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 科大来了第一位专职校长

科大来了第一位专职校长

阮耀钟（5802）

 

“专职校长管惟炎”

 

科大来了专职校长

科大第一任校长是郭沫若(任期 1958.9—1978.6)。第二任校长是严济慈(任期 1980.2—1984.9)。他们两位都是兼职的。 第三任校长是管惟炎(1984.9-1985.4 任代理校长,1985.4—1987.1 任校长)，他是科大第一位专职校长。在管惟炎之前，严济慈是科大校长。严老非常关心科大，但严老常住北京，科大的具体事管不了，日常工作由党委书记杨海波同志主持。杨海波同志是个好人，但不管事，你即使有事到他家找他，他也照看他的电视。所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科大领导处于半瘫痪状态。大家都说，反正科大教师好领导，只要每学期由教务处排好课程表就行，没事了， CUSPEA 考试照样年年拿第一。

话虽这么说，当然谁都盼望有个好领导，好校长，盼望有一个好的带头人。1984 年，终于盼来了好的领头人，管校长担任科大校长。管校长的精力百分之百投入科大，科大头一回有了一心一意想把科大办好的专职校长——深受科大师生爱戴的难得的好校长。

管惟炎，生于 1928 年 8 月，江苏如东人。管先生是“红小鬼”出身的物理学家。1943 年，管惟炎刚满 15 岁就在掘港中学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地下工作，散发传单，张贴标语。1944 年，他担任地下刊物《寒星》的主编，反对奴化教育。1945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支部干事，并担任苏皖一分区掘港青年联合会主席、黄海剧团团长和如东中学学生会主席等职。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宣布投降后，管先生根据党组织的指示，1946 年春，当时未满 18 岁的管先生，离开江苏老家，步行北上东北，为的是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管先生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东北解放后，由于当时关内非常缺干部，东北局做出一个决定，凡是关内来的干部，如果要求回去，都可以进关。管先生如果进关的话，至少可以当个县委书记。但是，管先生却要求上大学。1949 年秋，他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结果学了没几天，学校因为缺干部，要求管先生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团委书记，当时管先生还不到 20 岁。管先生除了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团委书记外，还同时兼任政治教研室负责人和政治教员。这段时间，管先生倒是真正钻研了一下马列主义，像资本论、社会发展史、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类，列宁的著作，管先生通通读了。管先生还旁听了俄文、物理、微积分这些大学课程。管先生从江苏北上东北时，包里还装着大学普通物理，在哈工大期间，管先生也始终念念不忘学物理。1951 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院校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管先生代表哈工大参加了会议。管先生很早便到了北京。后来，教育部突然说这个会没有准备好，不开了。当时是夏天，各个院校都在招考，管先生就自作主张，要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他赶忙到书店里买了一些书。那时候北京酷热，管先生每天一大清早趁天气凉就到北海公园的亭子里备考，12 天后就参加了考试。结果管先生以第4 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第一志愿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是国内最好的物理系，比北京大学物理系还强。随后，管先生又考取留苏预备班，于 1953 年前往苏联留学。管先生先后在列宁格勒大学、第比利斯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习。他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全都是五分。这是很不容易的。管先生还提前半年毕业，并由学校推荐，经著名物理学家卡皮查（1978 年获诺贝尔物理奖）亲自挑选为卡皮查的研究生，到物理问题研究所(现改名为卡皮查研究所)做研究生论文。虽然物理问题研究所规模很小，只有 30 余人，但是，因为有卡皮查和朗道两位院士，名气却很大（两位院士后来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每年，卡皮查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学生中只挑选一名学生，所以，管先生能成为卡皮查的研究生很不容易——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管先生在莫斯科大学也很牛！管先生以构思巧妙的实验，发现了“反向卡皮查热阻”，解释了当时文献上存在的理论与实验间的严重分歧，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性论文。管先生于 1960 年获苏联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欧美博士学位）回国。

留学时期的管惟炎和他的导师

上图是管惟炎先生的早期照片。原本刊印在一本苏联的杂志“Ogonyek”上，时间为 1959 年，拍摄者为 E. Umnov。照片为读博士时的管先生和他的论文指导教授 Vasiliy Peshkov 的合影，背景是他们在莫斯科 P.L.Kapitza Institute for Physical Problems 中的一个实验室。照片是我在编写《怀念管惟炎校长》(电子版)时，一位台湾的教授发给我的。

