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殇》——白湖蒙难四十四年祭

【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湖殇》——白湖蒙难四十四年祭 
梁伟清(644) 

４４年前的４月２０日前后，是我在安徽白湖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宣布隔离审查的日子。 
——自己的事，自己都不说，不但可能永远被湮没，还可能被人篡改；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学说话大概只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却要花一辈子去学闭嘴。 
——沉默是一种权利，开口也是一种权利，与智慧无关； 
——我选择说真话，留真相，因为把真相留在人间总比带走有价值； 
——如果有年轻人在某一天读完本文后说：“原来如此！”我将十分满足； 
——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篇文章：《湖殇》。 

为了阅读本文时心情轻松一点，特邀读者先行欣赏一下民国才女林徽因在她花季年龄时的玫瑰情怀： 

你是人间四月天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声点亮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 
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 
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樑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你可曾拥有过此生不能忘却的人间四月天？你可曾在四月天拥有过象林徽因一样“是爱，是暖，是希望”的情怀？一群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的才华横溢的激情青年，在他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人间四月天本应有林徽因笔下的梁间呢喃，也应该牵着所爱的手在暖阳花海中徜徉。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恶梦，而正是这场恶梦使得这群科大学子的命运在４４年前的一个四月天发生重大转折。他们的人生厄运从此而开始。 

一、“一打三反”的概况与回顾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白湖农场地处安徽庐江县境内，它是１９５３年围湖造田而成，分成东西两个大圩。其占地约１６２平方公里，是中国著名的特大型农场之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它已经是一个劳改农场！现在它的名字叫做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在这里关押改造过的犯人已经超过３０万。我原来以为它是军垦农场，至今我才明白我们是被禁闭在一个劳改农场里被批斗了１２０天。这段往事经常使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 

根据同学们所提供的数据，一个只有二百多人的大学生团队（科大四系６４、６５级），被整肃斗争的比例超过４６％。也就是说，将２００多人的四系学生围困在白湖孤岛上，剥夺了所有人的人身自由后，由军人挑动和强迫其中的一半对另一半进行了长达３至４个月的残酷斗争。其中使用了“背靠背揭发”、“谁不办就办谁”、大小会批斗、无产阶级专政高压、日夜跟踪监视、诱供和欺骗恐吓及挑拨离间等等反人道手段。这是一种大规模的的精神迫害和人权践踏及人格污辱，我把它叫做“思想屠城”。而这些被批斗整肃的大学生的年龄只不过介乎２３—２６岁，他们手无寸铁，只是和平地表达了对毛泽东、林彪、江青、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不满和批判。而打倒“四人帮”后的中共中央已经把文革定性为一场“浩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被整肃的学生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在打倒“四人帮”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同学的档案都得到了清理，但对这些处于人生青年时期的同学们的精神和前途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永久伤害，一些人的身体及精神状态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据我所知象潘高健、马梅杰、蒋荣杰、季柏青等一大批同学的婚姻家庭及事业前途都受到了多年甚至是一生的损害，多对热恋中的男女同学被残酷地棒打鸳鸯，因而情断白湖，遗恨终生。 

凡是挨整肃的同学，档案都被塞满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结论，以后被发配到最边远最贫困的小县城或小厂矿甚至是最底层的生产队。在以档案治国的毛时代，这无异于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而永世不得翻身。为了在社会上证明自己，至少也要比一般人多花上几倍的时间和力气，甚至穷其一生而终于徒劳。在一些极左横行的地方，即使在清理了档案之后这种伤害并未停止。以笔者为例，１９８０年在我已经拿到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后，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仍然不给我签名放行，理由竟然是我的思想没改造好，到首都北京读书不合适。因为他老婆是厂里的人事科长，所以他熟知我清理之前的档案材料，在这种体制下，一位小小的车间党支部书记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此时离开白湖已经十年，离档案被清理干净也已长达两年！白湖留下的恶梦仍然象一条无形的绞索在我的脖子上缠绕！ 

