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而言，“法治”就是严刑峻法。对生活在“新中国”的人来说，“法治”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听上去令人生畏。但“无产阶级专政”，据说只对敌人“专政”，对人民则是“民主”的。可是，究竟谁算“人民”，谁算“敌人”？那要由共产党说了算，也即由共产党的“党中央”说了算。但共产党的“党中央”，远在北京，天威莫测，谁知道它肚子里想什么？不要说局外人无从得知，就是“党中央”里的自己人，也未必了了。这不，“文化大革命”一来，“党中央”的刘主席，就变成了“敌人”。死到临头，刘主席突然想起了“法治”，摸出本自己从不当回事的“宪法”，想把自己从“敌人”中捞出来，变回“人民”。但“无产阶级专政”不由分说，挥起“铁拳头”，一拳把刘主席砸死了。
砸死刘主席，继而砸死林副统帅后，“无产阶级专政”乘胜追击，眼看要砸“敬爱的周总理”。千钧一发之际，没曾料到，毛主席决定砸人前，先进行“法治教育”。原来，毛主席自视甚高，用“铁拳头”砸人这类脏活， 不屑亲自动手。所以，在毛主席导演下，亿万军民，平日里连白话文都不读，突然围坐一团，诵读起几千年前的古文。一时“子乎者也”，不亦乐乎，看上去像在演一场古装滑稽戏。这场滑稽戏的名字，叫“儒法斗争”。毛泽东思想虽然博大精深，但简而言之，所谓“儒法斗争”，无非就是“儒家”是坏人，类似“敌人”；“法家”是好人，约等于“人民”。毛主席搞“儒法斗争”，不是权宜之计，他是真心推崇“法家”。所以推己及人，雨露天下，要求全国人民一起学习“法家”。毛主席的“儒法斗争”，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儒家”有点理想主义，而“法家”则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在中国从来吃不开，通俗地讲就是“中国人民不吃这一套”。中国人民“吃”的，是“法家”的现实主义。
但“法家”靠什么让中国人民“吃”上他那一套呢？原来，“法家”的祖宗商鞅，曾给秦始皇的祖宗秦孝公打工。商鞅得到秦孝公重用，要在秦国推行“法治”。可是，老百姓没听说过“这一套”，将信将疑。商鞅便在城门口放根木头，说谁能把木头搬到城的另一边，赏“十金”。赏金标准高得吓人，相当于中产阶级一年薪水。老百姓不信，商鞅就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这时走来一个楞小子，搬起木头就走，商鞅便赏他“五十金”。这就是著名的“立木取信”，商鞅要告诉老百姓，老子说话是算数的。当然，老百姓不是每次都能碰上“立木取信”这样的好事。有时候，可能会碰上“杀人树威”。“立木取信”后，商鞅便开始推行“法治”。不料有人不满，议论纷纷。商鞅决定“两手都要硬”，拿出革命的另一手，“杀人树威”。一路“杀”去，所向披靡。直杀得血流成河，渭水尽赤。“杀”过一阵后，不知道老百姓是被杀怕了，还是真对“法治”心悦诚服，便跑来说“法治”的好话。不料商鞅把说好话的，也抓起来法办，罪名是“妄议中央”【注1】。对商鞅的“法治”，老百姓坏话固然不可以说，好话同样没有资格说，一律听凭“法治”赏罚，就像马戏团里的动物。中国有句古语，专门描述这种状况，叫做“牧民”。“牧”当动词用，好像“牧羊”一样【注2】。经过商鞅的训练，中国人民挺适应，从此“吃”上了这一套。
但商鞅对中国“法治”的贡献，主要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真正有理论建树的，是韩非。韩非的理论，虽然和毛泽东思想一样，博大精深。但概括起来也就三个字：“法、术、势”。所谓“势”，指君主的地位。用现在的中国话讲，就是谁是老大。“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注3】。“尧”是最好的皇帝，但他做皇帝前，谁都不买他帐。“桀”是最坏的皇帝，但坐在皇帝宝座上，谁也奈何他不得，只好由他搞得天下大乱。毛主席没做主席前，最多在图书馆里打工。做了主席后，就能从“三年自然灾害”，一直折腾到“文化大革命”，自己无法无天，却在教全国人民学“法治”。刘主席也好，周总理也罢，虽然万人之上，毕竟一人之下，都对他没有办法。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皇帝位子最重要。
皇帝位子坐稳，便开始讲“法”。所谓“法”，据韩非的研究，就是“二柄”，或叫“刑德”。“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注4】。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赏”和“罚”这革命的两手，和商鞅的“立木取信”及“杀人树威”差不多。但如果你以为“法”就是抠法律条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那你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的法治，“治贼，非治所治也”【注5】，着眼点不是罪有应得，而是教育人民。所以“新中国”杀人，往往要开万人大会，说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是不杀不足以吓倒百姓。用韩非的话说，就是“盗贼被刑而良民恐惧”【注6】，目的是制造红色的、白色的、或其它什么颜色的恐怖，让老百姓不敢乱说乱动。“六四”时，邓小平为什么要出动坦克占领天安门广场？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需要出动坦克这样的重武器吗？从军事观点这无论如何讲不通，但从韩非的“法治”观点就能讲通。邓小平的坦克，不是去攻打学生，而是去对全国人民进行法治教育。所以，中国的“以法治国”，从秦始皇的祖宗到毛主席的徒弟，都是为了“治民”。真是“百代都行秦政法，莫从子厚返文王”。
