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城“ 的消失

    最近在读（ 是用耳朵听）， 《 南渡北归》-作者岳南， 那些耳熟能详的民国大师，陈寅恪，吴宓等学贯中西的学者被民国时期开放包容的知识分子政策所召唤回国，在大学当教授的待遇比当时当一个省长还好，社会地位和受尊重程度，真的是中国现代史中最高的，书中比较周作人卖一部400 万字译稿所得，比较1949 年以后直到今天，仍然是历史最高水平。一部译稿所得酬劳买的一处北京近郊带三间草屋的地，后面成为近亲鲁迅家三代人的永久墓地。即便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也还尽全力安排北大清华南开南迁，教授们历尽艰辛也随校南下。战时的西南联大，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不乏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以及遍布世界的顶级学者专家。

   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心怀着恢复往日荣光的梦想，从四面八方回的中国，用真诚或者火热的情怀把犹豫中的师友呼唤回国，比如巫宁坤就在赵萝蕤的再三呼唤中抛下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回国去加入北大西语系的重建阵营，后来的不断的灾难让他不能不后悔回国的决定，他晚年的回忆录《 一滴泪》 叙述了他被一系列政治运动摧残的经历。幸运地是，他活了下来，并在晚年和子女移居美国，能够重新用英文写作并翻译文学作品，很多和他同时代的学者，要么含恨自杀，要么被时代磨平殆尽，没有熬到天亮可以出国的年代。  

   书中写道巫宁坤在回到母校芝加哥大学时，看到树立在校园中著名物理学家费米的铜像，曾经无限感慨地想到费米在二战时期逃离意大利，来到美国，而当时美国和意大利已成为敌对国，美国并没有限制费米量子物理学的研究，他领导的曼哈顿计划对核武器的发现进程起了关键作用，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重要因素。  联想今日之美国和中国，让人感慨原本有过的美好时代都已经过去。圣经记载说在古代以色列有个“逃城“， 可以让那些自己觉得冤屈的人逃入“ 逃城“ ， 可以免于仇家的追杀，外面的仇家不得到“逃城“抓人，但可以在城外起诉仇家，让官家决断是非。

  美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真的是是可以被人看作“逃城“，现在看到哈佛和川普的对决，以及2000 多著名学者联名的公开信，美国在用政治立场来驱逐人才，这不仅仅是昔日麦卡锡主义抬头，甚至有过之而不及，中国对“异见人士“的驱逐和屏蔽早已成为稀疏平常之事，加上知识分子传承的记忆还没有超过一代人。这两个国家殊途同归地选择这种消灭“逃城“ 的做法，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加悲哀。精华荟萃的民国，以及美国科技崛起领先的几十年，开明的政府政策都是关键因素，有时不得不相信时代的变迁是命运和偶然的博弈。现在这个时代，那些被上帝眷顾的精英不是没有出生，而是哪里有橄榄枝召唤他们驻足。美国的时代正在落幕，也没有看到东方有明亮的曙光。也许正是就是另外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