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中的科大》-- 序三

序 三

留下真实的科大

李尚志 (651)

     

母校中科大六十大寿。老校友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回忆科大故事。我马上参加，就好比远在他方的游子听从兄长召唤， 回家尽一份孝道，享一份亲情，也继承一份宝贵财产。

很多家庭都有兄弟姐妹争财产的故事。争的是有形资产， 总和不变，分财产是做除法，分母越大，商越小。科大的财产是无形资产，就是各阶段的科大校友讲的科大故事。包括 他们自己参与或经历的故事，也包括他们知道的故事。包括重要历史阶段的长篇演义，也包括瞬间火花的短折聊斋。有创业的辉煌，也有跋涉之艰辛。有所向无敌勇往直前的冲锋 号角，也有惊涛骇浪污泥浊水中的冰清玉洁。所有这些故事，都是科大几代人挣下的无形资产，留给历史的宝贵财富。分无形资产是做乘法，多一个人参与，每人所得不但不减，反而增加。被乘数与乘数都增加，乘积按人数的平方数量级增加。科大人很幸运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先继承，优先受 益。也有更大的责任让这笔财产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不断增值。

科大走过了60年时光，不算长，也不算短。60年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不是按既定目标沿既定路线一步步付诸实施，而是充满了意外和变故，经历了躲不过的惊涛骇浪， 绕不过的激流险滩。然而，科大人进军科学为人类造福的目标始终如一，初心始终不改，航船始终向前，虽九死而犹未悔。“滚滚江流万里长，几分几合到汪洋。源头尽望千堆雪， 中道常迴九曲肠。”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

世人到哪里读科大的史诗?很多年以后的人要了解科大，只能读回忆科大历史的书籍和文章。目前却还有另一个宝贵资源:从科大办学第一天到今天的六十年，每一阶段都还有活生生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心里存着一段活生生的科大历史，热心于亲口向当代人讲述。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感叹时光像 流水一样一去不返。然而，自从人类发明了文字，发明了造纸，就可以把时光留住，把历史留住，把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美丽和残酷，金戈铁马和花前月下，统统写成书留下来，让后人知晓和评说。让我们知道曾经有一个叫孔丘的人教过三千学生，还在河边发过议论。也有过一个叫赵高的人指鹿为马，颠覆了一个皇朝，也颠覆了他自己。人们可以通过书籍穿越时空，在历史的长河中穿梭来去。时而跟着孔子过泰山侧，在“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的场景中体验建构主义，建构“苛政猛于虎”的知识体系。时而伴随李白共赏床前明月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五人。

随着科学的发展，跨越时空的手段越来越先进，不但可以读书上的文字，还可以听录音，看视频。可以跨越重洋打电话。可以在微信群中与从未谋面的校友叙家常，回忆过去， 议论将来，不受时空限制。可以穿越到60年前中科大横空出世一鸣惊人的火红年代，重温科大人雄姿英发敢想敢干的豪迈和潇洒。也可以穿越到文革和下迁的艰难岁月，感受科大 人坚韧不拔的操守和意志。更可以穿越到苦尽甘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惊叹科大人绝处逢生爆发出的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虽然我自己也经历了科大历史的很多片 段，从书中读到过科大历史的很多文章，但活生生的科大校友讲述的活生生的科大故事仍然让我激动和震惊，促我深思和回味。

早就听到过建校初期郭沫若校长参加科大活动时被学生踩掉一只鞋的故事。在微信群中再次听到这个老故事，知道踩掉校长的鞋的肇事者就是我在科大非常熟悉的黄吉虎学长。还知道黄吉虎也是另一个故事的主角之一:钱学森出题考学生，考了一天，有两位学生在考场上晕倒，只有两人及格，黄吉虎是其中之一。我不由得想，如果现在发生这样的故事，郭沫若这样的高官的鞋被踩掉，一定是重大安全事故。学生被考晕，不及格率这么高，也是严重的教学事故。