“法”把人民“治”服后，就轮到“术”上场。“法”是法治，“术”是权术。“法”用来治民，“术”用来御臣。用现在的话讲，“法”管群众，“术”管干部。如果毛主席见到刘主席或“敬爱的周总理”，开口便是“少奇、恩来啊，你们违反刑法某某条啦”，那岂不成了笑话？成何体统？毛主席真这样说，就不成其为毛主席，成为毛新宇了。刘主席或周总理还能怕他？毛主席的可怕，在于他不仅有“势”，还有“术”。“术”和“法”不同，“法”看得见，“术”看不见。但“术”的厉害，就在于它看不见。“法布之于民，术藏之于胸。法莫如显，术不欲见”【注7】。这种古老的智慧，毛主席倒背如流，烂熟于胸。毛主席的“南面之术”，云遮雾绕，谁猜得透他的心思？毛主席的心思，是全党最大的政治。整个党中央，都在揣摩圣意。毛主席有时也被“揣摩”烦了，愤而出走，跑到“滴水洞”里去闭关修炼。于是党中央“三月无君，皇皇如也”【注8】，几乎不可终日。毛主席没有这点法术，能当老大？刘主席、周总理，哪盏是省油的灯？党中央藏龙卧虎，谁不想当老大？
有了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理论，中国渐渐安定。“长幼有序，上下有别”，小日子过得不错。这种日子，本可以“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没想到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西方洋人。洋人有点难搞，你就说“法治”吧，我们本有几千年传统，“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从理论到实践，还算圆满。谁知洋人讲“法治”，却要分出个“rule by law”和“rule of law”。毛主席健在，事情尚属可控。他自己反正“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什么“by law”，“of law”，统统不值一提。但毛主席一死，改革开放，西学东渐。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难免乱说乱动起来。所以，有关“法治”，也要学洋人“by law”，“of law”起来。
本来在洋人那里，“rule by law”和“rule of law”区别得很清楚，没有多少歧义。“rule by law”指把法律当作一种工具，利用这种工具来统治人民。统治者，至少最高统治者，例如君主、皇帝或主席，站在法律之上，口含天宪，每说一句话就是法律、真理或“最高指示”。中国法家的“以法治国”，就是典型的“rule by law”。相反，“rule of law”是指法律高于最高统治者。君主、皇帝或主席都在法律之下，他们自己必须遵守法律。如果他们认为某项法律不对，他们可以“合法”地按照法定程序去修改法律，但在修改之前，他们必须遵守该法律。“rule of law”的基本原则，可以上溯到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罗马法学家西塞罗（Cicero）和意大利神学家阿奎纳（Aquinas）。在中世纪，有两批人对“rule of law”的确立有所贡献，一批是神学家，一批是人文学者。神学家说上帝比皇帝大，人文学者就说自然法比王法重要。在罗马教廷，有人主张主教大会的权力高于教皇；相应地在世俗社会，就有人主张国会的权力高于国王。最迟12世纪，注释法学派的法学家就明确提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is not legibus solutus”，即拉丁语的“不得高于法律”【注9】。到16世纪，学者们更明确了法律的根源是人民。如果说“rule by law”是把法律当工具，那么“rule of law”则是把国王当工具。“国王是法律的器官，法律则是国王的灵魂”【注10】。所以，从“rule by law”到“rule of law”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既得益于学者的理论，更得益于人民的觉醒。它既被记载于英国的“大宪章”和匈牙利的“金玺诏书”中，也生动体现在意大利自由市争取到的特许状里。许多年以后，它又进一步发展，终于和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等普世价值互为因果，融成一体【注11】。
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区分“rule by law”和“rule of law”的，可能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先生。李先生是老干部，党内知识分子，也是八九十年代中国自由思想的领军人物。他把“rule by law”译成“法制”，而把“rule of law”译成“法治”，提出“法治”优于“法制”【注12】。当然，在八九十年代提出类似看法的，也不是李先生一人。法学界的江平、李步云、贺卫方等人，也持同样观点。他们四人中究竟谁首先提出，难以考证。但奇怪的不是他们都持类似看法，而是他们都同意同一种译法。更奇怪的是，他们不仅众口一词地使用这种译法，而且无一例外地不讲为什么要这样翻译的道理。所以，当今中国法学界流行的这一译法，不仅高度一致，而且同样不讲道理。
