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中的科大》-- 序二

序 二

中国科大,好在哪里?

刘祖平(624)

 

      六十年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一代学术大师们在北京玉泉路为新中国尖端科技播下的种子,历经身不由己的风雨飘流,几度濒于凋零,几度繁绽放,最终在江淮之间安家,枝连叶蔓,秀干参天,浓荫盖地,生命力顽强茁壮。一所理工科大学,不在所谓“一线大都市”和 GDP 高地,规模中等偏小,多数时候并不是官方媒体的“宠儿”,建设经费总额与某些大学相比有数量级的差异,却......在世界级科研前沿多方面表现不凡,不但在基础科学领域攀星摘桂,屡创佳绩,在高新技术领域也有后劲强韧的拓展;培养学生的质量得到海内外广泛认可,各行各业的杰出校友遍天下,本科生名牌学府深造率、研究生高端科研单位/企业研发部门就业率乃至用不同标准评判的学生成材率(最出名的如“千生一院士”)让其他高校望尘莫及;尽管有些“大学排名表”炮制者为了给某特定对象“长分”,突出学科覆盖面、成果总量(而非“人均”或“投入产出比”)等统计数字,有意无意把她的名字往后推,但是,只要是认真的排名,只要主事者对中国教育现状和各高校教学科研水平有起码的了解,在“中国一流大学”的榜单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必定名列前茅。

      在中国大陆教育界,这若不算奇迹,也是个孤例。

      为什么?中国科大有什么特别,才能做到这样?60 年,经验是什么,遗憾有哪些?

      大约一年前,科大 58 级老学长阮耀钟教授倡议,汇集科大校友的回忆录和部分有关杰出校友风采的报道,编成一本纪念 60 周年校庆的文集。就是这本《我们心中的科大》。

      其实,用众人的回忆描摹科大 60 年风云激荡的历史,有点像“盲人摸象”,毕竟每个人只在某个时期接触过她的某个局部,视角、感受、记忆清晰度皆因人而异,如立柱的象也好,如蒲扇的象耳朵也好,都只是象的一部分。这并不要紧。玉泉路教学楼“不夜城”的鏖(熬?)战、“不要命的上科大”,是科大人的生活片段,金寨路眼镜湖边的徜徉、多彩的校园社团活动也是;入校便是学霸、一路凯歌、直在学术研究中如鱼得水,是科大人的成长路程,遭遇曲折坎坷、屡挫屡战也是,一度前景迷茫、甚至后来改弦易辙也是。把这些局部回忆观感拼起来,才构成完整的科大。如果谁想研究科大校史,从中总结她为什么成功,还有什么不足,这样的回忆文集是很好的素材。当然,因为经历、学识、侧重点、思考深度有差别,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很可能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这也不要紧。只有真知灼见才经得起时间长河的淘洗冲刷,最终成为多数理性思考者的共识。

      但有一点是要紧的。收录的回忆必须基本真实。片面、浅薄可以,支离破碎可以,但是不可以造假,不可以“避讳”,不可以自欺欺人,不可以瞪着眼睛说瞎话。

      六十周年是大庆,学校官方安排的庆祝活动多方位、高档次,当然包括出一本印刷精美的回忆文集,可能叫《科教报国六十年》或类似的名字。我们,都是科大校友、以老校友为主力的本书编委,有人认真考虑过与校方合作,最终决定不拼车也不搭便车,完全走自己的路,正是出于真实性高于一切的认识。

      所以,《我们心中的科大》以电子版形式在海外网络空间发行,纸质印刷暂不考虑;回忆录撰写者应记录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真事实迹、真情实感,记叙为主,议论从简且不应走极端,原则上文责自负;编委可能出于对史实的考据,建议或要求修改作者记忆中似讹错之处(也可能加编者注向读者说明),对文字则只做有限的润色。编发文集的宗旨是单纯的:在尘世间留下母校真实历史的珍贵片断,留下我们对母校的真挚的记忆。假如眼下做某些研究探讨并不方便,至少可以留给我们的后人。

      我们不是爱惹麻烦的人。与现实打交道,“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是多数情况下我们愿接受的妥协退让原则。但在编撰回忆文集这件事上,我们已无处可退可让。老校友都六七十岁了,有的“奔八”,很难说看不看得到 70 年校庆,真话再不说,或再吞吞吐吐不说明白,就要带到坟墓去了。这将是永远的遗憾和惭愧,将没法向母校、向曾共渡艰难而今日已逝去的师长同窗、向同代人和我们民族的后人交代。就我个人来说,我把参与此事视为余生还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顺便说明,此事纯属部分校友的自发行为,与科大现任各层级领导及各部门毫无关系。编委对这个文集负全责。

