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岩声
小说，随笔，游记，杂文
江岩声
我在比利时列日市住的那条小街，长约２００米，一头是个路口，丁字形，住着一位医生，其家大门正对着小街；另一头也是个路口，形状像个上面不出头的大字——小街就是那一撇，只是不那么弯。路口坐落着一家咖啡馆，窗口瞄着小街，就像古堡的枪眼，监视着小街里的一草一木。
小街的走向则很难说得清楚，如同比利时的城市里绝大多数街道一样，不东、不西、不南、不北，要想说清楚其走向，必须借助地理学概念，北东多少度，或者北西多少度，这很麻烦，也不容易记住。我曾拿着量角器在地图上比划过，量出了小街的走向，可很快就忘了。所以，尽管我在那条街里住了十年，但若有人问其走向，或者我家房子的朝向，我仍然会张口结舌，须费力地在虚空里想象出一张列日地图，方才能说出个大概来。
小街两边是连栋房，都是些上个世纪初盖的老房。路这边是单号，路那边是双号。房基连着人行道。人行道之间是马路，很窄，如果有一边停了车的话，另一边就不能把车的四个轮子都停在路上，必须骑着人行道停—两个轮子在人行道上，两个轮子在路上—否则，剩下的路面就没办法通行车辆了。
路窄，房多，而且老，大多没有车库，就引起了停车的纠纷，就需要定规矩予以排除。共有三条规矩，都是约定俗成的，大家心照不宣，并没有法律效力。一是单号房主必须把车的四个轮子都停在他那边路上；二是双号房主必须骑他那边人行道停车；三是自家的车停在自家房前。那些房子差不多都是一个模式，像炮楼，三层，房宽五米，房前刚好够停一辆轿车。
第二条规矩显然有些歧视双号房主。凭什么他们就得骑人行道？我不知道，也没打算知道。我家是２３号，我的车能稳稳当当，消消停停地停在我家门口的路上就行了，其它的，管那么多干什么？我的烦心事儿，家里的，单位的，已经够我焦头烂额的了。
此外，我还得承认，就停车这一点来说，我是有运气之人。我家右边的邻居，玛丽，是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没车，也不常出门，整天在家看电视。玛丽右边的邻居，自家有车库，所以，玛丽门前的位置就成了我的备用车位。如果有人偶尔占了我家的车位，我就停在玛丽门前。她从不抗议。我喜欢敬老，和她的关系处得很好。玛丽保存着一把我家大门的钥匙，以备我不时之需。
我家左边的邻居有点特殊，一个老头，一个老太，都７０多了，是老两口。他们是那种仔仔细细过日子的人，不沾别人的便宜，别人也休想沾他们一丁点儿便宜。我刚搬进小街的时候，不懂小街的规矩，特别是规矩背后的那些东西，有时就把车停在他们家门口，如果我家门前停着别人的车的话。老头开车回来了，就来敲门，我就得立刻把车开走。这种事情，有一次还发生在半夜，我已经上床睡觉了。我穿衣出门一看，我家门口的车位是空着的——我回来时占着我家车位的那车已经走了，心里就有些来气。这老头子！就不能将就着点儿吗？把车停在我家车位上不就得了吗？犯得着深更半夜地打扰人家吗？从那以后，我在家里就把他称作糟老头。糟者，厕所的臭石头也。每次和家人说起他，不再说隔壁老头如何如何，而是说糟老头如何如何。
糟老头虽然挺烦人的，但烦了几次以后，我再也不惹他了，哪怕把车停得很远，也绝不占他家的车位，也不占任何其他家的车位——玛丽除外。从此，我感觉到，街上出现了安定团结的祥和气氛，路上遇见了，大家都主动和我打招呼。糟老头善修房，家里搞得像皇宫，房后花园整治得像颐和园——缩小了一万倍。我那房子建于１９０８年，自然有许多地方要修理，我整整十年的周末和节假日都搭了进去。修房遇到疑难问题，就到糟老头家请教。每次到他家，总是看到糟老头在忙活，而他老婆总是在看电视。糟老头说他不爱看电视，一看就打瞌睡。他家房子装修得那样精致，是花了他大半辈子心血的。我尊敬劳动，也就尊敬糟老头了。
糟老头令我尊敬的，还有一点：他会画油画。糟老头是实实在在的劳动人民，前半辈子是电工，后来开了家电器店，再后来就退休了。所以，他不会玩那些虚的，什么印象派，超现代派的，一概不会，也不懂。他只会画静物，或者风景，是有匠气，无才气的那种画，比方说，画葡萄，就一定要画得贼亮贼亮的，像一串滴溜圆的猫眼。他的画，应该还是有些档次的，因为他每年去参加一次画展。我不懂艺术，但喜欢挂些朋友的字画。我觉得这样可以避免露怯，万一懂行的人看到了，也不会苛责的。是我朋友的嘛，图个纪念，并不能说明我没有艺术鉴赏力。看了糟老头的一些作品以后，我曾有心买一幅回家挂着。可是，和他讨论了一番价钱以后，打消了念头。糟老头实在是糟，多年卖不掉的画，也不肯降价处理与我。
