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 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方励之

今年又教广义相对论，不禁又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岁月……

1969年5月到8月之间的三个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间歇期。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刚刚过去，新的高潮尚未到来。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1968年夏），我就被隔离在科大,直到1969年5月才被准予回家。我的小儿子是在我被隔离后的第九天出生的。在我回到家时，他也快满一岁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三个月里，我虽然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但生活不无逍遥。正值暑期，我们全家的日常活动之一是下午四点以后去颐和园游泳。当时颐和园的游人极少，深水区水也洁净，我们大都是最后几个游完上岸的人。往回走的时候，除了偶尔看到一两个船工在收船外，整个颐和园空荡荡的。从知春亭西望，夕阳正在玉泉山后缓缓下滑，塔影延伸到昆明湖面上，半隐半显。燕京十六景之一——玉峰塔影，只在此季此时才真正可以看到。这三个月里，算是我们一家最长的团圆期，其后的二十年（1970―1990）里都是分离的，或一分二，或一分三，再也没有长于一个月的团圆期。

下迁

新的一轮风暴始于1969年8月末。当局发布命令（即所谓林彪第一号命令）：所有北京的大学都必须南迁，因为苏修要入侵了。北京的大学迁出北京，在历史上有过一次，是1937年，当日本即将打入北京的时候，大批学校迁往西南，那是战争所迫，是逃难。文化大革命的大迁校，更主要是出于共产主义的一条意识形态原则：和平会使人变成修正主义，斗争和战争才使人永葆革命的“青春”。

首先是北京大学宣布，将迁往江西鲤鱼州。1969年8月29日，李淑娴首批被遣离北京去江西，一家的团圆生活就此结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要迁出北京。

不像北大、清华两校有过南迁的经验，逃难也颇井井有条。科大则像只无头苍蝇，向北京之外乱撞，没有目标。科大接到迁出北京的通令后，有三个月迁不出去，原因是找不到一个地方愿意接受科大。当时，科大曾派人分头去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都失败而回，没有一个地方欢迎科大。当然，北大、清华也不是去什么好地方，他们的新“校址”——江西鲤鱼州，原来是个血吸虫疫区，老劳改农场。只有诸葛亮的老家河南省南阳县，还有一点尊重智者的遗风，表示欢迎科大来诸葛亮的茅庐办学。可惜，一个茅庐容纳不下整个科大，遂作罢。在那三、四个月里，科大是被北京市委无价转让的处理品，摆在外面，任人挑拣，但没有人要。也不奇怪，毛泽东给大学的总评语是：池浅王八多。谁还愿意接收这种中国人最鄙视的动物组成的群体？

最后，安徽省接受了科大，同意迁到省会合肥。安徽以盛产王八出名，中国出口赚取外汇的王八（现在不应当再称“出口”和“外汇”，因主要出口地是香港），百分之八十出于安徽，所以，王八的名声，在安徽不算太坏。一次，我和一个同事背了一篓王八从合肥回北京过年，在火车上，我们睡着了，忽听一乘客大喊“谁的王八！”。原来是我们的王八逃出篓外，除了连忙道歉外，赶快到全车厢抓王八，一快事也。

于是，全校迁往安徽，搬迁过程极匆忙草率。后来统计，

全校的仪器设备有一半在搬迁中被毁坏，还没有看到一个入侵者，辎重已经自损一半。

1970年1月，春节一过，我们物理系的一批教师和学生动身去安徽。安徽接受科大，也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大学教育。到那时，大学停课已快四年了，到了安徽，继续停课。

大学的任务不是教育，而是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因此，火车一入安徽，并没有送我们去合肥办教育，而是径直开进淮南矿区，要我们去接受煤矿工人的再教育。我们一队是去谢家集第三煤矿（简称谢三矿）。谢三矿位于八公山南麓，西面是寿阳县城。古时候，有淝水流过寿阳县城和谢家集之间，现已淤塞，所以谢三矿正位于“淝水大战”（382 A.D.）时东晋的阵地。前秦苻坚虽兵多将广，但因他没有望远镜，看走了眼，把八公山上晃动的草木都误认为是晋军，打了败仗。从此，苻坚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语讥笑了一千多年。今天看来，苻坚也可能不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就是有了望远镜的今天，伟大的统帅不也是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吗？

