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半日闲
偷得浮生半日闲，了却心头万年愿。一颗脆弱孤寂的心灵，需要你的慰籍；一个混沌漂泊的魂魄，等待你的温存。
第一章已谈到，神借着普遍启示（大自然、人的良知、道德本性等）和特殊启示（神直接显现、异梦、异象等）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圣经》则是神的特殊启示的完备内容。使徒保罗指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三16～17）这里，“默示”二字的希腊原文是“呼吸”，即《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圣经》各书卷的作者并不是机械地笔录神说的话。各书卷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作者是在神的灵感动下，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写出神的话。尽管作者的背景、文化水准各不相同，但神的灵在他们身上有控制性的影响，使他们在著作中透过自己的语言所表达的，不折不扣的是神要说的话。贺智（Charles Hodge）把“默示”解释为，“圣灵在某些被拣选的人的影响，使他们成为神的工具，能够丝毫不错误地传达神的心思和旨意。”但默示的实际过程，与重生、成圣等圣灵的工作一样，仍是个奥秘，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明了。
在基督徒心中，《圣经》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其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圣经》这种绝对权威是由它的一系列特性所确立的，证明它是神的话语。
一、《圣经》的作者和正典的形成
《圣经》包括旧约39卷和新约27卷，共66卷，由不同的作者写成。旧约主要用希伯来文写成（其中有一小部分用亚兰语），新约则是希腊文。旧约完成于耶稣降生前数百年，新约则始于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一般认为，＜约伯记＞可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但成书的准确时间不详。除了＜约伯记＞外，最古老的摩西五经（即旧约前五卷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的通称＝写于公元前 1400年左右，旧约《圣经》各书卷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写成。新约《圣经》的写作从第一世纪中叶开始，于第一世纪末完成。两约之间有400年的间隔期（被称之为“沉默期”）。所以新、旧约的写作历时 1500年左右。
《圣经》最初书写在羊皮（绵羊、山羊或羚羊）、小牛皮上，或盛产于埃及、叙利亚浅湖中的芦苇制成的纸上。这种芦苇又叫纸草，由叙利亚的白百罗港（Byblos）出口。希腊文Byblos意为“书”，即由此港口之名而来。英文的“纸”字（ Paper）也源于希腊字“纸草”（ Papyrus）。此外，有些经文则保存在瓦卡、石碑、腊板等上面。抄写的工具有芦苇、羽毛、金属笔等。墨水是由木炭、胶和水制成的。
《圣经》的四十几位作者，不仅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职业、身分不同，写作的环境也有很大差异。摩西是政治领袖，约书亚是军事领袖，大卫和所罗门是君王，但以理是宰相，保罗是犹太律法家，路加是医生，彼得、约翰是渔夫，阿摩司是牧羊人，马太则是税吏。有的写于皇宫之中，有的则在牢狱或流放岛上；有的写于戎马战时，有的却完成于太平盛世；有的写于喜乐的高潮，有的则写于悲恸、失望的低谷之中。《圣经》各卷书都是独立写成的，写成后即在各犹太会堂或基督教堂传读。《圣经》的作者们并不知道这些书卷日后会被汇编成册，形成新、旧约正典。奇妙的是，当人们把这66卷书编在一起时，这些跨越六十代人写成的、风格迥异的作品却是那样的和谐，前后呼应，浑然一体！不用说一千多年所造成的时、空差异，就是同一时代的人独立写成的作品，也很难彼此和谐。即便是同一人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观点也会自相矛盾呢！试想，我们会怎样看待自己在十年前写成的作品呢？《圣经》的奇特的连贯性，只能解释为是神的灵贯穿始终，神是《圣经》的真正作者。
公元前250年左右，应埃及王托勒密二世（King Ptolemy Ⅱ）的邀请，犹太大祭司以利沙（ Eleazar）从犹太 12支派中各选出六位译经长老，携带旧约经卷去亚历山大城，将希伯来文旧约译成当时流行的希腊文，这就是有名的七十士译本。在那时，旧约已有了很好的雏形。到耶稣时代，旧约已定型了。在新约《圣经》中，主耶稣和新约的作者们，常引用旧约。“经上如此说”中的“经”即指旧约。但正式宣布旧约正典告成是在第一世纪末叶。西元70年，当圣城耶路撒冷即将被毁之际，犹太拉比犹迦南获罗马当局的许可，在犹太地约帕城和亚锁都城之间的吉母尼亚（Jamnia）召开了犹太教的高级会议。会议所议论的事项，先以口传，后来则记载在拉比的著作中，会议中曾对是否要将＜箴言＞、＜传道书＞、＜雅歌＞、＜以斯帖记＞等书列入正典有过分歧，但辩论结果仍确立39卷书都属于旧约正典。
