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作为一个人物,登上世界舞台亮相,是2009年的事。那年，作为国家副主席兼皇储的习近平访问墨西哥，讲了段颇有意思的话。他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段脱口而出的话，虽然缺乏外交素养，但充满个性，展现了习近平的个人特点：七分浅薄，三分蛮横。这种自以为是，奠定了日后习近平执政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只是，习近平当时忘了加一句：“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但却有可能输出病毒”。
自从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把整个世界搞得天昏地黑以来，世界各国对中国群起攻之，或要问责，或要索赔。中国人民大学有个叫金灿荣的，是个乌鸦嘴。他经常讲些习近平喜欢听的话，什么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到那时，美国相当于中国一个广东省，日本还不及浙江省等等。因为中国太强大，所以世界上只剩下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言下之意，世界其它各国和中国比起来，都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统称外国即可。“新冠病毒”爆发后，乌鸦嘴不幸言中，世界上真的只剩下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譬如，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国主张不忙下结论，等科学来慢慢研究。大概赌定证据已经抹干净，科学研究不出名堂。但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其它各国，也即乌鸦嘴里的“外国”，却众口一词，咬定病毒起源于中国。世事纷争，错综复杂，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对一件事能取得“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这样的高度共识，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世所罕见。
世界舞台上的事，规范点就叫“国际关系”。国际关系里的事，用学术视角看，尤其是用现实主义的观点看（1），是一个个主权国家间的博弈。为什么是博弈，而不是协商、谦让，甚而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因为，主权国家内部虽然是有政府状态，但主权国家外部，也即国际关系里，却是无政府状态。在国家内部，张三打了李四，李四可以告官。在国际关系里，甲国打了乙国，乙国没地方告官。在这个由现代国家组成的丛林里，“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便成了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国家安全”有多重大？不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分析，就是普通老百姓，一听到“国家安全部”，就知道挺吓人的。这次中国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打的也是这个主意，都提到“国家安全”高度了，还怕你老百姓不闭嘴？
“国家安全”虽然对老百姓绝对权威，但本身却是个相对概念。譬如，甲国有一千辆坦克，本来挺安全。但乙国造了两千辆坦克，甲国就不安全了。甲国便会找乙国谈裁军，谈军控。乙国如果不予理睬，甲国就会多造坦克，扩军备战，形成军备竞赛。甚至，甲国有可能孤注一掷，对乙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按理说，乙国花自己的钱，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在自己的领土上制造两千辆坦克，追求自己的“强国梦”，不是纯属主权范围里的内政吗？管你甲国屁事？但事实上，这种“屁事”，却可能导致两国间的战争，因为它打破了国际关系里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以，在各国互动的国际环境里，不仅“国家安全”是相对的，就是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Westphalia）中诞生的“主权”概念本身，也是从出生第一天起就是相对的（2）。你家房子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不等于你可以在房子里胡作非为，打老婆孩子，这是同一个道理。
“国家安全”的概念，不仅相对，而且发展变化。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们，主要从军事实力出发来解释“国家安全”。他们数坦克、数大炮、数飞机、数导弹，认为这些东西构成了“均势”里的“势”，即power，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最近，“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先生，还数过一遍中国的核弹头，现有的加预期的，据说数到了一千，大概是同样的思路。但现实主义理论家也有局限，前苏联有那么多导弹、那么多核弹头，远远不止一千，怎么就一夜之间城头易帜，“三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呢？可见，军事实力不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唯一因素。现实主义的批评者们，多年来在军事实力以外，提出过无数其它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并据此要求重新定义（redefine）“国家安全”。但真正能做到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不是理论家的文章，而是历史。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要求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呼声，此起彼伏，莫衷一是。有人说“我们即将怀念冷战”（3），有人说“历史已经终结”（4）。2001年的9/11事件，举世震惊，为“后冷战”时代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争论，划下了句号。随着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数千美国家庭妻离子散，天人永隔。珍珠港事件的悲剧，竟然在美国金融中心纽约重演，这是美国本土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外敌入侵。但是，这个入侵的外敌，既没有坦克，也没有导弹，它甚至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本·拉登对美国的“超限战”，成功地重新定义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把“恐怖主义”四个大字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当小布什总统含泪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将不再区分恐怖主义者和窝藏恐怖主义者的国家”，并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恐怖主义”终于代替“共产主义”，成了不仅是西方，而且是全世界的敌人。连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也声称自己反对“恐怖主义”。当然，中国的反对恐怖主义，和中国加入WTO后的市场经济是一路货色，都是打着别人的旗帜，干着自己的勾当。
“恐怖主义”创造了9/11，但9/11并没有创造“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不是在9/11那天才存在的。早在9/11以前，无数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们，就探讨过“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但书生议政，始于课堂，终于论文。没有9/11，他们的议论，终究只是议论而已，改写不了“国家安全”。除了“恐怖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们，多年来还提出过无数其它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其中就包括病毒和生化武器。
由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在2020年肆虐全球。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一千多万人感染，五十多万人死亡。美国有三百多万人感染，十多万人死亡。美国因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远远超过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造成死亡人数的总和。新冠病毒让整个现代社会陷于停顿，让世界各国公民变成在家软禁的囚犯，创造出闻所未闻的亘古奇观。新冠病毒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的天文数字。显然，新冠病毒远比恐怖主义更危险。一个国家如果不能防范病毒入侵，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见证历史。我们会看到“国家安全”再次被重新定义，世界格局因此而重新改组。正像在“后冷战”时代，恐怖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成为“国家安全”的头号敌人。在“后恐怖主义”时代，病毒将代替恐怖主义，成为“国家安全”的头号敌人。
把病毒作为敌人，这场“仗”怎么打？没人知道。但一些共识正在全球浮现。首先，世界各国都要求病毒溯源，搞清楚新冠病毒从什么地方，怎么起源的，无疑是防止下一次病毒爆发的起码前提。这一点，连中国政府都不能不同意。中国政府虽然不肯公开承认病毒起源于中国，但世界卫生组织派出的病毒调查组，现在正在中国，而不是世界任何其它地方，调查病毒起源，这不正说明了全世界对病毒起源地的共识吗？病毒的起源无非是两种：自然的或人工的。在一个嗜欲熏天，斯文扫地；人人急功近利，处处贪污腐败；上层公开号召“弯道超车”，下层无比信仰“不择手段”的地方；在一个创造了毒奶粉假疫苗，科学沦为金钱的婢女，伦理底线被不断刷新，敢于丧心病狂地编辑婴儿胚胎基因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无论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工制造的病毒，不是都能找到最理想的土壤吗？有人说人类将迎来新的冷战，那人类也会产生新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来重新书写新冠病毒后的“国家安全”吗（5）？让我们坚持乐观主义，相信人类总会有足够的智慧，打扫干净新冠病毒及其产生的土壤。
注释：
- 国际关系理论里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是Hans Morgenthau的“Politics Among Nations”.
- Stephen D. Krasner. November 1991. “Westphalia”.
- John J. Mearsheimer. August 1990.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In the Atalantic Monthly.
- Francis Fukuyama.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外交官，他在1946年发给美国国务院的著名 “长电文”，以及1947年发表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署名X的文章，奠定了美国冷战中“遏制政策”的基础。
（原载《光传媒》https://www.ipkmedia.com/）
（2020年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