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 科大为何下迁

科大为何下迁 

阮耀钟（5802校友）

 

    1969年10月23日召开全校大会，驻校宣传队赵湘濮副指挥作关于学校疏散搬迁的动员报告，要求11月5日前全部搬出。当时，连搬迁地址都没有找好，就要求在半个月之内搬出北京，搬个家也没这么容易，何况是一所大学！所以，说科大是仓惶下迁，毫不为过。 

    科大为何下迁合肥，这是科大校友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科大校友，甚至连大学校门都没有进过的平民百姓，也常问我这个问题。大家认为，既然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应位居北京，怎么会搬到合肥来?

    我作为一个老科大人，作为科大下迁的见证人，为了对广大校友有个交待，也给后来的科大人有个交待，为此，我在网上作了大量的调研。科大下迁的经历，前面已作介绍，现就科大下迁的原因，向校友谈谈一已之见。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也许我难以让校友满意，但我愿意作一尝试

1 科大下迁不是因为林彪“第一号令

    很多人认为科大下迁是因为林彪“第一号令”，我以前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实际上决非如此。 

    先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新华网中关于1969 年林彪“第一号令”的历史是这样记载的：1969年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我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1969年10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有的文章说林彪的“第一号令”是背着毛主席搞的，甚至连汪东兴的回忆录也说，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是试探毛泽东反应【2】，看来这些说法都不可信。而文献【1】是中共中央编的，具有权威性。另外，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 “第一号令”一直是林彪的罪状之一，但1980年两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理’两案’时，却没有将林彪“第一号令”列入起诉书”. 也旁证了林彪“第一号令”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的，只不过“第一号令”的提法是黄永胜自作主张加的。我认为文献【3】对林彪“第一号令”的真相讲得相当清楚。

    最近，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尤其是看了苏采青发表在《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上的《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4】一文之后，我认为苏采青是研究党史的，又发表在党史研究上，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按苏采青的观点，科大下迁并不是因为林彪“第一号令”。 

    苏采青先列举了若干年来某些报刊文章乃至某些“文化大革命”的文史专著，一些不够准确的或完全错误的说法，列举了五个例子，我摘录其中二例：

例一：1980年12月5日至8日，在《工人日报》连载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的第19节，有这样的记述：“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将爸爸送往开封。”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 被提前了一天。 

例二：1964年 (原文写1964年，实际是1984年) 8月22日，《人民日报》载《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在第2段开头这样写道：“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一号命令。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此处，误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混为一谈。【4】

    苏采青指出：“笔者认为这些错误说法的产生及其流传，大都是因为有关作者和出版者，受到条件的限制，难以弄清有关复杂情况所致（因为作了有关决策的当事人已大多过世，‘文化大革命’档案材料的查阅又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最后，苏采青指出： 

第一，林彪的“第一号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 

第二，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是由毛泽东决策、经周恩来主持安排的。 

第三，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许多文教单位一事，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设想进行的。 

    苏采青提出这三条结论性意见都是有根有据的，详细可见原文。 苏采青的结论是：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到外地以及下放干部到“五七”干校或基层单位这两件事，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由此可见，科大下迁与林彪的“第一号令”也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另外，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1972年刘达同志“解放”，官复原职，刘达同志官复原职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周总理写信，请求科大搬回北京。但周总理看了科大的信，没表态。这说明周总理也很为难，若科大下迁是因为林彪搞的鬼，是由于林彪的“第一号令”，周总理也不必如此为难了。 

    以后会讲到，刘西尧对科大下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按刘西尧的说法，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一号令”，而是后来在昆明或是贵州的大街上看到贴出来的大字报才得以了解，跟科大的搬迁并无关系。“那时既有外迁也有疏散…… 但从没听说林彪对下迁有过批示。” 【5】

    由上可见，可以肯定，科大下迁与林彪的“第一号令” 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能说科大下迁就是因为林彪的“第一号令”。 

2 科大下迁不是因为办“五•七”干校

    科大下迁始于选点创建“五七”基地，有校史为证。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6】记载： “1969年7月15日─23日科大派出多人分批去湖北、江西、东北等地选点办‘五•七’干校，以便干部轮流下放劳动锻炼。” 

“1969年8月初，校革委会常委在听取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调查的同志汇报后，原则同意他们关于创办’五• 七’基地的报告，地点在江西。” 

“1969年8月下旬，国务院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刘西尧主持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常委会议，专门讨论我校关于创建五 •七’基地的报告。刘提出地点设在豫西，月底派人去南阳看点。” 

“1969年10月6日，刘西尧和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王锡鹏到校开座谈会，校革委会常委及教育革命组部分同志参加，讨论关于创办’五•七’基地的报告，刘亲自主持修改、定稿，明确该基地是科学院的一部分，基地设在河南南阳地区。”