公元 140年左右，马吉安（Marcion）开始散布异端，写成一套所谓的新约正典。这启发教会应确立正统的新约正典，以抵制马氏的影响。再者，东方许多教会陆续开始运用一些来源不正的经卷，因此，确立新约正典的范围也日趋必要。到公元303年，罗马大帝戴克理仙（Diocletian）下诏摧毁所有基督教的经书。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信徒需要知道哪些书卷是值得舍命保存的新约经卷。由于这些原因，促使人们编辑新约正典。虽然对是否应把＜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启示录＞等列入正典颇有争议，亚他那修（Athanasius）在一封公开信中把我们现在的新约27卷书列入新约正典。382年在以耶柔米（Jerome）为主要人物的罗马的大马新（Damasine）会议上及397年的加太基（Carthage）会议上（奥古斯丁是主要人物）都一致承认这27卷经书。从此，罗马及非洲两大教区对新约正典应有的书卷不再有争议，新约正典终告完成。
在新、旧约的间隔期，还有其他一些犹太著作流传。《伪经》是一些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200年犹太著作的通称。其中一些著作是冒亚当、以诺、摩西和以斯拉等人写的，故称之为《伪经》。《伪经》以传统放事、启示性的异象、异梦等形式出现，其目的是要帮助正经历异常困苦的犹太人坚守信仰。由于其所记载的事有的怪诞离奇，有的有明显错误的教义，所以犹太人拒绝将它们收入旧约正典之中。除《伪经》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十四、五卷《旁经》或《次经》，写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 100年，大体上准确地反映了两约之间的宗教、政治和社会情况，并有不少真实而有价值的教训。由于其中有真理上的错误，如准许人自杀、为死人祈祷，及历史的错误，同时，它们本身也没有宣称是神所默示的，所以犹太教和基督教（作为一个整体）不接受旁经为正典。但天主教会将大部分旁经纳入其正典之中。
由于《圣经》66卷书的收集历史过程涉及到人的方面，我们会以为成为正典与否是由人决定的，即似乎人的判断是订定正典的关键。但事实不是如此。这66卷书之所以是正典，是因为它们是神默示的。它们在被写成时就是正典了。神的子民公认这些著作是神的默示，这件事本身并不能使它们成为神的默示。神的默示是一件事实，不因人的公认而改变。人的公认只是“正式追认”、接纳那些散在各地的会众早已承认的正典书卷而已。新、旧约订定的实质是：神默示这些书卷，使之成为正典：它们在神的护卫下，得以流传、保存；神的子民在神灵的启示下，承认、接纳它们为神默示的《圣经》正典。《圣经》从写作到正典形成，都是神的作为，只不过是借着人达成罢了。
二、《圣经》的教训
《圣经》博大精深，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能力，《圣经》中的基本真理更常与人们的心思意念相反，充分显明只有神才是其真正的作者。
《圣经》的焦点从始至终都在神身上。大自然启示我们一个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圣经》则详尽地向人类启示他的属性和位格。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是万有的源头，他不仅创造了万有，而且用大能托住万有，使之维持正常运转。神是公义、圣洁的，又是慈爱、善良的，在绝对的公义和无限的怜爱中为犯罪的人类预备了救赎之道。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却又有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这既不是有三位神，又不是只有一个位格的神。古往今来，很多人曾借用各种类比来解释“三位一体”，但至今无法理解这个奥秘。这并非悖逆理性而是超越理性，是人无法想出来的理念，而是神启示的真理。
《圣经》中的耶稣基督也是非常奇特的。他是无限的真神，却借童女所生，进入有限，取了人的形象。他身为万有的创造者却死于人手；他完美无疵却被人钉在十架。他的教训带有极大的权柄，却不迎合人意。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但拒绝作犹太人的王。他智慧、谦卑，却坚称自己是那独一的真神。这些，我们在第三章还要详细讨论。若不是受到神的独特启示，福音书的作者是不可能如此描绘耶稣的。
《圣经》不仅向人类启示神，而且让人认识自己。有人说，《圣经》不是人的神学，而是神的人类学。人对自己的天性一直大惑不解，众说纷纭。有人发现人性的复杂性，称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有人则鼓吹人的神性：“诸神是不朽的人，人是会死的神明。”但随着进化论的崛起，不少人则认为人仅是进化到高级阶段的动物而已。
