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我的父亲：郑榕自传（选载8）

郑榕著
丛书名：北京人艺经典文库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9-01

听说《风雪夜归人》的演出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他先后观看了七次之多。因为是在国统区，要做广泛的团结争取工作，他曾力主话剧要教育和娱乐并重，对重庆的话剧兴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一年我还观看了矛盾创作的《清明前后》，这是赵丹自新疆出狱后导、表演的第一部戏。他自谦道，自己入狱多年中断了表演艺术的创造，感到明显的落后了。还有夏衍编剧的《芳草天涯》，由张瑞芳、陶金、孙坚白、吴茵、赵蕴茹、王戎六人主演，人称这是一次斯坦尼体系的成功实践。此外还有谢添导演的《黄金湖》和《上海滩之夜潮》（著名舞美设计姚宗汉在演出期间回家自杀，成为当时剧坛的憾事）、洪深导演的《鸡鸣早看天》和陶金导演的《密支那风云》等剧。

这些演出令我大饱眼福，茅塞顿开，学到不少东西。我觉得话剧是年轻人的艺术，很容易触发人的联想……老年后饱经世事磨砺、情感沉淀，观剧便很难掉进去了。

“八.一五”日本投降了，举国上下人心沸腾！戏剧界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庆祝大会，周恩来和郭沫若都曾亲临出席。会上我见到了金山、张瑞芳、赵丹等多位知名人士。大家都激动异常，有些人喝醉了，放声痛哭……此刻众人的心情可应对：“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伴着抗战胜利而来的是社会的大动荡：有人忙着当接收大员、有人忙着抛售囤积货物……在风云变幻中，那可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我当时即兴画了些漫画来抒发自己的感受。

那是一个残酷的时代，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阶层人士的命运瞬息万变。我认识一个流亡学生，开始流落于重庆街头，后来偶然的机会考上一个翻译人员的培训班。由于他熟谙日语，没多久就被选作首批飞往上海与日军谈判的美军翻译。他是那一趟飞机上唯一的中国人，抵达上海后，人们流着泪欢迎他，献花献酒。可是他完成工作几天后飞回重庆，只能继续流浪街头。

在我们剧社后边住着一个圆润秀丽的女学生，有时来剧社里玩儿。几个月后，我突然发现她像变了个人，苍白消瘦、眼神黯淡、牙根黑黄……别人告诉我，生活所迫，她的父亲竟逼她做了妓女、抽上了鸦片烟。

有一天，我正在剧场售票，忽然有一位穿着入时的女郎来到票房，也来当售票员，我很意外。晚上，我们刚结完帐，社长便来约她去跳舞场了。又一天，戏刚开演，票房还没关门，社长带来某部的一个官员，嬉皮笑脸地要拉她去舞场。她推却说“账还没结呢”，那官员把皮夹子一甩：“赔多少钱我都包了！”我气得站起身骂了一通，然后跑去楼上小屋里生闷气。这时，门被轻轻地推开，她轻手轻脚地走过来坐在我床边说：“我不去跳舞了，你别生气……”年轻气盛的我真想跳起来喝斥她“生气的应该是你！他们拿你当人看吗？”这位女郎后来告诉我，是她的丈夫为了拉拢上司，要求她这样做的，还让我看了她丈夫（也是个演员）毒打她在身上留下的伤痕。1961年我去上海演出又曾遇到她，她欣喜地告诉我，她已经和那个不地道的丈夫离婚了。她是个善良的女人，多亏新社会令她避免了沉沦！

在重庆我的收入很少，只买过一本土纸印刷的书——斯坦培克的剧本《人鼠之间》，描写工业革命时期失去土地的农民变为流动性工人的生活惨景。我曾多次为剧中那个力大无比、心地善良的农民工而流泪心伤。那两年我经常回忆起的是《桃花扇. 余韵》里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亦有《长生殿. 弹词》里的——“哪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吓哈倒，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

名演员项堃得知我志在演戏，便在《清宫外史》里为我安排了一个四大臣的角色。同时，张光约定演剧六队去成都演出《草莽英雄》，邀我同去，并承诺赚取了钱买船票送我回北京。我只得辞谢了项堃的好意，离开重庆。

演剧生涯
成都地处平原，有些房屋的格局颇似北京。似乎这里的封建气息更加浓重，帮会组织林林总总。我们剧社请来的装置木工组就有两个“大爷”。街巷里常见游手好闲的人晃来晃去。

 