由于当时失去人身自由和消息被封锁，可谓无知者最无畏。其实６４４、６５４这些挨整肃的学生情况一度非常危急，甚至可以说是命悬一线，因为这次运动就是冲着思想言

论而来的。１９７０年１月３０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３１日，《指示》发出。（《周恩来年谱》下卷第３４６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文件指出：“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在全国“对反革命的各种破坏活动”“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 
正是这个中央文件使这次运动呈现出三大特点： 

１.要从重从快判杀一批思想犯。 
２.批捕的审批权可以下放到市、县革命委员会首长一级。省革命委员会一级掌握本省的批杀大权。 
３.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捕杀，因为当时的中国司法已荡然无存。 

７０年３—６月份是全国从重从快大杀思想犯的几个月，７０年３月５日，光是北京就在这一天枪杀了遇罗克等１９人。７０年２月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的方忠谋因“攻击毛主席，为刘少奇翻案”被儿子和丈夫揭发，４月１１号便被枪杀。从案发到枪杀只有短短的两个月，这便是从重从快的含义。请看下面这份名单： 

２月１２日，南京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政治犯”查金华等人。 
３月１１日，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以“反革命集团罪”在常州被处决。 
３月１９日，“政治犯”张坤豪等在河北省保定市“三皇庙”体育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 
４月１１日，被丈夫和儿子举报的方忠谋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而枪毙。 
４月１４日，“政治犯”的毛应星等，在甘肃被处决。 
５月８日，“政治犯”，２４岁的女知青丁祖晓被处决。 
５月３０日，“政治犯”忻元华等，在新疆被处决。 

上面的名单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单是在１９７０年，在全国一共就逮捕了２８.４８万“反革命犯”，据统计这是自１９４９年后全国以法办的名义逮捕和枪杀思想言论“犯”最多的一次政治运动。 

遇罗克的主要罪行是他的代表作“血统论”，方忠谋的主要罪证是为刘少奇翻案。须知他（她）们的“反革命言论”和四系６４、６５级中被批斗学生的言论相比只能算是小巫

见大巫！单是合肥市的革委会主任就手握生杀大权，遑论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当时我所在三排的排长（军代表）就曾厉声威胁我：“你们这些思想言论已足够枪毙几次！”足见命悬一线并非虚言。至于到运动后期所有被整肃的学生为什么都只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个中原因不详。

二、我的遭遇 

这种受污辱和伤害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为了回忆那段往事，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毛泽东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本来是国共内战时期在共产党军队围歼国民党军队时毛泽东为了攻心和施加高压而写的，但在运动中却被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用高音喇叭反复广播，在大会小会的批斗中被反复使用。其中最主要的段落如下：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 

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把我的思绪带回到４４年前那个凄风苦雨的四月—— 

１９７０年４月初，在科大四系军工宣队的电报催促之下，我不情愿地告别了家人来到四系师生所在地安徽省白湖农场报到。由于迟来，所以多次的超体力惩治性劳动我都没有参加。我是故意迟到的，因为早在６９年底还在北京校园的时候，我就判断这次搬迁去安徽一定会充满艰险磨难，所以我把行李打包交给学校搬运处后并没有跟随大队伍行动，而是一心一意地回广东过年了。我对于去安庆和所谓的“二十八个半”行动均一无所知。在即将告别玉泉路科大校园之际，我恋恋不舍地绕校园走了一圈，只见人们面容凝重，行色匆匆。初冬的寒风卷起满天的废纸和落叶，更增添一层乱世逃难的荒凉。正在这时，高音喇叭里却播出“十送红军”的歌曲，我立即想起了李后主的“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一种国败家亡的心境油然而生，前路茫茫的感觉真是催人泪下。 