只有《圣经》清楚地启示了人类的本性。人是神造的，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在造人类的始祖亚当时，将他的生气吹进亚当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人不仅象别的动物那样有体有魂，而且还有灵。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差别。人是万物之灵，可以与神相交，追求永恒而无法从所处的自然界得到完全的满足。然而，由于始祖的悖逆，人和神的关系中断，人类开始过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陷在各种罪中不能自拔。因而，人是伟大的，但又是堕落的。
《圣经》不止一次入木三分地鞭笞人的罪性和罪行，严厉地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三23）《圣经》在描写以色列人的祖先时，对他们的过失、污点直言不讳，毫不掩饰，与一般的传记、历史文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圣经》指出，即使象被誉为“信心之父”的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的以色列国王大卫等伟大的先贤人物，都不过是亟待神的救恩的罪人。对人的这样鞭策入里的描绘，实非人手所为。美国德州达拉斯神学院创始人查非（Lewis Chafer）精辟地说过，“《圣经》不是人想写便写得出来的，也不是人愿意写便能写得成的。”
神爱世人，为在罪中痛苦挣扎的世人预备了救恩。而《圣经》的救恩观是非常独特的。世界一切别的宗教都劝人行善、赚取功德，靠人的好行为讨神喜悦以便得救。《圣经》却指出，活在罪中、被罪所捆绑的世人是无力始终行善、无法达到神的道德标准的。因此，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作人的替罪羊，用他在十字架流出的血遮盖世人的罪，使一切相信他的不再被定罪，成为神家的儿女，进入永生。所以，《圣经》的救恩观是“因信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十9~10）
这种救恩观丝毫不迎合人的普遍存有的“行善积德”的心态，与一切别的宗教划出明确的界限。“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弗二8~9）《圣经》中神的这种救恩并不是神话或空话，而是真实可靠的，因为它是植根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之中的。
三、《圣经》的历史性
很多人认为《圣经》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部伟大的伦理著作，而非真实的历史事实。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进化学说后，《圣经》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被不少人认为是虚构的、不科学的。为了回答这种挑战，圣经考古学应运而生。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出土文物的鉴定、《圣经》所记录的古代城镇的发掘、与《圣经》有关的古文字的译解等等。十九世纪以前，有关《圣经》的时代背景的知识相当贫乏，一般只有参考《圣经》本身的记载和古希腊文学家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主要是关于新约的，有关旧约的却极为稀少。圣经考古学虽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已硕果累累。尤其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重大发现，帮助人们建造起《圣经》的历史架构，并验证了一些过去被怀疑和被嘲笑的圣经故事，充分肯定了《圣经》的历史性。
例如，有人曾基于人类文化的观念，坚持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摩西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文字，摩西不可能写出如此详尽的律法条文。而 1901年出土了《汉慕拉比法典》（ The Law Code of Hammurabi）。它是一块高约2 0公分，宽 180公分的石碑，其上刻有近三百条律法。此法典属于汉慕拉比王统治下的巴比伦时代（大约公元前1728～ 168年），比摩西五经的写作时间还早二、三百年。从此，这种认为摩西五经不是摩西所写论调才消声匿迹了。
