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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关于“人才出在 62 级”

(2023-05-26 04:06:15) 下一个

 关于“人才出在 62 级”

华新民(625)

 

62 级同学入学后,即传出“人才出在 62 级”的说法。这个说法,从其口气来判断,应该出自某个老一辈的科学家之口,一般认为可能是严济慈或华罗庚所说,但是至今无从考证。只能从他们二位对于 62 级新生表现出特别的欣赏和亲自授课的热情看出来,比如严济慈自告奋勇给 62 级新生上普通物理课,华罗庚给数学系 62 级新生安排了课程和教材,要从入学开始就亲自引导他们成才,其课程的讲义系列后来被称为“华龙”。

大致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人记得在正式场合听到过这样的言论,因为,这样的话会让其他年级的学生产生受歧视的感觉。但是这种非正式的场合说的话,确实有很广泛的流传,不仅 62 级学生知道,其它年级的学生,包括 62 年后入学的学生也都记得有这样的说法,而且受到众多科大人的认同。产生这种说法的表面原因是:1962 年科大的高考入学分数已超过了清华、北大,成为全国入学分数最高的学校。但是深入一点思考,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提出这个说法的老科学家,难道真会相信,几分甚至零点几分的考试成绩差别,就能成为学生素质高下的神奇标志吗?显然,他们这么说,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因为 1962 年的高校招生政策和录取标准与其他年份明显不同,使得人们普遍认为,62 级学生的业务质量确实比以往的学生要高。 

 这要从科大的历史说起,科大是 1958 年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创办的,此后几年国家都处于大跃进的氛围中,高等学校的大跃进表现在增办了许多学校,有些不符合大学标准的中等专业学校也升格为学院或大学,而且所有学校都扩大招生,录取新生的业务标准也变得相当宽松。科大办学的宗旨虽然是为了培养高水平的科研人才,也不免受到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比如,58 级招了一定数量的调干生,入学时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加上入学后即参加建校劳动,对学业有所影响,所以近代力学系的 58 级毕业时,全体学生被系主任钱学森留在学校,多学一个学期来补英语和基础课程。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科大担任教授的老一辈科学家显然是对那些年招收的学生质量不大满意的。另外,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当局对于学生的要求是“又红又专”,而且“红”的要求放在“专”的前面。而所谓“红”的政治标准不易掌握,家庭出身往往成为主要的有形指标。科大在招收新生时,在政治条件方面常常比其他学校有更严的要求。结果是有些学习成绩出色的报考学生因为家庭出身或其他政治条件所限而不能被科大录取,从而使入学新生的学业质量有所降低。

当年的录取新生的具体政治审查标准和程序是保密的,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方才在网络上有所透露。据袁剑平在《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一文所述,政治审查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 1957 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这里说的基本上 1962 年前的情况。

由于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1961 年开始,政府在国民经济领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改变在 1958 年后奉行的各个领域急速扩张的做法。1962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检讨了过去几年中推行的政策的不良后果。在教育领域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做法是,砍掉了一些在大跃进中开办的质量不合格的高等学校,同时在高校招生方面大幅度地减少了录取人数。到 1962 年,高校招生人数减少幅度达到最大。以科大的招生人数为例,1958 年招收 1634 名,1959 年 1403 名,1960 年 1755名,1961 年 518 名,1962 年 500 名。(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

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下降导致了普通民 众对政府的不满,招生人数的大幅缩减势必引起人民更大的 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缓解民众不满情绪的措 施,1962 年的招生采取了一些与前些年不同的政策,如一律 取消学校“保送”学生的名额,所有学生都必须通过考试进 入大学学习;同时,放宽对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提高 了考试成绩在录取考虑中的分量,有所谓“按照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分段录取”的说法。在清华大学还有着这样的 传说:如果考生的考分达到某个分数线以上而政审不合格者,不能轻易不予录取,要报校长蒋南翔亲自决定是否录取。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后,1962 年被录取的学生比以往各届从年龄上说要明显降低,学习成绩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从家庭出身、党团员比例等政治条件上看则有所降低。

这种情况在科大也是一样,当时中国的老一代科学家,保留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将学生视作自己的子女,尤其喜欢读书用功、成绩出色的学生。看到这一届招进学校的新生有这样的新风貌,自然欣喜溢于言表,“人才出在 62 级”这种说法于是不胫而走。学校也为 62 级配备了最好的老师,寄于厚望,可惜 1962年的政策没有继续多久。在 62 级学生入学的同一个月里,毛泽东即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后来的几年里,阶级斗争的调子愈来愈高,同时 还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联系起来。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是 大学生的主课,不上好这门主课不能毕业,于是,62 级的学 生在 65 年就中断了课堂学习,全体到农村去参加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回到学校,回到学校后直至毕业也没有恢复正常的学业。所以,62 级学生实际在学校上课不过三年时间,在后来的文革动乱中,开头三年学到的知识也流于荒废。老科学家在 62级学生中培养人才的愿望不仅完全成为泡影,他们提出的 “人才出在 62 级”的说法也一再被拿出来作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靶子。

2017 年 4 月

(本文网上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173d6785c0102wrp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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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来寺 回复 悄悄话 “人才出在 62 级”应该是民间说法。按当年四川省副省长康乃尔说法: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更看重成绩而不是家庭出身,和62年前、62年后都不一样,这造就了文革前的大四那一级学生成绩好于前后几届,仅此而已。大环境原因,折腾太多,能否成才就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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