我们到淮南时，八公山上已经没有草、也没有木了，是秃山一座。由于地下挖煤，造成地面不均匀下陷，有的地方沉降多，有的地方少，形成极难看的矿沉地貌，没有一点古战场的兵戎气势；只是寿阳城墙还在，它比一般的县城城墙高大，似乎可以想象得到苻坚登高远望八公山时的惊恐神态。

矿井下的生活

谢三矿是五十年代用苏联的技术修建的，现在（2006）已经报废。当年在淮南矿区中，它是最好的几个矿井之一，平均日产量二、三千吨，煤的品质也很好，直接运往上海。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下井挖煤。妇女被禁止下井，55岁以下的男性学生和教师一律都要下井劳动。谢三矿的煤有两层，第一层深一百多米，第二层深三百多米；坐上竖井里的缆车，垂直降下，进入地层，我们主要在第一层回采区。在井下，由矿工带路，开始走大巷道，直径约五米，宽敞、有路灯，类似地下铁路的通道。进入支巷道，路灯就没了，除了人人头顶上的一盏矿灯外，没有其他光源。路很窄，大家只能排成一列，在黑暗中相互跟随。这时最重要的是，紧紧盯住前面晃动的灯光，随着前面的光走，不能稍有疏忽。有的地段，巷道曲折，不及时跟进极易迷失前人的灯光。那时，你的周围是各向同性的黑，找不到方向，遇此情况，决不要动，因为巷道网错综复杂，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走错。如果误入瓦斯区，还会有生命危险。原地不动，等工人师傅回来找你。

越接近回采区，越难走，已经不是路，而是大大小小的洞，有的洞只能容一个人俯伏爬行。进入回采区，空间又变得宽大，那是一个用密密的钢柱在地层里硬挤出来的一个空间，俗称掌子面，高约两米，宽约六米，二十多米长。人群沿着掌子面一线排开，挖煤。

挖煤的方法很简单，沿掌子面，有一条传送带（俗称溜子），只要把你周围的煤铲到溜子上，就完成了。煤的比重比山石小，所以，挖煤比愚公移山容易得多。在黑暗之中，除了脚下的煤，脚边的传送带外，什么也看不到，甚至看不清近邻的同伴。因为相互看不见，也就极少谈话，工作时，除了听到铲煤声，溜子的转动声外，人群总是默默的。只有一次，一位眼睛不好的同事，不小心一脚踩到溜子上，人同煤一起上了传送带，向下溜，他大叫起来，人群才被惊起，幸好他很快被下面的人从传送带上拉了下来，免于变成一块煤的命运。黑暗也保护了他，没有人能看清他在溜子上的神色，随后，人群复归沉默，溜子继续转动。

“吃饭了！”，一个声音传过来，工作停止，大家沿着掌子面一排坐下来。这时，一个布袋从排头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传过来，袋中装有大饼，每人从中拿一个，这就是全部午饭。几分钟后，再传过来一个水壶，每人喝一两口，再递给下一个人，这就是全部饮料。吃饭之前没有洗手，矿下没有洗手的地方，也没有感到有洗手的必要，反正一切都是黑的，也看不清自己的手。在一切都看不见的环境里，人似乎会失去许多常规的反应。

上井以后，才发现全身是多么的黑。这时，再有大饼一定不会抓来吃。矿工洗澡池中的水也是黑色的，可以抓出煤灰来，不过，这样的水照样可以把身体洗净。

几次下井之后，就习惯了。有一次我和少数几个人还去掘进区“卖苦力”。任务是开掘巷道，把煤层切开，为回采开辟工作面。这里比回采区艰难，不能通风，空间里飘满粉尘，地层不断散发出被压抑了几亿年的热，温度极高，人人都是赤条条地工作。在惨淡的矿灯下，只隐约可见赤裸的人体在黑暗中蠕动，从一个黑暗蠕动到更黑暗的前方……，为但丁“神曲”作插图的Gustave Gore大概下过矿，不然他画“地狱篇”不会那样逼真地再现矿下的场景。

临近“五一”劳动节，谢三矿的井口上，挂上了许多大红标语，“大干30天，产量超万关”、“五一献礼，日产万吨”等等，不外希望工人多劳动，多产一些煤，并无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按我对井下工作的了解，多产一些煤，不是很难的事。凡在掌子面上工作，平均地说，每班工人在井下的八小时中，只有三小时是在挖煤，其余时间并不真干活，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干脆静坐等待下班，实质是怠工。只要少怠一小时，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或更多。