管先生回国后，首先倡导并进行强磁场超导材料与超导磁体的研制，合作研制出多种性能达国际先进水平的超导材料；解决了第二类超导体临界场与临界电流的起源问题；研究发现了超导体在磁场中转变时的负磁阻效应。管先生于 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新华社曾以《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访低温物理学家管惟炎》为题报导管先生。专，管先生已经是学部委员，现在称中国科学院院士；红，管先生很早就参加革命。管先生确实是又红又专的典型。如果我们现在对“又红又专”作新的理解，把“红”理解为做人，把“专”理解为做事；或者把 “红”理解为人品，把“专”理解为事业，管先生仍然是又红又专的榜样和典型。

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

科大在淮河以南，根据国家规定，在淮河以南不能安暖气，而合肥冬天实际上很冷。管惟炎校长到科大“上任没几天，他就满学校到处跑，亲自到学生宿舍,见到学生们蜷缩在宿舍瑟瑟发抖地上自习。他连臭气熏天的学生楼的厕所都去了，都看了。看完，他皱着眉头，什么也没说。没几天，厕所就整修了；没多久，学生宿舍全部装上了暖气”【1】。当时科大老师家里都还没有暖气，有的老师很有意见，管校长就跟这些老师说，你们家里有小孩的话，如果你很穷，有一点钱可以买点好东西，你是自己吃还是先给孩子吃？当然是先给孩子吃。在学校，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管校长就这样说服了有意见的老师。

管惟炎任科大校长时建的西区学生宿舍

用管校长自己的话说，他有一种“职业病”，就是爱学生。这也许是因为管校长自己出身于学生，他念大学就念了七个(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俄语专科学校、列宁格勒大学、第比利斯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又在大学里教过书，一直带研究生。管先生这种“职业病”，我作为一个退休教师很容易理解。我在开通 BLOG 之前有个个人网站，网页中有个自我介绍，就是我现在 BLOG 中的自我介绍，只有年龄一年一年往上加，其它都一样。有一次，我在美国一位朋友看了我的网页后当着我太太的面质问我：“你为什么不把爱心给太太，而给学生？”这也许也是因为教师的“职业病”。也许《中科家长论坛》中的家长也能体会到我退休后，还与学生有种特殊的感情，特别欢迎学生，尤其是新生来我家聊天。科大领导一贯爱生如子，这是科大的优良传统。郭老知道我们 58 级南方来的学生，有的缺衣少被，就拿出 2 万元稿费补贴科大困难学生。须知 1958 年的 2 万人民币可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哦，我想至少顶得上现在的 200 万。郭老还给学生发压岁钱，侯建国校长也给学生发过压岁钱。侯建国校长为学生宿舍装了空调。科大学生宿舍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24 小时有热水，国内大学少有。还有一种人性化的“隐形饭票”，科大每月对学生就餐情况进行监控，凡每月就餐次数在 60 次以上，消费总金额在 150 元以下，无须申请，电脑自动为他们的就餐卡增资 150 元。仅最近 3 年，已有 3600多人次的学生接受了这种“隐形饭票”。【2】充分反映了学校对学生的关怀，这是连我这个老科大人也想不到的，佩服！佩服！

 清廉的科大校长

前面提到管先生在科大任校长期间，一直在食堂，拿个饭盒，与学生一起排队买饭，与学生一样站着用餐，管先生的生活是何等简朴、清廉。管惟炎校长艰苦朴素，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管惟炎校长是位深受科大师生爱戴的难得的好校长。今天我再给大家讲两个真实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张裕 恒院士给我讲的。我俩原来都在科大物理系低温物理教研室。当时我还是个副教授，他已是正教授。现在张裕恒教授是中 国科学院院士了。有一次张裕恒教授到合肥火车站去接一个朋友，在合肥火车站碰到管校长。管校长是去接他弟弟，上海军医大学的教授，这次专程来合肥。张裕恒教授和张其瑞教授是我们以解决夫妻二地分居为条件，把他们从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调来的。张裕恒教授是洪朝生院士的研究生，张其瑞教授是管先生的研究生，所以张裕恒教授与管校长也很熟。两人在火车站碰见，聊了一阵。临分手时张裕恒教授心想管校长肯定是学校派车来的，等一会大家都接到人，一辆小汽车四个人(连司机是五个人)坐不下，我和我的朋友就不坐你管校长的车了，自已乘公交车回去。于是张裕恒教授对管校长说：