《草莽英雄》的演出原本是一个势力很大的袍哥大爷出钱约去成都，他看到上座率不理想就撒手不管了，我们立即被赶出了剧场（演剧六队是个比较完整的团体，有中共地下党领导。以后，他们离开成都南下，解放后组成了湖南省话剧团）。当时，经团长张光四下里奔走经营，剧团又在另一个破旧的剧场里演出了《升官图》。这个剧场又霉又潮湿，厕所设在舞台两侧，气味相当糟糕。更有甚者，一次演出进行中厕所里的恭桶破裂，粪水淌入观众席，把观众全都熏跑了！我们演职员就住在楼上的观众席后面，用竹帘当隔间，白日里也不见天光。值得高兴的是，此剧里让我扮演了一个卫生局长。不料演出后不久，成都一个徐姓的警察局长听说这出戏里也有个反面人物警察局长，立即下令停演，还把张光关进了监牢。几经交涉，张光被释放。执着的他继续为话剧事业奔波，前后约定了从上海回家探亲的吴景平、裘萍夫妇（后来在香港定居，从事电影）和血花剧社的万籁天、白玲等人合作，租用了沙利文饭店的礼堂做剧场。陆续上演了《原野》、《风雪夜归人》和《清宫外史》第二部。裘萍在上海出演过《原野》，她主动提议重排这出戏。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仇虎”的人选，张光听说成都有个演过仇虎的演员住在乡下，一边差人去寻，一边让我暂代排戏。那个人一直没找到，后来我也就演了下去。《原野》一剧的戏剧性很强，排演此剧对我是一次重要的磨炼，裘萍和其他人对演出效果也挺满意。《清宫外史》以血花剧社的人为主，万籁天担任导演，白玲演慈禧，我演谭嗣同。谭嗣同的著作古色古香，我试图领会，实在看不懂只好放下。我特地跑去书店里查阅有关图片和资料。演出前有个人跑来向张光讨债，张光还不起钱便请他演戏。我们私下里交谈，得知这位姓黄的人士也是在天津长大的，顿生亲切感。他劝我去重庆参加演剧十二队，说他爱人沙漠在新中国剧社演出《秋》很受欢迎，在重庆名声大噪，剧运看好……这时，我正苦于张光付不出薪水，我回京早已无望。而且，听闻我大哥已经病故，妹妹得了肺病，弟弟跑回去住了，家中生活很困顿，我十分惦念母亲和弟妹们。在成都，我带出来的衣服为了糊口已经基本上卖光，御寒只剩一件鹿皮夹克。住在后台一侧楼梯下的三角地带，只容得下一张地铺，直不起身来。冻得发僵了，只有去大街上走路，走暖了身子再回去躺下（四川的寒天，室内比室外更冷）。经过考虑，我决定离开成都。就这样，于1946年2月我又回到了重庆。

1947年至1949年是中国一个大转变的时期，人们在痛苦中孕育着新生的期盼。

演剧十二队的负责人诸葛明，过去在共产党地下党领导的演剧队呆过，他力图把剧团办得民主化一些。初期，孟超、力杨也常来关心我们。作曲家沙梅为了丰富我们的知识，特请川剧演员李文杰为我们举办了若干场折子戏观摩演出。十二队公演的第一个剧目是《家》，由诗人唐祈导演，沙漠演瑞钰，我演冯乐山，塑造这个人物，天津大铁门里的童年生活给了我一些借鉴。我同时还兼任服装设计工作。此后，我们还演出了《上海屋檐下》、《大雷雨》等剧。《大雷雨》和《夜店》的导演是孙师毅先生，他是中国话剧运动初期的知名人士，也是电影《新女性》的编剧。当时，他正路过重庆打算去香港，声称要去开办电影厂，队里很多人被他吸引。后来听说他在香港生活潦倒，解放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才让人接他回国，终老于上海。

1948年期间，沙漠夫妇、诸葛明夫妇、李恩琪夫妇相继离队。国民党大势已去，在国统区加强法西斯统治，寄发大量“戳乱”剧本让我们排演。我们把剧本烧了，也就此停止了演出。起初，我看不惯一些剧人的生活作风和争夺权势的派系之争，有人指责我是缺乏政治眼光的“没有思想的人”。回想起来，我的政治敏感度是比较低。之后，有人想组织一台演出约我参加，在我的建议之下排演了《天罗地网》，演出后有报评，指出这出戏于当时的社会气氛极不合宜。我那时出于本能的正义感也画过一些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漫画，还画过一张毛泽东的像挂在屋里。但当时我对这场时代大变革的深刻意义并不真正了解。

