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转）

    现代科学与信仰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涵盖深广的课题。但就科学与信仰的关系而言，大体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信仰绝对对立、排斥，水火不容；第二种观点认为信仰可以存在于科学还无法企及的地方；第三种观点是基督徒的观点，认为基督教信仰既超越科学，又不与科学相悖。此外，有人以为科学与信仰完全互不相干，离开实验室时把科学留在那里。从教堂出来后，信仰也随之留在教堂里。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严格地说，此种信仰并非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必完全贯穿于人的整个思维和行动过程。我将不对此种观点多费篇幅。作为一个崇尚科学的知识分子，我原在科学与信仰方面有过长期的挣扎。本章拟就对这三种观点，在我曾困惑和思考过的一些层面上，作些剖析和论述。

一、科学与信仰水火不容吗？

 不少人认为，科学是基于事实的，是客观、真实、可靠的，而信仰则是出自心念，是主观臆测和不可靠的。因此，追求科学者必须扬弃虚无飘渺的信仰，虔诚信上帝的人则无法搞科学。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两者尖锐对立，不能兼蓄包容。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两条强有力的依据。第一是中世纪的教会对天文学家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逼害，足以表明信仰对现代科学的阻碍作用。第二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人，怎么可能接受神用泥土造人的说法呢？我过去视这种观点为天经地义，现在却有了新的看法。

教会对哥白尼等人的迫害被当作教会因循守旧、反对科学的佐证，深深地印在许多人心上。哥白尼、伽利略受到压抑和迫害是事实，但从这一事实中导出的结论却有待商榷。对这些事实的经过及诱发因素作较详细的了解和公正的分析，有助于澄清问题。

庄祖鲲博士在《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载于《海外校园》第二期）一文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这一个案。其中有几点值得在此指出。

第一，哥白尼（ 1473～ 1543）是第一个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但他本人并未遭受什么迫害，因为他有意在临终前才将他的书印妥出版。长时期来人们以为他这样做是怕受教会的迫害：近代历史学家却发现，哥白尼真正耽心的对象不是教会而是那些持亚里斯多德宇宙观、坚信地心说的天文学家。事实上，极力鼓励哥白尼出版著作的人士中就有一名枢机主教和一位基督教（新教）的天文学家。身为波兰裔天主教徒的哥白尼，则在书的开端将此书献给当时的教皇。

第二，真正受到迫害的是伽利略（1564～ 1642）。他于1610年用望远镜的观测结果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后，当即受到其他大学教授的围攻和教廷的警告。但因他的一位朋友继位教皇乌班八世，他便有恃无恐地于 1632年出版了他的巨著。结果他被定罪，被软禁在意大利弗罗伦斯一座别墅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但庄文指出，伽利略被定罪的主因并不是日心说（对此他事先已私下取得了教皇的默契），而在于他对教廷权威的挑战。他坚持认为神同时用《圣经》和大自然启示他自己，因此《圣经》中有关自然现象的经文应从科学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大大激怒了一直拥有解释《圣经》的最高权威的教廷，被定罪就在所难免了。

我个人认为，伽利略受迫害的主因是否是日心说并不十分重要。当时地心说被科学界和教会人士普遍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并非来自基督教或《圣经》，而是当时人们坚持的理性主义思潮的结果。《圣经》中根本没有关于所谓地心说的论述，连一点这方面的暗示也没有。所以，伽利略的受害与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无关。乃是当时统治教会的人的失误。与伽利略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凯普勒（KePler）同样公开支持哥白尼观点，但他却未遭到任何迫害。因为他住在马丁路德领导的“新教”（即基督教）的势力范围之内，天主教鞭长莫及。伽利略和凯普勒的不同境遇是很能为基督教信仰在哥白尼、伽利略事件上的无辜申辩的。