"我等一会接到人之后，我们自已乘公交车回去，不搭你的车了。”

"今天我是来接我弟弟的，是私事，我也是乘公交车来的。”管校长回答说。

张裕恒教授回到学校，把这件事告诉大家，“今天我是来接我弟弟的，是私事，我也是乘公交车来的。”多么简单的一句话，说明管校长是何等清廉！

第二件事还是与汽车有关。管先生当科大校长期间，其 它很多单位纷纷买高级小轿车，唯独科大不买一辆高级轿车，开的始终是上海的国产车。我听说，曾发生过一个这样的故 事。有一次省里开会，科大领导乘了辆国产车去参加会议，门卫看汽车级别太低，开始还不让进。那时候小轿车的进口 税很重，一辆车相当于一栋小洋房的价钱，所以街上跑的车，就像一栋小洋楼在街上跑。别的领导都坐着高级小轿车，唯 独科大领导一直坐的是上海产的“老爷车”，决不是科大没 钱，那时管先生当科大校长期间，为科大争取了许多经费。管先生任科大校长的二年半时间内，为科大争取到大约六、七亿经费，科大西区就是那时开始建的。科大学生宿舍就是 那时才开始装暖气的……。科大司机班的司机说管校长没有 架子，穿着简朴，觉得管校长不像一个校长，像生产大队的 队长。管校长真是我们的好队长！朴素得像生产大队的队长，这样的好校长真难找！

像上面这样的故事还很多。例如，管先生刚到科大时，学校给管先生安排了五间一套的房子，但管先生说，我不需要那么多房子，空着也没用，就改成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一直住到离开科大。1987 年初，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管先生被迫离开科大，许多学生到管先生宿舍，有的是去送行，有的是去请管先生签名。同学们看到管先生住的宿舍，是水泥地板，没有任何装修，最最简朴的房子，个个都十分感慨。

再看看现在，贪污腐败成风，现在还能找到像管惟炎、方励之这样清廉的领导吗？现在抓出来的贪官之多，贪官级别之高，贪污数额之大简直让人目瞪口呆，教育界本是清水衙门，如今也不清。寺庙本是佛教圣地，网上看到和尚也出了问题，……如今我不知道我们国家那里还有干净的地方，听说连幼儿园的小孩都知道给老师送红包，再过二、三十年我虽然看不到了，但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可怕。出几个贪官并不可怕，贪官那个朝代，那个国家都有，可怕的是如果全社会、全民皆贪，如何了得。

管校长拯救同步辐射加速器

中国科技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是国家计委批准建设的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是目前国内高校中唯一的大科学装置和国家级实验研究平台。同步辐射光源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广泛应用于众多学科领域的大科学装置。科大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于 1989 年建成出光，1991年 12 月通过国家验收，主要性能指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科大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是科大精神的结晶，也是科大人的骄傲！

我虽然没有为同步辐射实验室出过一分力，但是我知道科大的同步辐射实验室是科大 59 级同学何多慧【1】(中国工程院院士)，带领十几位年青教师从 1978 年开始筹建的。1983年 4 月 8 日国家计委正式批准我校建设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那时候何多慧还没多大名气，这中间不说别的，光是上上下 下跑腿要跑多少就无法统计。自 1978 年开始筹建同步辐射 加速器以来，科大为同步辐射实验室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也无法计算。任命管先生为科大代理校长不久，1984 年 11 月 20 日，同步辐射实验室破土动工。聂荣臻发来贺电，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 校名誉校长严济慈出席了奠基典礼。参加奠基仪式的还有教 育部副部长张文松、国务院副秘书长艾知生、中国科学院党 组书记严东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副书记杨海波、省 长王郁昭、中国科学院顾问、科大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工程领导小组组长谷羽、原科大党委书记、当时清华大学名誉校长刘达等。科大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工程领导小组，组员有管校长、安徽省的副省长、科学院合肥分院的院长，但这个领导小组从没开过一次会，因为组长不召集。 