“1969年10月9日，驻中国科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驻中国科技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国科技大学革命委员会联名书面请示报告国务院业务组要求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设立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两部分，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基地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又是农场、又是科研单位，逐步发展为教学、科研、生产、使用四位一体的综合性理工科学校。计划二、三年完成基地筹建工作，并把学校逐步迁到基地。地点在河南省南阳专区。” 

“1969年10月16-1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谢富治批示同意‘要求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报告’。” 

    对于“五七”干校，我们这些老头、老太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改造”干部的场所。“五七” 干校的产生,当初是为了安置大批精简干部和有问题的人 (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右派等)。后来，由于毛泽东同志错误估计阶级斗争形势，错误估计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即：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 “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7】。所以，也用“五七”干校，对知识分子“下放劳动”，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俗称 “臭老九”)进行“劳动改造”和“再教育”。据方励之记载【8】：“首先是北京大学宣布，将迁往江西鲤鱼州。1969 年8月29日，李淑娴首批被遣离北京去江西。”因为清华，北大有迟群、谢静宜这样的通天人物，所以清华、北大动作较快，至1969年8月，清华、北大已在江西办“五七”干校，而我们科大才开始找地方。 

    我的结论是：科大下迁始于选点创建“五七”基地，但科大下迁决不是因为办“五七”干校。因为1979年2月17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9】, 五七干校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科大下迁若是因为办“五七” 干校，科大也早可以搬回北京了。科大究竟为何下迁合肥，且听下回分解。 

    顺便说一句，有人对当年科大教育革命组或他们起草的报告指责过多，有失公平。教育革命组共84人，其中宣传队9人，本校工人1人，教员44人，学生30人。44位教员都是像我这样大学刚毕业的助教，没有一个教授。科大的教育革命由这些人来领导，本身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才有的荒唐事。他们当年都还是年青人，在文革的大潮流中，总希望能“紧跟毛主席”。科大下迁与他们的报告无直接关系；即使他们当年不打那个报告，科大还是会被人赶出北京，踢出科学院。  

3 科大下迁不是因为战备疏散

    我的上篇文章最后谈到，科大下迁始于选点创办“五七”基地，但决不是因为办“五七”干校。1969 年10月16-1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谢富治刚刚批示同意科大“要求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报告”。学校正派人四处寻找“五七”基地，突然，真的是很突然，从找“五七”基地变成疏散搬迁了。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 【10】记载：“1969年10月21日，校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委会议，驻校宣传队副指挥赵湘濮传达上级关于战备疏散下放的指示，要求学校立即疏散搬迁到河南省去。”请注意日期，传达战备疏散下放的日期是1969年10月21日，而中苏谈判已于10月20日开始。“ 

“1969年10月22日驻校宣传队一副指挥及贾志斌、黄英达、蔡有智等再次携带刘西尧亲笔信去南阳选点，到唐河、新野等地看了后，一致认为在此山区、丘陵地带创办基地有困难。” “1969年10月23日召开全校大会，驻校宣传队赵湘濮副指挥作关于学校疏散搬迁的动员报告，要求 11 月 5 日前全部搬出。”  

“1969年10月26日晚，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石煌召集驻校军宣队王政委，校革委会副主任杨秀清等开会，传达国务院业务组的《十条意见》时说：‘主要精神是高校战备疏散问题’。”但是，中央从未下达过高校战备疏散的文件！赵副指挥要求科大在11月5日前，即半个月之内全部搬出北京。请想想，连地方都还没有找好，就要求在半个月之内搬出北京，可能吗？搬个家也没这么容易，何况是一所大学！  

我记得，当初动员疏散搬迁时还说，因为可能要打仗，为了保护知识分子，劝大家赶快离开北京，去外地躲躲。知识分子，即使像我这样根正苗红，共产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也都成了“臭老九”，要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打仗了，不知为何如此看重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叫北京的工人，中国的领导阶级去外地躲躲？不保护工人阶级，反而保护“臭老九”？令人费解。 

    请看“1969 年的北京高干大疏散” 【11】是怎么描写当年北京战备疏散的：“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作协部分人员，分别于9月25日、26日动身。中科院原子能所去湖北，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河南息县。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全国物价委员会去湖北襄樊。10月25日，国防科委机关干部全部去了河南遂平县莲环湖干校。11月15日，中国作协机关宣布了紧急疏散命令，所有人都下去，11月30日和12月15日分两批疏散。”这里也请大家注意时间，多数疏散时间都是在10月20日中苏开始谈判之后。 

    “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长春 l0 所高校在一个多月期间，下放干部、教师4400人，占总数的58.6％。”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 于是，在京的大批高干疏散到外地。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找我们这些人逐一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我们被分得四面八方。昆明军区的我、李成芳、张子明、胡荣贵、张力雄和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这 6 个人被通知到广州军区。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在石家庄的陈毅，按照省革委会的安排，每周三个半天去铁路工厂参加活动，离开市区，要得到省革委会批准。他希望到附近农村看看，不被批准，只好呆在招待所里，同妻子张茜读书看报，阅读少量文件。 