毋容讳言，一些科学家歧视、误解基督教信仰和《圣经》，确与一些神学家的失误有关。除了哥白尼、伽利略事件外，金新宇博士在《科学与基督教》一书中还列举了一些例子。比如，爱尔兰主教乌雪（ James Ussher，1581～ 1656）根据《圣经》中人类的家谱推算说，神造人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但《圣经》中并没有这样说；当避雷针发明时，一些教会曾予以反对，认为这是不敬，打雷时应敲教堂的钟；1870年当莱特主教（ Mition Wright）访问美国一所基督教大学时，对该大学校长“我相信在未来五十年内人能象鸟高飞天上”的预言大为震惊：“能飞翔天空的只有天使，请你千万不要再提此事，不然你就会亵渎神了！”但三十年后，正是莱特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在北卡的上空飞行。……金新宇指出，过去一些教会领袖对科学缺乏认识，怀有成见，以为科学是反对《圣经》的，因此科学与基督教之间便有了不必要的鸿沟。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人文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他们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他们崇尚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以为科学是认识真理的唯一方法；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拼弃一切于物质世界以外的客观实体，不承认任何超然 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孕育下，达尔文的进化论迅速崛起，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整个科学界、思想界。他们以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向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提出严重挑战，酿成了科学与信仰两军对垒之势。

由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期一系列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的支持，《圣经》的历史性、无误性，至今不可动摇。可是，在进化论和创造性的对峙中，迷惑着、困惑者却不乏其人，笔者就曾是其中之一。如果进化论是真理，《圣经》必为谬论。如果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必然反科学。如果唯有科学才可靠、可信，基督教信仰必然不可靠、不可信。这是我过去深信不疑的逻辑推理。其实，这是似是而非的。当人们对进化论的立论、根据作一番比较深入的了解后，就不难发现进化论一直面临着理论上、实践上的许多难题，并不是科学真理，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说。现代科学的许多重要发现都支持创造论而不利于进化论。这些，在第六章〈进化论与创造论〉中我将详细讨论。

如果不是因一些神学家的失误和一些科学家的武断，越过自身的领域和能力彼此干预的话，科学和信仰本该是和谐一致的。神是借着大自然和《圣经》启示他的奥秘，科学则是研究神为大自然制定的各种规律。从根本上说，科学与《圣经》应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根据盖洛甫统计，前三个世纪的三百位著名的科学家中， 92％是神的信徒，其中几乎囊括了人们熟知的所有大科学家，如牛顿、焦尔、欧姆、法拉第、孟德尔、巴斯德、马克士威尔、蒲朗克、爱因斯坦等。在当今，各个领域的杰出学者、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也不乏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们身上，科学与信仰的和谐、统一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所以，认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水火不容的观点虽有一定事实依据，而且在当今的知识界相当流行。但此种观点流于表面，并未触及事物的本质。

二、神只存在于缝隙之中吗？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神只存在于未知领域之中，即当人们面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时；需要把神抬出来作挡箭牌。随着人们认知的增加，未知领域越来越小，神存在的空间也随之减少。当人们完全认识宇宙时，就再也不需要神了。人们常常以牛顿的一个故事作为例子。牛顿能用万有引力定律准确地算出月亮绕地球转动的运行轨道，但他不能解释地球为什么会自转，他写信给剑桥大学老师的信中说：“地球为什么能自转，我不能用万有引力推算，所以要用神的手去转动它。”（神创造一切，牛顿的话并没有错，但一直受到嘲讽和曲解。）随着科学的进步，抬出神来解释未知之事的机会越来越小了。几年前一位颇有名气的科学家在牛津大学演讲时说：“宗教是不必重视的，宗教已渐渐被科学推翻了，科学方法证明极有效能。”医学的进步，使求神治病的人越来越少。有人说：“艺术的价值可以等于大量的祷告了！”

 

阿基米德和拉普拉斯的夸口

 

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常常暴露出人的骄傲和无知。“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大声地这样宣告说。他的依据是杠杆原理。但他尚不懂得能量守恒原理，否则便不至如此狂傲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被确立之后，不少人以为宇宙的一切都可以用物理公式来表示。十九世纪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Lanlace）即为一代表人物。他认为，给定了方程和初始条件，宇宙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据说，一次当他把一本天文学著作献给拿破仑大帝后，拿破仑问道：“神在你的学说里还有什么位置呢？”他回答说：“皇上，我不需要神这种假说！”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确立了相对时空观。除光速保持不变外，时空的一切量度都会随观察者的运动速度和参照系的不同而改变。此时，拉普拉斯的豪言便显得浅薄了。

 

勃克感言

 