可是，我从这些“事故”中感受的是科大建校初期的意气风发，老师和学生进军科学的火热激情。郭老和钱老在某些时期的某些表现受到指责。这些指责都有道理，但是指责者是 不是也应该反躬自问:假如你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敢不敢比被指责者做得更好?我也在想，居庙堂之高享受光鲜的郭沫若，被学生踩鞋遭遇狼狈的郭沫若，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更快乐?假如郭老重新活过来，让他回忆最快乐的时光，最快乐的瞬间。我估计，他心目中的最快乐时光一定在科大。 假如让他来写《科大瞬间》，他得意的瞬间有可能是被学生 踩掉鞋，因为那是他的人格最受尊重的瞬间。我自己的微信个性签名将幸福定义为:做自己喜欢的事到自己喜欢的程度。 我推测郭老也是这样，在他的年轻时代，纵情写诗宣泄“我 在我的神经上飞跑”一定是快乐的。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 到科大来培养人才，才是他最喜欢做而又被允许做的事情， 哪怕再苦再累也快乐。钱老的快乐也许多一些，比如为国家搞两弹一星肯定是他最喜欢的事情，可以尽全力做到极致。 到科大来培养未来的两弹一星人才，同样也是他最喜欢的事情。那些被钱老考不及格甚至考晕的学生，他们的心情也同样是快乐和荣幸，而不会骂钱老是杀手和名捕。科大有很多老师被学生封为杀手和名捕，所有这些杀手和名捕比起钱老那一场考试简直是不值一谈的 epsilon 和 delta。“不怕死的考科大”是科大的特色，也是科大人的自豪。如果你想了解科大的“死”是怎么个死法，赴死者是怎么视死如归争先恐后，钱老这一天考试堪为传世经典。

中科大为什么在创办之始就有顶尖水平?重要优势是一开始就有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这样一批顶尖的科学泰斗亲自给学生上课。我 1965 年高中毕业考大学之所以报中科 大，就是因为看见科大招生广告上华罗庚给一年级本科生上课的照片。我在念高中的时候读过华罗庚吴文俊等人为中学生数学竞赛写的小册子。那些小册子不是教中学生怎样参赛， 而是在竞赛之后怎样进数学之门。那些小册子都不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从天而降颁布定义和定理，而是带领读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所要学习的内容一步一步发明出来。让我大开眼界，造就了我的学习方法和讲课风格一直到今天。进了科大，发现小册子封面一个个作者名字变成活生生的人从书中走出来，与我们亲切交谈，就好比童话故事中的画中人从墙上走下来施展魔法帮助世人。我这才恍然大悟:我读小册子，进的不仅是数学之门，也是科大之门。还没进科大就接受了科大老师的教导。我后来读老子的《道德经》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开始的时候很不理解:什么东西能够“先天地生”呢?一想到我进科大前读的小册子,就恍然大悟了: 天地这个新事物诞生之前早就在更原始的宇宙物质之中经 历了十月怀胎的过程，我在进科大之前早就读了科大老师写的小册子奠定了考进科大和进科大之后学好功课的基础，这 就是“先天地生”。

我 1965 年进科大，已经不是华罗庚亲自讲基础课，未免有些遗憾。但进校不久就听了一次华罗庚讲座，题目叫“单峰单变量优选法”。优选法这个名字我闻所未闻，华老却把要解决的问题解释得浅显易懂:用最少的试验次数最快的逼近最优点。然后又一步步带领我们解决问题，实现“最快”， 自然而然发明出 0.618。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听华老这样高大上的名人当面授课，却隐隐感觉闻到的气味似曾相识。 思来想去，突然醒悟:这就是华罗庚写的数学竞赛小册子的风格，也是那套小册子的其他一些作者吴文俊、龚升、史济怀、常庚哲的共同风格，他们都是中科大的教师。听华罗庚讲座之前我在中科大已经听了几周课，授课老师也有这种风 格。我感受到:这既是华罗庚的风格，也是华罗庚调教下的中科大数学系的共同风格。我也想起以前读过华罗庚的一篇短文里说的读书的两重境界:1.由薄而厚，2.由厚而薄。第一步“由薄而厚”容易理解，就是悬梁刺股，勤学苦读，由孤陋寡闻变成学富五车。就是愚公移山，挖山不止。也就是科大的重紧深，不怕死。第二步“由厚而薄”怎么实现?我实在无法理解。听了华罗庚的讲座理解了。华罗庚讲优选法， 不到两小时，就让我从茫然不知到豁然开朗，不是让我淹没在算法和数据的汪洋大海中，而是让我登高望远把握全局。