    徐向前回忆：“我在开封，实际上过着半囚禁的生活。哪里也去不得，整天呆在房间里，看书看报，身边除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自己生活孤单，消息闭塞，心情更加郁闷，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何年何月才能结束，也不知道其他老同志的命运如何。” 

    聂荣臻回忆：“规定我们不能离开所在的城市，不让回北京，也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这实际上等于软禁。…… 我在邯郸还好，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隔墙就是公园，我几乎每天到公园去散步。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客气得多。” 

    “秦基伟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监督劳动。他们6人被分到6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往来。秦基伟回忆：我们几个人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完全被打入了另册。我想订两份报纸，不行。写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面审查。家里来信，到我手之前也要审查，被认为不该写的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我只能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1970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有了。” 好了，就引用这些，详细可看原文。只要看看这些老帅和高干战备疏散后的生活，这是战备疏散还是流放？为什么 “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为什么要限制他们的自由，过“半囚禁的生活”？这是战备疏散吗？！大家知道，这次战备疏散起因于珍宝岛战斗。关于珍宝岛战斗，《曾引起各方面的震动：林彪“一号命令”的真相》【12】一文是这么说的： “1969年3月2日发生的珍宝岛战斗已经从一次边界冲突演变成政治事件，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声讨大会。 从苏联给东欧各国的内部情况通报看，苏联对中国的行动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不知道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接着，在3月15 日凌晨开始的又一场战斗中，苏联边防军要求派坦克和炮兵支援，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出访，无人拍板。直到中午，苏军与最高领导人取得联系后，才派出增援部队，这说明苏联并没有准备好。尽管如此，苏联边防军还是以相当的规模入侵珍宝岛。战斗持续了9个小时，中国边防军顶住了苏军的6次炮火袭击和3次进攻。” 1969年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求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通话，遭拒。 

    “1969年9月初，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病逝，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赶往河内吊唁，当晚返回北京。苏联方面本来派了一个副总理级的代表团去河内，一听说中国的总理去了，正苦于找不到与中国对话机会的柯西金不想放弃这个好机会，他取消了同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外相的会见，立即乘专机飞往河内。很不巧，在柯西金的飞机降落前，周恩来已经走了，他只见到中国新派的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柯西金仍不死心，通过中国驻越使馆转报，希望回国转道北京，以便能有机会与周恩来会晤。 柯西金催问了几次，中国驻越使馆说已经报上去，批示还没下来。柯西金以为这是一件简单的事，实际上这在中国有一套复杂的程序，大使馆报外交部，外交部报周恩来，最后由毛泽东决定。因为毛泽东早有和苏联谈判的意思，接到报告后，当即表示同意，可以让柯西金路经北京，周恩来可以与他打打交道，但只限他在机场短暂停留，不能让他进北京城。那时，全是手工操作，程序这么复杂，想快也快不了。等批示传到河内时，等了一两天的柯西金以为没戏已经失望地走了。他是按照来时的路线返回莫斯科的，先经柬埔寨、巴基斯坦和印度，再经阿富汗回国。直到飞抵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柯西金才得到中国的回音。他当然不想放弃这个“天赐良机”，马上绕道苏联的伊尔库茨克，从那里直飞北京。 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了柯西金，双方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会谈中，气氛不错，双方互称同志，并致问候。虽然双方少不了唇枪舌剑，但总的态度还是友好的，双方肯定了中苏两国的关系应该向前发展。” “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建议自1969年10月10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并说苏方已任命了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由周恩来审定的、乔冠华给苏联驻华代办吕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建议改到10月20日开始。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抵京。按说这次谈判规格不低，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请注意，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抵京。 当时，中国领导人估计，这次可能谈成，达成某种协议，也可能苏方以谈判为借口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于是才出现了上面紧急战备一幕。 

    中国领导人“鉴于苏联突袭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训”，防止苏方以谈判为借口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以防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之日，没准就是苏联动手之时，这些，我们老百姓也能理解。但是中苏谈判已经开始，还大肆宣扬备战，我们老百姓就无法理解了。文献【13】也说“谈判的日期是中国定的。” “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之日，没准就是苏联动手之时，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但当时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搞得人心惶惶，只有天知道。倘若苏联真要对中国搞突然袭击，文献【13】也说了，会首先袭击中国的原子弹基地，导弹基地，……，难道会先袭击中国的大学？会袭击中国的文化团体？会袭击那些被打倒的干部？……所以，为什么当年要搞战备疏散？我这个小老百姓就想不懂了。毛泽东同志一向明察秋毫，又是著名军事家。我相信，毛泽东同志也不会把有卫国战争作战经验的前苏联看得这么笨，他们对中国搞突然袭击会先袭击高校和文化单位？ 