首次登月成功是人类科技史上一件值得庆贺的划时代大事。此时又有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报纸上鼓吹说：“这次登月成功证实《圣经》创世记的记载，也成为神话。……证明了人类合作的力量，人类高度的智慧，提高了人类的地位，确定了人类更高的价值，人类从此开始可以无愧地说，我们不只是万物之灵，更是宇宙的主人。”

相比之下，美国太空计划的一位关键人物、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华特·勃克（Walter F．Burke）的头脑却冷静得多。他说：“我喜欢用尝试征服的字眼，而不单用征服一字，人将永无完全征服太空的一天，只要想想离开我们最近的星球的距离。你若在基督降生时，就以每小150万哩的速度旅行，到今天为止，你还没有到达那里。再想想约翰·格林的飞行，他飞行的最大高度为 150哩，而我们地球的直径为8000哩，因此我们第一位太空人所飞的高度与地球的大小相比，不过是刚离地而已。”

我曾更直观地画了一个图，将地球缩小为一个直径10厘米的球，格林的最大飞行高度仅离开地表1．8毫米！勃克的结论是：“不论人已有的这些太空发展，人想在他的一生中，越过我们自己的天河的机会，极为微小。就是以光速的速度飞行，需要十万年去跨越地球所属的银河，而我们知道太空中有无数的银河存在着。这种由速度乘时间而得的距离，简直大得难以想象。如果把星际间的距离和人的寿命相比的话，人以一生的时间也不可能在宇宙间走得很远；换言之，人活得还不够长，旅行得还不够快，去侵犯神的宇宙。以现有的知识看，人只能在一小部分的太空里作有限的探索而已。”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惊异地发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未知领域却越来越多，现仅以几件事为例。

 

人能造一个活细胞吗？

 

五十年代的生物学基本还是宏观生物学。一提及生物学人们立即想到捕蝴蝶、采花草。电子显微镜的应用，使人们可以研究、观察到细胞的各种结构和变化，六十年代，生物学发展为细胞生物学。到七十年代末期，由于基因重组技术等的问世，人们已可以在分子水平研究各种生命现象了。分子生物学的崛起，为生物学、医学、农业带来革命性变革，生物工程已成为若干前沿学科之一。有人预测，二十一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尽管生物学的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人们仍无法造出一个活细胞来，不少人认为，人造活细胞是遥遥无期的。

 

光的本质

 

三百年前，牛顿根据他长期研究的结果，认为光是由粒子组成的。虽然与牛顿同时期的荷兰科学家海更斯Huyghens）的实验证明光由光波组成相触，但因牛顿名气很大，科学界没有重视海更斯的学观。1801年，杨多马(Thomas Young）发现，光穿过两条狭缝会发生于扰现象。光的这种衍射现象强烈地支持光是波的理论，但那时光波性质仍未被充分认同。

1864年数学家马克威尔（Clerk Maxwell）从理论上证明光是一种电磁波；1887年，赫兹(Hertz)在实验室中成功地用震荡电路放射出电磁波，证实了马克威尔的理论。自此以后，欧洲大陆的科学家才接受了光的电磁理论，牛顿的光粒子学说被认为是错误的，光波学说高于一切。

到十九世纪末期，光电效应的发现又对光波学说提出挑战。当光撞击一个金属面时，会把金属面的电子打击出来，这叫光电效应。电子流的强弱取决于入射光的强弱和波长。当入射光的波长大于某一个值时，则无论怎么增强光的强度，也不能产生电流。光电效应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因为光子的能量与它的震动频率成正比，只有频率大于某个值的光子才有足够的能量击打电子使之脱离金属面而形成电流。同时，入射光越强，表示入射的光子越多，打击所产生的自由电子也越多，故电流越强。所以，光电效应与光波理论不符。

1900年蒲朗克（Max Planck）推出量子光学，认为光是由量子（Quanta）组成的理论，才解释了光电效应。于是，人们对光的认识又翻了个儿。到底光是粒子还是波，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现在科学家承认光有两重性，既是粒子又是波。光的反射和折射既可用粒子学说也可用波动学说来解释；光的衍射现象只能用波动学说来解释；光电效应则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

光是如此重要，又如此奇妙，令人感叹不已。人们日前对光的性质只能用颇为矛盾的两重性来解释。但光的这种两重性已被科学界凭信心接受。我联想到，我们读《圣经》时，也同样面对很多难解的地方，如道成肉身的耶稣，同时既有人性又有神性，既是人又是神。我们是否也可以象科学家接受光的两重性一样，谦卑下来，凭信心接受耶稣的神、人两重性呢？而目一，耶稣就称他自己是光、是世界的光！真是太美妙了。

