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院清园
写写心情。自说自话
看到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过世的消息，才注意到这位和我父亲几乎同龄，也在同一年离开这个世界的学者，他的命运和经历非常独特，和生活在同时代的我的父亲的命运天差地别。余时英先生1949年进入燕京大学读书，1950年去香港探望父母时去了香港，后来在钱穆先生的新亚书院读书，毕业后在香港教了两年小学，后来由新亚书院推荐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1959年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和哲学博士学位。以后他先后在密西根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和做历史学的研究。余英时先生2006获得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在历史学和哲学上的卓越成就。
看到有一篇报道中有记者问余英时先生，如果当年他没有在1950年去香港而是留在北京，他的命运会是怎样？余先生沉默片刻说，那就会和所有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受的苦我肯定也会受。
我父亲在高中毕业后在山东乡下也做过两年小学教员，1950年考进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冶金部工作。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在几乎同龄的余英时先生被选为文化学者去哈佛进修的时候，我父亲则是被迫去了大兴安岭，在靠近中苏边界的原始森林伐木，开荒，三年的艰苦劳动和北大荒的冰雪，成为他一辈子不愿描述的景象。
七十，八十年代，余英时先生身处美国，放眼世界，纵横古今，探索中国古代历史和历代人文思想，写出了不少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和研究文章。
从1960年到1979年，我的父亲作为“摘帽右派”被发配到大西北的矿山，做过15年的建筑工人，每天爬上爬下，搬砖抹灰，后来又做过4年的电焊工，也是在高空作业，每天都是命悬一线。一直到他年近50，才最终平反，重新被安排到与专业相关的文职工作岗位，但是也因为他在北京的原单位找了他一年多才找到已经远在西北的父亲，右派平反回京工作的机会已经错过，他再也回不到在北京的冶金部所属的单位工作，就留在西北直到退休。
还有关于余先生生平的一个小的细节，是说余先生的一位表妹的孩子在北京二十八中读书，六四事件中被流弹击中身亡。那个二十八中就在前门附近，我有住过一夜，因为有一位父亲的中学的同学在那里做化学老师，我去北京的时候刚好是暑假，学校里没有学生，我大概是在化学实验室渡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年六月，有鲜血流在那里。
余先生今年8月过世，享年91岁。整个世界的汉学家，都为他的离开而惋惜，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骄傲地说：“我在哪里，中国学就在哪里”的大学者，除了中国，举世为哀。
我父亲今年六月在西北过世，终年92岁。除了淅淅沥沥的雨，孩子和家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感谢博主好文。发人深思的比较。尤其是从你的行文中看到的历史责任感。赞。
余先生自己是万分庆幸当年没回大陆的。而你所言博主父亲的“幸福感”是出于你个人的一厢情愿的想象。
我外祖母的弟弟在1949逃出大陆，然后在英国完成学业，后来做到南亚某大学的校长。而他的亲姐姐，我的外祖母，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这对同胞姐弟的“命运”之异，在你看来，在他们死去后划上等号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