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中央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战略失误

评说中央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战略失误

常乐侠

香港乱象还远远没完。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新冠病毒风暴迅猛席卷全球，暂时掩盖了香港去年中下旬发生的那场动乱。然而，香港问题仍然是香港问题，并没有因为眼下的疫情而消失。在适当的时候，被暂时掩盖的动乱必然还会卷土重来。

最近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提出的《香港国安法》草案，进一步将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以来所隐含的尖锐矛盾揭示于世人面前。香港乱象越来越接近于短兵相接，最后达到终极对决阶段。可以预见，《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给乱港分子施加了一道紧箍咒，但最终解决问题的还需要彻底触及并弥补“一国两制”的设计缺陷。

所以，讨论香港问题的缘由及解决之道，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此前，许多文章针对香港出现的动乱，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造成香港问题的外部原因和香港社会自身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问题。今天在下主要讨论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战略失误。

在评说中央在香港回归问题的战略失误之前，我需要特别申明以下所述及的“中央”主要定义为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的“中央政府”。因为今天由“一国两制”引发出来的种种问题，都是缘起于邓、江时期的失策，都是那时埋下的前因。以后胡、习的“中央政府”，不过是萧规曹随，延续了邓、江设计和实行的“一国两制”既定方针政策而已。说得不好听，就是邓、江拉完的屎，却让胡、习为他们擦屁股；回归的亮丽光鲜都罩在了邓、江的头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却让胡、习（主要是本届习、李中央政府）来收拾。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连续多年的香港乱象暴露出来“一国两制”的缺陷和弊端，习、李中央政府也许就失去了彻底改变“一国两制”的历史机遇。

可以这么说：“一国两制”就像一把悬挂在中国主权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一日不除，一日不得安宁；今日不除，来日恐怕问题更其严重。2047年“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到期，香港的社会制度是变还是不变？变，种种政治、社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则届时阻力势必比今日更大，更加棘手难以处理；不变，香港就有可能进入永久性脱离中国主权的发展轨道，走入独立的绝路，而且对于中国内地的制度自信也将产生不可预见的负面影响。这实在是当今中央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今天，面对香港社会出现的一系列严重乱象，还会有人敢于坚称在香港主权回归问题上实行的“一国两制”是成功的吗？二十三年来，回归后的香港社会与中央、与内地关系哪里是一句若即若离可以概括！我们只要看看回归之初与今天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人自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变化，看看去年十一月举行的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就能够判断出香港社会的民心走向了。准确地说，香港社会与中央、与内地根本就是渐行渐远，在“反送中”引发的一系列大规模街头、校园所谓“和理非”乃至暴力抗法、暴力抗中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香港有人挟持所谓民意向中央、向内地公然叫板，甚至可以称之为陷入“敌对”状态。

何以如此失败？

我们尽可以寻找出外国反对势力介入其中的种种历史、现实原因，许多文章对此有全方位的分析，都有深刻道理。然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外因总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敌对势力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绝非什么新鲜事，若他们不反对了才是怪事，才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如果不是我们自身的决策出现某些重大失误或缺陷，给香港一些蛆虫提供了裂痕之蛋这样一个机会，香港绝不至于仅仅因为外因便能沦陷到今天的这般地步。

那么，中央在香港问题的决策上到底出现了哪些重大失误或缺陷了呢？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失误，就在于设计并且实行了“一国两制”。如果不是“一国两制”，香港所有的乱因都无法导致后来的恶果（可参考拙作《评说香港乱局的本质与出路》，见链接：https://www.wenxuecity.com/blog/201911/64237/24480.html）。正是开了要在“一国”实行“两制”的漏洞源头，才出现香港社会有人利用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作为他们所依据的充分理据，从而理直气壮地与中央、与内地叫板抗衡，将香港社会绑架到若即若离、渐行渐远甚至走向“独立”的政治歧途上。当中央政府感觉到问题严重时，却又发现面对头上“一国两制”这把达摩克里斯剑而一筹莫展。如果不曾有什么“两制”，宝剑的剑柄本来是牢牢地掌握在“一国”之手，绝不会出现今天香港社会冒出的种种幺蛾子。由于“两制”允诺向“资本主义”交出那把剑柄，“一国”不可避免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反手伤害。

为什么“一国”与“两制”不可并存？

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一国两制”的制定者和实行者从来就没有从理论到实践上弄清楚什么叫做“主权”。

什么叫做“主权”？

主权是一国的标志。逻辑上一国只有获得了主权，国家才能完全独立。

维基百科是这么说的：

主权（英语：sovereignty）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简言之，即为“自主自决”的最高权威。是对内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来源，也是对外交往保持独立自主的一种力量和意志。主权的法律形式对内常规定于宪法或基本法中，对外则是国际的相互承认。因此它也是国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国家主权的丧失往往意味着国家的解体或灭亡。

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称：“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言外之意就是只要派驻军队，中国对香港行驶主权即得到充分体现了。决策者对“主权”认识如此肤浅，其后果可想而知。

当然，说邓小平对于主权的理解仅仅停留在“驻军”一事上也有失公允。其后邓小平时期的中央政府也做了一些“驻军”之外的其他文章。我们可以检视一下1997年以来中央到底从什么地方“象征”性地收回了香港主权：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和颁布了本身就存在法律漏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成立了被彭定康时期的港英当局视为非法的临时立法会以取代旧立法局功能、为接收香港回归预作准备；

形式上完成了香港主权从英国移交归还中国政府的仪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97年7月1日开始对香港恢复行驶主权；