在白湖一报到便感觉到我所在的三排排长（军代表）充满了恶意和杀气。他个子不高，圆脸，上门牙稍刨，眼大且寒气逼人，操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声音尖而略带沙哑，年龄和我们相仿。他对我讲话时口气相当严厉而且不断地用大眼睛观察打量我的反应，仿佛要从我心窝里掏出什么似的，我当时便疑心他是特务连出身。 

我的床位被安排得十分奇特：左边是６５４２班的陈同，他是我们年级中有名的肌肉男，发达而健硕。右边是６４４的一位同学，由于平时没有交往，故不知其名，他体弱，和我不在一个量级。运动开始后我才知道这一左一右的任务就是为了监督我的：预防自杀、逃跑及“反革命串联”等等，是专为“对敌斗争”而安排。最重要的是我床位的斜对面即是这位三排长，是观察监视我的最佳位置。果然在运动高潮中当我转侧不能入睡的深夜甚至凌晨时分，我都曾发现他在隐蔽地窥探我。事后回忆起来这是十分周密精细的布局：所有和我过从甚密的同学不是在其他排就是远离我，即使离我最近的胡海泉也相隔至少十几个床位，我的周围全部都是平时不曾深入谈论时政的同学。一左一右的两位保镖同学更是甚少交往。我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运动还没展开，军代表凭什么作出如此精确的安排？ 

运动的风声日紧。终于在四月中下旬的某一天，三排长突然对我宣布：由于你有严重问题，从今天起你必须接受审查，不准乱说乱动，要老实交待！从这一天开始我就被剥夺了自由：上厕所有人尾随监视，吃饭不能自己去打，由陈同或其他人吃完饭后代打送来（当然是冷菜冷饭），床头也贴上了标语，一条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另一条是：坚决打击一小撮帝修反别动队！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我左右二位保镖的脸部表情也从这一天开始变得严肃起来，眼神亦十分冷峻。我当然十分理解他们，因为他们是在执行任务，逢场作戏是必不可少的。在长达１００多天的时间里，他们从来没有打过我的小报告。有一次胡海泉趁着路过我床前之机（上厕所必经之路）给我弹射了一个互相串联的小纸团。虽然我以螳螂般的速度抓住了小纸团，但是我还是感觉得到身边的陈同猛地一震。但他随即恢复常态继续靠在床头写东西，他好像什么也没看见，极其平静。我明白他什么都看在眼里了，只是心照不宣罢了。如果他当时揭发，他会立一功，而我和胡海泉必定罪加一等，全排批斗是必然的。 

在运动的初期我并不紧张，甚至还相当轻松。只是交待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一付炖不烂的心态。在大量的时间里我都在回忆默念唐诗宋词，却在纸上装模作样地写写画画。由于我的床位最靠近厕所，所以凡是三排上厕所的人都必须经过我床前，使我得以观言察色来判断运动的形势。我特别关注蒋荣杰，季柏青，马梅杰及胡海泉的动态，因为我和他们平时交流最多，可以算得上一荣皆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但直到运动结束我都没机会看到蒋，季，马三位同学一眼。胡海泉与我在同一个排，可以天天打照面。他有一件蓝色棉大衣，咖啡色灯蕊绒翻领，经常披着从我床前走过上厕所。我见他抬头挺胸而表情刚毅，便判断他并没有交待什么核心言论。他弹给我的纸团上写“没事”二字，使我信心大增。每次见他披着那件棉大衣从茅草房的另一端缓缓走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尾巴，竟使我奇怪地想起了《红灯记》中的李玉和、《红岩》中的许云峰甚至狱中的方志敏形象，真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十分悲壮。但是到了五月份形势却急转直下。有一天高音喇叭突然广播了五系揪出了“许小昆反革命小集团”的消息，而且四系也揪出了“马小昆反革命小集团”，一时间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每个班排每天都在紧锣密鼓地开着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口号声在每个学生排营房的里里外外此起彼落，甚至在我离开白湖的好几个月后每当我要睡觉时还觉得这种口号声在耳畔回响。被批斗的男同学胡须如野草而面有菜色，而被整肃的女同学则披头散发形容憔悴。此情此景如在目前。 