可是，“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好像根本没有看见矿井上的标语。下井后，照样只工作三个小时，照样静等下班，全队工人皆如此，没有一点不同于往常。无产阶级专政虽很有效，但到一百多米的地下，威力就差了。当我也在黑暗中枯坐而不得不陷入沉思时，一个工人悄悄地说：“一天六毛钱，就干六毛钱的活！”。

这六毛钱称作下井费，是工资之外的附加。不论何人，凡在井下工作一班就有六毛钱，理由是，井下辛苦也有危险。当时，煤矿工人的全国死亡数是一年约两千人。还好，我们所在的半年，没遇上过井下事故，但死亡率还是高起来了。

抓516

1970年夏季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自杀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1968年，科大有十多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自杀，多是教师；第二个高潮，也有十多人自杀，多是学生。

新一轮的斗争，名叫“抓516分子”。如何定义516反革命分子，在百科全书里都难查到。反正，它又是一顶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帽子就像纽约的大街，太多了，只好用编号当名字，现在要抓的是第516号。1980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听到一个在长岛的朋友告我，他家的电话是516-……，当时心中条件反射式地一悸。

我已经有了一顶帽子（漏网右派），一般说，不会再得到新帽子。《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我已经被无产阶级解放了，所以，新的一轮运动，应该轮到解放其他的人类。516号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学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

我的任务仍是体力劳动，有时在矿井上，有时在矿井下。后来，我专职拉小板车，这种车是安徽最通用的货运工具，木制的，很像马车，但尺寸较小，车身宽1米、长2.5米，车辕约1.3米，装有两个胶轮。主要由人拉，也可由驴拉。直到80年代在合肥最繁华的长江路上，小板车的数量仍远远超过货运卡车，到处可见小板车流，我就在那种车流中生活了一个多月。

实话说，一个人拉车上街，是一种不失愉快的劳动。因为是夏天，像所有拉车者一样，我们可以公开脱掉上衣，尽情地享受阳光，警察也不会来干涉。安徽丘陵地多，大街也是起伏的，拉上坡有些费力，下坡时则可人车一起下滑，一张一弛，是一种很有节奏的运动。拉累了，可以找街旁一个树荫下小憩、乘凉，渴了，可以买一瓣西瓜吃，沿途到处都有西瓜摊，很便宜。严格说，凡被专政者上街买食，都应事先取得监视人的批准，但是我有信心，绝不会有人来检查我买西瓜是否持有批准书，因为，那些监视者正忙着抓516呢！没有监视，没有政治，一身的汗水，一路的阳光，两边的西瓜摊，混在小板车流中，拉啊！好不自在，尽管只是暂时的自在。一生里，又有哪一次的自由自在不是暂时的？我的身体，很得益于那一段拉车生活中所吸收到的空气和阳光。

那些暂时还没有被专政也就暂时还没有自由自在拉车权的同事，看到我被中原的太阳晒成一派古铜色的身驱，眼神里似乎也有一种羡慕。他们仍在努力地抓516，一个个一副缺乏血色的面孔，一副病态。果然，七月一到，蚊子一出现，疟疾就开始流行。有一度，我一连好几天拉的都是疟疾病人，从谢三矿到矿区医院没有公共交通，只能由小板车运送。就拉板车来说，拉病人是最舒服的差事。拉过板车的人都知道，装货太多太重的车，当然不好拉；完全空的车，容易乱跳，拉起来也没趣味。人体几十公斤，对拉车来说是一个最佳重量，既不过重，也不过轻。我虽然常常送病人去医院，也常被蚊虫叮咬，也没有打预防针，但我始终没有得上疟疾。反动派们自嘲：可能我们身上的血也是反动的，以致疟原虫也怕。

流行病并没有使抓516运动降温。我虽然不参加运动，但运动的冷热，是很容易看到的，斗争更加速了，学生一个个少起来。凡是有516嫌疑的学生，一个个被隔离，就如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们被关在校园里一样。有的学生被关在谢三矿的工房里，情节严重者则被押送合肥。