成立了香港特区政府，并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首；

在香港政府机构和各处主要场所升起了国旗；

在一些重要场合奏起了国歌；

在香港设立了中央政府驻港机构；

名义上收回了香港的外交权；

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鸡毛蒜皮表面文章。等等。

我想问问：中央政府在香港主权回归问题上还做了哪些实质性的举措？

按照主权定义中的“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中央政府做到了吗？显然没有。“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至少应该包括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项权力中，中央政府既没有做到“至高无上”，也没有做到“排他性”。甚至可以说，这三项权力中，中央政府没有一项完全成功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说到这个问题，不得不提到以下一段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中英刚开始谈判香港前途时，英方即提出主权与治权分开，以保留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后，英国得以继续管治香港的权力，即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当时中方果断否决了这一提议，坚持了主权与治权不可分开的原则。显然，当时中方的这一立场是极为明智、非常正确的。

然而，不知英方后来在谈判中怎么绕了一圈，竟令中方这一原则立场在最终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就变了味儿。香港回归后人们看到的现实是，主权与治权居然真的就被莫名其妙地分开了！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的主权完全是虚的，真正的治权并没有与主权相配。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是将主权与治权分开。后来部分“港人”闹事“占中”及去年中旬以来的大规模游行，就有打着争取普选权实则意在争夺治权的意图。

今天，只要中央政府稍微对香港事务表示一丢丢关切（还远远没有到决定的地步），必然会受到来自香港社会某些人“井水侵犯河水”的指责，似乎唯有“港人”（而且这里的“港人”还不能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特首）才是香港的管家婆，而香港的真正主人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和十四亿中国人民反却变身成为了小媳妇，这叫做“至高无上”？香港回归后，除了基本法勉为其难地体现了一点国家的立法功能外，香港社会的基本法律几乎完全延续了原来英国统治者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条文，英方实际上还是在间接地掌握着香港的立法、司法权即治权。这叫做“排他性”？基本法中第二十三条迟迟无法通过立法，这叫享有立法权？讽刺的是，我们看到了香港回归后的现状倒是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法律颇具排他性：那就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尤其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排除在外！2014年“占中”事件中努力维持秩序的七名警察被判为有罪，而蓄意破坏治安放肆挑战社会公权的暴徒却被轻判服务社区，这叫做司法公正、叫做享有司法权？其他的教育权、舆论权等统统都拱手让与了他人，提起来就令人语塞。

即使退一步，既然提出“一国两制”，中央总应该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来表现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吧？

譬如说，资本主义倡导多党制。虽说GCD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不是执政党，但至少GCD在香港不是非法组织，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合法参与香港社会的政治活动？为什么GCD在香港就不能以与其他政党平等的地位积极参与群众工作和舆论工作？

GCD本来就是以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工作起家的，这本也是GCD的看家本事。可是，自从香港回归，中央政府高官进入香港只是高高在上，像油迹一般漂浮于上层社会的表面，基本无视社会中下层生活，更不用说在扎根香港社会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去了解群众、接近群众、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和宣传群众了。这些共产党的高官，总以钦察大臣的视角俯视一切，严重脱离群众，忘记了香港回归后是群众工作而不是经济工作才是党的工作重心。结果搞得GCD在香港社会，好像一个见不得人的非法组织似的。

是不是GCD坐在执政位置上太久，早就忘却了自己的生命源泉在于联系群众、忘却了党的一切工作重心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就算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承认香港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GCD也不该放弃自己的群众基础，不该放弃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国领土上运用非执政地位的多党制坚持开展GCD的基层群众工作。现在看来，GCD留下的这一大片空白，倒是为敌对势力腾挪出了大展拳脚的空间。他们在香港处心积虑地深入社会大做群众工作，而且他们的群众工作做得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大为成功。只要他们登高大旗一举，立即有群众促集百应，四方涌来。是GCD放弃了自己赖以安身立命之地，也怪不得敌对势力乘虚而入。香港回归后，在这块中国的土地上GCD不屑以平等身份投身香港社会，不敢旗帜鲜明地合法开展党群政治工作扎根社会，不敢在香港广泛深入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没有深入到香港社会的各阶层群众之中去反映他们的诉求。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存在，仅仅如同几滴油漂浮在暗潮汹涌的社会表面，根本无法渗入到香港社会的深层。可以说，中央政府在香港的群众工作一无所为，非常、非常失败。为什么在国统时期、在香港回归以前，GCD尚能够成功地开展群众工作，反而回归之后，GCD却要彻底退出香港社会，拱手让与敌对势力来占领、开展大规模的群众工作呢？群众是需要引导、组织、争取的，你不主动深入群众、团结群众、宣传群众、代表群众，自有人来填补空白。这个极为重大的战略失误，反映出中央政府已经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已经成为高高在上的贵族政府了。参与香港示威游行和暴乱的那些群众，除了极少数人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都是社会中最常见、最普通的人，相信他们本质上原来并非作恶多端的歹徒。那可是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群众啊！说他们都是天生的坏蛋，恐怕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吧？只是因为GCD彻底放弃了依靠、引导、教育、组织群众的本色后，他们被敌对势力所洗脑和利用，事实上成为了敌对势力所利用的对象，成为了他们的打手和炮灰。从回归后一系列的事件中，GCD应该深刻总结经验尤其是教训，从中学会放低身段，以平等的视角参与香港社会的政治活动，在社会基层建立党的机构，深入、团结、教育、组织群众，才能重拾人心，取得领导的主动权。

说到这里，也提醒中央政府一句：不要说香港，哪怕在内地广大地区，GCD的领导机构中能够始终记住自己政治使命的人还有多少？能够集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领导人还有多少？中央在香港问题上的战略失误，是否也同时存在于内地广大地区？如果说领导者不能在内地社会主义制度下做好群众工作，就更不能够指望他们在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做好群众工作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曾经是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今天，这三大法宝还存在吗？实在值得决策者们深思、深思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