在这之前我交待的很少，只不过是在敷衍罢了。直到有一天我被警告：“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反动言论”，并向我出示了我在某某场合讲的几条证据。形势的紧逼使我不得不作出必须的选择和评估： 

１.一律都坚守已经没有意义。 
２.必须对轻重缓急作出安排。 
３.有一句话不到最后时刻不能说。 

其实我在文革中对毛的批判言论并不多，只不过是一些诸如“毛泽东像斯大林的晚年”之类的大路货。我的主要言论都集中在江青和林彪身上。其中反对林彪较激烈。因为我对林彪搞大树特树和个人崇拜甚是怀疑和反感。即便如此，按照文革时期的专政标准被投入大牢已经足够了。在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之下，最受折磨的其实是对家人的焦虑。在形势最严重的时候我想到了坐牢，也想到了被杀，因为在文革时代什么都可能发生。但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已年过八旬的祖父母，辛劳一生的父母及年幼无靠的弟妹。因为我们这一生已经见过太多的株连：地富子女、历史反革命家属、右派子女、黑帮子女等等，这种株连已经使千万个家庭多年陷于万劫不复之中。这是精神的最大压力也是求生的最大动力。但我没有响应“竹筒倒豆子”，我是挤牙膏式的交待。这种不痛快的方式被认为是态度不好，导致了后来连毕业分配会议都不让我参加。其中对林彪最尖锐的言论有： 

“林彪大树特树实际上是树他自己。” 
“林彪在挟天子以令诸侯” 
“林彪要上台一定是玄武门之乱” 
“林彪如果上台我就到香港办报纸揭露他” 

这最后一条被认为是不但有思想，而且是有计划和有行动了。加上我是广东人，春节后又迟迟不归，所以一直怀疑我在广东策划“投敌叛国”。但这一条我一直坚持到运动的末期，看到形势已经松动的情况下才承认的。 

在运动最严厉的时候，两位保镖日夜监视陪伴我，不准我去打饭，上厕所要报告而且有尾随。长达３—４个月连散步放风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点连监狱的犯人的待遇都不如。如此遭遇，我怎么可能怀念白湖饭菜的飘香和风景的秀丽？ 

到了六月下旬，气氛明显有所放松，对我的监管也不那么严格了，我也可以自己去打饭了。从同学们的脸上也可以看出形势和心情在变化。七月初，三排对我和胡海泉等人开了最后一次批判会，并让我们作了检讨。也就是在这次批判会上我第一次听到“梁伟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至今我都不知道这句口号是“领导”预先拟定的还是领呼人的即兴发挥。我当时相当的惊愕，因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既然运动已经接近尾声怎么还喊如此充满火药味的口号？是不是要把我打入另册？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只是一场虚惊。 

到了七月中下旬，开始见到大家有说有笑，一脸的轻松，也没有人再看管我了，但也没有人理我，上面也没有任何人跟我打招呼。我见到同学们都开始收拾行李了，我的问题仍然无人过问。我也不焦急，因为凭我对政治斗争的敏感性，我知道不可能把我当敌我矛盾处理了，顶多是延迟分配或分配得比较差。终于有一天，郑汉磷和朱冬轩代表上面和我谈分配了。 

三、毕业分配 

我被取消了参加分配会议的权利，所以我没有听到分配文件的传达。郑是主谈，朱没有说话。经过一番必不可少的挽救教育之后，直入主题： 

“现在要分配了，广西有名额，你去吗？”我对广西历来不看好，除了刘三姐和漓江外，我实在不知道广西有什么可以吸引我的。 
“我不想去广西，我想回广东。广州有名额吗？佛山也可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了郑汉磷。你们可以想象当时他们脸上的表情，因为整个６４、６５级哪怕是毕业结论最好的人也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分配到广州或佛山，遑论我这个“反革命边缘分子”？这种又臭又硬的“死不改悔”态度必定使得他们哭笑不得了，我也立即觉察到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嫌疑。 
“不可能！湖南怎么样？”郑汉磷有些不耐烦了。 
“好的，我去湖南。”我对湖南历来有好感，不管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还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都给我印象深刻。我知道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也只能如此了。 

