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 文革开始的一段趣事

【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文革开始的一段趣事
阮耀钟（5802）

我这个人运气很好，一辈子没挨过整，也没整过人。但在文革初期曾有一段趣事，今天就谈谈这段趣事。

1966 年8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应邀参加大连光明化工研究所的铂电阻温度计鉴定会。大连光明化工研究所是二机部所属的一个研究所。该铂电阻温度计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毛玉柱主持研制的，我们班分到大连光明化工研究所的除了毛玉柱外，还有武振久同学。我们到大连光明化工研究所时，毛玉柱同学已作为“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武振久同学和铂电阻温度计课题组的同志向我们反映了毛玉柱同学被整的情况。

1963 年，毛玉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连光明化工研究所，工作一直很努力，也很出色。1965 年，他还被评为大连市劳动模范（或者是积极分子，我记不了），
红得发紫，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玉柱怎么就成了“牛鬼蛇神”了呢？原来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群众贴了所领导不少大字报，为了转移方向，所领导亲自出马，写了张揭
发、批判毛玉柱的大字报，揭发毛玉柱的“反动言论”。比如有一次，实验室的玻璃汞扩散泵正开着，毛玉柱担心出危险，急着要去做实验，可是管政治学习的课题副组长非要把
实验停下来，读老三篇。毛玉柱说：“毛主席的三篇著作（老三篇）是写给工农兵大众的，通俗易懂，不必天天读，我都背下来了，要贯彻在科研行动上。”有人就把这类话断章取义的收集汇报，成了毛玉柱的反革命言论。

当时参加这个鉴定会的代表中好几个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如来自物理研究所的钱永嘉、上海工业仪表所的姚全发、五机部11 所的常兆祯等等。另外还有北京玻璃研究所的龙光、国家计量院的宋德华和航天部计量所的陆月云等，都是铂电阻温度计鉴定会的代表。我国低温鼻祖，我的导师洪朝生先生（科学院学部委员，现在称“科学院院士”）也来
大连，参加光明化工研究所的另一个鉴定会。所有代表的意见都一致，认为光明所领导把毛玉柱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完全是为了转移斗争方向。

那时的鉴定会除了提供一份有关业务的技术资料外，还有一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从事科研工作”的政治报告。为了给该课题组的同志提供一个发言的机会，也是事先与铂电阻温度计课题组的成员串通好的，我们鉴定会的代表要求铂电阻温度计课题组的同志来谈谈是怎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研究铂电阻温度计的。对此要求，所领导当然无法拒绝。座谈会一开，这下可热闹了，有的说：“毛玉柱是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怎么可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研究铂电阻温度计的政治报告中什么什么地方是假的，那个说，那里那里是瞎编的，完全没这回事，几乎把光明化工研究所提供的那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研究铂电阻温度计的政治报告全盘推翻。于是，我们这些鉴定代表说：“对于铂电阻温度计的技术指标，大家毫无异议，但是根据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政治标准第一，所以这份鉴定报告我们无法签字。”

这一下，可把所领导急坏了。所领导对一些干部说：“这次鉴定会的代表中有毛玉柱的老师和同学，他们要为毛玉柱翻案，不肯签字。”想让群众对我们这些鉴定代表施加点压
力。可是群众一听说，有人要给“牛鬼蛇神”翻案，那还了得！于是把洪朝生先生和毛玉柱都戴上高帽，上街游行，敲锣打鼓，一路向我们鉴定代表住的招待所走来。我记得，当时毛玉柱戴着高帽敲着锣，敲一声锣，喊一声“我是牛鬼蛇神”。洪先生当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他在大连根本没说什么，就是因为是毛玉柱的老师，戴了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陪毛玉柱上街游行，真有点冤枉。

看游行队伍敲锣打鼓朝招待所走来，我们这些代表都走到招待所门口去看，姚全发平常就是嘻嘻哈哈的，站在招待所门口笑，有人问他：

“你笑什么？你是什么人？”
“我是鉴定代表。”
“什么鉴定代表！是资产阶级代表！”

拍搭一下，给姚全发也戴了顶高帽，这样就有三个人戴高帽了。

我想，群众肯定是误会了，站上凳子，想给大家解释几句，可是在那种场合，哪容你解释！何况我既无政治家的谋略和风度，又无演说家的才能，讲了几句，还没等我讲完，就被轰下来了。

从此之后，我们所有鉴定代表都被“软禁”，24 小时有人监视，无法与外界联络。可在此之前，所领导对我们这些代表招待得非常周到，一下几乎从天堂掉到了地狱。因为大
家都是从北京来的，心里倒并不害怕，只是一时无法与原单位联系，有点着急。幸好毛玉柱课题组中有个年青人叫周封人，我真佩服他的勇气和胆量，他还出身地主家庭，在文化
大革命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正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情况下，他居然一个人赶忙逃离大连，跑到北京物理所，把情况告诉物理所同志，物理所同志又把情况告诉我们学校。物理所派了几个人来大连，以王听元（我大学时的党支部书记，我的入党介绍人）为组长，组成了一个“调查组”，名为调查我们这些代表在大连的所作所为。我们学校也来了一批人，其中还有我的女朋友蒋巧云，由石万全（石万全也是我的大学同学，5802 半导专业的，时任党支部书记）带队，名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上是宣传当时陈伯达等中央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讲话。“调查组”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上是一码事，说穿了就是来解救我们这些鉴定代表的，顺便也是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大概是过了个把星期，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我还在全所大会上发了一次言，讲了次话，当然，这次讲话与前次站在凳子上讲话的气氛完全不同了。不久我们这些代表就乘船离开大连回京，当然谁也没有在鉴定书上签字。

过了一、二个月，大连光明研究所又请我们这些代表回去，不过这次不是所领导请我们，而是造反派请我们，为我们“平反”，好像也给毛玉柱平反了。其实，我们这些鉴定代表没什么“反”可平，不过是光明所的造反派想利用我们一下而已。

我这个人记性不好，若有不全的地方，希望其他同学补充和指正。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干过一件坏事，也没干过一件好事，只有这件事也许还值得回忆。

（2008-02-15）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f987f01008d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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