。中科院的一些人为了推卸责任，长期以来也热衷于以此为借口解释科大的下迁。

上述创办教育试验基地的报告尽管有李先念、谢富治的批示，但从来没有执行过。记得在69年大约9、10月间，关于在京中央各部委所属的高校要搬离北京的消息就传开了。科大的同志了解到隶属于国防口的院校（如北京工业学院）可以不下迁。为此曾以学校名义专门向聂荣臻同志报告、希望归口国防科工委，聂办同志口头表达聂老总原则同意。但还来不及正式办理手续时，聂老总受到国防口一些人的严重冲击，已不能正常工作，科大改属国防科工委一事中途夭折，却因此惹恼了中科院领导。

李先念同志在1969年10月17日的批示中特别点出“在中央未下达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决定之前，可以先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明确了中央在当时就已作出高校下放的决定，只是还未下达。身居要职的刘西尧当然是很知情的，但他却特地在10月9日上报中科大3个月前拟出的创办教育试验基地的设想报告。先念同志的批示虽经传达，科大却无所行动。10天后的10月26日中央发出 “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其后，在科大的疏散（后又改为搬迁）和与此配合的“一打三反”运动，以及各系被分散到安徽各地办学习班、接受再教育的形形式式活动中，提及的都是依照中央这一通知下放学校。不管在北京、还是在安徽，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再没有人提起创办教育试验基地的事。

刘西尧时任周总理的联络员，国务院科教组的负责人，北京高等院校的下放工作由他总负责。其时，所有高校的下放阻力都很大，工作推不动。大约在69年11月上旬，有一天他召见我校工军宣队和校革委会的负责人（本人也参加了），诚恳地对大家说，“我是高校下放的负责人，但自己主管的中国科大都不动，我无法去做其它相关院校的工作。我现在请求你们的支持，先不必下放，先疏散，疏散到外地或到北京郊区都可以，先疏散出去，先动起来，我才好做其它院校的工作。”科大据此组织了若干调研组，紧急分赴北京郊区和几个省区了解安排疏散事宜。战纪科同志和我到广西自治区，他找了自己当年的老领导广西自治区的军区司令员，再由他向韦国清同志请示。韦国清同志表示可以考虑，地点拟安排到桂林的陆军学院，具体如何安排还要认真商议落实。

在学校汇总有关各地疏散调研的情况时，传来安徽李德生同志欢迎科大的消息，很快就有军宣队同志报告给刘西尧，在未经具体核实、调研的情况下，中科院、军宣队就下达决定：立即疏散到安徽省安庆市。对其它疏散点的情况，包括韦国清同志比较审慎的表态都不再考虑。这完全是既仓促又武断的决定。

1969年12月底，校革委决定由贾志斌、蔡有智、刘军和我到第一线了解情况，安排落实。我们到安庆市一看，疏散来的教职员工被安排在马山市委党校仅有的一座小楼，大多数同志到后行李一放，就回家去了。四常委立即向北京报告这种种困难，要求立即停止疏散。不久，接到北京指示，要求我们返回合肥，说李德生同志要接见，有重要指示，科大要由疏散改为搬迁。我们4人商量后，认为李德生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一表态就没有任何余地了。对于科大由“疏散”改为“搬迁”这样重要的决定，我们负不起责任。决定立即赶回北京，动员尚未疏散的学生、教职员工先不动，在校待命。并向刘西尧同志请示不要搬迁，坚持先疏散。由于担心在合肥车站受到拦阻，我们特地改由蚌埠上火车。

一到北京，我们就被告知最后一批学生刚刚疏散走，再没有了可动员的力量了。到校后，军宣队立即给我们四人专门办了学习班。1970年冬，除蔡有智同志留在北京组织搬迁外，我们三人即到合肥参加校“一打三反”学习班，成为重点对象。在近一年的时日中，除了交代问题，基本上不能乱说乱动。对于科大具体如何交接、搬迁并不清楚。

1969年苏修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珍宝岛事件发生，局势更加紧张，为此，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要深挖洞、广积粮，要加快三线建设。正是在这大背景下，中央作出高等院校下放的决定。中科大是在贯彻、落实这一决定中下迁安徽的。正因为如此，除了中央批准的华罗庚、严济慈等极少数同志留在北京外，全体师生员工（有的连同在外地的家人）和数量庞大的仪器、器材、图书、档案等物资才会在短短的数月内搬迁完而无多少阻力。

科大下迁的动因和当时北京其它部属院校的下放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科大是刘西尧同志直接领导、管理的学校，为了顺利完成他所负责的北京高校的下放工作，他极需科大带头。当科大不为所动，其它高校也阻力重重时，他以疏散为由，诱使科大尽快动起来，以最快速度将全体学生疏散到安庆市（实际上大部分回了家），把最容易形成搬迁阻力的群体打散，以四常委不遵指示，擅自回京为由办了他们的学习班，不准乱说乱动。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由疏散的托词改为彻底搬迁的本意，又以“一打三反”运动的政治高压让科大师生员工不敢有任何异动，快刀斩乱麻地完成了复杂的下迁工作。

科大下迁的全过程是透明的，是六、七千人亲身经历过的。现在去找中科院当时的领导解说下迁的动因，他们中竟然有人罔顾事实，还以创办教育基地给自己开脱，显得苍白且无聊。若是为办教育试验基地而下迁，在不到三个月内就大局已定，谁能做到?占地近五百亩的合肥师院，又凭什么把大好的校园腾让给北京来的中科大。

