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驱逐鞑虏”与“黑人翻身”进行一个比较

历史从不缺少激烈的口号。中国近代革命中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与当代美国政治叙事中的“白人压迫黑人—黑人翻身当家作主”，看似属于两个时空，却有某种耐人寻味的相似性。它们都以历史创伤为起点，都以情绪动员为力量源泉，也都曾在政治进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如果只停留在这种情绪层面，而缺乏制度与共同体层面的超越，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问题。

 

首先，两者的共同点非常明显：都把复杂问题“叙事化”为群体之间的对立。中国晚清的问题，根本上是国家制度落后、政治结构僵化、面对近代世界体系时的集体性失灵。但在革命动员的语境中，这些复杂结构被压缩为“满族统治汉族”的民族矛盾，以至“推翻一个王朝”很容易被理解为“清算一个民族”。同样，当代美国围绕奴隶制与种族歧视的讨论，本质上涉及阶层固化、城市贫困、教育资源不均、刑事司法体制等一系列结构性议题，但在政治叙事中，常被简化为“白人压迫黑人”“白人必须赔偿黑人”，并与选举政治、身份认同密切捆绑在一起。

 

这种叙事方式有一个共同特征：极具动员力，却极易过度简化。它能迅速凝聚愤怒与同情，制造清晰的“正义—非正义”二分，但代价是把制度问题变成血统问题，把社会问题变成族群问题，把公共理性让渡给情绪政治。

 

其次，两种叙事都带有明显的“复仇式逻辑”。“驱逐鞑虏”的潜台词是：谁统治过我，我就把谁赶下去；“黑人翻身”的极端版本则演化为：历史上的不公应由当下的群体来整体偿还。其危险不在于承认历史伤痛——承认是必要的——而在于把历史的旧账，变成跨世代、跨个人的“群体清算”。当“身份”成为分配正义的主要依据时，个体责任被模糊，制度改良被搁置，新的不公又可能在“正义”的名义下产生。

 

然而，两者之间也存在重要差别。中国近代革命的叙事经历了自我超越。孙中山并未一直停留在“驱逐鞑虏”的情感政治上，而是逐渐转向“五族共和”，再到“中华民族”整体共同体的构想——从“谁把谁赶走”，转变为“大家共同组成现代国家”。这是从复仇式民族主义走向现代公民国家的关键一步。也正因为如此，早期口号虽有动员作用，却已被历史所超越。

 

而在当代美国，部分政治与舆论环境中，种族叙事反而呈现被不断强化的趋势。“身份政治”扩大影响，象征性姿态时常取代制度性改革，群体标签压过公民身份。一位黑人总统的当选，固然有其个人能力与制度机遇，但“黑人叙事”的象征意义的确成为政治力量的一部分。然而，象征性翻身并不等同于结构性解决，这一点在现实矛盾中不断显露。南非社会今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此，把这两种现象加以比较，并不是要否认历史创伤，更不是要否认弱势群体争取权利的正当性，而是提醒我们：历史记忆应当促成制度改良，而不是被固化为族群对立；正义的实现，应以公民平等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的“翻身逻辑”。说句不中听的话，今天美国社会巨大的族群分裂和党派冲突与“身份政治”的滥觞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切激烈矛盾的根源所在。

 

真正成熟的现代国家，不是建立在“谁压谁”的轮回之上，而是建立在超越血统与仇恨的共同体认同之上。情绪可以点燃火焰，但能照亮未来的，最终还是制度、公民身份与理性。

[nzhu]

分析得很好。

[宇中一尘]

您说的有一定道理，不过，您也犯了您所批评的人所犯的错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清朝的满汉问题复杂，包括很多方面，反抗的跨度长，绝不仅仅是孙中山一人。就美国而言，对奴隶制的看法，也不统一，历史上就没有赔偿黑奴，虽然有人提出50英亩，一头骡子的设想，没有实现。今天也没有多少人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相反，取消相关照顾法律affirmative action laws 的呼声很高。总之，问题很复杂，需要我们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