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地活着》

《危险地活着》（Live dangerously）
    肇端于西方十九世纪初的自由主义有一个看似荒诞实际上很有现实性的座右铭：即“危险地活着”，这个座右铭可以用中国的教化词语“胯下之辱”和“苟且偷生”来做注解，只是增加了英雄式的悲壮感。  
    自由主义本质上来源于反对大政府的建构，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从而摆脱大量的政府权力对个体自由的干涉，它的理想出发点就是不关心国家存亡，只关注人类生存的社会。与自由主义相对的是危险的文化，19世纪以前是瘟疫、战争和死亡，之后，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危险，大量储蓄银行的出现，犯罪新闻，对人类性、毒品等堕落的恐惧，触目所及都是危险的文化现象。在危险文化的影响下，为了把危险的程度降低到最低限度，自由主义不得不在个体的自由与安全之间进行调停，调停的结果就是不断屈从权力。
    当我们重温自由主义的座右铭时，尤其在眼下新冠肺炎造成的恐怖气氛笼罩下，用“危险地活着”描述人们的生存状态再恰当不过了。
    面对新冠病毒，从东方的不明晰的死亡报告、草木皆兵和大范围禁令，到西方高居不下的感染人数和死亡数字，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人类无处可逃。只要暴露在社会活动中，就会时刻体验到危险，在这样的生存境遇里，肉体上“活着”就是意义。“危险地活着”只好比给生命的价值打了折扣。
    在医学权威那里，口罩似乎是目前预防病毒最可行是有效工具，可是在崇尚自由的人们眼里，口罩就是禁锢，它和政府“居家令”一样，都是权力对自由的干涉。根据历史经验，人们更大的希望寄予一种有效的疫苗。在真正的疫苗到来之前，人们唯一的选择仍然是危险地活着。面子疫苗和速成疫苗一点也不能减少人们的恐慌，相反，它们又制造出新的危险。
    政府通告说：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消毒，隔离，如果违背了上述禁令，你可能会感染病毒，你的生命会处于危险之中。所有这些通告无一例外地闪烁着一个高大医学权威的影子。建设隔离区，建设专科医院，决定疫苗实验和生产，医学以救世主的角色一步步介入政治事件，掌握政治话语权，使各种公共管控措施越来越细密地渗透了医学元素。医生成为了伟大的建议者，考察一下百科全书的编篡者名单，就会发现历史上医学的参与度有多高，他们积累的经济特权和社会特权，确保了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真理，依附于真理的权力机制在社会实践中对个体进行压制和驯化，解除个体的“非屈从”状态。
    巫术思维的古代社会，一个巫师通常就是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最权威的医师，和当今时代医学介入政治领域有着极为相似的社会学基础。对于前者，大巫师被认为是神灵的代言人，有通灵的能力，后者则是披上了科学的华丽外衣。对疾病、瘟疫和死亡的恐惧，使得人们在祈祷神灵之外的领域寻求帮助，这给医学顺势进入政治大开方便之门。
    与此同时，政治借机发起以疾病与卫生为核心的各种运动，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它迅速被运用到学校、厂矿、企业、办公室等公共聚集场所，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它的任务即是持续不断的管理每个个体，管理个人的福利、工作、存在方式、行为方式、甚至出生方式和死亡方式。换言之，个体的衣食住行遭受到全方位的监视，正像边沁所说的“全景式监狱”的翻版。医学医疗的功用是给政治权力涂抹上一层道义的色彩。
    病毒终究要被战胜，科学医学最终会帮助人们化险为夷，它会消失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然而，疾病对于人类也只是危险的一个方面，政治权力却可乘机利用医学制造更大更多的危险，只是这些危险具有强大的隐蔽功能，不易察觉。
    疾病流行，瘟疫泛滥，客观上造成了医学在社会中的话语权空前高涨，此时正是政治充分施展权力技术的最佳时机。这种权力技术将以一种连续的、持久的方式统治个体，当我们处心积虑专注自己的健康，当我们执着于依赖国家机器的有效管控，当我们寄希望于社会安全时，一个真正的危险社会已经不期而至。
2020.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