其中唯一用到的算法就是列了一个比例式解了一个二次方程算出 0.618。愚公移山故事从挖山不止开始，到神仙下凡结束，这是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阶段。挖山不止就是由薄而 厚，神仙下凡就是由厚而薄，两者缺一不可。现实与寓言不同之处是:不是等待天上的神仙下凡拯救自己，而是自己修炼成仙自己解放自己并且造福众生。

为什么科大老师讲课与华罗庚有共同的风格?我一直以为这些老师早就是华罗庚的得意门徒，科学院一声令下办科大，华罗庚就把他们带到科大来办数学系。近几年认真读 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五十年》中的回忆文章，才知道并非如此。例如，史济怀和常庚哲都是 1958 年大学毕业到刚刚新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的，分别毕业于复旦大学和 南开大学，到中科大之前并非华罗庚的学生，不是华老带到科大来的，而是来中科大之后才被带的。当时的数学系，除了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这三条龙的龙头之外，龙身龙尾大多 数都是刚毕业的年轻学子。他们 1958 年进科大当教师，我 1965 年进科大当学生，只有 7 年时间，史济怀常庚哲们刚刚三十岁。包括我在内的全国中学生早就读了他们的小册子， 心目中早就把他们奉为高不可攀的学术权威和崇拜偶像，我进校时的感觉他们的讲课风格已经与华罗庚们融为一体。这并非来源于华罗庚们的长期栽培，而是来源于华罗庚们不到 7 年的短期点化。

科大建校初期强大的师资队伍，并非全是由于上级偏爱科大派来了阵容强大的的精兵强将。中科院这个上级确实派了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这样一些超级大神降临科大，亲自在 课堂上为学生上课。但这些大神并不是强将更不是精兵，而是统帅。打仗不能只要帅不要将，上级给科大派的是帅而不是将，然后又从各名牌高校派了一些初生牛犊来当精兵。即 使有帅有兵却没有将，还是难以打仗。将从哪里来?华罗庚钱学森这些帅的本事，不仅在于能够亲自上战场冲杀，更在于能够迅速将初生牛犊点化为强将。就好比须菩提能够把石 猴点化为孙大圣，孙武能够把完全外行的嫔妃训练成精兵。 怎么做到的?

常庚哲老师从美国打电话与我聊了好几次，有时候要聊一小时，我专门问他当年华罗庚们怎样培养他。他说，一是当助教听课答疑，他从头到尾给关肇直当助教好几年。二是去听各种讲座和讨论班。我特别感谢常庚哲写的小册子《复数与几何》，我在读中学时就读了，至今受益。常庚哲说别感谢他，应该感谢曾肯成。是曾肯成手把手把他教出来的。 曾肯成做了个讲座讲复数与几何，常庚哲听了，曾肯成叫常庚哲写成小册子拿去出版。曾肯成自己还不署名。华罗庚当年也通过带领年轻助教们参与组织数学竞赛和小册子来培 养年轻人。现在的中学生读数学竞赛小册子，大多数是为了提高竞赛成绩，参加竞赛的很多人是为了保送上大学。当年华罗庚们的小册子却不是为了提高竞赛成绩而写的。而是反 过来，通过竞赛吸引学生听报告读小册子了解数学思想，引进数学门。与我同时代一大批中学生就是这样进数学门的， 包括我，也包括我在科大的同班同学。不过，最近一两年我有一个新发现，竞赛和小册子不仅培养了中学生，对于培养科大数学系的师资队伍也功不可没。这些年轻助教们跟着华罗庚学会了把大学教材上的知识让学生通过一场报告一本 薄书就能领会甚至应用，自然就能在大学课堂上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解，让大学生学起来不难，领会得更深刻，由愚公移山升华为神仙下凡。我进科大从科大老师的课堂和教材中 闻到的共同气味就是这样炼出来的。这些年轻助教们三十岁 就能在全国学生中如雷贯耳，贯了几十年，贯了半个世纪一 直到现在，让中科大一代又一代学生受益匪浅，也让这些老师本人受益终身。如果现在的各大学愿意分享和参考华罗庚们建设师资队伍的这个经验，他们也可以受益匪浅。参考和分享不一定是照搬，不一定是写小册子和搞中学数学竞赛。 1990 年代我在科大组织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除了参赛大学生很有收获，也培养了陈发来邓建松等年轻教员，这也是参考了华罗庚的经验。也不一定搞竞赛，带领年轻人一起攻关 完成某一项任务，例如科研课题和项目，都不仅可以出研究 成果，也可以成为建设队伍的重要途径。可以成为并非一定成为。能不能成为，依赖于各自的认识和操作。