其实，稍加推敲就不难发现，和中国法学界流行译法不同，“rule by law”应该翻译成“法治”，而“rule of law”，如果没有更好的译法，到可以翻译成“法制”。首先，从中文的字义上讲，“治”作名词用，有“治乱兴衰”，“天下大治”的意思。“一治一乱”的循环，是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模式。用鲁迅先生的话讲，乱世是中国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治世则是中国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做稳了奴隶”，不正是法家的初衷，不也正是一切“rule by law”的最高理想吗？“治”作动词用，则直接是“治理整顿”的意思。如“大禹治水”，如法家的治国治民，这不也符合“rule by law”的意思吗？反过来，“制”作名词用，是“制度”的意思。“制度”的词典解释是：“成员共同遵守并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则”。因此，“制度”本身包含着独立于甚至高于统治者的意思。例如，资本主义制度高于任何一个资本家。至于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以毛主席为例。毛主席讲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搞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既不是毛主席发明，也不是毛主席可以随便取消的。毛主席可以用一根小手指打倒刘少奇，但他不能打倒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制度至少独立于毛主席，甚至高于毛主席。作为秦始皇的毛主席，就要追随法家的制度。用他自己的话讲：“百代都行秦政法”。对这种秦制，毛主席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怎么可能站在它上面指手划脚？我们平时讲话也说：“领导必须带头遵守制度”，同样意味着“制度”高于领导。而“制”作为动词用，更有“制约、制衡”的意思。而“制约制衡”，恰恰是“rule of law”的核心理念。没有对君主、皇帝或主席的制约平衡，就只能产生“rule by law”，不可能有“rule of law”。
其次，从英文的字义讲，虽然“by”和“of”都是介词，但意思不同。“by”是作为手段的“靠”的意思，如go by train就是“乘火车去”的意思。我们去某地，“靠”乘火车去，火车是一种手段。因此，“rule by law”就是“靠”或者“以”法律来“治”的意思。“治”什么呢？不管是治国、治家、还是治民，都只能用“治”，不能用“制”。中国人历来说“治国平天下”，没有说“制国平天下”的。所以，“rule by law”只能翻译成“法治”，不能翻译成“法制”。江泽民总书记喜欢讲英文，尤其酷爱当众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林肯演说中有句名言：“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其中的“by the people”，经典翻译就是“民治”，这也可以算作“rule by law”应该译成“法治”的一个根据。相反，“of”是具有某种“特质”的意思。例如，a man of ability，就是“能干的人”，“能干”是某人的一种“特质”。“by”是讲外在手段，“of”是讲内在性质，“rule of law”就是具有“法律高于一切”这种特质的制度。所以，“rule of law”可以翻译成“法制”。
再次，中国出版的辞书，出版日期在法学界误译“法治”和“法制”以前，也就是说没有受到法学界误导以前，一般也对“法治”和“法制”作了正确的解释。例如，由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编写，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的《汉英词典》，就把“法治”翻译成“rule by law”。由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法治”的解释是：“中国古代法家以法治国的政治主张”。而对“法制”的解释是：“国家政权建立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主要原则是依法办事，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全体公民都要守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无需多加一个字，以前的辞书本已把“法治”和“法制”的区别，讲得清清楚楚。可见，没有法学界在八九十年代的误译，“法治”和“法制”的区别，本来是常识，也是共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文字语言的使用，既要说文解字探索原意，也要注意历史沿革，照顾约定俗成。在中国，“法家”和“法治”密切相连，几千年从不分家。讲到“法家”，便联想到“法治”；讲到古代的“法治”，就联系到“法家”。连历来厌恶“主义”二字的胡适之先生，也称这种法治为“法治主义”【注13】。就是“法家”本身，也经常用“法治”思想概括他们的主张。例如管子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萧公权先生因此认为“法治”是“管子治术之主干”【注14】。韩非说：“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注15】。“唯法为治”，岂不比胡适之先生的“法治主义”还要更加“主义”，是纯粹的“法治主义”。