《圣经》中记载了一个民族叫赫人。摩西五经中提到赫人在湖南地居住，亚伯拉罕在希伯仑定居时曾与赫人为邻。但史书上从未有过关于赫人的记载，故批评家们都认为《圣经》的此项记载毫无历史价值。然而，1906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加拉以东 145公里的哈里斯河湾（HalysRiver），考古学家发掘出赫人帝国的首都波格斯凯的废墟，发现一大批刻有赫人楔形文字的泥板。证明赫人是一个重要的古民族，曾有两个强盛时期（公元前1800年左右及公元前1400～1200年），其帝国灭亡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不仅如此，这些被鉴定和翻译的泥板，开始展现出整能个古代《圣经》世界的时代背景。比如，根据赫人律法，在买卖土地时，买主必须同时买去土地上的一切附属物；其买卖必然在城门口进行，并有见证人在场等。这与创世记第23章记载的关于亚伯拉罕为葬妻子撒拉想向赫人买一块墓地，最后却不得不把墓地所属的田地并田地四周的树木全部买下来的记载完全相符。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家谱具有绝对的历史性，是都可以证实的历史人物。不仅考古的发现可以证实《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也可以帮助考古发掘。翁格（Merrll Unger）说。“根据新约《圣经》的资料，考古学家们挖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发现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学以惊人的手法增添我们《圣经》知识的背景，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隙部分。”
旧约〈列王纪上〉九章15节记载的米吉多、夏琐和基色三个城市都是由以色列王所罗门建造的。1960年，当著名以色列学者也丁（Yigael Yadin）继发掘米吉多城后发掘夏琐城时突然有了灵感。他想米吉多城门每边都有三间房子，夏琐城门是不是也这样呢？于是，他将米吉多城门大闸的图形在发掘工地上画上临时记号，然后通知工人继续工作，挪开瓦砾碎片。完工时，工人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他，好象他是魔术师或占卜师似的。因为，发掘的结果与他按米吉多米门复制的草图完全一样！
圣经考古学的资料不断充实《圣经》的背景知识，有助于人们对《圣经》经文的理解。在摩西五经中，在神引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回到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时，对迦南人采取绝灭的政策。许多人觉得神似乎太残忍了。从1929年到1937年在叙利亚海旁的拉斯珊拉（Ras Shamra）出土的大批乌加利（ Ugarit）泥板，是公元前1500～1400年的迦南人的宗教文献，充分揭露了迦南宗教的黑暗、败坏和邪恶。有史以来人类绝少有象迦南宗教那样惊人地将暴力情欲集于一身的。对邪恶的迦南人，神也曾给予宽容，等待其悔改。从考古学的发现看，从亚伯拉罕起时代到400多年后的约亚时代，迦南人毫无悔改之心，已恶贯满盈，非被彻底剪除不可了。按其恶行和淫虐，即使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加征讨，迦南人也会自取灭亡的。
新约中的许多记载都为考古学所证实。使徒保罗的三次传道旅程，如今都可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很正确地追溯出来。史学家们一度对路加著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记载的历史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路加福音〉三1~3节中描写的有关耶稣诞生前的情况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资料找不到有关申报户口的事，居里扭也没有作过叙利亚巡抚。但后来考古学的发现证实罗马帝国每隔十四年就有一次人口普查，要求交税人报名注册。此法令是从罗马皇帝亚古士督任期开始的，首次申报户口是公元前23年至22年，或公元前9年至8年。路加所记载的可能即后者。同时，考古学家也找到了居里扭在公元前七年左右任叙利亚巡抚的证据。有趣的是，凡是路加的记载与史学家的资料不相吻合之处，考古学都证实路加是对的，而史学家是错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兰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 甚为钦佩地写道：“路加是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所写的资料不但真实可靠，他也具有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路加的名字应与世间伟大的史学家同列。”