糟老头的老伴倒是个精明人，说话办事，又快又利索。她不会开车，但每周三晚上要去温水游泳池游泳。自然得糟老头接送。据糟老头说，几十年来风雨无阻。这也是让我敬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挺喜欢这些邻居，也喜欢这条小街，安静，平直，双向，进出方便。街的走向是有些歪斜，风水先生肯定看不上，可那不重要，因为在比利时，天经常是阴的，没有太阳，走向又有什么重要的？我就想在这条街上一直住下去，直到老死——而且坟场也挺近的，就在小街出口200米远处。
可是，我这个愿望被一家慈善团体给毁了，因为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停车。我家对门的两口子在别的地方买了房子，搬走了。那团体就搬到了我家对门。整天大人、小孩进进出出的。他们具体干些什么？对谁慈善？街上邻居没人搞得清楚。搞得清楚的，是每逢收垃圾的日子，他们的门前就排了十多个垃圾袋，有时被野猫抓破了，脏兮兮的秽物拖得满街都是，恶臭恶臭的；而且，最令人讨厌的，是他们破坏了停车的规矩。他们人多，车多，经常占用我家的车位，糟老头的车位，玛丽的车位，还有其他人家的车位。一家的车位被占了，那家有时就不得不占另外一家的车位，另外一家再占用另外一家的……，于是，就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从此，整条街鸡犬不宁。
慈善团体引起了公愤，大家就群起而攻之。没有暴力行为，只是锲而不舍地去敲门，让他们把车开走。就连玛丽，也作出过贡献。我能理解她。她虽然没有车，但是窗前停上一辆有一层楼高的大篷车，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逢周末加节假日的话，一停就是好几天。站在家中往外看，怎么看怎么恶心。这其中，最不屈不挠的是糟老头。一次敲门后，车还停着；少顷，又去敲；少顷，又去敲；又去敲，又去敲…，直到那团体的男主人铁青着一张驴脸，出来把车开走为止。
在这场驱“善”运动中，最感力不从心者，大概就是我了。咱中国人讲究厚道，不被人家骑到脖子上拉屎，是抹不开脸说“不”的。每次去敲门，我都要鼓足勇气。敲了以后，如果他们不把车开走，我也就只能干瞪眼，一个人在家生闷气——我没糟老头那两下子，那时也还没悟到《生气时间表》，不知道应该怎样消气。前面说过，“车停在自家房前”这条规矩并没有法律效力。慈善团体要是叫真的话，愿意在我房前停多少日子就停多少日子，从法律角度讲，我只能干瞪眼。所以，我去敲门时感到底气不足。可是，糟老头的底气为什么就那么足？
有一天傍晚，天寒地冻，我懒得穿衣出门，从电话号码簿上查到号码，就给对门打电话，请求他们把大篷车移走。已经在我房前停了几天了。对方是那团体的女主人，是街上邻居见面唯一不和我打招呼的人。我还没说两句，就听她破口大骂起来。别的都忘了，只是最后一句忘不了。是那句杀手锏：“外国佬，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
后来，我说给糟老头听，他显出很惊讶的样子，说：“真的吗？他们说了这样的话？如果我是您的话，就到警察局告他们。这是种族主义。” 我没去。告又有什么用呢？没准儿警察看见我，脑后也是那样想的呢！
２０００年，我另外买了房，不是连栋房，街对面也没有人家。付了定金，房子还没过户，我就一个人去了瑞士工作。次年搬家前，新买的房要贴墙纸，铺地板。我人在瑞士，研究工作正遇到麻烦，进展不好，和老板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不好意思请假回家干活，就想到找糟老头干。打电话回家，家里人说，找不到糟老头，他搬走了，一个人搬走的，和一个５０多岁的女人私奔了。“哦？有这事儿？”就在电话里议论了一番。心里更加尊敬他了——您想想，一个七十多岁的人，风烛残年了，还有勇气抛弃掉一切，奔赴新的生活，难道不值得尊敬吗？说到后来，心生一念，忙问道：“那这下，他家房前也可以停车了吧？”“停车没问题了。对面那家也搬走了。”
我放下听筒，心里骂了一声“Ｍｅｒｄｅ”。早知如此，不买那房了，还背上了２０年的债。可转念一想，在这个年代，自己连自己都把握不住，他人的变化，又如何能预测呢？
不变的，只有那条小街。（2004年2月21日）
补记：
1. 关于糟老头跟那个５０多岁的女人私奔之事，后来我听街坊说，其中原因除了爱情，还有性事方面的：糟老头每次想和原配做爱，因不举，事先须找医生打封闭针，很麻烦。遇见那个５０多岁的女人后，糟老头发现不举的问题没了，便抛弃原配和房子，与那女人私奔了。
2. 玛丽和糟老头都已去世。谨贴此文纪念他们。（2020年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