中国历史上，“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如果说有什么“儒法斗争”的话，那么要“法治”还是“人治”，正是他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法家要“唯法为治”，法律至上。但儒家圣人孔夫子却说“必也使无讼乎”【注16】，儒家亚圣孟夫子又说“徒法不能以自行”【注17】。他俩的话，虽然被他们的徒子徒孙们，从注到疏地解释过洋洋万言。但简单点说，无非就是看不起“公检法”那套，不买“唯法为治”的账。但儒家并没有直接说要“人治”，说儒家提倡“人治”，是一种推论。因为，儒家认为“德治”比“法治”好。但法律无所谓道德，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让有道德的人来治理国家，即“內圣外王”，比纯粹的“以法治国”好。不仅“王”本人要德才兼备，就是“王”的老婆，也要“母仪天下”。即所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主席就因为没管好老婆，以至人亡政息。可见，儒家的“德治”，是转弯抹角的“人治”。儒家提倡“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由内而外由小而大，理想主义的“人治”。而法家却认为“国治”而后可以“家齐”，提倡的是由大而小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法治”【注18】。所以，“儒法斗争”也好，后人评说也罢，从博学鸿儒，到莘莘学子，从朝堂议政，到炉边闲话，中国人都把法家学说等同于法治。今天，我们怎么可以无视传统，割断历史，把一个和法家的“法治”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含义正好相反的“rule of law”，翻译成“法治”呢？中国人常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希望中国的法学理论，在向“rule of law”前进的征途中，也不要“错”在起跑线上。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第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31页。
【2】管仲，《管子》牧民第一，权修第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 – 11页，第21 – 34页。
【3】韩非，《韩非子》功名，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10页。
【4】韩非，《韩非子》二柄，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2页。
【5】韩非，《韩非子》六反，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60页。
【6】韩非，《韩非子》六反，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60页。
【7】韩非，《韩非子》难三，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87页。
【8】焦循，《孟子正义》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0页。
【9】Skinner, Quentin. 1978.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ume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16, p. 127.
【10】Tooley, Miss M. J. 1968. “Political Thought and Toleration”,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01.
【11】Berman, Harold J. 1983. Law and Revolution :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92-294.
【12】李慎之，“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见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39445
【1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290页。
【1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98页。
【15】韩非，《韩非子》心度，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59页。
【16】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61页。
【17】焦循，《孟子正义》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4页。
【18】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32页。
原载《新世纪》网站：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5/06/blog-post_75.html
（2025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