    我们学校是“1969年10月23日召开全校大会，驻校宣传队赵湘濮副指挥作关于学校疏散搬迁的动员报告，要求11月5日前全部搬出。” 【10】此时，苏联谈判代表团早已于10月 20日到北京，中苏谈判已经开始，所以根本不存在苏联利用谈判之名搞突然袭击的问题。那为什么还要我们搞战备疏散？！ 

    再看看徐向前、聂荣臻、朱老总和陈老总这些老帅疏散后的待遇，这是战备疏散还是流放？！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年科大下迁，“战备疏散”只是个借口。第一，科大是1969年10月23日召开全校大会，动员“战备疏散”的，中苏已于10月20日开始谈判，已不存在以谈判之名搞突然袭击的问题。第二，有卫国战争作战经验的前苏联，若对中国搞突然袭击，也决不会先袭击高校和文化单位。第三，若科大真是因为“战备疏散”下迁的，那么，后来中苏并没打仗，科大就早该搬回北京了。所以，我认为科下迁的真正原因决不是战备疏散！  

4 科大下迁不是因为高校下放

    中央从未下过高校战备疏散的文件，但是中央下达过高校下放的文件。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69年【14】记载：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     

    到1971年，全国原有的434所高等院校。保留继续办的还有328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9年10月26日印发了《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即中共中央(69)72号文件，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半工半读、函授学校），设在北京的仍归各有关部门领导；设在外地的，可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也可交由厂矿革命委员会领导；设在其它地方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函授学校），全部交由所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高等院校在本校所在省、市、自治区以外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则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革命委员会为辅的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才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材，因此，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的分配，都纳入国家计划。 

    科大大事记也记载：1969年11月1日学校召开全校大会，刘西尧到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15】，再次动员全校疏散搬迁，提出学校下去分两步走，先疏散，第二步再选点搬迁。  

    刘西尧何许人也，他来自二机部，毕业自武汉大学物理系，文革中，名义上是周恩来总理派到中国科学院的总理联络员，实际上是当时科学院的第一把手，对科大毫无感情。科大当年设在北京，归各有关部门领导，即归科学院领导。刘西尧在看了《通知》后，应该知道科大与《通知》是否有关，也该知道《通知》是否与疏散搬迁有关，他还亲自来科大传达《通知》，可见他对该《通知》的重视。 

     中共中央下发的《通知》与科大无关，《通知》内容中只字没提疏散搬迁。那时张劲夫、郁文都靠边站了，如果他们二个有一个在位，科大肯定不会下迁，所以科大下迁与《通知》无关。刘西尧为什么要专门来科大传达《通知》，动员全校疏散搬迁，并提出学校下去分两步走，先疏散，再选点搬迁。为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5 刘西尧欠科大人一个道歉

    “科大为何下迁合肥？”不仅仅是科大校友，甚至连平民百姓，也常问这个问题。都认为既然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应在北京，为何搬到合肥来？ 

    作为一个老科大人，作为科大下迁的见证人之一的我，为了对科大历史负责，给后来的科大人有个交待，退休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开展调研，编辑了《中科大下迁合肥》(电子版)，这是我退休后编的第一本电子书。 

    有些朋友看了《中科大下迁合肥》(电子版)后对我说： “你还是没有讲清楚科大为什么下迁”，是的，当时我确实还讲不清楚科大为何下迁。为了搞清楚科大下迁的真实原因，最近在编写《我们心中的科大》的过程中，又在网上搜索科大下迁的问题，新找到一篇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王锡鹏写的《有关科大外迁的一些情况》（全文见附件）。

我认为这是目前对科大为何下迁讲得最清楚的一篇文章。 

    1969年8月下旬，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国务院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刘西尧主持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常委会议，专门讨论我校关于创建“五•七”基地的报告。刘提出基地设在豫西，月底派人去南阳看点。1969年10月6日，刘西尧和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王锡鹏到校开座谈会，校革委会常委及教育革命组部分同志参加，讨论关于创办“五•七”基地的报告，刘西尧亲自主持修改、定稿，明确该基地是科学院的一部分，基地设在河南南阳。1969年10月9日，驻中国科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驻中国科技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国科技大学革命委员会联合书面请示国务院业务组，要求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该报告是由刘西尧本人转送的。1969年10月16─1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谢富治批示同意“要求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报告”。刘西尧得知李先念、谢富治批示同意后，立即派王锡鹏去科大通知科大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要求立即开始基地选点等前期准备工作。

    王锡鹏说：“而且刘西尧有一次在和我本人个别交换意见时说，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见是借此机会‘全锅端’。这样，经在院工、军宣队和革委会的联系会上刘西尧讲了一下之后，就将科大全部下放的决定形成了。在此问题上，李先念、谢富治两位副总理的具体批示是什么，我不清楚，但科大的报告是办“五•七” 实验基地，并不是要求把科大全部下放下去，这一点也是清楚的。”因此两位副总理是关于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批示，而非下迁或下放的批示！刘西尧要把科大全部下放下去的理由是 “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借此机会‘全锅端’”是刘西尧对科大的真实意图。刘西尧对科大办“五•七”基地异常重视和积极，显然想趁办“五•七”基地之机，迫不及待把科大赶出北京。 

