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自开打以来，已一年有余。期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谈判的症结，是所谓 “结构性改变”，即美国不仅要中国多买美国商品，而且要中国在诸如国企补贴、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等“结构性”问题上作出改变。后来又有消息传出，说谈判中症结的症结，是“执行机制”问题，即“结构性改变”一旦达成协议，怎样保证其有效执行？一旦违约，怎么惩罚？条约还未达成，先谈违约惩罚，可见信任度之低，也可见对“结构性改变”之难，双方心知肚明。
中国人讲起和西方打交道，总要回溯到1840年。这年，中国吃了大亏。因此，毛主席亲笔起草，将这一年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以志毋忘国耻。至于没有这年发生的事，我们会不会还活在爱新觉罗一姓之天下里，以至毛主席都没有做毛主席的机会，自然是不应该去想的事。1840年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年，中国和英国打了场中国称为“鸦片战争”，而英国称为“通商战争”的仗。结果，爱新觉罗家的大清皇朝完败，迫于城下之盟，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既是城下之盟，自然是不平等条约，清政府签得不情不愿。但这不情不愿，又不能一概而论。《南京条约》的内容，主要是赔钱、割地、五口通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五条。按理说，这五条中，赔钱割地是真金白银，治外法权是丧权辱国。但在爱新觉罗家看来，皇上富有四海，赔点钱，割掉个把连皇帝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香港，不算什么大事。至于治外法权，那几乎是占洋人的便宜。皇上管理臣民，本来是靠杀头和打屁股。但洋人的头不好杀，屁股也不能随便打，是件让皇上头疼的事。现在好了，让洋人的法院来管理洋人，皇上省不少心，符合“以夷制夷”的谋略，所以是件好事。《南京条约》真让皇上闹心的，是五口通商。这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而言，有点匪夷所思。五口通商，相当于办经济特区，是发横财的天赐良机，怎么可能闹心？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多少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签订《南京条约》那年，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是大清的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和他家列祖列宗，甚至和历朝历代的中国皇帝一样，搞外交讲究政治挂帅。道光家打天下时靠金戈铁马，治理天下靠三纲五常加打屁股。金戈铁马所向披靡处，便建起一座上面是主子，下面是奴才的金字塔。皇上登高一望，下面跪着全是奴才，不禁豪情万丈，制度自信几乎爆棚。金戈铁马望尘莫及处，理论上便是“化外之地”，也即野蛮人住的地方。南方住的是“蛮”，北方是“狄”，东方是“夷”，西方是“戎”。再远点，超出了皇上的地理知识，无以名之，一概统称为“夷”。英国人是“英夷”，法国人是“法夷”。皇上有时也闹不清楚，心想也许没有这么多国家，狡猾的“夷”们编出许多国名，为的是诳吃诳喝，想多讨点赏赐。总之，在皇上心里，中国是世界文明的核心，皇上是核心的顶峰。中国的皇上不仅是全中国的主子，也是全世界的主子。就像有段时间，毛主席是全世界的红太阳一样。现在，在这上下有序泾渭分明的世界里，连屁股都不可以随便打的洋人要来“五口通商”，这岂不是要搞“结构性改变”？
不要以为“结构性改变”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或者是“海内外敌对势力”精心策划的密谋，不一定。更多时候，“结构性改变”更像是一场黑色幽默，它由一些小事机缘巧合地凑在一起，产生出意想不到的后果。譬如，屁股可不可以随便打，便是此类小事之一。比起打屁股，下跪则更重要点。因为按照爱新觉罗家的观点，人之所以有膝盖，主要是用来下跪的。凡人类，见到皇上都应下跪。没想到这样天经地义的事，有时居然也行不通。那是英国人也即“英夷”的皇上乔治三世，派了位高级干部到中国来商谈贸易。那时，坐在金銮殿里的，是道光的爷爷乾隆皇帝。乾隆爷本来对贸易没有什么兴趣，或者说脑子里根本没有“贸易”的概念。英夷运来货物，那是“朝贡”；皇上回赠，便是“恩赏”。至于什么国际贸易、比较利益、市场经济等等，统统闻所未闻。但人家特使老远跑来，中国既是礼仪之邦，万方表率，自然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再说，接待一个英夷特使，能花几两银子？ 于是，恩准觐见。但万没想到，被恩准觐见的英夷，非但没有感恩戴德诚惶诚恐，反而提出觐见皇上时不能下跪。乾隆爷活到八十多岁，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荒唐的话。心想见到皇上不下跪，简直是无父无君，近乎禽兽。结果，中英双方贸易没谈成，不欢而散。贸易不成，本倒也无所谓。因为在乾隆爷看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唯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何以区区一介英夷，咫尺天威下，竟敢不跪？于是，君臣间便流传出一种猜测，以为英夷一定膝盖有问题，僵硬麻木，根本不能下跪。这种猜测，传到乾隆爷的孙子道光皇帝时，竟然演变成了一项军事理论，以为英国人既然腿脚不方便，自然不能擒拿格斗，一旦开战，绝非清军对手。一时间，大有“打，奉陪到底”的气概。结果一打，打出了中英《南京条约》。
