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一件命案

 【科大瞬间】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文革中的一件命案 

赵婉如（６３６） 

１９６６年，举国疯狂。正如历史的各个时期一样，凡有大事，就会激起单纯幼稚的青年学生们的满腔热情。当时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青年学生们受到个人崇拜驱使和革命口号煽动，加上也不乏个人英雄主义，于是在国家的大动荡之外又额外闹出许多事来。首都北京更是首当其冲。中国科技大学的活动在首都高校中间不算影响很大，大约因为学生人数相对于其他高校较少，又离大学集中的海淀区较远，更可能因为努力学习的书呆子多些，一头扎在科学技术里。用北京高校的流言来说，“穷北大(注:文科用纸笔，不需太多设备，因而穷)，富清华，不要命的上科大，” 满脑子都还是数学、物理、牛顿、爱因斯坦；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有一些有大智慧的人看穿了这些浪费时间才智的把戏，更愿意在学术领域里游弋，自得其乐。可有一件事，却是晴天霹雳，因为出了人命，而且不是那个时代屡见不鲜的自杀：一个归侨数学教师，周进聪，被几个对立面的学生殴打致死。 

每当有朋友说起该写点文革回忆时，我就犹豫。一来是各项事务还是很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又不愿潦草几笔粗制滥造；更因为年代久远，如果记忆失误事实不切，对不起当事人；还有，那毕竟是痛心遗憾的时代。回忆它是痛苦的，毕竟是个人记忆中的，更是国家的伤疤。近来看见文革博物馆里的几篇文章，触动心弦，于是尽我所能，记录一些片断。 

当时高校强调基础教育，我们进校的第一年只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和外语。周进聪是我们的高等数学课的辅导老师，才毕业不久，个子不高，又瘦瘦的，说话速度不慢，说话时总笑嘻嘻地，眼睛灵活地前顾后盼，还经常配上手势，有时还会一跳一跳。碰巧我们这门课的主讲老师也姓周，周永佩，和周进聪正好相反，他身材高大，举止稳健，态度温和，于是我们这班调皮的学生分别叫他们小周和大周。科大尤其强调基础教育，著名科学家纷纷教基础课，华罗庚教高等数学，严济慈教普通物理等，其他教课的教师也必得有两下子真功夫才能站上讲台。我进校时就读的是地球物理系，对数学的要求虽然远不能和数学系相比，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训练。这两位周老师不愧是精选来的，大周上课从不带讲稿，一堂课下来，讲解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又正好从黑板的左上角顺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板书到右下角，预定的内容全部在下课时间前讲完，满黑板的板演正好留给想做笔记但没来得及记完的同学，令我们惊叹钦佩不已。大周给我们上课时小周坐在后面，随着大周讲的内容调整他的辅导材料。他们两位配合默契。小周虽然资历浅些，但也不同凡响。辅导老师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是回答同学的问题，他总是侃侃而谈，没有他回答不上来的问题。还时不时给人一些课外的难题，启发人的进一步思考和兴趣。我们当时都十七八岁，年少气盛，对老师还是有些挑剔的，可是对这两周，我们尊敬和亲近他们，对数学的兴趣有增无减。 

我个人和周进聪有多一些的接触。第一个学期下来，我几门课都得了５分，于是大小周对我就多了几分重视，愿意多和我聊聊。我除下课后问大周一些课堂内的问题外，有时去小周的宿舍问他一些课内课外的数学问题。那时没有专为学生解答疑问的办公室时间，都是去辅导教师的宿舍问。久而久之就熟悉了。他大我们不多，似乎更像朋友而不是师生。我不少次借他的自行车上街，还一次借过他的两辆车和同学一起出行。小周是南洋华侨，父母还都在那边，家庭富裕（要不他单身一人怎会有两辆自行车，那个年代自行车是奢侈品）。他爱数学之外还爱国，于是孤身一人回国工作。他是性情中人，对事对人都热情。性格外向，这部分导致了他文革中的悲剧。 

