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de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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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两千五百多年前后，是全球思想和精神大爆炸的时代；公元元年前后的历史，是宗教集中出现的时代；当代，则为人性总暴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两千五百年前后的那段历史，之所以成为了中国史上最伟大辉煌的一段历史，不是因为别的重大原因，而是因为一个有点令人匪夷所思的小理由：那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岁月。
让我们来审视一下两千五百年前后的那段春秋战国历史。那是一段既没有什么所谓的光荣胜利，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可耻失败的历史。发生在各个小国之间你咬我一口、我踢你一脚的这类恩怨小事，不属于我在这里要讨论的范畴。令人十分费解的是，这个时间段中，竟然产生了无数的思想和精神的胜利者，全都是胜利者，居然没见到灰溜溜的失败者。这里所谓一面倒的胜利，指的是一系列了不起的思想成就，当然也包括各种各样下作的流氓行为，均都被历史无可争议地认可了，一致同意将其留存在我们思想精品的历史文库之中。这就是胜利，是精神和思想的胜利，比起后来一个接着一个的刀剑和拳头的胜利，这些胜利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民族骄傲的瑰宝。
和平有和平的好处，动荡有动荡的好处，这一切都看由谁来论说。两千五百年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也许是历史上少有的非集权的时期。混乱和动荡，自然是那个时期的主题曲，但就是在那样一个相对动荡的时代里，中国却出产了无数伟大的思想家，而在日后相对和平安定的一个个集权朝代中，除了盛产数不胜数的一代代马屁精、老戏骨之外，却很难再见到伟大的思想家了。
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两千五百年前左右的那段历史，应该是最光辉灿烂的，它让华夏一族走到了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秦始皇的出现，应该是物极必反的一个例证。最辉煌之后紧跟着的，很有可能就是最昏暗不明。秦始皇，作为个人，无疑是一个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他的很多成就都是千年的功绩，但是，不能不说的是，他的某些作为，却指向了另一个可恶之点：一个闷骚了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制。
那个时间（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后）的古希腊和中国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仅伟大的思想彼此心心相印，就连脚下的政治制度和体制，也有那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彼此都处在一种离散的，或者说是松散的政治管制下，而不是处在随之而来的中央集权的重压之下。
在想，两千五百多年前后，孔夫子打的一个喷嚏，是不是现在正传到我们的时空中来。老子出生的时候，他家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棵新的树苗开始发芽了，还是玉米正在成长，夜间还放肆地在漆黑的大地上引吭高歌？谁知道，谁听见了？谁又敢矢口否认曾经发生过此事？
2024-02-07：摘自《随笔杂感 – 历史篇》 (3)
毫无例外的是，共产国家一出现伟大领袖，一出现愚笨的思想，那个国家肯定走向末落，肯定一天不如一天。
一个封建的垃圾，不管你套上共产也好，不管你美化成初心也罢，甚至套上资本主义，弄个什么国家资本主义之类，终究避免不了被人民抛弃，被世界遗弃的结果。
祝友人龙年吉祥！：）
额外多说两句：我觉得对一国国名的理解，应该将目光放得更宽广些，这样才更便于理解很多历史事件。比如说希腊吧，马其顿，从本质上来讲，是不是一个泛希腊的国家呢？它的文化思想，到底有多少是它自己的，又有多少是希腊的舶来品呢？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谁呀？亚里士多德，而他又是哪里人？希腊人。亚历山大的精神和思想中，到底有多少是属于马其顿的，多少是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空谈家吗？是，也不是。没有他，也许就没有日后的亚历山大的辉煌成就。从这点上说，亚历山大就是他的一个影子和外延。
经济也是，几千年的强权统治接近农奴制度经济模式，让中国经济举步艰难。任何新的经济因为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而很快破灭。邓小平赵紫阳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经济发展，说到底就是打破中央控制，让经济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文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长久繁荣富强，中央集权只能带来落后腐败和堕落。古今中外从未列外。
汉字所记载，编选和宣传的历史，粗俗而言是井底之蛙YY史。一是角度狭窄，二是缺乏详细全面，缺乏实证。基本上就是一个文明角落的八卦文学。