在演剧队里兼管图书，让我有机会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其中有《战争与和平》、《罪与罚》等。印象最深刻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演员自我修养》的第一册也是这时候看的，还阅读了一些元曲。

有些学校请我去给他们排戏，我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先是为市立女中导演《娜拉》，后来又多次去位于郊区花溪的清华中学，帮他们排演了《夜店》、《日出》和《海啸》，和那里的同学们成了亲近的好友，被他们称为“郑大哥”。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都崇尚朴素，女生剪短发、着蓝布长衫或黑裙。他们善意地批评我模仿美国电影的打扮是“奇装异服”。进步学生们还介绍我看一些政治书籍，叫我参加他们举办的营火晚会。晚会上他们演出了活报剧“打倒四大家族！”那些年轻人真挚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从社会的黑暗里看到光亮、看到了新生的力量！离开清华中学时，他们送给我一本写有赠言的纪念册，我一直保存至今。重庆解放的那一天我是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由衷地感到未来属于更年轻的一代！

迎接解放
重庆是1949年底才解放的。先是一连几夜胡宗南的败兵穿城而逃，然后有三天处于真空状态，街上商店闭门，很少行人。我听书店人说街上来了八路军，就去沿街找寻。在一个小茶馆里见到一群人正围着一个穿四川长衫的人在谈话，桌上点着一盏小油灯。我挤进去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是二野的先遣队，解放大军随后就到。人们问长问短，我也对他说了我们队已造好清册等候接管，他说文工团不久就来。重庆解放第三天，一个艺专同学拉我去看渣滓洞，周围很大一片土地都围着铁丝网，人们说解放前这方圆几里内渺无人烟，特务看见人路过就开枪。那时掩埋死难烈士的两个大坑刚被刨开，杨虎城将军的尸体尚未发现，尸体是遭枪杀后又被火烧的，还有妇女和婴儿，有的背后插进了竹竿，惨不忍睹，回来后我立即画了一张画《勿忘这笔血债》。后来我看到十二军文工团演出的歌剧《刘胡兰》，舞台上的革命激情强烈地感染了我。参加重庆文工团后我还光荣地参加了解放军的入城式，听了刘伯承司令员的报告，我记得开头他是这样讲的：“我们本是一家人长期分开了，如今又团聚在一起，要收拾一下打烂的坛坛罐罐好好把日子过气来……”说得无比亲切。

开始二野宣传部一位焦科长，负责把重庆的两个国民党演剧队、两个电影队组织起来办学习班（其中一个是魔术队，它和两个电影队是在南京解放时随联勤总署逃来重庆的）。这一个月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使我感到兴奋和愉快。我们搬进了原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旧址，伙食吃得很好。我身兼数职，又办壁报又当学习委员，最后还打算排《李自成》，由我导我演……正在这时，学习班提前结束了，我们被分配到重庆市文工团话剧队工作。话剧队的一些骨干是南京剧专毕业的，有一些是南京解放后组成的南下工作团的成员。重庆解放较晚，政治情况复杂。进队后下边有人对我说：“有人说你演的是好莱坞的工人。”我有了情绪。当时见报上有关于“遣返还乡”的政策条文，我想这时回北京的惟一机会了，于是去向领导请求。队上先不肯答应，我请求了多次最后才批准了（当时正威巴蜀中学排《思想问题》），于1950年5月乘木船离开重庆。船是公家包的，船上有两位负责遣返的人员，后来又选我做组长。几十个人把一只小木船坐得满满的，船舷和江水只有一掌之隔了。船老大身材魁梧，头缠蓝巾，身穿长衫，赤脚高站在船尾上把舵。船过三峡，水势湍急，只见两岸高峰插云，天成一线。正近中午，突然山上传来一声枪响，船老大立时停橹，凝神远望。船上人也都瞪大眼睛，这时万籁俱静，只闻江水滔滔……半天又传来两声，但已渐远。船上人谁也不敢动，听任江水把船送下去老远……原来四川刚解放不久，山中还藏有土匪，他们时常蹿到江边，打死舵手，上船抢劫……我们万幸没有遇上。次日，遇到从下流驶过一艘江轮，激起的余浪造成小船急剧摇晃，船上人吃惊起立，船身失掉了重心。这时船老大陡然大喝一声：“坐下！”一下把人们镇住，都坐在船上不敢动了。船身一泄而下……黄昏停泊靠岸时，船老大才告知我们：“昨天就在这里翻了三条船！”这时我们才感到后怕。到了武汉，每人发给路费，买车票回家。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七载的北京，见到了白发苍苍的老母。全家庆幸地说：“要不是解放，今生恐怕难得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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