    11月1日学校召开全校大会，刘西尧到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即中共中央(69)72号文件），再次动员全校疏散搬迁，提出学校下去分两步走，先疏散，第二步再选点搬迁【16】。他表示：“搬迁就是疏散，疏散就是搬迁”。王锡鹏说：“我记得有一次，刘西尧在一个小范围内曾传达过陈伯达的一个指示（可能有尚可、刘桂英等人在场），大意是，为了贯彻战备精神，北京除留北大、清华等几个学校外，其余大专院校有的要外迁，有的要撤销。刘西尧说：既然科大已打了报告，两位副总理也已有过批示，就应借此机会全部下放下去。” 但高校下放的通知只字末提疏散，刘西尧想利用高校下放的通知，趁战备疏散之机，把科大赶出北京，赶出科学院。  

    王锡鹏说：“科大大批师生搬到安庆之后，由于大家持不同意见，对此进行抵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时发生的问题刘西尧是知道的（是省革委告诉刘西尧的，还是李德生告诉刘西尧的，我不清楚）。大概是九月的一天(应该是十二月，耀钟注)，刘西尧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当着尚可和我的面交待，说李德生同志要去合肥，要我们马上去合肥，借此机会办理移交手续，否则科大闹起来不好办。” 当时安庆只给科大一幢三层楼，一幢三层楼怎能办一所大学？刘西尧曾是武汉大学物理系学生，一幢三层楼办大学，是何等荒唐！刘西尧心里应该很清楚。刘西尧如此迫不及待与安徽省办理科大的移交手续，并要求对科大师生保密，包括与科大革委会同去的杨秀清等同志，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刘西尧尽快把科大赶出北京，“一脚踢出科学院”是何等心切。 

    王锡鹏说：“总之，刘西尧的意图很清楚，将科大一脚踢出科学院了事。还有一件事情也能说明刘西尧的心情，当时刘想把科大的房子交给铁道兵，我有不同意见，刘说，要搞就搞彻底，不留尾巴。” 

    王锡鹏的文章是1974年7月5日写的，刘西尧还健在，并且还很红，王锡鹏决不可能瞎说。刘西尧为什么要把科大一脚踢出北京，一脚踢出科学院，用他自已的话说，就因为“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科大虽然是 1958年创办的，1959年就成为全国16所重点院校之一，而且1962 年科大的入学分数已超过清华和北大。文化大革命中科大雄师给中央文革贴了几张大字报，后来被抓，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大的动作。文革中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中没一个是科大的，清华、北大很多大学都发生了武斗，科大却没有。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科大是最好办的、最好管的大学。比科大难办，难管的大学多的是。刘西尧感到“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目的是借此机会 ‘全锅端’。”，想找机会把科大“全部下放下去”，把科大一脚踢出北京，一脚踢出科学院。“林彪一号命令”，战备疏散的通知，高校下放的通知，正是刘西尧想找的机会和借口，科大下迁，刘西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刘西尧欠科大人一个道歉！ 

 

6 科大下迁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中国科大刚下迁合肥，那时的工宣队队长李东林说的第一句话是：“下迁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谁反对下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谁就是反革命！”于是他把“四常委回京”和“合肥之行”（二十几个学生从安庆来合肥，希望请来安徽办科大移交手续的科学院和科大领导，先去安庆看看，再办移交手续。）都打成反革命事件。那时我内心对李东林的话很反感，认为他是肤浅和机械地理解毛主席的话, 拿鸡毛当令箭。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看来李东林的话没错，科大下迁的确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有句名言 “知识越多越反动” ，反映了毛泽东骨子里蔑视和仇恨知识分子的本性。关于这句名言，有人辩解说，毛泽东的原话是“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但是把这句话改成“路线错了，干得越欢越反动”，逻辑上还说得过去。知识多少与反动没有任何逻辑关系，也与路线没有任何联系。假设“知识越多越反动”成立的话，那“知识越少越革命”也应该成立，这就更显示其荒谬。在文革时期,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荒谬，本人因为多读了几年书，就要接受没有考上大学的工宣队和在农村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读书成为罪恶的根源。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只会用事实说话。毛泽东听不进专家学者的意见，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像梁漱溟 、梁思成 、马寅初等当代中国大师级的人物，曾提出了许多后来证明是对的意见和建议，可是那时的毛泽东却不愿意采纳，这足以反映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从毛泽东喜欢和重用什么人，也可看出他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历史上，工人王洪文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曾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农民陈永贵也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高居国务院副总理；还有白卷英雄张铁生，一路高升成为全国人大常委。这些都是“知识越少越革命”的例子。 