 1985 年，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科大同步辐射实验室工程面临下马的危险。我碰到几位曾在同步辐射实验室工作过的教授，大家都非常感激管校长当年为了科大同步辐射实验室的生存，不惜牺牲个人前途，在危难之中拯救科大同步辐射实验室。这里我引用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副主任刘祖平教授的一段话：

“更令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同仁对管先生永存感激之情的，是他在我们实验室面临生死关头时对我们的鼎力支持，为此他不惜可能牺牲个人的前途。1985 年中，正当我实验室的建设工程热火朝天的时候，一位同事突然从可靠渠道得到惊人的消息，中科院高层决定工程中途止步，缩小规模，只保留直线加速器，上报计委的报告已经拟好，秘不外传。管先生闻讯后十分着急，迅即晋京，遍访院级主要领导，慷慨陈辞，列举工程的意义，力驳种种偏见，说到激动处难免疾言厉色，使对话者很不好下台。一直对科大关爱备至的严济慈副委员长也为此事奔走。真可谓‘挽狂澜于既倒’，由于严老、管先生等长者的努力，院领导终于收回成命，我实验室起死回生。这一段往事对我们这些第一线的工程建设者堪称刻骨铭心。我说过；‘我们实验室之能有今日，管先生功不可没。’这绝非客套的虚言。”【3】

刘祖平教授也是科大毕业的，我以前曾转载过他写的 “我心中的刘达同志”，上面这段话我摘自他写的“悼管惟炎先生”，这篇文章也写得非常好！我相信刘祖平教授对管先生没有我熟，接触也没有我多，但你们看我写的文章肯定是干巴巴的，看刘祖平教授的文章，还可享受到语言和文字的美，希望各位朋友能去看看。

我最近看了“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看到这段历史，才知道要砍掉同步辐射加速器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科学院 顾问、这个项目的领导小组组长谷羽同志。那一年，国家一 百五十项建设财力不够，发了一个文希望能砍掉一些，一般 很多单位都是不希望被砍掉，还去力争的，科学院自己提出 来说要砍掉，那计委当然很高兴。谷羽是邓小平当时的第一 枝笔胡乔木的太太，没人敢得罪胡乔木，自然也不敢得罪他 太太。作为领导小组组长的谷羽同志提出来说要砍掉这个项 目，虽然谷羽在中国科学院只是个顾问，但是她提出来说要 砍掉这个项目，科学院还有谁敢说个不字？唯独管校长不顾 个人前途，与谷羽据理力争，拯救了科大的同步辐射加速器。

有些内情恐怕多数人都不了解，为此，我把“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中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谷羽她想把我们的同步辐射加速器砍掉，她带了章综（也是学物理的），与几个人到西德参观柏林跟汉堡的同步辐射加速器，回来以后就写了一个报告，认为科技大学的同步辐射没有必要再建了，高能所有一个就够了。”