科大数学系创办初期也并非只有帅和兵，也有华罗庚早就培养过的干将。例如龚升和曾肯成。龚升当然是华罗庚的得力干将。曾肯成是个右派，能发挥干将的作用吗?我进科大不久，就从很多老师那里听说了这么一个右派叫做曾肯成。 老师们不是告诫我们与这个阶级敌人划清界限，而是赞赏曾肯成聪明过人，脑袋都不像人脑袋。数学系的很多教材都是 他写的，也包括我们学习的那本薄薄的油印讲义“线性代数”，简明而又精彩。还有些精彩的数学题也是他出的，解法让人叹为观止。后来还知道数学系流传的很多经典段子也是出自他口，例如线性代数矩阵打洞的“龙生龙凤生凤，华罗庚的弟子会打洞”，史济怀常庚哲《数学分析教程》的“泰勒展开是一元微积分的顶峰”，都出自曾肯成的原创。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大多数单位的右派的主要作用是充当阶级斗争的靶子，来激发“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的阶级仇恨，或者在抓阶级敌人有名额要求的时候作为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掩护别的群众少一个人遭殃。但是，我没感觉曾肯成是一个被监视管制的阶级敌人，而更像一个在教学和科研战场冲锋陷阵的勇士，出谋划策的干将。 文革中有人贴大字报说数学系是“刘达华罗庚龚升招降纳叛”。把“招降纳叛”的头功归于刘达，这算是讲到点子上 了。如果只有华罗庚龚升，他们自己也是臭知识分子，自己就是“降”和“叛”，不但保护不了曾肯成，也保护不了自己。科大办学初期，如果只有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这样的科学家亲自上阵，没有郁文刘达这样的党委书记当保护伞遮风挡雨，不但不可能让曾肯成们发挥聪明才智，钱学森华罗庚们恐怕自身难保。科大之所以能够横空出世一鸣惊人，不仅是因为有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这样的泰斗，更离不了郁文刘达这样的行政领导为泰斗们遮风挡雨，防火避雷，让他们在萧杀秋风中有一块桃花源的春天，可以尽情绽放奇光异彩。

萧杀秋风可以挡住，千年不遇的冰河时期就挡不住了。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也被打成妖怪扔进了流沙河。曾被观世音庇护的文化众生们就只能直接面对那场对文化的横扫，就好 比史可法殉难之后遭受扬州十日。只不过不是十日而是十年。 科大师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品种，不是先知先觉的圣 人，这十年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在科大照样不能避免， 照样有盲从，有冷血，有背叛，有伤害。但科大学生在春天里享受的阳光和雨露留下了免疫力，严格苛刻的科学训练留下了理性的底线，潜移默化的人格熏陶留下了良心的底线。 即使在这个时期，科大的回忆仍然有大量感人的故事。

文革中的专案组的规定动作就是罗织罪名陷害被审查对象，充当周兴来俊臣的徒子徒孙。科大学生审查刘达的专案组却反常地调查出刘达的革命功劳和高风亮节，监管刘达的张腊狗反而成了捍卫刘达的铁杆粉丝。这不是因为他们丧失了阶级立场，而是因为他们把搞两弹一星的科研方法用在了阶级斗争中，以求实求真为最高公理，来推出其他定理。

文革中被打死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的女儿，在科大读书， 文革中被指派审查一名被抄出“反动日记”的男生。她却被这位男生的日记感动，大义凛然与这位审查对象结为终身伴 侣。宁肯自己受株连，毕业被分到艰苦地方受苦受难，也在所不辞。最后终成眷属。我认为这个故事的价值超过罗米欧与朱丽叶或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经典，不仅是歌颂忠贞的爱情， 更高的价值是主人公高尚的人格。有女若此，她母亲可以欣慰于九泉之下了。

