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上任百日，尽管拜登政府的许多政策实际上沿袭了前任政府的政策，而其雄心勃勃的万亿刺激方案仍处于纸上谈兵的阶段，但从CNN到BBC等一众西方主流媒体，已对之不惜溢美之词。将之比作当年的罗斯福新政，认为拜登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其实，撇开拜登执政百日中抗疫和纾困的短期措施和“重返国际社会”的“纠偏”，拜登新政的最大看点，就是他那仍在推销的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在4月28日，拜登在国会的首次演讲中，极力推销他的基建和扶贫两大计划：一个是价值两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所谓“就业计划”，其实就是基建计划，即通过投资公共交通、铁路、机场、供水管道、道路桥梁、高速网络等基础建设，来增加就业。
另一个是价值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 Families Plan）”。所谓“家庭计划”，其实就是扶贫计划，或福利计划。该计划将为美国3到4岁的儿童提供免费学前教育，还将向美国人提供免费的社区大学教育和家庭带薪休假。这两项经济措施加上此前已经得到批准并实施的纾困法案，总价值高达6万亿美元。
如此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开支，钱从哪里来？于是就有了第三点：向富人开刀。拜登计划向富人增税，并改革企业税制。向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美国人，提高利得税至39.6%。企业税率由21%调高至28%。
所以，拜登新政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三个要点：即基建、扶贫和增税。
拜登认为，实现他的计划，可以增强美国国力，应对中国的挑战。他声称，如果他的方案不能通过，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将面临中国的威胁。
拜登的新政是否能够获得成功？
自不久前拜登提出他的基建扶贫计划和增税计划，呼吁企业界为他庞大的支出计划出钱买单，便遭到共和党、大型企业、甚至部份民主党议员的质疑与反对。而他的计划必须获得国会通过才能实现。拜登已经预计到他的计划在国会会遇到阻力，因而表示，“我愿意协商”。所以，按最乐观的估计，拜登的计划即便最后能通过，也一定是一个大打折扣，各方妥协的缩水版本。
当然，即便是缩水的版本，拜登的计划预计可以获得某种短期效应，或者说短期的成功。
就短期经济效应而言，在若干年内，按拜登的计划，美国的基础设施将会有所改善。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对美国本国的经济也有一定的刺激和拉动作用。美国的工作机会也会因此而增加。拜登的扶贫计划，对改善贫困阶层的生活状况，也会有所帮助。
就短期政治效应而言，拜登的计划有“派糖”的政治效果。拜登作为一个政客，善于政治包装。他将基建计划说成是“美国就业计划”。因为谈基建，一般民众可能没有多少感觉，而将之包装成就业计划，一般民众就会觉得，这是与他们的利益有关，是为民众谋福利。至于那种福利主义的“美国家庭计划”，向民众提供种种免费国家福利，就更直接了当。这两项计划加在一起，预计对民主党的未来选举有加分作用。民主政治，就是多数决定，一人一票。多多派糖，总是受欢迎。在这一点上，民主党人似乎比许多总想当国家的守财奴、抠门小气的共和党人要 “精明”。
如果就长期来看，拜登新政的三要点，有内在的经济逻辑矛盾，也没有考虑到全球化的外部环境的制约。拜登认为凭他的万亿基建和福利计划，就可以挽救美国经济的衰落，增强美国国力，应对和战胜中国的挑战，这可能只会是一厢情愿。
展开来说，在高达数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基建和扶贫占了大头，真正与生产制造和创新研发有关的支出，只占了很小一部分。显然，这里有对因果关系的错位认识。
就因果关系而言，美国产业的流失和制造业的衰落，不是因为基础设施的落后和中产阶级的贫困化造成的。实际的因果关系恰恰是倒过来的。正是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产业流失和和制造业的衰落，才导致了国力的衰落，导致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和贫困阶层的扩大。所以，基建和扶贫本身，并不能解决产业流失和国力衰退的问题。
就像在几十年前，当美国的基础设施和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时，产业流失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即便在今天，美国的基础设施和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许多产业流入国相比，仍然要好得多，然而美国的产业仍在继续向这些国家流失。可见，基建和福利并不是症结所在，并不能解决美国所面临的产业流失和国力衰退问题。就像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无法阻止其发生，未来也只会是同样的结果。
虽然基建可以增加工作机会，但是那毕竟是一次性的，工程完了，工作也就没有了。虽然扶贫和福利可以一时解决贫困问题，但长期靠劫富济贫，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就经济逻辑而言，向企业和富人增税，固然符合社会公平原则和当代赋税伦理：富者多纳税。但是，在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中，当你无法做到“关门打狗”，而资本可以因自由贸易而向外流动逃跑时，这种道德大旗下的劫富济贫，只会事与愿违。
当拜登说道，“没有理由风力涡轮机叶片只能在北京生产，而不能在匹兹堡生产”时，尽管他获得了一片掌声。
但问题在于，资本没有祖国。对于资本而言，没有理由要在一个人力成本高3-10倍和企业税高百分之几十的地方去生产同样的产品。当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在以低人力成本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时，那种杀鸡取卵的高赋税政策，必然导致资本和产业更多、更快地流失。
为了阻止低税率竞争，拜登试图与西欧国家联合行动，推行全球企业统一税计划。但是，即便在全欧洲，这一愿望也未必能达成，更不用说对其他发展中国家。
尽管拜登将他庞大的刺激计划与以中国竞争的目标相联系。并将之上升到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之争的高度，上升到美中争夺21世纪的胜利的高度，但是，撇开意识形态的偏好和信仰成分，撇开巨额资金刺激下的若干年内的短期效应，从长远来看，从其计划本身来看，就事论事，却难以引出必然成功的结论。
这与中国不同，也与小罗斯福时代，或者里根时代不同，那是做的东西是从无到有的概念，那么就必然让经济内容发生革命性的改变。比如中国的高铁，和里根的全国高速公路网，一旦出现，就必然带动很多方面，这是基础建设投资的意义，其实本身并不挣钱。
而拜登的计划等于是修复旧有的东西，不太可能因此而产生新的经济内容，仅仅是创造工作机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