“要砍掉的话，按理来说我们领导小组应该要开会，但 是她始终没有召开会议。她就写报告让院党组成员传阅，因为不能每天都开会，院党组的人都不敢不同意，只有卢嘉锡 院长去意大利访问不在，还等他回国后签字就定案报上去，这时我们同步辐射项目派了两个人到科学院找谷羽签字，我 们要买仪器需要外汇。这两个人找到谷羽以后，她就大发牢 骚，你们这个同步辐射根本就不应该做，之前已经浪费很多 人民币就算了，现在怎么又要花这么多美金，她忽然说她以 后不管了，你们以后有管校长管。我听后大吃一惊。那时同 步辐射还提出一个口号是政治任务，因为大陆强调政治任务，就是和台湾比赛，我们见同步辐射里面有几个专业人员很厉 害，斯坦福都想用几千（万？）美金的薪水挖他们过去，他 们都很想去，因为薪水跟大陆比那简直是不得了，我们就用 政治任务硬是把他们压住，不让他们去。现在说下马，他们 当然就要走了。为了建这个加速器已经作了十二年预先研究，还在北京开过一个四百人学者论证会，王淦昌主持的。这个会议计委主任方毅、胡启立、严济慈都出席了，论证的结论 是方毅说他当了裤子也要把加速器盖起来，这么严肃的论证，当时我是物理所所长以“用户”的身份也出席了这个会，怎 么能这么随便说砍就砍呢。这两个人一听愣住了，我们那边 热火朝天努力地做，你怎么说不做就不做，而且谷羽发牢骚 说她领导小组组长不干了，你们有什么事不要再来找我，你 们有管校长管。我们科学院机关秘书室，也有我们科大毕业 的学生在那里工作，看到这个下马文件，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一听这不得了，也没开会怎么就说要下马，我当时非常生 气，就赶回北京，要跟院里讨论这件事。我回到北京第一件 事就打电话给党组书记严东生，他当时正在开会，我说不管，开会也要出来接这个电话，他的秘书以前当过我的秘书，就 请严东生出来接电话，我把严东生大骂一顿，批评他太没原 则，随随便便就签字，也没告诉我们，我们还在那热火地搞， 究竟是什么道理。他当然没什么道理，电话讲了有半个多小 时，后来他的秘书跟我讲，他说他长这么大年纪还没有人这 样教训过他。我就一个一个找那些党组成员，他们都不敢得 罪谷羽，我一想这事情不对头，再等卢嘉锡回来一签字就完 蛋了。上面本来就希望能砍一些预算，人家都赖着不肯砍，你现在愿意砍，当然很容易就批了。我就想要找方毅，因为 方毅当时说他就算裤子当了也要把加速器做起来。那时方毅 刚好腿骨折没上班，在家里，我就跟他秘书讲，我有非常要紧的事，非得见他不可。后来方毅同意在他家里见我。他住在中南海里头，我原先不知道。到他家里去我就把这事情一说，我本来想提醒他当时讲过的话，当时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说如果国家真的没有钱了，我们宁可挪用学校其他方面的经费，省一点，也要把加速器搞上去。方毅当时是科学方面最高决策者（科委主任），也是政治局委员，他说加速器绝对不能下马，很明确。而且他还说胡乔木(谷羽的老公)这些人，专门给人家打棍子，蒋南翔、何东昌是花岗石脑袋，怎么办教育？这样我就安心了，这件事刹住了。后来卢嘉锡回国，我也去找他，他说，就算你没来找我，我也不会同意。他跟方毅两人是表兄弟，可能方毅跟他已经说过了，所以他也不会同意，就这样把这件事挡住了。”

 “周光召支持把我们的同步辐射砍掉，他还有一句名言， “你从二层楼跳下去，总比从四层楼跳下去好”，意思就是 同步辐射虽然已经盖了一段，现在下马会有一点损失，但是 如果继续往前做再下马，那损失就更大，所以他支持谷羽把 我们砍掉，当然最后没成功。后来我在美国时看人民日报海 外版，头版头条，说科技大学同步辐射建成了，是国家的大 事。学校同仁也给我发了贺电。”

看了这些，我都为同步辐射加速器捏把冷汗，差一点让谷羽和周光召弄得半途而废，多少人十多年的心血白费。同步辐射加速器总算保住了，才有今日的辉煌。但是，管先生却因此得罪了顶头上司周光召和谷羽。

 “一山可容二虎”

方励之

管先生任科大校长期间，是科大的鼎盛时期，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管先生的民主作风，在科大营造了一个宽松、民主、自由的环境。另一方面，管先生与科大第二把手方励之第一副校长配合非常默契，恐怕也有关系。可以说，管先生任科大校长期间，是我心情最舒畅的时期，我相信所有在校的科大人，都会有同感。我与方励之也很熟，我很佩服方励之的见识和胆量，他真是位有独立思想和见解的知识分子，少有的好老师。方励之在科大只作过一次报告，是在他当科大副校长之前。报告 的题目是“中国为什么落后？”他在会上点了华国锋和赵 紫阳的名，那时候赵紫阳还在台上。听完报告后，我曾当面 对方励之讲：“你胆子可真大，像你这样胆大的真不多，难 道你不怕？”方励之回答说：“我讲的都是事实，怕什么？” 

