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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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国会暴乱”被炒作至今多年，法律战、舆论战此起彼落，却始终缺乏一个冷静的总结。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情绪与政治立场。若要给此案一个了结，最基本的问题必须先被回答清楚。
首先，选举欺诈能不能质疑？
在任何现代民主制度中，对选举过程提出质疑不仅不应被视为犯罪，反而是制度自我校验的重要一环。法院是否采信是一回事，公民与候选人是否有权提出疑问是另一回事。把“质疑选举”直接与“煽动暴乱”画上等号，在逻辑上并不成立，也在法理上站不住脚。
其次，川普能不能有支持者？
一名政治人物拥有支持者，是现代政治的常态而非异常。支持者表达立场、集会、示威，原则上都在宪法保护的范围内。政治竞争不能同时要求选民“要投票，却不要情绪”；更不能把某个候选人的支持者整体妖魔化，从而为一切后续政治操作提供理由。
第三，到国会前示威是否合法？
和平示威与暴力冲击是两个概念。前者是权利，后者是违法。但不能因为后续发生了冲突，就把整个示威前提一并定性为“犯罪行为”。界线在哪里，必须依法厘清，而不是用情绪与标签去替代判断。
再谈责任问题。
示威最终失控，冲突出现，这是事实；但失控到底由谁导致，并不是一句“没有某某就不会发生”就能解决的。执法机关是否充分准备？警戒是否存在明显疏漏？现场引导是否失职？这些问题都不应被忽略。简单把一切归因于“某个人的存在”，在逻辑上属于反果为因，在法律上则是一种危险的滑坡。
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宣称：“如果没有川普，就不会发生国会暴乱。”
这种说法在修辞上有冲击力，但在法理上却显得空洞。因为按照这种逻辑，只要“某人参与或被喜欢”，就能对他人行为负全部责任——那还要个体责任何用？川普是否组织暴力？是否指挥冲击？是否奖励违法者？是否明确号召暴力行为？这些才是司法体系必须回答的问题，而不是情绪化的定性。
质疑选举结果，本身并不等于组织暴力；
号召集会示威，也不当然等于煽动冲击议会。
把合法权利与非法行为混同，是讨论此案时最大的认知陷阱。
更何况，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来看，全美多地发生的“黑命贵”运动中，打砸抢焚的暴力行为客观存在，造成大量财产损失与人身伤害。与之相比，国会冲突在暴力程度与破坏范围上并不算最严重。然而，前者被大量浪漫化、包装为正义之举，后者却被无限上纲到“民主存亡”的高度——这种显著的不对称本身，就值得反思。
如果司法被政治化、标签化，那么真正受损的不是某一位政治人物，而是制度自身的公信力。
案件终究需要法律的解决，而不是仇恨的输出。
是时候让“国会暴乱”案回到法律本身，也让这场长期被消费的事件，真正画上句号。
美国示威者冲击到她自己的国会办公室，她就要把每个人都抓起来，关进监狱。
香港警察没有枪杀一个冲击香港立法大楼的示威者。
而美国警察枪杀了一个冲击国会的示威者。女复员军人Ashli Babbitt 正在试图钻过一个窗户，被一名黑人警察开枪打死。后来官方调查，结论是那黑人警察开枪杀人合法。
试想，如果香港警察枪杀了一个冲击香港立法大楼的示威者，西方会怎么说？一定是“屠杀人民”吧？
当然可以，但是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把质疑当结论反复传播；不能在法院、州政府、选举官员已裁定无效后，继续宣称“结果非法”，把不服输包装成民主权利。
2）川普能不能有支持者？
当然可以，但是不能把“有支持者”当作免责护符；不能纵容或默许支持者因政治立场对制度、个人或公共秩序施压甚至威胁。
3）到国会前示威是否合法？
当然可以，但是不能突破时间、地点、方式的法律边界；不能在国会认证选举结果这一特定节点，阻断程序、冲击建筑，却仍坚持自己只是“和平表达”。
4）责任能不能只怪某一个人？
当然不能忽略执法与安保问题，但是不能用“别人也有责任”来抹去煽动、动员与持续施压的核心责任；在法律与政治中，“可预见后果”本就意味着必须承担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