      本文开始时出了一道题:这 60 年,中国科大为什么在中国高校中独树一帜,办得相对成功?或者说,中国科大好在哪里?这是中国考试体系里见不到的“开放型”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答题者可以各抒己见,各显神通,“答卷”各不相同,或许都言之成理,都值得参考借鉴。建议读者读本书之前先想一下,读书(或读若干篇章)之后再琢磨一番,不妨与国内外你心目中的好学校横向做一比较,形成你自己的答案。

      其实,这里隐含着另一个开放型问题:怎样才能办好学校,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既然要世界一流,答案特别是建设目标应该有普适性。否则,关起门来,自吹自擂“老子天下第一”,不管别人认不认,我反正是一流了,那不是世界级学校,是世界级玩笑。

      如果加上地域和时间状语,把这个题反过来问,就是有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的大学这些年培养不出大师?(不记得原话带不带时间状语,但显然有必要,因为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是出了不少大师的,比如最近被网民广泛赞美的西南联大,虽然她只存在了几年,虽然她物质条件极差——可见物质条件不是出不了大师的根本原因。)钱先生自己心里应该有答案。科大草创时,钱先生亲自为近代力学系审定课程计划、编写教材、登台授课、出题考试,真费了不少心血,期望的不就是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科学大师吗?他的努力有始无终,不仅因为文革停课,不仅因为科大迁离北京,不仅因为业务忙碌,那一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像悬在头顶的利剑,钱先生从此与高校教育保持谨慎的距离。这是他隐忍多年的遗憾。直到临终,经过深思熟虑,为了启发人们思考,为了中国的未来,这个遗憾才化成“钱学森之问”。

       回到前边的普适性问题。回答它的专家著作、名人论述、名校传略可谓多如牛毛,本文不可能深入讨论。挑几句有代表性的话吧,从最宏观的视角,有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单看如何决策,有“教授治校”,“民主办校”;单看科研方向选择,有“我创新故我在”,或者“I think different, therefore I am”,这句英文是我把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的流行英译与乔布斯钟爱的苹果公司广告语“think different”捏到一起凑成的。

      不用再列举了,有人早想打断我:“在中国,1957 年以后,按这些话办高校是绝对不可能的。”好吧,不争论,这个普适性问题的解不唯一,不同的解有基本一致的精髓,做法与形态却因校而异,多姿多彩又殊途同归,不妨称这个精髓为问题的“理想解”,用文字表述它不太容易也没必要,相信读者皆能意会。好了,我对“中国科大好在哪里”的答案来了:这 60 年,理想解就算不可能吧,在各种因素限制或支持下,中国科大是这片土地上与理想解最接近的最优解或近似解。假如理想解算 100,这个近似不是 99.9,大概只有60 左右,但比国内所有其他高校更近,已属难能可贵,已足以让科大在高校之林中卓然傲立。

      不谈限制性因素,我简单摆摆 60 年来的有利因素作为论据,客观机遇加主观努力,科大有哪些与众不同?请注意,对这个问题,经费当然有重要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

      1958 年为“两弹一星”建校,专业设置必定人无我有,或者人有我特;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等一群顶级大师倾情竭智,亲力亲为,为科大教学体系打下基础;当时中科院、科大领导张劲夫、郁文等给予全力支持和保障,没有用苏联经验之类的框子横加干涉;调进一批“不适宜做科研”的右派和准右派分子担任教师,有的成长为骨干。

      那几年,还有不少“思想右倾”受批评处分、不宜留在原岗位、却尊重知识的干部被派到科大,其中最可敬佩的是党委书记刘达。刘达主政期间的积极作为,如在北京的教学改革,在合肥的教学秩序整顿、师资队伍重建和“回炉班”,在科大有深远的影响。