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鲍罗斯（Millar Burrows）说：“全面来说，考古学的发现无疑地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家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犹太考古学家葛鲁克（Nelson Glueck）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至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抵触的。……《圣经》中有关历史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比拟的，尤其当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世界著名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世界著名考古学权威亚布莱特（William F.Albright）的话，可以作为《圣经》的历史性的总结之言：“十八、十九世纪期间，许多重要的历史学派都怀疑《圣经》的可靠性，虽然今天仍有一部分当时的学派又重复地出现于学术界，但早期怀疑学派之说均已逐渐被否定了。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一再印证《圣经》中许许多多细枝末节的部分，使人们重新认识《圣经》乃是查考人类历史的一部最好资料。”
四、《圣经》手抄本的可靠性
我们今日的《圣经》是根据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手抄本印刷而成的。《圣经》经卷的原稿已无处查寻。那么，我们今日的《圣经》是否与原稿一样呢？也就是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是否可靠呢？先看看新约。前文谈到，新约各卷在公元一世纪末完成。现在已找出五千多本新约手抄本（完全的或部分的），最老的手抄本来自公元第四世纪，与原稿只相隔二、三百年。新约手抄本之多，距原稿时间之短，都是别的古典著作无法相比的，充分显示了新约手抄本的可靠性。
罗马凯撒的《高卢之战》（ Gallic Wars） 写成于公元前一世纪，现只有91本较好的版本，其最早的手抄本是公元900年写成的，与原著相距1000年。其他古典著作，如古希腊作家沙浮克理斯（Sophocles）的悲剧作品，塔西图（Tacitus）的《年鉴》等，其保留至今的手抄本数量之少，距原著时间之长也与《高卢之战》相似。此外，新约各手抄本的差异是非常小的。除一些字的拼写有些差异外，整本新约的二万句话中，仅有千分之一二是有疑问的。写于公元后七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忒（Iliad）的一万五千句中却有5%的句子有疑问。莎士比亚的作品至今只有300年，但原稿亦均不复存在。其30几个剧本中，每一本都有上百处地方引起争议，这些差异都足以影响整个句子的意义。与莎翁的印刷版本相比，新约《圣经》手抄本的高度准确、可靠，令人肃然起敬。
保存至今的希伯来文旧约手抄本的数量不如新约手抄本那么丰富。在死海古卷发现前，人们拥有的最早的希伯来文旧约手抄本是来自公元900年左右的“马所礼经卷”（Massoretic Texts），与原著相隔1300年。旧约手抄本流传下来不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犹太人对旧约手抄本的极严格要求是一个重要原因。犹太人中的文士按照犹太法典的规定以非常严谨的态度抄写旧约经卷。如果某一页中发现任何一点差错，整页经文就完全毁掉。经卷抄写后，经严格审查完全无误后，抄本就被当作正本一样，一视同仁地在犹太会堂诵读。
按中国人传统，往往视原著最宝贵，哪怕残缺不全也然。但犹太人的注意点却完全集中在手抄本的完整无缺，以便无误地传达神的话语。所以犹太人视新手抄本比旧手抄本更可贵因为它们是完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长久使用而残缺的旧手抄本不断被新手抄本所代替。这些残缺的手抄本就被废弃。每个犹太会堂中都有一个大木柜，专门用来存放这些残缺的旧约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在木柜里往往因为被忽视而进一步被损坏。当木柜中累积的手抄本太多时就会被埋到地下。不少现存的最古老的旧约手抄本都是在这种木柜中找到的。犹太人世世代代饱经忧患，流离失所，旧约的手抄本也随之丧失。犹太人精心保存下来的多是他们认为值得保留的马所礼经卷。