管先生是我的老师，他开始来科大任校长时，我还真有点担心，常言道，一山难容二虎，管先生与方励之二人都是科学院院士，当时称为学部委员，二人在业务上和政治上都是强者，会不会二虎相争，我有点担心。但后来发现，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管先生任科大校长不久，就任命方励之为科大第一副校长，说明管先生对方励之很信任，也表明管先生的领导魅力和人格魅力，管先生不妒贤忌能，不像有的人是“武大郎开店，个子比他高的都不要。”

“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中，管先生是这样评价方励之的：“我觉得他处理事情非常有条理，最重要是他很公正、客观，所以一般下面的人比较拥护。”

“他没有政治野心。因为如果他有政治野心，我首先应该能感觉得到，因为他应该会想取代我这个校长，但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他对我还是很尊重的，我对他当然是很信任，放手让他去做的。他包括到学生里头讲一些东西，譬如说他反对赵紫阳，并不是他想做总理，取而代之，他只是知识分子讲心里的话。我觉得他当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确实比我们这些人看得清楚。因为我们多年在党的教育下，没有接触其他东西，就习惯成自然。譬如，我们都跟学生讲，你们都是党、国家培养的，你们毕业以后，一定要报效党国。方励之就说，根本不是这样，是纳税人出的钱给政府，政府有义务要办教育，在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样。所以不是党、国家培养了老百姓，而是老百姓养活了政府。这种观念一讲出来，觉得也对，但是如果没人讲，认为之前讲的也对。”

 “要做一个螺丝钉，在大机器里，不求名位，无声无息的。这样听起来也对，总不能说自己想要当总理。但是方励之说，大家都当螺丝钉的话都是让别人来统治你，你让老百姓都是螺丝钉，就安于本分，任人摆布。像这些问题，如果习惯用那套系统去想，就觉得是对的。可是方励之这样一讲，就觉得有问题，他讲的才是对的。所以方励之确实表现某种程度的先进性，在外面这些很容易看出来有问题，可是在 GCD 国家里头的人，就很不容易看出来，多少年习惯了那一套教育，他却能超脱出来看见问题。他说什么叫知识分子，不是说有学问、有知识就是知识分子，而是要有独立‘意识’，要有能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我们科研工作上也应这样，他在政治上就强调这一点。他在学生当中的威信相当高。另外他有勇气，有些人也许看到这些问题，但是不敢讲，方励之有这个勇气敢公开去讲，这一点也很不容易。”

“为什么说他没有野心呢？六四后一年他出国以后，许 多民运人士希望他当头，他也没有同意。原因是，在国外喊 打倒 GCD  非常安全，但是在海外讲话，已经没有启蒙的意 义了。在国内讲话需要勇气，在国外，随便讲都没有关系。另外，他说如果没有真正的先进性，没有本领，如何去带领 民运。这个人是透明的，所谓透明是指你对他不需有任何戒 心，这个人不会讲假话，跟他讨论问题可以直截了当，我也 曾经直接批评过他，他也无所谓，很坦然，不记仇、不记恨。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等于是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通常第一 把手对第二把手都是戒慎恐惧，我们之间就没有这个问题。”

从下面二段方励之的文章中，亦可看出方励之对管先生的充分肯定：

“学校事务不是物理，不过，‘低温’(因为管先生是研究低温物理的，阮注)却是治校的一个中心。当局规定，管理大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降低学生的温度，保持校园无噪音。那时候，每隔不长的时间，中央就会下达一个文件给各大学校长，其中列举发生学潮的大学。凡被该文件通报的学校，就如同发生过火灾一样，是降温防火不力的记录。1985 年全国共有五十几起大学闹事事件被通报，平均每周一次。此期间，科大保持零记录。降温防火的标准方法之一是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当时的各大学，每一班或几个班配备一个专职的政工干部，负责政治思想、掌握情绪、汇报动态，科大也如此。

然而，管惟炎担任科大校长后，第一项学生工作措施就是取消了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而且，允许学生办小报，最多时，小报有十几种。当然，最受鼓励的是各种水平的学术报告，参加的师生之多使不少学术报告要在特大教室（水上报告厅），甚至大礼堂举行。