 

三、扎根安徽

中国科大自下迁安徽伊始，要求搬回北京的呼声就不断。1971年开始，学校不断和铁道兵交涉，要求他们把北京玉泉路的校址归还科大，并专题向中央打报告请示，中科院对此很支持。学校热心地讨要校址就是急切地想搬回北京。校址要回之后，中科院却不给科大，而是改为筹办高能所的基地。

1972年，特别是1974年，科大多次组织人员专门到中科院院部强烈表达搬回北京的愿望，终因学校在合肥，且没有活跃的学生群体的支持，刘西尧等院领导采用不予理会的“拖”字诀让这些表达无果而终。

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缓和，世界局势逆转，准备打仗的紧张气氛降温，科大不少员工通过不同途径调回北京，解决自身的困难，学校最迫切要求回迁的力量逐渐释放，很多优秀人才也因此流失。在安徽省委的关心下，科大在合肥的很多实际困难得以克服。通过回炉进修、招收工农兵学员，直至其后恢复正常的招生制度，教学秩序逐渐走上正轨，新生力量不断补充，扎根安徽的思想日趋强化。

1977年7月许子明等九位同志致信邓副主席反映办好中国科大的意见，要求将学校迁回北京重建，小平同志批示中科院阅处。其后又有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要求迁回北京。结果，农业大学等下放的院校搬回北京了，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中国科大却仍然扎根安徽，关键在于中科院领导的意见和决策。

 

四、怀念老校长郭沫若

提及中科院领导，我们就更加怀念老院长、老校长郭沫若同志。

敬爱的郭老，在新中国成立之始，特别是历经抗美援朝之后，为了打破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封锁迫害，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以他的特殊身份奔走于世界各地，在各种场合发出新中国的声音，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卓越贡献。在他主政中国科学院近20年中，汇集了国内外造就的科技英才，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二弹一星”等尖端技术的研发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领导下，中科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了科技事业后继有人，为了填补当时国内急需的科研空白，他又以远大的目光，艰辛的努力，提出和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郭老是位思想家，早在1943年，为了批驳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的观点，他独树一帜，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指出，明朝不是亡于‘外寇’，也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自身的腐败。他的结论和分析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在向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推荐此书时，毛主席告诫大家，如果不重视书中提出的问题，这本书就将成为一些人的来日之祭。深知腐败风气危害性的郭老，从创办科大开始，就狠抓根本。他赞赏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风，特地邀请抗大校歌的曲作者吕骥为科大校歌谱曲。在学校成立大会上，他要求科大师生员工继承抗大的校风、学风，重视政治思想锻炼，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耐劳、诚实、刚毅、活泼、英勇的作风，做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鼓励同学们勇当科学的尖兵，在高层突破的志趣下争取全面铺开，在全面铺开的奋斗中争取高层突破。

与此同时，他十分注重实际，每学期都要到学校看望大家。深入到实验室、到课堂、到食堂、到师生最多的地方去，了解、关心大家的学习、工作、思想、身体和生活。

郭老学识博大精深，书法自成一家，是受到广泛喜爱的‘郭体’，虽为大家，却从不摆架子，他热情地对同学们说，在书法上我有些体会，很愿意同你们交流探讨。他给同学自编的小报题写报头、为学生会举办的文艺创作比赛的奖状题词。为了调节、丰富师生的生活，他邀请著名的文艺工作者来校，请学校的同志们观看梅兰芳等艺术家的表演。他拿出自己的稿费为学校建广播台、游泳池，解决困难学生的碗筷衣被床褥，和师生愉快过年，给大家送压些钱。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下，中国科大形成艰苦朴素、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关心集体、互助友爱、脚踏实地，重视基础、勇攀高峰的优良风气。

1977年初，学校专函向他请示校歌是否要修订，老人让秘书转告，一个字都不改动。8月中旬，85岁高龄的郭老，知道中国科大师生员工想念他，不顾自己重病在身，到中科院召开的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会议现场接见代表，临别时，他不坐轮椅，坚持从代表们的这一头走向那一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合掌向大家频频致意，这种依依不舍的情景深深地感动着每个人。

有郭老这样的老院长、老校长，和中科院发展紧密关联的中科大何愁不能迁回北京重建。尽管1968年成立校革委会时，全校师生员工都盼望郭老当主任，这一愿望未被批准。时至1977年11月，党中央终于决定恢复他为中国科大的校长。可惜，老人家却于1978年6月离世，学校的回迁失去了最重要的决策者，促成人，造化再次作弄这一著名大学。

 

五、科大永恒的奋进

随着中央批准中科院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及随后建立同步幅射加速器国家实验室等重大措施的落实。科大的根日逐一日植入江淮大地。国家在合肥的科学实验基地正快速形成。在新的环境，中科大虽历经曲折而从不徘徊，埋头耕耘，在艰忍中奋斗。科大人不图虚名，注重实际，积极创新，力争上游，正以优良的校风、学风，少而精的办学范例和在教学、科研两基地双丰收的优异成就自立于世界名校之中。迎着永恒的东风奋进，中国科技大学！

 

参考资料:

[1]赵云生给李昌的请示报告（1975年8月17日）

[2]李昌对赵云生报告的批示（1975年8月19日）

[3]中央首长会见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和夫人谈话摘要 （1972年10月14日）

[4]中央首长接见李政道博士和夫人谈话摘要。(1974年5月24日)

[5]总理会见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谈话摘要（1972年，7月4日）

[6] 周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谈话摘要（197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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