继中英《南京条约》后，道光的儿子咸丰皇帝，又和英法联军签订过《北京条约》。这次更惨，连首都北京都被打沦陷了。按理说，都让别人打得找不到北了，要人家磕头下跪的事，总该算了吧？这种常人的逻辑，用江泽民的话讲“图样图森破”（too young too simple太年轻太简单）。咸丰皇帝先自称要御驾亲征英法联军，“以伸天讨而张挞伐”，等到敌军真来了，他却带着大小老婆，包括那位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叶赫那拉氏，逃到热河“巡狩”去了。咸丰所以要逃跑，多半倒不是怕死，而是怕洋人不给自己下跪。他不怕赔钱，凡能用银子解决的都不是大事。他最怕的是洋人跑到北京这个“辇毂重地”来面交国书，觉得那是洋人心怀叵测，狂悖之极。别人来交国书，又不是交战书，怕什么？怕别人不下跪。让天下人下跪的规矩，本是爱新觉罗家靠金戈铁马打出来的，是硬道理。就像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江山，是靠“几千万人抛头颅洒热血”洒出来的一样，道理硬得很。但问题是现在“硬道理”没了，自己还被别人打得满世界跑，却还要别人下跪，是不是有点滑稽？一个自己捏造出来的政治规矩，“规”着“规”着，异化成天罗地网，把自己“规”进去动弹不得，自己把自己绑架了，是不是有点荒唐？世上的战法本有两种，一曰“棒杀”，一曰“捧杀”。“棒杀”简单，如爱新觉罗家的金戈铁马，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类便是。“捧杀”迂回，先把你抬高，然后威胁说：“不听话把你摔下来”。咸丰帝的窘境有点像“捧杀”。但是，是自己把自己“捧杀”，爬上神坛，居然没法下来了，是不是有点黑色幽默？
大多写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学家们，事后聪明，通常把前清君臣们这种不可理喻处，归因于他们的昏庸，冥顽不灵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说皇上“天纵英明”，自然是拍马屁的话。但皇帝大多自幼接受最好的教育，名儒启蒙，饱读诗书。群臣们更在科举道路上过关斩将，凤毛麟角，能够靠买官卖官做到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没有。说这么一批人，都是酒囊饭袋，有点不近情理。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显得如此不可理喻？他们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这就牵涉到了“结构性改变”。“下跪”，对清政府而言不仅仅是礼仪，而是体统、象征，是一个神化的符号，是统治合法性的表现，是国家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存在。它的存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大臣们不可以不下跪，皇上也不可以让大臣们不下跪。对它的任何改变，都是“结构性改变”。它所引起的多米尼骨牌效应，可以瘫痪整个国家机器。就像一块钢化玻璃，碎一个角就会整块玻璃分崩离析。举个例子说，共产党是不可以被批评的，但那不是因为它“伟大光荣正确”。不是因为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所以它才不可以被批评；而是因为它不可以被批评，所以它必须自称“伟大光荣正确”。共产党的不可以被批评，就像见到皇上不可以不下跪一样。包括皇上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以废除下跪的规矩；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任何人，也都不可以开放对共产党的批评。这不仅可以被逻辑证明，而且也已经被历史证明。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变，有人说是“阴谋”，有人说是“阳谋”。其实都不对，根本就是“无谋”，是始料未及，是不懂得共产党不可以被批评的道理。