      文革的劫难、下迁的困顿之后,科大在合肥迎来“科学的春天”,也是科大的春天。脱离政治风暴中心,不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重灾区,科大在相对较松的环境中蓄积了力量;风暴过去,国家百废待兴,以报国壮志未酬亦未泯的一批中青年人才为骨干,科大吹响“第二次创业”的号角。“时来天地皆同力”,短短几年,沿着高考重新开考、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少年班开班、研究生开招、人员交流国门开启、西区和加速器开建、博士学位开授、CUSPEA 留美生开选(事件未必严格按此次序)这些路标,科大顺风满帆,一路高歌猛进。

      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科大没能回京。这事有弊也有利。安徽地方不干预如何办学,却给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支持。中科院为学校建设给了较大补偿,并把合肥规划为科学中心。
假如还在北京,“所系结合”下的系可能只是所的附属品和单纯生源;现在两地分居,“有距离的所系结合”,在科研方向定位、资源配置、对外交往、能力建设等方面系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在创新需求强劲的某些点更可能有自己的建树,科大对于中科院也更有自主权,更少受办院方针波动的左右,开始向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发展。

      历史回顾不能遗忘那段黄金时期领导科大前进的人。管惟炎校长在这里有机会实践自己的理念,各位副校长和重要岗位负责人全力辅佐共铸辉煌,民主办校,解放思想,讲求
创新,人民日报等刊物曾作为正面典型连篇报道。这段时期的结尾令人唏嘘,管、方因“八六学潮”被解职。但其实,那年上街的科大学生遵宪守法,没有像上海等地那样闹“乱子”,科大校方和两位校长个人没有做错什么,正如同时去职的胡耀邦总书记并没做错什么一样。我无意用本文讨论这一类事件,但忍不住要想:假如 86 年学潮及其反映的问题用耀邦同志信奉的方式处理,后来的中国,后来的科大,该是什么样子?

      事件有发展和余波,但是终于过去,科大继续前进。30年培育的优良传统化成无形而坚韧的力量,锐意创新、追求卓越的雄心仍在,当上世纪 90 年代“科教兴国”旗帜高扬时,科大又一次开足了马力,注重基础宽厚坚实、前沿交叉尖新的教学体系与时俱进,保持国际开放度、重视国际先进性的科研项目全面布局,多点开花,校园建设也在中央和地方共同支持下走上快车道。虽然多数时间里,习惯埋头工作的科大人较少出现在聚光灯下,但几乎每到年终,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授奖时和/或我国年度十大科研进展公布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会走进全国人民的视线。

      我对科大领导近年的各种决策常持批评的眼光,但确实欣赏十多年前他们为科大发展目标凝炼的这十六个字:“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并以此顶住了横行全国的大额度扩招、教育产业化之风,保持约 1800 人/年的本科招生规模基本不变,也保持着科大毕业文凭的含金量,而研究生招生人数稳步上升,从各种渠道获得的科研项目经费快速增加,研究型大学的特色越来越凸显。有不为,才可以有为,这个决策很好地表现了科大人的风格,为科大走进 21 世纪的航程开了一段好头。

      我还有个感觉,它很难准确描述,却实在地体现科大何以与众不同。这些年接触的各单位领导不少,其他高校的、中科院的院局处各级和各研究所的,观其作派,听其谈吐,常常觉得他们好像大多是“有业务职称的官员”;而科大的多数校级领导(少数人不好说)和差不多所有学院的头头,我从心底里觉得,他们是“担任着行政职务的教授”。比如程艺,当过科大副校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和教育工委书记,年龄到站,退下来了,回到数学学院,还做他的教授本行,做得很开心,就是个好例子。

      这样的科大,是不是特定条件下与理想解最接近的“近似解”?她能办好,能办成一个奇迹,让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历任最高领导对她都有很高的赞誉,难道不是由因得果、顺理成章吗?当然,这只是我的千虑或有一得。诸位学界将帅、青年才俊、校友同仁、读者群英可能另有高见。也许,看完这本文集,我们再讨论?

      我的答案有个自然的推论。将来怎么样?总体上我是乐观的,只要科大 60 年来形成的特色得到发扬,或至少能保持。很大的概率,许多年里,中国科技大学在全球享有的美好声誉,科大人在不同岗位上的杰出贡献,将常常使我们倍感自豪。

      凡事皆有另一种可能。假如因外力影响,或因内部蜕变,科大的特色逐渐销溶殆尽,科大就将湮没在“千校一面”的高校队伍中,她的历史不再值得提起,若提,只令人徒生伤感。

      现在和将来的科大人,责任在我们肩上。

2018 年 6 月 30 日

 

《科大瞬间》文学城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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