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我赶到跳广场舞的公园时,时间稍早。在我绕公园外圈散步时,发现前面路上一位高个七十多岁的中国老先生正中气十足地边走边讲音频电话。他讲话是江浙口音普通话,讲的话颇为政论调调。我回想起来几周前我也是散步走在他后面,听他一边走一边中气十足地讲电话,也是政治话题。这现象令我想到挺多。
实话说,这老先生文化素养不低,讲起时政来头头是道,很有点大学老师的风范。我转念想我一起跳舞的大姐们女士们,从没有一个讲这一类话题。一部分人是因为文化水平低点儿,话题只限生活类的。另一部分虽受过好的教育,但退休了,放归山林了,那些国际政治经济的问题不是女士们关心的事情,在广场舞队伍里跟别的大妈讲似也很不应景似的。。。于是,偶然听到一位老哥独自对着视频电话侃侃而谈,在我是颇为异样的事儿。
我回想起自己已过世的老父亲,他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作为一个移民美国二十多年,大部分时间是替我姐我妹看护孩子的中国老一辈退休干部,他其实也是心有不甘。我记得母亲回忆,父亲初到美国若干年,看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中国重要人物回忆录等,他特别需要跟人聊天说说时政。但二三十年来他们一直住长岛,不会开车不讲英语,除了与我姐我妹两家联系紧密,社交上基本属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我父亲曾偶尔打电话跟他的国内前同事聊天,想细细说说他的新阅读新发现,但对方完全不是一个语境,没法接上话。。。慢慢的,父亲也就不打国内电话不找人聊天聊政治了。。。后来我父母有机会到法拉盛老人日间中心活动,立马觉得生活有更多滋味了。因为那里,许多的中国老人家,总能找到谈得来的背景相似的老人家。。。当然,时代进步了,科技进步了。老先生能有智能手机,不花什么钱就能跟国内人或同好讲音频电话,我父亲那时代还不行。。。
我意思是我顺风听那位老先生分析政治,回味出其实他们这一批中国老人家中相当多人是受过很好教育的,又在中国工作多年,常年关心国际经济大事,培养出一种政治敏锐。于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是相当强的。像我,就不能这样自信地评说中朝关系。。。我在法拉盛中心图书馆偶尔看书时,举头一望,边上看书看报的老者们很有一种有文化有修养的状态,至少终身学习这一条他们一直在践行。而反观我这样的,基本为了生计在忙碌,又因英文不是很好,有些新闻听不大懂,或者说听新闻时听新法案的利弊啥的听得云里雾里,搞不懂美国人的逻辑,于是半是放弃地对待政治对待任何新政策。因为腹内的逻辑是,反正我是移民,反正我在哪里说话都是没分量,反正新法案通过与否,我决定不了。若通过了都得执行。于我只有被通知,被执行这样被动的局面。
故而,我虽身在纽约,也跟在乡下差不多,做着工,业余忙着家事,偶尔跳跳健身操跳跳广场舞,已属于我努力地争取给自己的一些小小快乐,真是不多。真是没有心力关心政治。
我转头想想文学城若干位博主,专于分析政治经济军事动态的,也是很佩服。因着他们的解读,让我这有些麻木之人也略略知道点政经。。。
于是我会想,什么叫受过教育,怎样成为一个有智识的人?与我来说,分析分析我看的各种话剧演出,算是一种与当地文化界接触的方式吧。
估计我只能是到退休后才会更多时间读那些政经文章,去议论它们,力图改变社会,或改变自己周围的小环境。暂时真是没有心力。
我又返回头思考我在国内的同事和同学们。有些真的是老愤青,有些是政府机构的中层,大家处的地位不同,大局观也不同,但总归他们是有机会参与部分决策的,可能他们有些拧巴,有些也比较舒展吧。(我在国内时,后来不喜欢听某些人清谈空议,觉得那都是在野党才干的事儿。当权的话,就不会那么多不忿了。时空换到纽约,我发现我都没有议题可以生发,才发觉他们那样议论,说说话,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儿。真是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处境不同,对同一件事儿体会不同)。
怎么我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真空里呢?
我还挺羡慕那位老先生,能在清晨散步时跟人音频侃侃而谈政治,这是他适意的一种生活方式吧——在纽约宜居的公园里,跟同好在音频上谈论国际大事。作为个人的存在方式,他是很惬意的。
那天不定我追上老先生,能跟他聊一聊。我的知识储备够吗?再说。
仅以此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