    全国大学几年不招生，世界上还能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国家吗？让初中生谢静宜、迟群去掌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领导两所名校的“斗、批、改”，为当时的全国高校作示范。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听了都会觉得很荒唐，可是文革中大家谁也不敢说荒唐，主要原因是这些都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支持，另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当时的做法是最符合毛泽东思想。清华和北大当时在江西办了“五七”干校，虽然不能称之为大学，但是不能问，只能做，并且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央警卫局汪东兴领衔创办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共大得到中央和地方的极大关注，一时成为高校学习的样板。“五七”干校是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办的，那还能有错? 科大也曾一度紧跟。 

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都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战略部署办校的， 科大下迁当然也在其中。这一点，我相信无论谁都无法否认。 

    中国教育史上，西南联大，因为战争被迫南迁，战争结束后立即搬回原址。据记载，世界上真正搬迁的只有一所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大下迁，现在看来确实荒唐。 

    我在前面四节讲了，科大下迁既不是因为林彪“一号命令”，也不是因为办“五七”干校，科大下迁更不是因为战备疏散和高校下放，但是科大下迁与这些事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由这些毛泽东指示综合而成的。科大党委书记刘达曾上书周总理，想把科大搬回北京，周总理看了信，没表态，显然周总理为难，因为科大下迁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为什么一忽儿办“五七”干校，一忽儿又是战备疏散，一忽儿又是高校下放，想方设法要把首都的高校赶出北京？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想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当时北京红卫兵出了五大学生领袖，随着文革向前推进，群众运动和红卫兵运动难以控制，毛泽东因此决定向学校派出庞大的工宣队和军宣队。以科大为例，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1968年大事记，7月9日“解放军驻京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0多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学校的‘斗、批、改’”。7月20日“第二批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 人进驻学校。”这样，派到科大的工、军宣队500多人。据中科大《大事记》1967、1968 年职工、学生统计数据， 1966-1968年在校人数为4808人。这样不到10个师生就派一个工、军宣队人员！派工、军宣队，旨在管控北京高校，但是工、军宣队作用有限，只好用“战争动员”，将北京高效迁出北京。 

为什么科大下迁会如此彻底? 我认为一方面与刘西尧有关,他当时感到“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想尽快把科大赶出北京，“一脚踢出科学院”。另一方面与铁道兵也有关。科大的军宣队是铁道兵，他们也认为“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也许更深层次的是为了占用科大的房子，加之铁道兵又容易调火车皮，因此很快地就把科大迁出了北京。  

7 反思科大下迁

    科大下迁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科大下迁不仅使科大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使国家也造成重大损失，搬迁真是劳命伤财。无论从哪方面讲，科大下迁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虽然不追究个人责任，但应该从中总结历史教训。我在网上查阅了几乎所有关于科大下迁的文章，没有发现一篇是总结科大下迁教训的文章。我想，一定是因为这种文章太难写了。 

    今天，我自不量力，对于科大下迁的教训，谈谈我的看法。 

一、科大下迁是行政对教育干预太多的结果。科大下迁，虽然发生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但是，行政对教育干预太多则是一贯的。 五十年代学苏联，院系调整，把理工分家。1958年又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显然，这个口号也是错误的。 六十年代提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还大办“五七”干校。——既学工，又学农，还要学军，怎么可能？六十年代底，又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 

七十年代，学朝农经验，等等。我作为干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些行政干预都是瞎指挥！改革开放后，教育界才开始过上稍为平静的日子，但是，我认为行政对教育的干预还是太多。现在，十七大提出，政府要改为服务型。我希望政府今后对

教育多做些服务性工作，少发指示，少发号施令，少干预。  

二、科大下迁是片面强调“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现在工厂已改为厂长负责制，那么，为什么大学不能教授治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朱清时也主张教授治校【1】，我举双手赞成。科大五十年来之所以发展较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中科大，还保留了教授治校的部分传统。教授们能说话、敢说话，说了话也管用” 【20】；是因为科大几届党委书记都比较开明，能让教授说话，能保护教授。如果大学真正能做到教授治校，我相信中国教育一定会办得更好。倘若当年教授有发言权，科大决不会搬到安庆只有一幢三层楼的党校。 

三、科大下迁是学校没有自主权的结果。最关心学校命运的，是学校师生。可是，科大下迁时，科大师生却几乎是任人摆布的。办好一所学校，关键是校长和老师。现在，学校有权聘用教师了，但是，学校的校长还是由上级任命。因此，我大胆建议，大学校长取消任命制，改聘用制；校长和系主任在全国招聘，聘用谁由校、系学术委员会决定。

四、科大下迁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的结果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介绍科大首任党委书记郁文到科学院时的情况。1953年初，郁文刚来科学院时，被视为“谆谆良师，诤诤益友”、郁文过去的老领导、当时新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稼夫，对郁文同志作了四点指示；【21】