这种在黑白颠倒的大环境下求真求实的动人故事，在科大不是个案。在我们身边就有不少。例如我们班上就不少。 我班同学成立庚被指派看管“专政队”的“牛鬼蛇神”，类似于监狱里看管犯人的狱卒，通常都被犯人们仇恨。他管的 “犯人”们后来平反出狱的时候，很多人却特别感谢这个 “狱卒”，因为他保护了这些“犯人”不挨打。每当有人要打“犯人”的时候，他总是搬出《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决制止。我班大部分同学在中学时代读过科大数学系华罗庚龚升史济怀常庚哲这些老师的数学竞赛小册子，都是这些作者们的粉丝，文革中不但不肯对这些老师落井下石，反而在他们挨整时悄悄保护和安慰。看来，这些小册子不但普渡了全国中学生，提高了作者们自身的教学水平，居 然还在无意中为作者在文革中有可能受到的意外伤害投保了一份“意外伤害险”。不是在受到伤害之后获得赔偿，而是避免了伤害。“善有善报”果然不虚。

我在科大经历了文革的前 4 年。那时就知道有个雄师战斗队给中央文革写大字报，被抓起来了。最近一年有幸在微信群中认识了其中的女英雄周平。读了相关的文章，才感觉她最可贵之处并非先知先觉反对四人帮，而是坚守求真务实始终不改。因为求真务实，才不计后果敢于质疑中央文革。 我猜想她们当时并不完全认识到要付出多大代价，更不可能预见到以后会成为一个功劳，只是一个简单想法:有真话就要讲出来。被抓起来了，她们不承认是反对中央文革，只承认是提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会这样为自己辩护， 这样的辩护也几乎都没有用处。我感到惊奇的是:文革结束之后，给她们平了反，反四人帮不再是罪过，成了功劳，她们仍然不承认。中国科大党委 1979 年 5 月 16 日的平反文件 赞扬她们“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大字报是完全正确的”。她却仍然说“我们没有反对中央文革，只是给它提点意见。” 她们的逻辑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因此就这么说。不论这种想法是对还是错，是功劳还是罪过， 永远这么说。也许现在大家都会认为她们傻。傻了两次:第 一次，明明写了大字报要倒霉，偏要写，自讨苦吃。第二次， 受了很多苦，运气来了，罪过变成了功劳，应该受点表彰甚 至得点奖赏弥补一下了，偏偏不要。天底下哪有这样傻的。 傻就傻在认死理:三八二十四就是 24，不因为我买东西就变 成 23，也不因为我卖东西变成 25。她傻吗?未必。比她更聪明的未必更划算。文革初期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也是向工作组提意见，我相信他当时也不是故意反对王光美刘少奇。后来却遭受迫害，再后来在最高层领导的干预下平了反。前面的故事几乎与周平她们相同。假如你是蒯大富，当然很愿意被平反，恐怕也很愿意前面的“罪行”变成功劳，也愿意向当初整你的人复仇。也许这些都是人之常情。蒯大富既然考上 清华，当然也是聪明人。他后来的选择似乎也无可指责。别人指责不指责是虚的，自己承担了惨痛的代价才是实的。假如他预先知道要付出代价，也许他就有另外的选择。但是， 谁又能未卜先知呢?蒯大富这样的学生，再聪明也不能预见文革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周平很可能不如蒯大富聪明，她更不能预测。她只有一个笨办法:求真，求实。哪怕吃亏也不受非分馈赠。有一个比蒯大富和周平更聪明得多的人早就讲了这个道理。老子讲过“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当你被“与 之”得到好处的时候，下一步就是“取之”，要来索取代价了。很多人都读过这句话，都不信。文革中有一个冒死上书为知青请命的英雄叫做李庆霖。冒死上书没倒霉，反而意外地获得成功，成了英雄。当了英雄反而倒了霉。不知周平是 否读过“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也可能读了也信了，也可能没读，自学成才。不读其实也可以，只要坚持求真就够了。 她没吃亏。历史不能假设，假设也难以验证。我们不能假设 周平欣然领受“反四人帮英雄”的头衔就一定倒霉。但可以相信:假如蒯大富李庆霖也像周平这样只要自己该得的平反， 不要超额的补偿，可能会少受很多苦。我努力想一个与周平类似的例子，想起了宋朝的苏轼。当王安石变法得势的时候， 苏轼批评王安石的缺陷，遭受打击。当王安石失势，司马光上台，苏轼不但没有趁机邀功领赏，反而为王安石的优点辩护，再次遭受打击。不过好像他也没倒太大的霉，起码没有丢命，还是靠他的坦荡和率真。因此，求真不仅是道德，也是智慧。我们都学不会算命预测未来，还是学一学求真坚守本分吧。