定下分配方案后，虽然我不知道未来什么在等待着我，但我感到无比的轻松，真有一种大病初愈的感觉。我重新获得了自由，于是决定到外面走一走，晒一晒久违的太阳。这时谢指导员从他的办公室径直向我走来，这使我感到奇怪，因为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看来他是有备而来。 

“这是你的电报”，他递给我并带着异样的表情，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他那嘲弄的眼神和嘴角轻蔑的微笑。我迅速把电报打开并飞快地扫描了一下。“祖母逝世速归”，我看了一下日期是五月份的，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突然而来的打击加上三四个月的身心摧残使我觉得旋晕，我蹲了下去。等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走了，没有作任何解释，一种被欺凌但又十分无助的感觉立刻浸透了全身。是的，他代表着权力和无产阶级政，我这一介草民和他心目中的反革命边缘分子在他眼里又算得了什么？ 

我自懂事开始就和祖母生活在一起，直到１１岁才回到父母身边。我是家里的长孙，不但不能给她送终，而且连发一封唁电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扣押私人信件不但在法治国家是非法的，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是违法的。但在那个时代的中国，阶级斗争是不讲法治和人性的，人权被践踏是家常便饭。家里父母见我几个月没有任何音信，甚为焦虑。后来弟弟告诉我，母亲那几个月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几乎病垮。直到我自由后给家里发了电报才好转。而我的电报只能对父母说假话：工作繁忙，平安勿念。 

当我从祖母去世的悲伤中苏醒过来后，才想起我该去收拾行李了。当我走进阴暗潮湿的行李房，才发现所有人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完毕，满地都是草绳和破纸箱并散发出一股霉味。我已经快四个月没有看到我的行李了，却发现书箱和皮箱早就被撬开。我知道这是必然的待遇——审查对象被抄家了。在文革中我目睹了无数的抄家事件，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我有两本读书笔记，一本抄录了大量的唐诗宋词及我所喜欢的海涅，普希金，歌德，雪莱等的诗歌；另一本则记录了我对马恩列斯毛及欧洲一些思想家著作的读后感，其中特别对毛的一些说法提出了质疑。这本笔记本就被剪得七零八落，估计是拿去当作我的罪证吧。但最使我愤懑的是我祖父写给我的家书被毁。１９６５年当我被科大录取后，我祖父给我写了一封家书，我十分珍爱，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在箱底。我祖父是晚清时代人，由于他幼时家境还算殷实，很是读过一些书。这封家书是他已年过八十高龄之际手执毛笔用文言文写成。 我只记得信的末尾有“务应刺股悬梁，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日若衣锦还乡，为祖当九泉含笑矣”之字句。对于一位清末过来的老人，实属平常话语。但竟然连一封这样的家书也不放过（我估计是当作封资修思想被付之一炬了），阶级斗争真是毫无人性可言！事后我想：幸亏我没有情书，否则隐私变羞辱，情何以堪？ 

离开白湖的日子终于到了，我记得是１９７０年８月５号的早上。３、４个月以来我终于看到了蒋荣杰和季柏青，他们眼神忧郁，脸色苍白。他们在二三十米外以目光相送，我想上前告别但没有可能，只好无奈地离了。我知道蒋荣杰家里困难，我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４６元）就给他弟弟蒋荣根寄了２０元过去，权当慰问吧。但我始终没有见到马梅杰，直到１９９７年在深圳才见到他，这时已过去２７年了。 