那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为什么可以被批评？美国总统天天被媒体骂，为什么照样做总统？梁漱溟批评毛主席，问毛主席能不能有点“雅量”？毛主席说“这个雅量我没有”。是不是美国总统比毛主席有“雅量”？不是。不是美国总统更有“雅量”，而是美国政治和中国政治间，存在“结构性”的不同。美国总统无权禁止别人骂他，但别人骂他，他照样做总统。毛主席有权禁止别人骂他，但一旦别人可以骂他，他就做不成毛主席。这和“雅量”、人品、性格无关，只和体制的“结构”有关。一种体制是平面的、网状的、多元的；另一种是垂直的、一元的、金字塔式的。平面网状的结构看起来无序、低效、混乱，但不会轰然倒塌，碎一个角，整块玻璃还在。金字塔式的结构看起来高大、雄伟、整齐划一、动不动“举国体制”，但牵一发而动全身，随便一件鸡毛蒜皮的事，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它产生不可承受之重。这种星火燎原的事，从前清的保路运动到苏联东欧的剧变，从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到香港的“反送中”游行，曾在且正在被历史一再见证。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整个中国沐浴在“思想解放”的春风里时，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种“超稳定的结构”。现在看来，这种“超稳定结构”，其实是一种超稳定的“不稳定”结构。这种稳定的“不稳定”，从秦始皇的铸十二金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几千年来始终无法突破貌似铜墙铁壁，却又“一碰就碎”的统治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中美贸易战，就可以知道所谓“结构性改变”有多么困难。别的不说，就说网络媒体，中国能全部开放吗？如果谷歌、脸书和其它美国主流媒体，都可以像企业那样在中国正常经营，那不就是毛主席可以被骂，共产党可以被批评了？ 美国向中国媒体开放，中国也向美国媒体开放，看起来很对等，其实不对等。因为一个骂不倒，一个却可以被骂倒。中共领导的报纸，现在就在美国公开发行着，但它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放在超市地摊上，任人免费捡取，就像一滴口水吐在大海里，掀不起一点风浪。中宣部就是把整个纽约时代广场包下来做广告，除了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愚蠢外，还能起什么作用？中国可以把天安门广场让别人包下来吗？自家几个学生占着喊几句口号，就“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地呼天抢地，受不了了。所以，中美贸易战既不是单纯的平衡贸易赤字那么简单，也不像阴谋论所说的那么复杂，是一方处心积虑地要整死另一方。更可能的是，双方存在“结构性”的差别，而且一方的“结构”容易调整，另一方的“结构”很难调整。一调，就可能要命。中国外交部一再说，要考虑对方的“核心关切”，这是不是正是中方的“核心关切”？
亨廷顿讲过“文明的冲突”，不那么“政治正确”，常被人诟病为种族主义。但亨廷顿更敏锐的地方，是他讲技术进步全球化等趋势带来的文明间的交往，不一定只带来同化、和谐、普世价值。相反，它也可以加剧文明的冲突。两个不同的人，各居一方，老死不相往来，再不同，他们起不了冲突。时代进步地球变小，他们有了见面的机会。但他们的见面，带来的未必是互相理解，也可以带来互相误会，互相猜忌，互相冲突。中美贸易战，讲到底就是这样两个人的见面。或者说，是把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硬放到了一个体系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美打不了贸易战。现在，双方打得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两边都在放狠话，一边说要“脱钩”，另一边据说准备“吃草”。其实，都是讲讲而已。对中美双方来说，都已为时太晚，回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了。面对中英“鸦片战争”后的国势日衰，李鸿章曾感叹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美贸易战，虽称不上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至少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局”将变向何方？看来和李鸿章时代一样，向后变的可能性不大，总还是要向前变。
陈翰圣，2019年9月2日
我觉得，先也不要提民主了。先回到改革开放之初时，提出的“要建立制度”。在这里习近平执政之初建立那么多小组，其实就是带头破坏制度。应该先把习近平费了。重回建立制度，然后就是遵守法律，执行制度五十年，然后再搞民主。
否则天朝总归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历史重复演绎，破坏性很大。
如果稍微深度联想一下，国民有独立而不完全受官府控制的经济力量就跟国民拥有有效的个人抵抗官府暴力侵害的能力一样，最终会危及朝廷轻松愉快“砍脑袋、打屁股”式“坐江山”的安全性。
“公有制”和“禁菜刀”一样，是商鞅以来“弱民强国保朝廷”的根本统治术。统治者的“开放”只想要西方的现代硬技术，而绝对恐惧和排斥包含并孕育这些技术的软文明。其结果可想而知。