 

非线性三体系统的可测性

 

我一个研究物理的同学告诉我，目前在自然科学界兴起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叫“浑沌”（Chaos）。这一研究揭示一些极简单的系统有惊人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自十八世纪以来，很多科学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研究由太阳、地球和月亮组成的三体系统的稳定性问题，但至今未得到答案，对这样一个体系，有两种对立的见解。一种以庞加莱（Poincare）为代表，认为其系统是不可预测的。另一方则以拉普拉斯(Laplce）为首。他说。“如果我们知道宇宙每一颗粒子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准确位置和速度，便可以计算出宇宙的过去和未来。”这是一种机械唯物论，认为整个宇宙都是受机械律支配的。现在科学的发展和量子力学的确立，证明庞加莱的观点是正确的。

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Kadanoff 1991年在Physics Today上发表的一篇通俗文章上写道，当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非线性三体系统的运动时，如果仅仅忽略了银河系外一个电子对该系统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后，这个简单系统的行为也将变为不可预测！

我的同学极为感慨地说：“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自身，我们所掌握的科学武器，面对这类问题时，人类显得多么有限！多么苍白！多么脆弱！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是有限的，在无边无涯的未知世界中，我们始终只是一个稚童。在深奥无比的宇宙中，上帝才是原动力、创造者和主宰！”

 

人体特异功能

 

大约在1979年，报载四川省有一个叫唐雨的孩子可以耳朵认字，但后来又说是弄虚作假。但到了 1980年，北京又传出小学生可以用手认字的消息。而且，北京大学生物系和心理系正在对北大附小的学生进行有关的测试。联想到 1965年我曾看到的一则关于一个苏联孩子可以隔着玻璃板模字的报导，我虽对用手识字一事十分疑狐，但仍抱着开放的心态，专门抽了一天的时间到北大的测试中心去，想看个究竟。

我去那天，主持测试的是一位我认识的学长。我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邀我参加测试。测试工作十分严谨、细致，有防止作弊的各种有效措施，全备科学研究的特点。主持人介绍说，小学生们用手识字已有三种不同的等级。直接把字、画握在手上识别是初级的。把字、画先放入一个密封的塑料盒，然后用手隔着塑料盒识别的是中级；用手识别已暴光、但尚未冲洗的照相底片是最高级的。他问我要测试哪一级。我说，只要能亲眼见到初级识别，就心满意足了。于是他分派了两个男孩子给我。我分别把一张看图识字的画片放到他们手中，然后用一个厚布套子从左胳臂一直套到右胳臂，使他们无偷看图片的可能。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寸步不离（连厕所也没敢上）。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其中一个男孩儿说他识别出来了。我问是什么？他说：“一条蛇！”我追问一句：“真的是一条蛇吗？”他有点含糊了：“让我再想想！”于是他又闭目聚精会神地想了片刻，说：“是一个人在游泳。”我不放心地问：“确实了吗？”他说。“没错儿！”于是我动手取下大套袖，从他手中拿过图片。果然，是一个人在游自由泳！游泳者的左臂已向后划出水面、正上举要挪到前方。弯曲的胳臂和手腕真与蛇的形状相仿。难怪他一开始说是一条蛇呢！我惊咤莫名。

这时另外一个男孩儿说他也认出来了。他说他手中的图片是一个孩子在打羽毛球，白衣白裤，戴着红领巾。我问：“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他毫不犹豫地说：“男孩儿！”除了性别以外，图片上的图象与他的描述完全相符。这个打羽毛球的小孩儿在后脑勺露出一支很短的扎着头绳的小辫，是个女孩儿。这个学生误认为是个男孩儿。但我已相当满意了。真可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了。

到晌午时分，被测试的学生们都陆续回家了。我见一个女孩子还坐在测试中心，一脸的不高兴。原来她平时识别中级的图片又快又准，那天却一次也没有识别出来，因而非常失望。我兴致勃勃地鼓励她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别灰心，我让你摸一个初级的。”于是从房间的另一端的一张桌子上随手拿了一张图片放在她手里。她两手紧紧握住，高举过头，仅仅几秒钟，她就对我说：“有了！”“什么？”我问道。“一匹马。”“什么马？”“斑马。”结果是一匹深棕色的马。不是斑马，由于投影关系，马的身体有明、暗、深、浅之分，被她认为是斑马。但她能识别出是一匹马就完全满足我的要求了。