２０１２年同学们一起去银川玩的时候董雪生问我：你还记得毕业分配后在合肥吃饭告别的时候，我问你一打三反为什么会弄成这样（挨整），你知道你是怎么说的吗？ 

我当然记得。当时女同学单独一桌，我是这样回答董雪生的：“主要是野心太大了”——其实我毫无政治野心。即使在那个疯狂年代我也毫无政治野心。这只不过是自我调侃之言，疯狂故事皆源于疯狂时代，如此而已。 

在合肥和大家分手后，受余天禄的盛情邀请，到他位于西湖边上的家里小住了几天。记得他有一位才１３、４岁的小弟陪我游玩了西湖。这是我第一次玩西湖。八月的西湖真有“暖风吹得游人醉”的感觉，也使我的心情得以舒缓。至今仍然不忘余天禄同学待人之宽厚。 

四、后遗症 

运动的结束和毕业分配并不意味着好日子的到来，事实证明厄运才刚刚开始。在以档案治国管人的年代，档案如影相随，恰如一根绞索永远勒在人的脖子上。到湖南报到后，所有科大的学生都被安排到洞庭湖农场接受再教育。几乎是和白湖一样的草房，一样的通铺，一样的泥泞，一样的兵管秀才模式。和我在同一个连队的有林善敬、朱冬轩等人。在这里我经历了林彪的“９１３”事件，这使我大为宽心，因为在我的档案中反对林副主席是一大罪状。贺平（邓榕老公）和我同一连队，他是哈军工的。林彪出逃的消息是从他处得到，比文件传达早得多。在一年半的艰苦劳动中，我非常卖力。第二次分配后，几乎所有人都如愿以偿，或回家乡，或去长沙、株洲、湘潭等最好的城市。如林善敬、朱冬轩、黄仁初、徐新林、金忠权等去长沙，章善梁去了湘潭，惟独我被发配湘西——溆浦县沅江边上。这是汨罗江的上游，是屈原顺流而下行吟天问、九歌和离骚的地方。这使我意识到：所谓思想改造是徒劳的，因为有档案在起作用。 

我所在单位叫湖南省维尼纶厂仪表车间，当时只是一个筹建处和工地，一切从零开始。这一干就是八年。从翻译仪表资料、写操作规程、校验安装、培训工人一直到试车开车投产，也是尽心尽力了。电工原理、电子线路、控制论、高数、英文等课程就是在这里自学的。也许是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传统，老实干活竟然也充满了磨难。车间党支书是位工人提拔的极左分子，他带领着几位不学无术但又酷爱献媚表忠的三四流大学生不断地折腾：批林批孔他们冲在最前面，批邓也冲在最前面，毛死又哭得最伤心，批“四人帮”还是他们嗓门最大。直到上面布置批判“两个凡是”他们才像被打了镇静剂一样停止了鼓噪。我认为这是难度极高的事情：除了演技，还必须加上深度无耻和人格分裂才能做到永远正确，永远都是左派，永远都是最革命。我则是潜心业务，坚持“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发言，宁可前列腺发炎”的原则。结果还是被当作落后典型批判，说我“不关心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不表态就是最大的表态”，真是躲都躲不开。环境如此恶劣如何生存？不管我工作多么出色，加工资、评奖金、提拔重用永远与我无缘，因为我有那份档案。即使档案已被清理，也并不等于万事大吉。 

１９７８年可以考试了，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这是我唯一的跳板，我必须背水一战。但难以想像的是，即使我被录取，这位党支部书记竟不签字放行，理由之荒唐竟是“思想没有改造好，到北京读书不合适”，真让人啼笑皆非。哪怕是党支部书记这小小的权力一旦属于私有，也足可以毁掉人的一生。研究生毕业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分到了珠海市，１９８４年把家里人也调到了珠海市。在被折磨了长达１４年之久，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我终于摆脱了白湖一打三反留给我的厄运。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四系的杨衍明教授。我在湘西的山沟里备考研究生期间无处买书借书，写信向他求援。他立即给我寄了一箱书，真是雪中送炭，尽解我燃眉之急，我能考上研究生，杨教授功不可没。在科大的几次重体力劳动中我曾照顾过杨教授，没想到在我危难困顿之时便得到了他的鼎力相助，真是杯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知杨教授现在可安好？祝他好人一生平安。 