大多数教师，尤其是业务教师，在文革爆发后都比较谨慎，持观望态度。他们毕竟不是学生了，不能过于随性。但小周不是在中国长大的，没有深的城府，他直率，有话按捺不住不讲。他说话不绕弯子，口气也激烈。在南洋长大的人，走南闯北，在不同国家居住过，民主意识可能也比较强，胆子也大些。运动开始时我们的数学课已经结束了，其它课也全部停止了，我忙于自己的那些愚蠢的，却自以为是关心国家大事，“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活动，很少见到老师们。但在６７年有一次碰巧在路上遇到小周，聊了相当长时间。那时他还没有很深地卷进派别斗争，主要谈的是当时的国内形势，他对打倒一切很反感，支持我参与的开始扶植干部的一些活动，但劝我小心，不要盲目行动，不是热情去做就好，要真正做对了才好。他说的原则是对的，但是真正做对了没有是事后才知道的，开始做的时候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判别是非。后来就几乎没碰见小周，但时而也听到传言说他发布了一些言论，激怒了谁谁等等。那时的流行语言叫作“跳出来，”他确实跳出来了。 

当时科大主要分两派，东方红公社和延安公社，当然另外还有逍遥派。东方红公社是“掌权”派，也是多数派，运动开始时的“造反”派大多加入了东方红，气势比较盛。延安公社站在对立面，对事物的态度持较为温和的态度，被东方红讥为保守派。周进聪虽然性格热情开放，但政见却与延安公社一致，他成了延安公社的积极分子。后来打死他的几个人都是东方红公社的铁杆分子。两派之争是这桩命案的基本原因。周进聪有些事情让东方红的人愤怒，其中有一件事是东方红的人砸了延安的广播站，延安公社募捐重买广播器材，他捐了很多钱。这使他成为东方红铁杆的眼中钉。他被东方红那几个人从他的宿舍里骗出来，被装在麻袋里劫走，押到某个秘密地方拷打，受到拳打脚踢，可能还加上了棍棒。我也听说他会点武功，开始的几下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但他越是经打就越惹得东方红的人恼火，也听说他不求饶，于是越打越重，终于有了致命的一击。据说是肝脏破裂致死。事情发生的时间约是１９６８年下半年。 

噩耗传来，我惊呆了。也就是政治观点不同，竟于致命。多少年过去，想起来仍然怵目惊心，让人仰天长叹，说不尽的惋惜和遗憾。据说周进聪父亲是一位侨领，经常回国，他儿子的意外去世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等人的重视，因此这些打人者受到了较重的处罚。后来听说他父母把他的骨灰带回他的出生地了。一场爱国梦，灰飞烟灭尽。 

打人的那几个学生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文革，断不会走到这一步的。他们看到出了人命之后才惊醒了，知道闯下了大祸。第一个念头是逃跑，逃出北京。我后来听说他们找人帮助，设计逃跑方案，但终究不是解决办法，逃了几天后终于自首归案。某种特定场合，一种反常的思维会左右人的行动。这几个学生为此付出了终身的代价。我每每想起这个惨剧，就会为双方悲哀。人这个群体，为了让社会更有秩序，从而自己生活得更好，诚心诚意接受一些能人做国家领导人，希望他们制定法律，组织社会，维持秩序，交易调停。作为带头人的辛苦和贡献的回馈，人们认可这些领导人享受较高收入，特定的待遇，尊敬和荣耀。可事实上，历观古今中外，带头人能做到众望所归的并不在多数。不少带头人唯我独尊，刚愎自用，争权夺利，发起一个又一个事件，导致国家动荡，民不聊生。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盲从，盲动，以至失手伤人至死。小周（我该尊敬地称他为周老师）只是多少人中的一个。呜呼哀哉，乌托邦，只是一个梦想。英明的带头人，少一点私心，多一点明智，让大家和子孙后代活得健康点，舒心点，长久点，民之幸也，国之幸也。 

周进聪的名字列在所有的文革遇难者名单上。谨以此文悼念周进聪老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倘若我炎黄子孙能认真吸取历史教训，中国必有更好的前景。 

科大瞬间》文学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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