1、 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爱护科学家，为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2、 科学无止境，科学家是能人。自己不懂的事不要装懂，没有把握的事不要瞎指挥； 

3、 在科学院做党的工作，切忌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要注意多听取科学家的意见； 

4、 做到谦虚，诚恳待人，能关心人、帮助人，才能团结人。 

这四点说得多好！我认为，当年科大的郁文书记和刘达书记都做到了这四条，所以，虽然他们不是像严济慈和华罗庚这样的大科学家，但郁文书记和刘达书记都深受科大人的爱戴和崇敬。像严济慈和华罗庚这样著名的科学家在中国少有，但大学党委书记有的是，要做到以上四条并不难，同样可以受到像严济慈和华罗庚这样著名科学家一样的爱戴。我真诚地希望，以后，我们所有的党、政领导同志，无论是在科学界、教育界、企业界工作，能真正做到张稼夫同志的四点指示，不要总是以领导自居，到处作指示，发号施令，能真正地以人民的公仆自居。不要去争什么“我领导”“你负责”之类的，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以上纯属我个人意见，若有不对之处，万望科大校友和各位朋友批评、指正。以上意见中，有的话可能太尖锐，太敏感，但我都是发自内心，出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为了我国的教育事业今后能更健康地发展——作为一位退休老头，我决无争名夺利之意。 

 

附件：《有关科大外迁的一些情况》王锡鹏 (时任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 

    现经回忆，就我所了解的有关中国科技大学下放外迁的有关情况提供如下。 

一：一九六九年，随着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发展，科技大学革命师生为冲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曾主动提出了创办“五•七” 实验基地的意见，并与院里数次交换意见之后，由科大工、军宣队指挥部、科大革委会、院工、军宣队指挥部、院革委会联名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是由刘西尧本人转送的。 

据我回忆，事隔月余之后，刘西尧曾告诉我，科大的报告由李先念、谢富治两位副总理批了，同意他们的报告，刘西尧并叫我到科大去一次，将此情况转告科大指挥部，让他们开始考虑基地的选点等准备工作。我没有看到过两位副总理的批示。但我是向科大工、军宣队指挥部的负责人转达过刘西尧的这个口头传达。 

二：后来，北京各大专院校都纷纷赴京外选择基地。我记得有一次，刘西尧在一个小范围内曾传达过陈伯达的一个指示（可能有尚可、刘桂英等人在场），大意是，为了贯彻战备精神，北京除留北大、清华等几个学校外，其余大专院校有的要外迁，有的要撤销。刘西尧说，既然科大已打了报告，两位副总理也已有过批示，就应借此机会全部下放下去。 

而且刘西尧有一次在和我本人个别交换意见时说，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见是借此机会“全锅端”。这样，经在院工、军宣队和革委会的联系会上刘西尧讲了一下之后，就将科大全部下放的决定形成了。在此问题上，李先念、谢富治两位副总理的具体批示是什么，我不清楚，但科大的报告是办“五•七”实验基地，并不是要求把科大全部下放下去，这一点也是清楚的。 

三：科大广大革命师生得知中央批准他们创办“五•七” 实验基地消息后，曾主动到广西南宁市挂钩，特别是关于无线电专业，拟在那里搞点。我记得刘西尧对此也是不同意的。刘要求科大先到河南信阳地区选点，为此，我记得刘西尧还给纪登奎同志写过信，后来据刘说，中央到河南去的单位太多，压力太大，登奎同志不欢迎。刘西尧见了李德生同志，李欢迎科大下放到安徽去，并介绍了近几年来安徽省的形势及发展前途，说科大下去大有英雄用武之地。关于科大下放安徽的决定，是刘西尧与李德生同志亲自决定下来的。 

四：科大下放安徽，很多师生是不同意的，并在当时多次来院反映情况，告诉他们已在南宁挂了钩，那儿也很欢迎，而刘置科大师生的不同意见于不顾，仍坚持要放到安徽去。并派我几次去科大指挥部，督促尽快地进行搬迁。我记得当时科大师生提出要进行辩论，后来刘西尧也未为此去听过意见。 

五：科大大批师生搬到安庆之后，由于大家持不同意见，对此进行抵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时发生的问题刘西尧是知道的（是省革委告刘西尧的，还是李德生告刘西尧的，我不清楚）。大概是九月的一天，刘西尧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当着尚可和我的面交待，说李德生同志要去合肥，要我们马上去合肥，借此机会办理移交手续，否则科大闹起来不好办。 

当时院里写了一个关于科大进行移交的决定，我记得有三条内容： 第一，决定科大下放安庆，建制归省里领导。关于经费问题，因当年预算已编在科学院预算之内，所以暂由院里管到年底；第二，当时为了和缓科大部分师生的对立情绪，减少搬迁下放工作中的阻力，刘西尧又耍了一个手法，即关于南宁地区科大师生自行选的那个点可以不动（实际上是要拆散）。如果放到安徽之后，省里要求那个部分也合并在一起，应由省里去定； 关于决定中的其它内容记不清楚了。 关于文字的东西肯定是有的。我和尚可去安徽时，是拿着这个文件，并当面交给了李德生同志的。 