无须政治辅导员的汇报，管惟炎对学生的动态也是很了解的。因为，管惟炎也上课，带研究生，与学生有经常的接触。另一个经常接触学生的机会则是吃饭。管单身在合肥，没有雇保姆做饭。平时全在食堂就餐。不是特灶，而是同学生在一个食堂，与学生一起排队买饭。当时科大食堂不但没有剑桥牛津式的 high table,就连桌椅也没有。就餐者，无论学生、教师、或校长，均托钵站立而食。在食堂里，不难见到管惟炎与学生围在一起共餐，举钵论道。这似乎有失大学观瞻，但确是科大当时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管先生与方励之的相互评价中足可看出，他们二人在工作上配合一定非常默契，也可以看出管先生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实际上，只要二只虎不争地盘，不争权，不争名，不争利，一山可容二虎。

从管先生对方励之的态度，足可见管先生的为人和人品。早在管先生和方励之下台一年前，管先生就已经知道教育部 何东昌把方励之在浙江大学对研究生的讲话，在北京大学的 讲话，上告中央。上海市长是江泽民，也把方励之在上海同济大学和交通大学的演讲录音给了万里，等于是告了一状。中央已有批示，要劝方励之退党，这个中央文件科大只有管校长一人能看到。要是一般的人，明哲保身，第一把手决不会去保护第二把手。但是，当科学院领导打电话给管校长，要方励之向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赔礼道谦，因为方励之在北大的讲话中，点了张百发的名。管校长认为方励之讲的是事实，把科学院领导顶了回去。还有，就在管校长下台前一个星期，1986 年 12 月 27 日管校长在业余党校结业典礼上的讲话中还说：“总结过去三十多年来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其中的两个错误的东西，一个就是整人。过去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整人，例如反右、插白旗、文化大革命，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整人的，这个我们坚决不干。不干可能并不太难，坚决不干，有时很难。就是说人家都说这人是有问题的，那么你是不是也跟着说他是有问题的，不能这样吧。就是说，我们总结了三十多年的经验，学会了实事求是。”明眼人一听便知，他话中所说这个有问题的人，就是指方励之，因为那时报纸已不点名的批判方励之了，但管校长认为批判不实事求是，在那种情况下，还敢实事求是的帮方励之说话，用现在年青人的话讲，管校长够朋友！

还有一件事，我认为也很能说明管校长的为人。管校长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方励之“他在学生当中的威信相当高。”、“当时方励之的名气比我要大”，这两句话都是管 校长在他的回忆录中的原话。还有一次是劝阻学生上街游行，也说到方励之的名气比他大，所以那天叫方励之去劝说学生。也许还不止这几次。二把手的名气比一把手要大，对于一般 人来说，这种喧宾夺主的行为岂不是大逆不道，岂能容得？ 但管校长能容得。一山能否容二虎，关键是看一把手。

 方励之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中共中央 1987 年第一号文件于 1 月 2 日下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启幕。第一个措施即改组科大。1987 年 1 月 6 日，管惟炎电话告我：“不用回合肥了。”这是我们在科大合作的最后一句话。三年后，他在英国剑桥讲起为什么要我“不用回合肥了”。他离开科大那天，有很多的学生和教师聚集在合肥火车站，想为他送行。当局如临大敌,惟恐学生在火车站闹事。结果，当局没有让他在合肥上车，而用汽车走另路，把他运到蚌埠后，再上火车。所以，他说：“当局是不可能让你回去的，你也会被拦截在蚌埠。”1987 年初管校长含冤下台，在这种情况下管校长还能想到朋友，还能替朋友着想，这样的人真是够朋友，够哥们！

1987 年初中央把管先生和方励之都撤职调离科大，对科大真是极大损失！科大下迁合肥是科大的一大损失，管先生和方励之调离科大是科大的又一大损失，对科大又是一次灾难性打击。我至今仍认为 1987 年初中央把管先生和方励之撤职调离科大，完全是一个冤案，对科大是又一次冤案！科 大即使遭受如此重大的二次灾难性打击，科大还是没有倒下，科大人真是够顽强！

写于 2008-07-12

2017-9-16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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