说到角度狭窄，可以形象地说，这些故事的观察点就是洛阳。大体上可以看到黄河中下游华北平原而已。往北往西是高山，往东是大海，都看不到什么。往南是长江丘陵，模模糊糊。好大一口井。
当然了，绝大部分文明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能看到的也都主要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有些人看到很少，但也知道自己没看到看不到更多更多的东西。总想着去多看看。而中国历史则有意无意地就真以为天下就是自己看到的那么大。
其实中国一词的本意就是中原，甚至只是首都特区的意思。扩展到国家，乃至整个东亚大陆或者满清疆域，是清末及以后的事。而近现代所谓中国文明的主体，其实是两大部分。一个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一个是长江中下游尤其是下游地区，江南地区。而这两个地区实质上也不是中国文明的原生地区，而是中国文明的征服地区或者殖民地地区。
那么中国文明是哪来的呢？准确来说所谓中国文明只是曾经或者现今在中国（中原意义上）存在过的文明。大体上有四大文明在中国（中原）存在过。
一个是商殷。实际上商殷可以说只是当时诸多中原文明里面比较大，比较有传说下来的一个。比如殷可能是商被另一个邦国征服以后的傀儡政权。周伐殷时就联合了诸多其他的邦国部落。这些邦国并没有记载或者考古。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存在过。而是中国历史特意回避这些拆穿大一统的东西。
二个是西周开启的，在东周基本成型的诸夏。相对于殷商时代，各个邦国之间的交往更密切，文化更融合。秦统一。或者说秦和匈奴分裂诸夏，两者就又走向了不同的文明道路。秦这一支又演变成汉，最终基本上灭绝于东晋南朝。
三个是消灭诸夏古汉文明的五胡鲜卑文明。也可以说是匈奴或者诸夏北支又打回来了。因为匈奴鲜卑突厥蒙古可以说就是河南河北山东的差别。鲜卑魏隋唐，到宋就又灭亡于崖山。接下来的就是，
四个蒙满代表的延续到现在的这个中国文明。
所以不难发现，一个比中原中国更重要的，或者说是多次长期征服和殖民统治中国的，在历史上地位更高影响更大的文明，其实是大草原文明。换句话说，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正统性，远不如匈奴突厥鲜卑契丹蒙古女真的正统性。中原最大的对草原的胜利也就是汉武帝的两败俱伤的出征。而且并没有建立有效统治。而反过来的统治，隋唐元清几乎占据了中原的主要历史。更别提加上南北对峙的时期了。所以东亚文明中心在蒙古可能更符合历史。
大草原主要又分三大部分。核心部分是蒙古高原，今外蒙古北疆中亚诸国的范畴。其次是满洲冻土平原地带。再次是西域南疆陇西等所谓丝绸之路地带。基本上都存在着适应自己地理环境条件的文明形式。大草原文明的衰落，是大航海兴起，釜底抽薪地取代了东西方贸易通道的结果。
如果把观察点从洛阳移到乌鲁木齐，对阿富汗的认知就会比对河北的认知清晰得多。甚至对北印度的交流也远远比孔子更亲近。哪怕对伊朗的关系也比对江淮的关系更密切。而如果把观察点挪到首尔，则对女真孔府幕府的感受可能是差不多的。而把探照灯打向拉萨的时候，也难免影影绰绰地看到南亚各国。云南贵州缅甸的内陆东南亚又是一个小圈子。广东的粤可以说是越北的简称。加上福建甚至浙江，越南菲律宾等等其实就是大南洋，或者海洋东南亚圈。三星堆巴蜀文明，日本文明等等都是大圈小圈的多种地域多种文明的生态森林。
而中国这个概念最可恶的地方就是要毁灭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实行大一统的统治。
如果说古秦汉文明的统一还有一定的原创性本土性，但也最终导致自己的彻底灭亡。那么古唐宋文明则主要是由大草原贸易南路，经西安到洛阳，进入中原。并随即在洛阳开封一带的港口码头区域，建立殖民统治城堡首都。然后征服江南，吸血江南来养活奢靡的首都。而元清俄则是以大草原贸易北路为主，由北京入主中原。同样以江南的财力来供养首都的繁华。
以中原的汉八旗绿营，山东土八路为主要打手，武力上的伪军扫荡队伍对更广泛的地区实行二次殖民驻军征服。以江南读书人翻译官，读好北方话的书，讲好北方话的故事，让没有武力但有脑力的南方聪明也能做官，分享一些人上人的快乐。这样就把被征服的中原人和江南人，收服为二老板包工头。所以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指的就是大草原殖民者，加上中原和江南二殖民者组成的这么一种统治模式。毕竟严格说起来，这三家在人种，语言，风俗，饮食等各个方面都其实是想查甚远的。所以统称为中华民族实在很扯。
所以中国这个词指的是一种体制，而不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中国人狭义而言是中国体制内的人。广义而言是中国体制统治下的人。包括中原族人，满族人，蒙族人，维族人，藏族人，巴族人，大理族人，越北人，闽族人，江南人，江淮人，日本人，朝鲜人，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中国的意义，就是大草原对中原和江南一次殖民以后，再以中原的地理标志和江南的文化中原幌子，对周边地区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所谓南方地区，从巴蜀到闽台的二次殖民侵略。
昂撒人高卢人因为没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而觉得底气不足，于是生拉硬扯地把自己说成是古希腊的继承人，尽管他们之间既无血统也无文字联系。昂撒百姓说的大实话，更是令自我贴金的“哲学家”“史学家”们难堪。我刚学昂撒语言的时候，看到一个句子说：“That is Greek to me."。我开始还以为昂撒人在以古希腊继承人为骄傲时说的话。后来老师告诉我，那句话的真实含义是，“对我来说，那是艰难晦涩令人费解的东西”。呜呼，打脸哪，打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