有一个红卫兵，原来负责监管我们这些被专政分子，到七月，他不来管我们了，他自己也成了被监管的对象。一个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个很活跃的红卫兵，从谢三矿被押回合肥，不几天消息传回，他从四楼跳下，死亡。

另一个学生，并不十分活跃，七月开始经常一个人无目的地出走，言语渐渐不合文法，行为渐渐不合因果律。一天不见了，后来在运煤的铁路上被找到，躺在铁轨上，两条大腿已被火车齐齐截断，送到医院，失血过多，当夜死亡。那晚我正好去送另一个病人，也在医院。矿区医院的停尸间不在楼里，而是孤零零的一间小房子，房外靠近树林。那晚，停尸房外一直有物理系的同事值班守卫，因为，安徽的野狗（已恢复狼性的狗）极多，它们嗅觉极好，凡停尸间里有了新死者，它们就会成群地聚集在近旁的草丛里，到了深夜人静，它们就跳出来用头撞开停尸间的门，去吸吮新死者的血。守卫的人就是负责赶走这些想吃鲜血的狗，让死者得到安宁，这是名符其实的守灵。这个卧轨者的灵魂，得以安宁，是不多的例外。在当时，凡自杀者，均按反革命论处，死后的灵魂也要遭到亵渎和批斗。

八公山下的死亡、鲜血、狗，最终驱策我走向了天体物理。只有最深远的天，才能避开世间的污秽，使灵魂找到一片静洁之地。

广义相对论

矿区没有书读，除了毛书之外。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贯彻始终的“哲学”是：知识愈多愈反动。这条“哲学”，多半是毛革命的首创，找不到马克思、列宁的出处，在俄国十月革命中，似乎也找不到示例。

倒有一个反例。1922年，俄国内战正酣，乌克兰陷于混战，白军、红军、无政府主义帮派轮番上台。一天，奥德萨的数学教师Igor Tamm去郊区买鸡吃，被一派怀疑为另一派的奸细抓了。审问者问：“你为什么反对祖国乌克兰？我们要处死你。”答：“不，不，我不是奸细，我是教数学的。”审问者：“数学？那好，回答下面的问题，如果答不出来，就毙了你：一个Maclaurin级数在第n项被截断，带来的误差是多少？答！”当然，Tamm逃过了这一劫。凡是五十年代的物理系学生，大概都念过Tamm的“电学原理”，他在195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文化大革命前还来过中国。我怀疑，如果Tamm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为“奸细”，那个Maclaurin级数，是否还能帮他逃过劫数。

很巧，在谢三矿的混乱批斗中，我居然成功夹带了一本朗道（L. Landau）的《场论》（Classical Theory of Fields），与Maclaurin级数类似，是禁读的。不过，516混战正酣，人人自危，读书的危险反而小了。那时，为防蚊子，每个人都有一顶帐子，放下帐子来，尽可放心地看书。就这样，在淮南的几个月中，朗道这本书成了我劳动之后最心爱的，也是唯一的读物。每当暗夜降临，一身疲惫躺在帐子里的我，其灵魂往往就已经随着膨胀的宇宙去寻找那优美动人的原初奇点了。

彭加勒（H. Poincare，1854―1912）曾说过：“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感到乐趣，而他对大自然感到乐趣是因为它的美丽，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就不值得认识，如果大自然不值得认识，就不值得活下去……”是的，大自然是美的，广义相对论是最美的物理理论（朗道语），人是值得活下去的。

后来，在中国，在美国，我多次教过广义相对论。今年，我的课又是广义相对论。我每每想起，是广义相对论唤起的心灵之美陪我渡过了八公山下的肮脏、丑陋和蛮横，渡过了39度的酷暑、516的血腥、受虐者魂灵的呻吟……。我通过了再教育。

2007年10月17日

(本文来源：

http://hi.baidu.com/puritywater/blog/item/1e907bf28e6df610b17ec537.html)

作者简介：

方励之（1936―2012），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1936年生于北京，籍贯浙江杭州；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后担任助教、讲师和天体物理学教授；1984年到1986年底任副校长。在中国率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及宇宙学研究，著有《宇宙的创生》、《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基本概念》等专著（科学出版社出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6年被中共开除党籍，1989年被迫流亡美国。曾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有译作《引力论》（正中书局1998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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