测试中心的人告诉我说，我一个同学的女儿是摸底片的高手。于是我打电话给我同学，她热情邀我到她家吃晚饭。饭前我对她女儿说：“青青，听说你摸字摸得挺好。今天表演给我看看吧！”她面有难色。她母亲告诉我，现在很多人不相信特异功能，认为孩子们在弄虚作假。我安慰青青说：“我相信这是真的。再说，又是在自己家里，给叔叔表演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她同意摸一个中级的。我把一个火柴盒的火柴倒出去，把一个东西放进火柴盒里，让她隔着火柴盒摸。不一会儿她就说：“是一个小男孩的照片，还戴着红领巾。”我不禁脱口而出：“对呀！那是我小学毕业时的照片！”

手何以能识别图象呢？我问了很多被测试的孩子，他们的说法基本一致：当手接触到图片后，只要闭目凝思，脑子里就会闪现出各种图象，象放卡通片一样，变幻不常。如果其中一个图象在脑子里频频浮现，这就是手中那图片的图象了。这是孩子们识别的实际过程。但这些过程是如何发生呢？为何手一接触到图片（有时其间还隔着盒子），大脑就会浮现出图象呢？看来，手似乎具有与眼类似的功能。但眼有视觉细胞、晶状体、视网膜、视觉神经等一整套精密、完善的组织结构，而且又是如何完成这个“看”的过程呢？测试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只要稍加训练，使孩子们学会集中自己的意念，大约三分之一的小学生都有这种识别功能。这也许不叫特异功能，而是人普遍具有的一种“第六感官”

近年来，气功风靡中国。练气功的人不仅可以使气在自已体内运行，有的还可以发外功为人治疗疾病，甚至可以意念移物等。气功的本质是什么？现在尚不清楚，有待时日。

 

物质是由物质组成的吗？

 

二十世纪初叶，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动摇了牛顿时代的绝对时空观，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大大地深化了一步。尽管相对论的一些论点仍超越人们的常识，不易于理解，而到二十世纪中叶量子力学提出的论点不仅常人不着边际，连爱因斯坦都难以接受。

前面提到的Thomas Young的双狭缝实验中，如果把光源减弱到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地射出，双狭缝后面的感光胶片仍得到干涉条纹。一个光子怎么可以“同时”经过两个狭缝呢？于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波尔（Bohr）等的结论是，一切物体皆由能量波组成；只有在物体被观察的那一瞬间才从能量波凝聚为有本体的物质。

比如，我们看一个物体时，光波被所看之物表面的电场反弹到我们眼里，在视网膜上凝聚成光子方产生视觉。又如，一个物体只有在被触摸的那一瞬间才由波动凝聚成由原子组成的实体，从而产生触觉。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感受是幻觉，因为能量和物体都是真实的，且能互变（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MC²；E：运动物体具有的能量；M：物体质量；C：光速），但总觉得够玄的。

1927年海森堡（Heisenbrg）发现“测不准定律”（ Uncertainty Principle），表明微粒（如原子）的位置和速度不可兼得，越准确地测出其位置，则越不准确地知道其速度，反之亦然。因此微粒的动态无法用方程式精确计算，只能用概率加以预测。这种看似“不科学”的量子力学使科学更加符合实际从而更加科学。

随着科学的发展，更多我们无法解释的问题被发掘出来，更暴露了我们的无知。余国亮在《物理学家看圣经》中说：“神用测不准定理来提醒世人，人的智慧算不得什么；他又选择了非常小的普朗克常数，使人类的日常生活，不会因测不准定律而带来麻烦。他的慈爱何等的大，他的智慧何等的深。”

物理学的发展告诉人们，无论如何努力都达不到绝对零度（-273.15℃），也无法达到光速。根据相对论，一根以五分之四光速运动的米尺，其长度将减至原来的五分之三；如果以光速运动，则长度会缩为零，所以无论如何推动，一个物体的运动不可能达到光速。同时，相对论告诉我们，物体的质量会随着运动速度的增大而增加。当物体的速度等于光速时，物体的质量会变为无穷大，所以光速是一切运动物体无法企及的。只有静止质量为零的光子，其运动速度才能达到光速。