五、回望白湖 

有人问：你面对一群年将７０的老头老太写这样的文章有用吗？我的回答是：有用！因为在网络时代，我不但面对年轻一代而且面对全世界。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的一部分。文革虽然被执政党否定，但并没有认真地总结反思。不但没有全民的反思，政府层面也没有深刻的反思。我们的档案虽然被匆匆清理，但当局从来没有给出什么说法。这就似乎形成了一种想象空间：一打三反政治上是正确的，清理档案只是一种策略。 

你能保证你的子孙后代不再被卷入一打三反式的灾难吗？６４４、６５４这批人的父辈大部分不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就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出身，是执政党的依靠力量。但他们绝对预料不到他们的子弟会被陷入到一打三反的灾祸之中。 

对国家政治灾难的反思并产生了良好效果的有：法国反思了人权并制定了著名的人权宣言；美国反思了种族歧视并制定了种族平等的严格法律；德国反思了法西斯纳粹主义并写进了宪法。这些国家都是法治和长治久安的典范。 

我从来都主张在同学之中宽容和谅解，不要再去追究历史责任。因为对于一个１８，９岁至２５，６岁的年轻人，在文革这种年代是纯属被欺骗利用并最终被抛弃的一代。 但对于科技大学一打三反运动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是必须追究历史责任的。 

据查证，６９，７０届的分配文件于１９７０年６月份已下达，要求７月份必须分配离校。也就是说，中央应该在五月份之前已经在筹划分配事宜。这就决定了中央不可能同时又筹划在全国的高校学生中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科大以学生为重点对象不顾拖延分配而大搞运动完全是一种自主理解和怎样执行的行为。我在湖南洞庭湖农场时向同时接受再教育的哈军工，北航，北农大，中南林，湖南农等校的学生了解过，他们说只是以教育学习为主，并没有在学生中大抓思想犯。这也是有力的佐证。 

除了大环境之外，各地政策的偏差所造成的后果也相差巨大。比如“三年大灾荒”时期，每个省所饿死的人数相差巨大，有的甚至相差十倍以上。其中河南，四川，安徽饿死的人最多，这就是掌权的区别。科大的一打三反被严重扩大化，这与当时的掌权者对“敌情”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有关，也与他们的极左思维有关。 

此外，人性是有差异的。当年守卫柏林墙的东德士兵向偷渡者开枪时，有的瞄准了脑袋和心脏，有的却故意抬高了准星。朱柏生遇到了石政委，使他得以绝处逢生。不幸的是，我们却摊上了冷血加极左的操刀手。如果四系不是被包围关门整肃，出人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关门整肃，却使得政治迫害和身心摧残更加残酷和令人发指。我不知道在一打三反中被迫害致死的科大师生得到了怎样的善后处理，但是如果这些双手沾满了科大师生血泪的投机者，不但不需要担责，还利用这种“政绩”长期升官发财的话，这种抑善扬恶的弊病，必定后患无穷，于国于民都十分有害！白湖蒙难已过去４４年，我这位当年的“反革命边缘分子”不但没有按照他们的批判改造世界观，反而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暴力的专政和高压只能使人暂时闭嘴和违心地说假话，而绝不能使人停止思考和说真话。 
——人类不应该有思想罪和思想犯，这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之一。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立命之本。 

英国伟大的思想家洛克在三百多年前就预见到：“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 
我们这些物理学子所敬仰的物理天才爱因斯坦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深邃思想之光也可以穿透宇宙的黑洞到达地球
的东方：“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质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 

谨以此文追忆在科大逝去的青春年华。 

谨以此文献给在白湖蒙难的所有同学们。 

来源：网刊《文革博物馆通讯》809期，2015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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