马所礼经卷是由专门从事编辑、校订旧约经文的马所礼人编成的。他们使用了整套极严密细致的查验方法，以避免在抄写、编辑室中出现错误。同时，他们在经文中加上母音的拼音符号，以帮助读者正确发音（在此之前，希伯来旧约抄本中无母音），被视为当今标准的希伯来文旧约经卷。然而，马所礼经卷毕竟与旧约原本相隔1000多年。而且马所礼经卷与公元前二世纪被译成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旧约相比，由于翻译的原因，也有不少差异。马所礼经卷是否与旧约原本一样呢？多年来，人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1947年春天，在耶路撒冷东面的死海（盐海）附近牧羊的阿拉伯牧童，为了寻找迷失的羊，将石头掷进死海西边的岩洞里，结果其中一个岩洞发出石头打破瓦罐的声音。进洞后发现了很多皮质经卷用棉布包着，装在几个大瓦罐中。其中五卷被耶路撒冷城中叙利亚东正教修道院的红衣主教所收购。因这位主教不识希伯来文，他打电话给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学会，其代理会长查伟（ John Trever）把部分经卷拍摄下来寄给霍普斯金大学的美国《圣经》考古权威亚布莱特教授（ W.F.Albright），被鉴定为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写成的希伯来文旧约经卷！
接下来的几年，各国考古学家纷纷到死海地区发掘，一共发现了四万多经卷碎片，有500份经卷是由这些碎片拼成的。根据C14放谢性测年法、古文字鉴定法、出土的钱币和“昆兰社区”的习俗等综合鉴定的结果，证实这批抄本是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中叶的作品。其中，完整的<以赛亚书>第53章抄本被专家们证实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作品。这个抄本中除几处字的拼写的差异外，与马所礼经卷<以赛亚书>53章完全一样！从死海古卷到马所礼经卷，《圣经》被抄传千年之久，仍准确无误！这样，人们所拥有的希伯来文旧约抄本一下子提早了1000年，与旧约原本仅相差二、三百年。
综观上面所谈，如果我们仍对《圣经》各书卷持怀疑态度的话，实际上是在贬低其他古典巨著的地位，因《圣经》还比它们可靠。麦道卫（Josh McDowell）在《铁证待判》中写道：“我个人原企图粉碎《圣经》的历史性及可靠性，结果却因此认识《圣经》在历史性上是绝对正确可靠的。如果一个人认为《圣经》是一本不可信的书，必须将之抛弃的话，那么除了《圣经》外，他恐怕要连所有的古典文学作品都掷弃不用了。我个人所面临的最大试探，我相信也是大多数人最易犯的一项错误，就是用一种标准来衡量通俗文学，却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圣经》。其实我们该用同一尺度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不论它们是通俗性的，还是宗教性的。”
五、《圣经》的预言
《圣经》的无与伦比之处，还在于其预言的多样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有人统计过，《圣经》每四节经文中就有一句是预言性质的，此外还有一千多个独立的预言。《圣经》中神借众先知预言个人、民族、城市乃至列国几百年、千年后的事，在历史中应验不爽。通过这些预言，彰显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让人们知道他才是《圣经》的真正作者。几年前，我仍认为《圣经》只不过是象天方夜谭之类的神话故事，无须花时间研读。后来有一位基督徒姊妹借给我一本《福音漫谈》的小册子，其中主要谈及《圣经》中的预言及其应验，使我受到强烈震撼。我第一次感到《圣经》与我想象的不一样，值得认真研究。陈宏博牧师在《圣经预言图解》的序言中说：“在多年的事奉中，无论是做牧师、教授或预言大会的讲员，我亲眼看见成千上万的人因着预言而来到主前。”我也正是从了解《圣经》的预言开始，一反过去的轻慢之心，转而努力寻求《圣经》真理，逐渐认识到其客观真确和无比神圣而最后皈依耶稣基督的。
《圣经》中的许多著名预言，如推罗、西顿两城的遭遇、以色列人的历史、耶稣的降生、受死及复活等，在各种福音书籍或文章中都有极详尽的论述。所以我不打算再占用大的篇幅描述这些预言的细枝末节，而主要谈谈我对这些预言的一些感受。
地处地中海东岸的古城推罗曾是世界著名的航海、商业中心。由于其居住的腓尼基人罪恶极大，神通过先知以西结预言说：推罗城将受到多国的攻击，财物被掠，城垣、房屋被毁，其石头、木头、尘土都将被抛在水中，使之成为净光的磐石，作渔夫晒网的地方（详见〈以西结书〉第二十六章）。同时，明确说明此城将不会被重建：“我必叫你全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二十六21）预言发出不久，推罗即遭巴比伦王 尼布甲尼撒的围攻，13年后破城。其后，希腊亚力山大大帝进兵已迁至海岛的推罗，把老城的木、土、石抛在海里，筑成一道通向海岛的长堤，配合战船，将推罗攻破。经风雨洗涮，老城磐石裸露，终成为渔人晒网的地方！后来推罗城虽有过重建，但很快又遭覆灭。公元 1291年被回教军首次征服，摧毁后，推罗城从此永远消失了。从尼布甲尼撒攻城（公元前587年）算起，历经一千多年的沧桑，《圣经》中对推罗城的预言完全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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