面对浩瀚的宇宙，人类显得很渺小、无知。地震、台风、洪水我们尚难应付，何谈“人定胜天”呢？有人说，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科学有长足的进展，人们总有一天会认识宇宙的一切。但基督徒相信，“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申二十九29）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是无力认识宇宙的。退一步说，即使有一天人们认识了宇宙的一切现象，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神了呢？不是的。神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维护者，“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位方有”。（希一3）正象一切律法必须由权威制定，并在权威的监督下才得以贯彻、执行一样，神所创造的宇宙的一切规律也只有在神的护持之下才得以正常运作，否则，宇宙早就分崩离析了。人纵然可以认识宇宙，却绝无力维持宇宙。所以，无论科学如何发展，人类永远需要神。

 

 三、基督教信仰既符合科学又超越科学

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研究是和谐一致的，它不仅符合科学而且大大地超越科学。这是基督徒对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所持的观点。我将从几个侧面来阐述这一观点。

 

《圣经》中的科学预见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专著，乃是一本论述神的创造、神对人类的救赎和神的国度的神所默示的巨著。然而，《圣经》中确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预见，远远地超前于人类的认知，日益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令人惊叹、折服。莫琴博士（Jean SloatMorton）在《〈圣经〉中的科学》余国亮博士在《物理学家看〈圣经〉》等书中对此都有集中的论述。我仅举几个例子以飨读者。

·地球的形状、浮动和转动

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球体，悬浮在宇宙中，不停地自转和绕太阳公转。但古代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古代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四周被大水围绕，只要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大地的边缘；同时，当时认为地球是被支撑和固定不动的，太阳系的所有星辰都以地球为中心旋转。地球是如何被支撑的呢？印度人认为在地面之下，有力大无穷的四只大象支撑着，大象则站在象征力量的乌龟的背上，乌龟又趴在首尾相衔的眼镜蛇上面。至于眼镜蛇又被何物托住，就不得而知了。巴比伦人则把地球当着在海上浮着的一座空山，并相信地球内部十分黑暗，是人死后的住处。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可笑，但古代能提出如此的假说已是相当杰出的了。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第一个提出地球是圆的这个观念是希腊人。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说地球是圆的。首先定出地球两极、赤道和回归线的位置、划出子午线和经纬度的也是希腊人。在旧约以赛亚书四十22明确写道，“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象蝗虫。他铺张穹苍为幔子，展开诸天为可住的帐棚。”“大圈”一词在希伯来原文中是指一个立体的球面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弧形。这一本《圣经》清楚地启示了地球的形状。以赛亚书写成于公元前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先于毕达哥拉斯的假说二百年，早于哥伦布斯的航行两千多年。

地球静止不动的“地心说”观点直到哥白尼于公元 1549年提出“日心说”后才被打破。十七世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方可解释地球之所以能悬浮在太空，乃是地球和太阳之间引力相互平衡的缘故。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然而，关于地球的悬浮和转动，《圣经》早就指明了。<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经卷之一，成书的具体时间难以考证。书卷的主人翁约伯是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人物。不少学者认为约伯记的成书时间要早于摩西五经（成书于公元前 1400年左右），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写于以色列民族被掳回归之后（公元前六世纪）。不管怎样，<约伯记>起码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早两千年以上。〈约伯记〉已指出地球是悬浮在太空的，“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伯二十六7～8）

由于地球的自转，才有昼夜之分，这是几百年前人们才懂得的事情。而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新约《圣经》对此早有暗示。主耶稣谈到何时再来审判世界时就提示过。他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十七30～35）两个人在田里干活，是指白天。两个人在床上是夜里；女人推磨多在清晨和傍晚。为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刻既是白天又是夜里，既是清晨和傍晚呢？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刻，在全球不同的地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是中午，在美国却是午夜，在其它地方可能是早上或傍晚。主耶稣这样说，明确地启示人们：地球是不断转动的，神的救恩是普世的，神的审判是全球性的。