    我们去安徽之前，刘西尧当面对我们有过如下交待： 

（1）要抓住李德生同志在安徽之机，将科大的移交手续办好。到安徽之后的工作，向省革委会请示； 

（2）我曾问过刘西尧，科大下放之后，今后的方向及专业设置等问题如何考虑，刘西尧表示，移交之后，由省里去作考虑，科学院不再插手； 

（3）经费也要尽快转过去，减少麻烦；等等。 

总之，刘西尧的意图很清楚，将科大一脚踢出科学院了事。还有一件事情也能说明刘西尧的心情。当时刘把科大的房子要交给铁道兵，我有不同意见，刘说，要搞就搞彻底，不留尾巴。 

六：关于赴安徽办理移交的过程：确定由尚可和我代表指挥部及院革委会赴安徽办理移交之后，据我回忆，我们曾赴科大指挥部与该指挥部和我们一同前往的赵（？）副指挥仔细研究过对策，我记得关于去的目的是对科大师生保密的，而且对科大革委会同去的杨秀清等同志也是保密的。 我们为了赶在李德生同志在安徽期间办理好移交手续，原订购飞机票，后因天气不好，飞机不能在合肥降落，又临时改为乘火车前往。 等火车开出之后，我和尚可在火车上才向科大革委会同去的同志传达了真实意图，并做他们的工作，一同研究了对付已在安庆的那部分师生的对策。 

    为了避免让我们与科大师生在合肥车站直接进行接触，李德生同志特地安排破例让火车在合肥前一站停车，通知我们下车，并派小车直接把我们接到了稻香楼宾馆。我们到宾馆之后，第一件事先向刘西尧通话，汇报了我们到达合肥的情况（是尚可打的电话）。 

接着，省革委会通知，李德生同志要接见我们。不一会，小车把我们送到了省革委。

李德生同志见了我们，我们当面呈交了随身所带的那份文件。李德生同志看了一眼，接着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这样：）

──中央决定将科大下放安徽，原来考虑放在安庆，现在看来不一定合适，可以放在合肥，那个师范大学的校址不是空着吧？有些人闹事，把他们先放下去劳动，可以分若干个点，劳动一段时间，具体情况可以和省革委会文教组研究一下。接见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接着李德生同志就去开会了。 

大概是第二天，我和尚可等人向省革委文教组负责同志汇报了科大的详细情况（包括专业设置、人员等），并在一起研究决定将科大师生分别下放到农场、马鞍山、芜湖、铜陵等地。当时的意图是： 

（1）科大大批人马下到安庆，事先无准备，吃住都发生困难，分散下去，临时解决一下困难； 

（2）尽可能地在安排下放时，照顾一下专业的特点； 

（3）暂时分散下去，把科大力量分散一下，以免他们进一步闹事。 

    在李德生同志接见我们时，明确指出，下来先进行劳动锻炼，然后再谈办学的问题。 

大约是我们到达合肥后的第三天，在省革委会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我们一行到了安庆，并在安庆召开了科大师生大会，宣布了将科大移交给地方的有关决定，并针对科大师生的对立情绪，向他们施加了最大压力。在大会上，我们特别按照刘西尧的意图，传达了有关清查“五•一六”问题的讲话等，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未起到作用。 然后，我们一行直接由安庆经南京返回了北京。据我记忆，在合肥可能还给刘西尧打过一次电话，是由刘西尧本人接的，尚可给打的，讲些什么，尚可清楚。 

七、在我们去科大之前，刘西尧尚有这样的交待：要办理好移交手续，搞彻底，不留尾巴。另外，还授意对带头闹事的人要通过省革委采取一些组织措施等内容，细节记不清楚了。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9)》 

【2】《林彪“一号命令”始末，毛泽东一怒之下点火烧掉》 

【3】 《曾引起各方面的震动：林彪“一号命令”的真相》 

【4】 苏采青 《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 

【5】 丁兆君、柯资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合肥的背景与动因浅析》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 

【7】《文革十年中国教育大事录》 

【8】 方励之：《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9】《五七干校述论》 

【10】《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9年大事记》 

【11】《1969年的北京高干大疏散》 

【12】《曾引起各方面的震动：林彪“一号命令”的真相》 

【13】《五七干校述论》 

【14】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69年 

【15】 《中共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 

【16】 王锡鹏：《有关科大外迁的一些情况》

【17】陈昭：“文革”中的“军宣队”—位大学“军宣队长”的回忆 

【18】轻视和敌视知识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是谁说的? 

【19】说说毛的歪理—知识越多越反动 

【20】]朱清时谈中科大少年班:为教改创路,成本就不高 

【21】 苏世生 任知恕 郭若元：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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