校友为什么提议写回忆录?我的体会，就是要留下真实的科大。亲历科大历史的校友留下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真实故事。为什么现在来写?因为逝者如斯，时光流逝不等人。很多有故事的亲历者已经离去了。不但郭沫若张劲夫郁文刘达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这些领导专家老师们离去了，黄吉虎、张腊狗这些学生们也离去了。今年是科大建校 60 周年，如果此时不做，再过十年，又会有多少宝贵史料永久丧失。所以有种紧迫感:抢救活生生的科大历史，把它留下来。

留下科大历史，当然要留真的不留假的。当然，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未必都是真相，我们从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未必都正确，也不能强行要求后人相信我们的史料是真的， 观点是正确的。而只是留下足够多的材料和证据让他们去研究，去判断真伪，去总结规律。

留下科大历史，不仅是让后人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留下科大办学的经验和教训供以后的学校参考，也包括给现在和以后的科大参考。我们不能教导他们应该怎样做，不能把我们自己总结的科大经验或教训或科大精神强加给他们，只能通过故事讲述前面的科大人是怎么做的，留下资料让他们去研究，去总结，去验证。就好比第谷把资料留给开普勒，让他去总结出行星运动规律，再由牛顿去总结万有引力定律。

比如，怎样搜罗人才?科大有什么经验?如果说有经验， 那就是在刚开始办学时期别人拼命整右派的时候敢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在文革刚结束别的学校还在观望政治风向的时候科大就派人奔波于全国各地搜罗志士仁人和青年才俊，招了张景中、温元凯、肖刚、宁铂，各种类型都有。现在形势变了，大家都热衷于挖人才，这个经验还有用吗?怎样用? 留给后人研究。

又如，科大办了少年班，媒体就掀起一阵神童热。热了几年进入第二阶段，把昨日吹捧的神童贬一通，说科大少年班成了明日黄花。殊不知，明日黄花才是少年班进入成熟阶 段的标志。去神童化是成熟阶段的主要措施。原因很简单:

神童是高水平的童，低水平的神。就好比少儿冠军，离成人冠军还差得远。只是赢在起跑线，却不能停在起跑线，必须继续跑步前进。科大少年班对媒体严防死守，一律经过党委宣传部，不准擅自采访，保护少年们不受干扰，安安稳稳像普通大学生一样正常生活，潜心修炼。这样才涌现出了不普通的庄小威骆利群等。少年班的任务不是发现神童宣传神童，少年班的招生选拔也不可能鉴别天赋，只能鉴别哪些小孩可以胜任大学阶段的学习。到底有哪些经验或者教训?媒体和小编只会吹捧神童或贬低神童来吸引眼球，科大人就有责任为那些除了眼球还有大脑的人提供真相。

科大的历史，由科大人费尽艰辛亲手创造，经历激流险 滩一路走来，活在科大人的心中。不敢独享，掏心窝把它写 出来，所以叫做《我们心中的科大》。唯一的初心就是与天 下人分享。天下，就是不分地域，不分东南西北，五洲四海， 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可以分享。不限空间坐标，也不限时间坐标，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直到海枯石烂。

2018 年 7 月

《科大瞬间》文学城编委会

许赞华 803| 陶李 8112| 刘扬 815
黄剑辉 815| 滕春晖 8111| 陈锦雄 812 
余明强 9115| 陈风雷 786| 沈涛 822
Jay Sun 8364| 吴钧 898| 王? 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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