·地球的风向系统

太阳的照射和地球的旋转是形成地球风向系统的两个主要因素。乔治·哈德里（George Hadley）于十七世纪第一次提出空气在赤道——两极回流的理论。赤道的空气受热上升，两极的冷空气因此会向赤道移动；赤道上升的热空气流向两极，受冷后下降。如此循环往复不已。这种风向模式被称之为“哈德里窝”。到十九世纪，科用奥利斯（G．G．Corioli s）发现，一个在旋转体表面移动的物体的运动方向会向右或向左偏斜，被称之为“科里奥利斯旋转力（ The Coriolis Force）。其后费瑞尔（ William Ferre）证实科里奥利斯旋转力也适用于地球的风向系统，即费瑞尔定律：由于地球的旋转，北半球的风向右偏斜，南半球的风向左偏斜。哈德里窝是由太阳的直射和斜射引起，费瑞尔定律则因为地球的旋转。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的结果，使地球形成了东南、东北季风带，南、北回归线无风带，南、北西风带等一套复杂的风向系统。

然而，早在公元前，《圣经》就指明这个风向系统了。〈传道书一6〉写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地旋转，而已返回转行原道。”“风往南刮，又往北转”是指哈德里窝（赤道——两极回流）：“不住地旋转”即指费瑞尔定律；“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说明这样的风向是有规律的。这一节经文仅21个字，却高度准确地概括出地球风向系统的主要特点。

·水文学

水文学是研究水的蒸发、凝结和化为雨、雪下降等现象的关于水的循环的科学。这种水循环的理论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才被接受。为水文学理论作出贡献的伯罗（Pierre Perrault）和马利奥特（ Edme Mariotte）发现法国塞纳河的流量与雨量有密切关系。后来，天文学家哈莱（Edmund Halley ）的资料也支持水循环的理论，认为雨、雪的下降和水的蒸发是彼此制衡的。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圣经》已明确地记载了水循环的理论。“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传一7）何等隽秀、优美的诗歌语言，简洁、准确的科学描述！

·气压

压力是物质所给予每个接触面的重量。空气是气态物质，有重量，也必然产生压力。物埋学家加俐略在十七世纪从观察中已猜测到空气有重量。是他的学生托里拆利（Torricelli）于公元1643年用实验证明空气是有重量的。把一支真空的唧筒插到井里时，井水可顺唧筒上升，但不能超过三十三尺的高度。他想是井水上面的空气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力把井水压入唧筒的；因空气的重量是一定的，所以产生的压力也是一定的。他用比重比水约重十三倍的水银做实验。他用一支48寸的玻璃管，玻璃管一端封闭，一端开口。他将水银注满玻璃管，然后将开口一端倒插入水银槽中。此时，玻璃管巾的水银下跌了18寸，留下18寸的真空，水银柱的高度保持在30寸。这样，他不单证明了空气有重量，而且证明空气的压力所产生的重量相当30寸水银的重量。第一支气压计就这样诞生了。

早在托里拆利数千年前，《圣经》就指出空气有重量了。“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伯二十八23~25）。“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伪，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诗六二9）显然，《圣经》中启示的空气有重量，既有道德方面的喻意，又有真正的科学内涵。

·洋流及海洋航道

从古至今，多数人都以为海洋是不流动的“一潭死水”。其实，海洋是一个循环流动系统。底层海水的流动被称之为洋流。直到二十世纪，人们仍认为海洋深处没有洋流存在。后经一系列研究，证实南大西洋海底有洋流存在。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仍被怀疑。六十年代中期，科学家们借助于现代摄影技术，发现海洋深处有涟漪和被冲刷的现象；透过涟漪，观察到洋流冲击海底沉积物的现象，海底洋流的存在才被最终证实。

美国科学家毛瑞（Matthew Fontaine Maury）是海洋航道的发现者。他从航海志中详细研究海上的风向和洋流情况，从中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公认的航道的基础。毛瑞所著的《海洋物理学》仍是当今研究季风与洋流相互关系的基本教科书之一。是他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和洋流的相互作用，使海洋成为循环不息的系统。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毛瑞关于海洋航道的灵感是来自《圣经》的启示。有关毛瑞生平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毛瑞卧病在床，每天晚上由他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天晚上当他儿子读到诗篇八第8节，“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时，他猛然联想到海底航道问题。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中有航道存在，那么我病愈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