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科大给我留下了什么?

【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科大给我留下了什么?
陈克强（6234）

我是仰慕中国科大的大师之名于1962年考入科大的，1968年毕业，整整6年。但在科大真正读书只有三年（后三年搞“四清”和文革），但当时中国科大的大师们如严济慈的“学问，学问，勤学好问”，钱三强的“有所不为才有所为”，华罗庚的“读书要由薄到厚，再由厚到薄”，钱学森的“严谨治学”等思想却影响了我一辈子，可谓终身受用。一本当年科大内部汇编“郭沫若、严济慈、钱学森等大师讲治学及优秀学生讲求学”，名为《向科学进军》的小册子，后来我在大学任教二十余年，几乎给每届学生都要当作序言讲。虽经文革许多书籍被精简了，但这本小册子不但伴随我，后来还成了我儿子的教本，去年我侄子进了复旦大学，我又作为最珍贵的礼物转寄给他。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上述讲的是母校大师们对我治学的影响。大师的更高层含义是指具有宽广胸怀，能率领诸多将才的帅才，这更不容易。中国科大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我记得当时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老一辈革命家张劲夫曾说过：“你们科学家只要为国家做出成果，我给你们拎包都可以。”这句话后来在文革中被批判为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但它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里。后来我任武汉纺织工学院、武汉科技学院院长时，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这句话，这句话也成了我善待教师、尊重人才的最重要的办学理念。

2008年6月
(本文来源：http://yzruan.bokee.com/505394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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